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永远无法打破的魔咒，关键是要破解那些妨碍经济变革和可持续发展的非经济因素。本文主要围绕几个基础性的非经济因素展开理论和实证分析，从中探索实现“中国式跨越”的可行路径。

一、为什么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非经济因素的作用会日益凸显?

关注经济增长的非经济因素，决不是要忽视经济活动本身的特定事实，而是强调经济体要实现在更高水平上保持良好运行，需要深入把握嵌含于其中的各种复杂的相关因素。实践证明，经济增长越向更高层次迈进，其运行过程越是具有复杂性、交错性和关联性，特别是经济与社会、经济与政治、经济与法律、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关联度就越高。因此，一个经济体在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由于各类关联因素的相互制约，推进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始终是艰难的。

在19世纪以前，处于农业社会的各国人均收入差距均不明显，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和增长方式比较简单。但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各国人均收入差距开始逐渐扩大，所依赖的增长动力和积累要素表现得愈发复杂。许多经济学家都曾经预言过，在最近100年里，世界经济总体趋势会不断增长，但由于各国人均收入差距拉大，所以中等收入国家的数目必须减少。根据世界银行的相关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半个世纪里，一些具有赶超潜力的经济体中，最终只有13个经济体进入了高收入阶段，其中8个来自西欧周边国家，另外就是亚洲的“四小龙”和日本。目前，全球大约90%的中等收入经济体都还没有进入高收入群体。

为了探究出现这种境况的原因，自2006年开始，世界银行在有关东亚经济发展的报告中使用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用以表述此类经济体在增长中出现的长期停滞状态，并得出结论——“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在近十多年来，对此说法，学术界有不同看法，如罗伯特·巴罗和阿玛蒂亚·森等经济学家就不承认这种现象的存在，但“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已成为政策讨论中不可忽略的议题。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标准，人均国民收入低于104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介于1045美元至4125美元之间为下中等收入国家，在4126美元至12735美元之间为上中等收入国家，高于12736美元的为高收入国家。根据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相关统计数据，目前处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的48个经济体中，有20个已受困其中达16年，有些甚至长达四五十年之久，未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真正在20年内实现由中等偏下收入向高收入跨越的，只有前面提到的十几个国家和地区。问题是如何分析产生这种经济发展现象的主要因素，从中得出哪些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呢?

长期以来，经济理论主要关注经济活动的三个领域，即与特定市场的运行(如劳动市场、商品市场及金融市场)相关的，称之为“微观经济学”;与整个经济运行相关的，称之为“宏观经济学”;与世界市场运行相关的，称之为“贸易理论”。这些理论涉及的各类范畴就是经济的基本因素。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对于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许多经济学家把投资拉动和贸易看作经济增长的“引擎”，强调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是促进增长的主要力量，被放在了经济增长分析的中心位置，而技术变化等因素最初仅被看作是一个外生的过程，也就是处于经济激励影响之外的一个过程。然而，许多经济体发展的实践证明，光靠投资、土地、贸易、能源资源禀赋和廉价劳动力驱动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且这种状况下，经济难以向高生产率导向的增长模式转变。因此，一些经济学家基于对影响投入和产出关系的一系列特征的深入研究，使用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缩写为TFP)来度量和分析经济增长问题。在这里，全要素指的是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若用计算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之内的效率方式，就是把用于生产的资本、劳动力、科技以及政府政策的改进等所有相关投入要素综合考虑在一起。如科伦诺和罗德里格斯等把工人平均收入的跨国差别分解为几个部分，分别归因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差别，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差别能够解释工人平均收入增长率跨国差别的大约60%，甚至80%到90%，特别指出了技术进步必然带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这一规律。然而，需要理解的是，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各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别呢?以往传统经济学对所谓的政治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等非经济因素敬而远之，因为这些因素不容易准确量化，也难以建立可信度高的计量分析模型。

