[摘 要] 毛泽东历来对干部特权深恶痛绝，坚决反对。他不仅把加强思想教育作为固本培元之举，反复要求党员干部必须牢固树立并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和权力观，决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并始终率先垂范，绝不允许子女亲友享受特权；而且执法如山，严惩一切利用职权实行贪污腐化的犯罪分子，对党员干部更“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关键词] 毛泽东；反对特权；权力观；从严治党；反腐倡廉
[中图分类号] A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7)12-0058-10
毛泽东历来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深恶痛绝，坚决反对。所谓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有些领导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如不坚决改正，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1]332 。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与腐败问题具有内在的联系，如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会演变为腐败现象[2]。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反腐倡廉建设，还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3]94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反对和克服干部特权问题的思想与实践，必将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并践行正确的权力观，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一、固本培元：共产党人要牢固树立并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和权力观，而决“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把思想教育作为固本培元之举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在他看来，要解决干部特权问题，首先必须加强对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使其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确立用权为民、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和权力观，增强抵御特权和腐败的自觉性。早在1927年人民军队初创时期，他就强调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而且要求部队必须遵守“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不拿群众一个红薯”的“三大纪律”，后又加上“还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伕、请来伕子要给钱，不打人不骂人”的“六项注意”[4]222,233。1928年4月，他在对部队进行纪律教育时，进一步宣布和解释了部队必须遵守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1929年底，他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明确规定，红军必须实行“官兵生活平等（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不是剥削阶级，士兵不是被剥削的阶级）”，坚决“废止肉刑辱骂”[5]106-107，并重申红军必须遵守“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规定，坚持军民团结。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有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和比较大的发展。为了防止和克服党内的特权思想，毛泽东不仅反复强调“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6]809“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7]243，而且明确要求“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8]522，陕甘宁边区政府“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9]335。1945年，他更把“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作为我们党的“唯一的宗旨”。
在我们党即将夺取全国胜利之际，毛泽东及时地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必须“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10]1438-1439,1443。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语重心长地指出：“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11]325-326 1957年上半年，毛泽东发动了旨在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反对和防止脱离群众的特权行为滋生的整风运动，并在他修改审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领导干部一定要“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尽管“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12]354-355。同年5月，他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又专门讲了“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的问题。并强调：“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12]378直到1968年，他依然坚定地认为，我们的权力“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13]208，要求全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干部特权问题的危害性作了深刻剖析。他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14]265-266 并说“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11]324-325
1964年7月，毛泽东主持讨论修改定稿《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就当时的认识水平对苏联的特权阶层问题进行了分析。该文认为，当时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广大的苏联工人、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对于特权阶层的压迫和剥削是十分不满的。尽管这些分析难免带有时代的烙印，但当时苏联特权阶层的存在和发展及其导致的党群、干群关系疏离，引发了广大人民和基层党员的失望、不满和愤怒，也使苏共失去了人民群众和基层党员的拥护和支持。苏共亡党亡国的现实证明了毛泽东反特权思想的远见卓识。
二、率先垂范：身居高位但始终坚持艰苦朴素作风，绝不允许子女亲友享受特权