进入21世纪以后，许多经济学家开始探讨传统经济学关注的重点之外的问题，比如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E·赫尔普曼所著《经济增长的秘密》一书，就深入到不平等、制度和政治领域，试图回答为什么不同国家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差异之大和不同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的不同等问题。他认为：“最近涌现出的有关制度和政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大量研究明确显示出这些社会结构要素的重要性。”如果追溯得更早一些，在当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当中，也有致力于将经济学理论拓展到传统意义上非经济领域的，比如芝加哥大学的加里·贝克和乔治梅森大学的詹姆斯·布坎南，他们认为，倡导经济学不应局限于一个特定主题如金钱或财富的研究，而要应用到更为广泛的人类行为之中，如政治、官僚行为、种族主义、家庭以及生育率变化等。有的学者还认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问题在于忽略了古典经济学的社会基础因素，19世纪以后“经济学”取代了“政治经济学”，将经济活动简化为功利最大化的“经济人”理性计算，恰恰反映了该学科核心内容的局限，在分析预测经济大事变时失去预见力。

事实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其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是不同的，在低收入阶段主要靠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就能够促进经济迅速增长的动力因素，而这种因素，在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后便会失效，原有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优势就会渐渐消失。而为了迈入更高水平的增长阶段，人们需要对所有投入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利用效率进行细致考察，例如从经济领域内部和外部寻求可持续性替代政策，以全方位开发新的增长动力来驱动。有关这一思考，可以从《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与《东亚奇迹的反思》这两本书中找到答案。前一本是1993年9月由世界银行出版的，书中选择了东亚8个当时表现良好的经济体(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的台湾和香港，以及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认为“东亚奇迹”包含的基本因素有：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高储蓄率和投资率;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如良好教育和较高识字率);任人唯贤的官僚体制;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低(如贫困减少);出口导向;成功的工业化;外商直接投资(FDI)以及相关实用技术的转让等。后一本是由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经济学家于2001年编著的，该著作抓住从奇迹到危机再到复苏几个关键时期，对东亚经济体过去40年发展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分析，书中还编入了中国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从中可以看到，他们对东亚经济体由主要靠物质资本和人力成本要素快速积累向全要素生产率及社会政策配合转变的分析思路，以及这个过程的差异性和复杂性。说明新旧增长动力机制的转换、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表面上看是经济问题，实际上则是社会政治问题，而全社会系统性创新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如果这方面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的经济体，就可以在提高全要素经济效率和活力上寻求新突破，培育起经济发展可持续的新优势，从而迈进高收入阶段，否则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因此，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非经济因素的制约作用日趋凸显，“中等收入陷阱”在本质上更多地是社会政治方面的而不是单纯经济方面的“陷阱”，能否成功跨越这一“陷阱”，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社会政治领域改革的成效。

二、破除阻碍新发展动力成长的那些非经济因素是摆脱“陷阱”的关键

经济发展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国民的基本物质需求得到了满足后，便开始追求更高质量的社会生活，对工业消费品和各类服务的要求将从低端进入中端或高端。然而，如果在这个阶段，产业结构没有得到及时调整，或是产业体系无法升级，那么其所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国民所需要的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和生活用品将不得不依靠从发达国家进口来满足，进而导致本国传统产业衰退、失业率高发和经济无法进行可持续的资本积累，面临着既丧失了依靠低劳动成本发展制造业的传统比较优势，也难有能力抗拒发达经济体在高技术领域竞争中的双重压力。而要改变这一切，就必须培育新的发展动力，深入到社会动力(social dynamics)系统的关键领域，通过推进制度改革和提升制度绩效、推进教育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开发、缩小贫富差距、增强文化“软实力”等，及时转换增长的动力机制。这是“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成功经验，也是已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主要教训。因此，有必要对此做些具体的分析：

1.推进制度改革和提升制度绩效，破除不合理的制度积弊。制度设计是影响一国改进和开发新技术的动力。许多研究拉美和亚洲问题的学者，都发现制度缺陷是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其中所指的“制度”语义范围比较广泛，既包括政治制度，也包括产权制度、财政制度等涉经济的法律制度，同时也包括习俗、规章、政策等。根据塞缪尔P·亨廷顿的观点，政治制度包括道德和结构两个范畴，政治制度薄弱的社会缺乏能力去抑制过分的个人或地区性的欲望。在他看来，评价制度好坏的标准关键在于看其适应性，而不在于制度的威权性与是否民主。道格拉斯·诺斯等制度学派代表人物则认为，“能够很好地保护产权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分权化的市场经济制度，是促进有效适应能力的制度框架的首选。”发展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减少不确定性和推动投资、激励创新以及提高效率。然而，由于拉美国家自传统社会及殖民地变迁以来，又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民主化浪潮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移植，其社会政治稳定一直受到各种错综复杂因素的影响。其时，拉美的许多国家军事政变频生、政权更迭不断，因侵犯公民财产权而致使资本外逃。亚洲的马来西亚和泰国也常常因受制于本国制度的不完善和利益集团侵蚀，影响投资者长期的投资信心。这些因素对经济持续发展特别是对长期投资的保护无疑都是不利的。

在此方面，有三个分析框架应当予以关注：第一个是曼库尔·奥尔森提出的分利集团理论涉及的问题。奥尔森把利益集团的形成和经济增长直接联系在一起，在分析一个社会能否通过有组织的集团之间的协商建立一种合理且高效率的经济问题时，他认为从总体上稳定的国家比不稳定的国家更加繁荣，但稳定中最终形成稠密的分利集团网有害于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而社会不稳定同样有害于增长。众多维护既得利益的集团降低了社会决策的速度，建立了社会准入壁垒，减弱了一个社会采用新技术和面对新技术革新时重组的能力，于是最终减缓了经济增长，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也因此不断下降。尽管对奥尔森的推论有某些争议，但他的分析方法对认识既得利益固化和分利集团危害等问题是具有参考价值的，比如人们常用“分蛋糕”的例子来说明奥尔森所言的分利集团如何造成经济停滞和国家衰落。实际上，那些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民粹主义兴起以及社会垂直流动渠道闭塞的问题。第二个是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所提出的制度二分为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的理论。他们认为，包容性增长和汲取性制度都能够产生经济增长，关键是经济增长能否持续，汲取性制度不能够持续，只有包容性制度才能实现长期经济增长。其中有些观点对我们从制度建设角度分析“中等收入陷阱”特别是腐败危害的问题，也是有启示的。第三个是罗伯特·帕特南提出的制度绩效理论。该理论认为，制度是达成目标的工具，而不仅仅是达成共识的工具;一个高效的民主制度应该既是回应性的又是有效率的，对选民的需要应当很敏感，同时在应用有限的资源解决实际问题时应更有效率;要使用与公民密切相关的具体事项来衡量制度绩效;经济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与高效的公共制度是相关的，自愿性合作(如轮流信用组织)依赖于社会资本的存在，社会资本提供了政府和经济的绩效，所以他坚持强社会、强经济、强国家的构建模式。一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后发国家之所以出现长期经济停滞，也同制度绩效和治理能力得不到提升有很大关系，从中我们可以研究如何保证制度的有效性，探索有效的治理方式摆脱发展的困境。