毛泽东不仅反复告诫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决不搞特权，而且身体力行，克己奉公，绝不搞特殊化。他在生活上的勤俭朴素甚至艰苦，至今仍为人们所耳熟能详并衷心叹服。战争年代如此，和平年代亦是如此。井冈山时期，他和红军战士一起吃红米饭和南瓜汤，都是每天五分钱的“伙食尾子”，并且经常脚穿草鞋，身背粮袋，同战士一起运粮上山。按军部规定，他晚上办公点灯可以用三根灯芯，但为了节省灯油，他坚持只用一根灯芯。1939年冬，萧劲光同志单独为他添加了一床棉被、一套新棉衣，他断然拒绝。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虽然身为党和国家的领袖，但依然公私分明，日常生活支出都是用自己的工资和稿酬，从来不占公家便宜，不搞特殊化。他在饮食上简单、随便，主食是糙米加小米、赤谷或红薯、芋头一类；副食为辣椒、青菜、豆腐、芥菜，有时加碗红烧肉，从不吃牛奶和任何补品。1959年底，他鉴于我国生活资料匮乏和全国人民吃不饱饭的困难状况，向身边工作人员宣布：我们要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在1960年全国上下共渡难关之际，他曾经7个月不肯吃一口肉，有时工作一天只吃一盘马齿苋或炒菠菜，以致因缺乏营养而患了浮肿病。至于衣着，他的衣服、鞋袜总是补了又补，补丁摞补丁，难得有一套像样的衣服。
特别是，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始终保持着严于律己的品格，坚持着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当一些同志酝酿为他祝寿、并提出要宣传毛泽东思想时，他说：“生日决定不做。做生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还说：“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15]212 1944年，他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谈及李自成的教训时说：“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15]241
毛泽东在严于律己的同时，对亲友和子女的要求也十分严格。他虽然对待亲友故旧非常热诚，关怀备至，乃至给予力所能及的资助，但始终坚持着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为亲撑腰的“三不原则”和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的“四不态度”，绝不利用职权为他们谋取特殊利益，绝不允许他们享受特权。1954年4月，他特意致信石城乡党支部和政府：“我的亲戚唐家圫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15]481对于子女，毛泽东的要求更为严格。大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国后，毛泽东先后将他送到农村和工厂参加劳动，要求他与农民、工人打成一片，真正成为劳动人民的一员。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又将新婚不久的毛岸英送到朝鲜前线，年仅28岁的毛岸英在美军飞机空袭中壮烈牺牲。当他得知这一噩耗时，其悲痛难以言表，还反过来宽慰并告诫彭德怀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16]305。
毛泽东以身作则，廉洁自律，为我们全党树立了光辉榜样。对此，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中国的官僚势力和特权没有发展到苏联那种程度，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分离和冲突没有那么尖锐激烈”，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毛泽东个人的巨大权威和声望。毛泽东对官僚制度和官僚深恶痛绝，再加上他和群众的特殊关系，都起了反对官僚机构势力常规化和制度化的作用”[17]292-293。
三、建章立制：建立和完善各种制度尤其是民主集中制和监督制度，抑制和克服特权与腐败现象。
毛泽东认为，为了防止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由于受到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有可能利用国家机关和手中的权力独断专行、脱离群众、脱离集体领导、实行命令主义、破坏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甚至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等特权现象的发生，所以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各种制度，保证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不重犯，或犯了也易克服。”[18]95因此，“必须注意一面检查，一面建设。把不适合于目前情况的组织形式、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加以改变，建立起适合新的情况的组织形式、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19]119。
（一）坚持和加强民主集中制与党的集体领导制度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根本制度。毛泽东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特别是“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20]291，294。他十分重视发展民主对于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的重要作用。他指出，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20]293他同时认为，民主有“大民主”与“小民主”之分。“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的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要知道，在人民方面来说，历史上一切大的民主运动，都是用来反对阶级敌人的。”[12]160-161当然，“有些地方不实行小民主，任何民主都没有，横直是官僚主义。这样逼出一个大民主来了，于是乎罢工、罢课。我们不提倡罢工、罢课，提倡在人民范围之内的问题使用批评的方法来解决” [20]88。“但是这种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 [12]237-238 。在这里，毛泽东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发展民主的重要性。
集体领导制度是民主集中制在党的各级领导机构中的具体运用。毛泽东一再强调：“集体领导是我们这一类型的党组织的最高原则，它能防止分散主义，它能防止党内个人野心家的非法活动（如像中国的张国焘，苏联的贝利亚），因此必须特别强调和认真实行党组织的集体领导制度，而决不可以不适当地过分地去强调任何个人的英雄作用，决不可以使共产党员由满腔热情地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21]407
（二）建立健全信访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十分重视信访工作。1950年11月，他在中央转发关于处理群众来信问题报告的批语中严肃指出，各中央局、分局并转所属各大市委、省委、区党委，“请你们对群众来信认真负责，加以处理，满足群众的要求。对此问题采取忽视态度的机关和个人，应改正此种不正确态度”[22]691。1951年5月，他进一步强调：“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23]164并要求，要设立专门的机构处理信访工作。1953年1月，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不仅强调必须向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分子展开坚决的斗争，“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各级党委应有决心将为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以惩处和清除出党组织，最严重者应处极刑，以平民愤，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21]10。他特别强调人民来信问题，并以当时山东省人民政府积压7万多件人民来信没有处理为例，要求必须“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21]10。