2.推进教育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开发，破除创新能力不足的短板。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和积累的一种重要机制，生产率加权的学校受教育年限为统计人力资本存量提供了依据。一个经济体在低收入阶段，尚可以凭借优势的自然资源禀赋和低素质的劳动力来实现经济增长，但是到了中高收入阶段，经济增长更多地要靠人力资本开发和高素质劳动力尤其是科技创新来驱动。对此，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费尔普斯指出：“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基本进入现代化以后，就不只是生产现有的某些产品和服务，而更多地转向构思和实践新创意，试图创造过去不能生产甚至从未想象到的其他产品和服务。”一些学者在分析拉美经济落后的当代根源时，从教育和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将拉美国家与发达国家以及东亚实现中等收入跨越的国家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投入不足和质量不高，不仅阻碍了拉美国家的社会流动和经济繁荣，而且阻碍了拉美国家全面消除贫困的步伐。据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美洲教育振兴合作组织的统计数据，拉美地区中小学的入学率一直偏低，教育质量通常也比较差。如墨西哥和巴西的入学率分别仅相当于韩国、西班牙、美国的一半左右或是四分之一，教育质量在拉美首屈一指的智利，仍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拉美国家的教育发展不均衡，富人选择质量有保证的私营教育，尽管穷人的子女都有接受10年至12年不等的公立免费教育，但教学质量普遍较低。另据经合组织、拉美开发银行等发布的《2015年拉美经济展望》报告，拉美地区中学教育与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水平有较大差距，教育质量低下使拉美地区劳动力市场难以找到与企业技能要求相匹配的员工。

在亚洲，日本和韩国之所以能分别在10年和8年内迈向了高收入阶段，其中重视教育和科技投入是一个重要因素。日本的教育投入自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就一直保持在国际公认的水准4%以上，教育的大发展为日本产业结构迈向高端化奠定了稳固基础;把“科学技术创造立国”作为战略加以实施，在研发支出上保持占GDP的3.4%。韩国自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制定义务教育计划，强调教育均衡发展，到了60年代实现普及小学教育，70年代普及初中教育，80年代普及高中教育，90年代普及大学教育。1997年教育预算占韩国政府总预算比例达23.9%，占国民收入总值的4.4%，现在已超过5%，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当中位居前列。同时，为配合工业结构升级，韩国政府还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为防止教育领域不平等，韩国政府大力推行“教育平均化政策”。在研发支出上，韩国也保持在占GDP的3.36%的高水平。这是韩国适应科技革命趋势、每一次大规模产业结构调整都能顺利实现的主要原因。与此相对照，我们不难发现，马来西亚和泰国之所以长期停滞在中等收入阶段而不能有所突破，教育储备不足、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滞后、科技创新没有重大突破是主要原因。实践证明，对于发展中的经济体，不断提高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素质，加大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步伐，是助力可持续经济增长、提高增长质量的基础性措施。

3.更重要的是遏制贫富差距扩大，破除不平等对内生动力的束缚。贫困问题从本质上说就是不平等问题，对于一个国家内部存在的不平等是否会降低它的经济增长速度，学术界历来存在争议。在这个问题上，经济学家主要论述的是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尽管经济学创建并广泛应用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等来衡量收入不平等程度及其来源，西方社会学家似乎比经济学家更注重兼顾社会公平(在效率与公平的博弈上)，也更认同不平等会限制经济增长。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最早就“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影响巨大的“库兹涅茨曲线”，即人均收入和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的倒U字形关系。他认为，在工业化发展的初始阶段，不断增加的人均收入会导致收入分配状况恶化，而在发展的后续阶段中不断增加的人均收入将导致收入状况的改善。但是后来一些经济学家通过对一个国家内部的这两者关系的研究中，却得出否定的结论。2013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他所著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深入探讨了劳动收入不平等和资本所有权不平等的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不平等的直接后果就是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两极分化加剧。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国家，那么就会使之变为“脆弱和衰败的中等收入国家”，并有很大概率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媒体已有大量披露，这里仅做一个对比分析。例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是中等收入国家比较集中的地区，早在20世纪70年代，智利、阿根廷、巴西、委内瑞拉等8个拉美国家就已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至今多数国家的经济仍处于停滞徘徊中。只有智利于2011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2350美元，基本进入世界银行当年高收入国家12476美元的门槛。智利的基本经验就是在保持经济增长稳定高效的同时，注重兼顾社会公平，医疗和教育体系完备、政治和司法环境稳定，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数据显示，2000年到2015年间，智利日均生活费低于4美元的贫困人口比例已从26%降到7.9%。而其他大部分拉美国家仍有大批贫困人口在等待政府将他们拉到贫困线以上，贫富分化和社会问题严重。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经委会的调查表明，2014年拉美贫困人口总数为1.67亿，其中赤贫人口数达7100万，自2012年开始该地区赤贫人口比例不降反升，加上非正式就业比例高达51.3%(秘鲁和墨西哥分别高达68.8%和57.46%)，返贫率较高。就拉美大国巴西的情况看，据巴西地理统计局的数据，该国2015年底的失业率为8.5%，2016年底为11.5%，目前全国有1400万人失业，陷入所谓“无就业微增长”困境。

4.加强公共领域社会资本积累，防止文化软实力不足影响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后劲。许多研究成果都证明，现代经济生活的精髓在于法律法规和契约文化的兴起，在于社会资本尤其是公共领域社会资本的广泛积累，这是创造现代繁荣所需要的信任价值的基础因素。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思·阿罗说，“信任和与之类似的价值观，如忠诚、诚实等，都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外部性’(externality)，它们是产品，有着真实而实用的经济价值;它们提高系统的效率，能使你生产更多的产品，或产生更多你所重视的价值”。近20年来，文化对创造经济繁荣的积极作用也日益为人们所重视，许多学者认为，一个经济体社会内部规范和价值观的共享程度，具有巨大的且可以衡量的经济价值，高信任的匮乏则会让经济徘徊不前，缺少持续社会动力。产生此类问题的根源是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所说的“社会资本”的匮乏，即群体或组织内部的人们为了某些共同目标而合作的能力。科尔曼认为，除了技能和知识之外，人力资本很特别的一部分是人们构建相互联系的能力，这一点对于经济生活至关重要。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对欧美发达经济体和亚洲高收入国家深入分析基础上，得出结论：“对于塑造着社会的工业经济的本质，社会资本有着深刻的影响。如果在同一行当中工作的人们因为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体系而互相信任的话，那么商业成本就会降低。这样的社会更能够在组织结构上实现创新，因为高度信任使各种社会关系得以形成。”根据坎波斯和罗特等学者的分析，当年亚洲“四小龙”之所以领先拉美国家率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亚洲的政治领袖们能够执行共同发展的政策。他们认为，亚洲工业化的崛起表明，要想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国家领袖必须要成功地让选民相信：现在虽然会做出一些牺牲，但将来一定能够得到丰厚的回报，从而激发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热情。另据担任巴西OBH公司董事长的詹姆斯·戴尔·戴维森的分析，作为经济增长数次领先世界的“希望之国”巴西迟迟迈入不了繁盛之路，除了经济政策、资源依赖等经济方面原因外，腐败问题、官僚作风、消费信用滥用等是主要原因。在巴西，民用项目开发常常遇到阻力，“原因就在于民用福利项目不会给官员带来私人利益。”相比之下，对于那些盈利性项目，如商业办公区、公寓楼、商业零售设施、音乐中心等会带来更多经济利益。“因此，那些身居要位的官员通过为土地所有者、开发商和承包商提供便利就可以获得大笔的钱财。”其次，在巴西开办公司，不仅耗时无度，而且手续复杂，开办一家新企业平均需要120天，这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仅仅需要两周甚至更短时间，当代巴西的许多事例印证了低效率的官僚作风对经济发展的抑制。再就是，巴西人沉湎于美国式消费模式，但并没有现代经济体所要求的消费信用状况报告，存在债务违约不断增加的问题，据信用评级机构Serasa Experian的独立分析，在2011年6月债务违约率就上升了23%。