（三）建立健全监督制度
毛泽东强调，要切实克服特权乃至腐败现象，既需要加强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加强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外部监督，要“内外夹攻”。1941年，他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指出：“共产党是真心实意想把国事办好的。但是我们的毛病还很多。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6]810 1945年7月，他在同黄炎培先生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时更明确提出，只有“民主制度”才能真正解决特权和腐败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因而必须把民主政治与廉洁政治统一起来。他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24]610就是说，共产党要跳出历史周期率，就必须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开展批评、监督、检举、揭发，以坚决反对并彻底克服党和政府内的消极腐败问题。
建国以后，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内外夹攻”的思想。在他修改定稿的八大文献中，充分体现了他对党内党外监督高度重视的思想。党的八大政治报告明确强调，为了同官僚主义作有效的斗争，我们必须同时从几个方面加强对于国家工作的监督，一是必须加强党对于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二是必须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对中央一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地方各级政府机关的监督；三是必须加强各级政府机关的由上而下的监督和由下而上的监督；四是必须加强人民群众和机关中的下级工作人员对于国家机关的监督[25]249。党的八大党章不仅确定了党的监察委员会的组织形式及其职权范围，而且规定任何党员和党的组织都必须受到党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监督。毛泽东还提出，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12] 235他要求“共产党要永远与非党人士合作，这样就不容易做坏事和发生官僚主义。”[23]14对于舆论监督，毛泽东同样给予了高度关注。他反复要求：“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同时，还“应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23]255。
四、执法如山：严惩一切利用职权实行贪污腐化的犯罪分子，对党员干部更要“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1929年12月，尽管红军正处于亟待大发展时期，但为了纯洁党和红军队伍，毛泽东毅然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明确规定，凡“政治观念错误，吃食鸦片，发洋财及赌博等，屡戒不改的，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5]90。1931年11月，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伊始，就把反贪污的斗争当作一件大事来抓，连续发布文件强调反贪污的斗争是执行苏维埃一切战斗任务不可分离的部分，苏维埃工作人员中如发现了贪污腐化消极怠工以及官僚主义的分子，民众可以立即揭发这些人员的错误，而苏维埃则立即惩办他们决不姑息[26]33，并作了具体严明的惩办规定。在随之开展的惩腐肃贪也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中，毛泽东非常重视对大案要案的查处。当时一些重大案件，如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的贪污腐化案、中央总务厅苏大工程所主任左祥云的贪污案、瑞金县财政部会计科长唐仁达侵吞公款公物案、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雩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熊仙壁等人挪用公款案，都是中央直接进行查处的。毛泽东态度坚决，义正词严：“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27]29
延安时期，毛泽东强调为了避免重蹈李自成等人的历史覆辙，必须厉行廉洁政治，严惩贪污腐化分子，尤其要严惩共产党员中的犯法者。1937年10月，毛泽东就“黄克功案”专门致信此案审判长雷经天说：“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9]39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对此案件作了认真研究，经中共中央同意判处黄克功死刑，并召开公审大会以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
新中国建国初期的“三反”斗争，更是毛泽东反对腐败坚决态度的充分体现。他一再强调，必须“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一切贪污行为必须揭发，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等的处理，从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直至枪决。”[28]524，535在“三反”运动中，“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29]147。当时被处决的刘青山、张子善分别于1931年和1933年入党，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过自己的贡献。但他们都在执政后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腐蚀，居功自傲，执权为己，贪污腐败，蜕化变质，成了人民的罪人。在公审刘、张前夕，有人反映是否可以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毛泽东严肃地回复说：“正因为他们两人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29]152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在惩治腐败问题上的严正立场和坚强决心。
“三反”运动是我们党执政以后自觉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党的腐蚀，保持共产党人执政为民、廉洁奉公本色的一次成功实践。它严惩了极少数罪大恶极的腐败分子，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人，教育了广大干部，增强了党和人民政府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威望，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仅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扶正祛邪的良好效果，而且其“严惩”的威慑力及其对促进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好转的积极作用，至今仍然为人们所称道。
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国家、民族、军队和人民公认的伟大领袖。虽然去世多年，但他关于反对和克服干部特权问题的思想与实践，对当下和将来践行党的十九大“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的决策仍然具有深刻、深远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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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邹立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