可见，由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有效的社会资本积累和文化建设也是非常必要的条件。社会组织化和信任度低、有机团结性不足、行为“失范”加剧，必然会引起社会舆论和不稳定，使得经济发展呈现出大起大落的状态，陷入长期的停滞徘徊期，这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非经济因素。

三、从非经济因素看“中国式跨越”的可行路径

根据已公布的权威数据，201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865万亿美元，人均为7900多美元;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4.41万亿元人民币(折合美元达11万亿之多)，人均超过8000美元。这说明，目前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偏上水平。

对于中国在经济上如何实现向高收入繁荣阶段的跨越，许多经济学家都提出了真知灼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林毅夫教授是最早对此做过系统理论分析的中国经济学家，他于2012年出版的《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一书，以“新结构经济学”和GIFF框架回答了中高收入国家如何打破中等收入魔咒。在他看来，中国跻身高收入国家有独特优势，即使外部经济条件相对不好，出口增长疲软，在有8%增长潜力的条件下，依靠国内的投资和消费也有条件和能力在“十三五”期间实现年均6.5%以上的经济增长，使我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近年来，认同中国有巨大潜力跃升高收入国家的学者明显增加，涉及的领域也更为广泛。那么，“中国式跨越”面临的风险和机遇何在?可行路径何在?

首先，从社会变迁趋势看，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2017年社会蓝皮书)的分析，全国居民人均收入持续平稳增长，收入差距逐步缩小，201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966.2元，是2010年的1.75倍，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实际增长8.9%;居民收入基尼系数逐步回落，2002年达0.472, 2008年高达0.491，但自2009年开始逐步回落，2015年已回落到0.462，在居民收入稳步增长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局面正在改变，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以农民收入为1)从2009年的3.333:1缩小至2015年的2.951:1;各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虽然较大，但差距也在逐渐缩小，2015年全国31个省(区、市)中，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为上海，达49867元，最低的为西藏，为12254元;全国31个省(区、市)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差异系数由2006年的0.285逐渐缩小到2015年的0.249，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差异系数由2006年的0.454逐渐缩小到2015年的0.336。同时，报告也分析了制约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因素。报告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中国社会发展进入加快建设现代橄榄形社会的新阶段”。另据美国康奈尔大学和中国北京大学经济学家最近联合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由于迅猛的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城镇化而急剧扩大后，在2010年左右达到拐点。该调查所列的数据是，1995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349, 2010年达0.533, 2014年回落到0.495。这两组数据的统计值略有不同，但都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呈现逐渐缩小趋势，在世纪各地许多经济体不平等现象加剧的情况下就显得格外引人瞩目，如果再加上农村贫困人口大量减少，到2020年所有贫困人口脱贫，实现“中国式跨越”是完全有可能的。

从长远看，我国还有几个社会制约因素亟待面对。第一是人口老龄化问题，据统计，60岁以上老年人的比例从2000年的10.5%上升至2015年的16.2%，截至201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22亿，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44亿，空巢老人的比例从2000年的38.9%上升到51.3%。研究显示，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人口规模大、增长速度快、峰值高、发展不均衡”等特点。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是随之而来的适龄劳动人口绝对数量的减少：我国从2011年开始劳动适龄人口相对减少，2014年开始劳动适龄人口绝对减少，已经出现农村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有限供给的状况。这就是学界常说的“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成本上升，供给失衡趋向平衡。研究表明，劳动力供给减少、人口老龄化加剧和劳动生产率下降，都是造成经济增长率下降、经济增速下滑的社会因素。因此，除了完善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推进老龄产业发展之外，必须加快发展中高等教育特别是职业技术教育，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创造新的人才红利，把重点放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上。第二是社会垂直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包括消除社会阶层固化和兼顾公平公正的问题。开放、包容和合理的社会流动性，是保持经济体充满活力和持续创造力的源泉，也是实现社会正义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与建设橄榄型社会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北欧的经验证明，阶级和阶层特权少，社会赋权平等，国家福利普惠程度高，并不一定就成为经济繁荣的阻碍因素，如果比较欧美各国在21世纪的经济发展状况，北欧四国的经济增长率并不低，创新能力也并不弱。根据2011年世界银行的数据，挪威、丹麦、瑞典和芬兰的人均GDP分别为98102美元、59852美元、57091美元和48823美元，这些国家的人均GDP水平在国际排名中分别居于第二、第八、第九和第十三位。因此，防止阶层固化、社会流动机制僵化的现象发生，避免社会结构分化加快与公平规范的平衡机制不相协调，保持健康合理的社会流动性，仍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解决的问题。第三是中产阶层成长缓慢问题。目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尚未得到彻底扭转，成为制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因素之一。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通俗地讲就是扩大中产阶层，如果中产阶层不能扩大，其成长不能与迈进高收入阶段相适应，那么扩大内需、产业升级仍然无法实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对此问题做过系统的分析，他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得出跳出这个陷阱的主要标志是培植一个庞大稳定的中产阶层，认为从社会结构来说，中国也产生了社会高度分化的现象。这个社会的特点是：中产阶层有成长“但其规模还是非常小，并且其制度基础极其微弱，除了少数可以和任何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相媲美的富人外，社会的大多数仍然是穷人”，还没有产生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在这方面，笔者认为现阶段应把重点放在“蓝领”阶层中产化上，如果2.8亿农民工中的大多数能够上升为中等收入者群体，那么建设橄榄型社会就会有坚实的基础。

其次，从创新能力提升看，任何跨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都是以提升大众创新力水平为核心要素的。畅销书《逃不开的经济周期》的作者拉斯·特维德于2015年出版的《创新力社会：如何赢得未来》一书，就以大量的历史事实解释了创新力与国家兴衰成败的关系。他的主要观点是，“古往今来，众多帝国和文明的兴衰起伏，都与创新力息息相关，能够充分激发创新力，国家就会繁荣强大，如果阻碍创新力的产生(很多有此倾向)，国家就会腐化灭亡”。目前，我国正在大力度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匮乏的时代已经过去，这是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关键所在。据统计，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达到6300万人，其中投入研发活动的劳动力人数达401.8万人，研发人员总量位居世界前列。2016年8月，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共同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已成为首个跻身前25位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但是，我国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仍偏低，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2.6%，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创新驱动和人力人才资源提升的空间还很大，自主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与发达经济体存在不小差距。因此，一方面应继续深化教育领域改革，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受教育程度，改变劳动生产率水平与经济发展阶段不相适应的局面。据统计，2014年我国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20%、韩国的30%。另一方面，应通过改革优化劳动力供给结构。一些学者的研究显示，我国劳动力供给结构问题尚未取得根本转变，培养出的劳动力与经济发展实际需求的人力资源存在明显错配，刚毕业的大学生就业率低，“白领”部分工种也受到技术替代影响，而“蓝领”由于缺少培训提升技能，只能从事低端工种的体力劳动，适应中高端产业发展的高技能人才十分短缺，尤其是难以造就高水平创新领军人才的“钱学森之问”，仍然是社会广泛关注的课题。

此外，在社会上，提高创新力还受制于一些根深蒂固的传统思维和陈旧观念的束缚。正如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所言：在实际生活中，不少中式文化的消极因素，至今无形制约着中国的创造力，人们往往不敢“为天下先”，不善于思辨和冒险创造，社会弥漫“官本位”的思想意识，善于遵循较为森严的等级制度而不敢或不能发表真知灼见。这些文化与传统意识特征，形成文化“软实力”的不足和感召力的欠缺，实际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在全球信息科技革命日新月异变化中的发展。这的确是个影响社会创新创造的“隐形杀手”，其实这个问题早已为人们所认识，关键是要解决价值观和社会评价体系的问题。创新不只是创造新的价值，也要淘汰落后的价值，它与因循守旧的僵化思维模式是水火不相容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特别是互联网的深刻影响，人们对新事物新业态的感知能力得到迅速增强，创新创意更多地纳入了社会评价和激励体系，开放包容的心态日渐成为主流社会心态。近年来有关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话语得以广泛流行，并上升为政府政策，各类创新实践得到制度性的激励，说明中国社会正朝着这个方向迈进。

再次，从完善公共治理看，通过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消除腐败现象，推进治理现代化，释放更多制度红利，是迈向高收入阶段的必经途径。如前所述的国际经验表明，发展中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社会财富获得迅速积累，但也是各方面矛盾积累、潜伏着风险隐患的时期，像贫富分化、环境污染、劣质商品等造成的社会矛盾纠纷大量增加，使得公共治理问题日益凸显，光靠经济发展已解决不了所有问题，必须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现代化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整合各方面力量共同推动，全方位优化治理体系，实现各领域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近年来，我国强化治理体系的协同性，以政党治理为突破口，带动和优化国家治理，实现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协同推进，具有一定制度优势。例如，全面推进反贪腐运动并加强对官员的问责，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执政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而且公共资源配置的效率的提高，也使制度绩效得到了优化。再例如，全国大范围推进政府“清单管理”模式中，已有31个省级政府公布本级部门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明示政府法定权责并划定政府权力边界，大大提高了经济和社会领域办事效率。特别是实行“负面清单”(Negative List)治理模式，激发了市场主体的活力，扩大了市场主体的准入自由，有利于减少市场主体的创新风险，激活实体经济的创新细胞。

当然，适应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客观需要，在完善公共治理上还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亟待解决。比如，如何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我协调、社区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以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如何提升城市和农村基层治理的精细化水平，探索建立基层各类服务型治理模式等，都是关系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性课题。一些发达经济体从新公共管理理念转为新公共服务理念，把服务而非管控作为治理的原则，把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作为主要手段，或者以公共服务外包填补公共服务缺失，目的也是为了提高公共治理的有效性。随着经济社会转型和改革向社会领域深入，我国各类社会组织进入了增长期。据统计，从2013年到2015年底仅3年时间，社会组织就发展到66.2万家，这是社会走向社群调节的新趋势，发挥其社会治理的积极作用，有利于促进社会事业发展和社会活力的发挥，也有利于推行“源头治理”和“底线保护”。另外，如何防止“福利陷阱”也是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进入高收入阶段必然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福利制度。在扩大有效社会福利保障的同时，也要汲取其他中等收入国家不切实际的福利政策带来的问题，如巴西在中等收入水平阶段就建立了属于发达之列的高福利政策，甚至在经济不景气情况下还推行举债发放福利，引发了激烈的社会矛盾。这些都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考虑的治理因素。

由上可见，“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已经成为政策谈论中一个比较流行的话语，尽管人们对其内涵的界定尚存在不同的理解，但本文认为这方面的讨论还是很有意义的。就如同国际史学界曾广泛探讨过的“大分流”问题一样，即：在18世纪亚洲和欧洲大体处于同一发展水平，都曾陷入亚当·斯密所说的农业经济“高水平平衡”陷阱，但从19世纪初两大经济体开始了“大分流”，最终是英国，之后是整个欧洲以工业革命的重大技术和制度突破摆脱农业陷阱而获得突飞猛进发展。一个经济体发展到一定阶段，原有经济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必然要陷于停滞徘徊期甚至可能出现倒退，如果在确定了良好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不从制度绩效、社会治理、精神文化等非经济因素寻求改革突破，就有可能导致长期陷入所谓的发展陷阱，尤其是社会政治领域的混乱。从世界范围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做到这一点就更加不容易，如果中国能够在未来成功迈向高收入阶段，那将会是人类发展史上又一个新的发展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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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曾 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