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之年，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深化之年。西部地区是我国贫困人口的主要分布地，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2015年国务院扶贫办的摸底调查数据显示：全国现有的7000多万贫困农民中，因病致贫的有42%、因灾致贫的有20%、因学致贫的有10%、因劳动能力弱致贫的有8%、其他原因致贫的有20%。西部地区的致贫原因则更为复杂，如地质地貌复杂、自然环境恶劣、自然灾害频发、地方病高发、缺少劳力和脱贫技能、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 找准贫困原因对西部地区早日脱贫具有重要意义。

一、地缘致贫型

2015年，西部地区耕地面积占全国的比重只有37%，而西部地区国土面积占全国的比重高达71%。相比71%的国土面积，西部地区的居住人口只占到全国的28%。可见，西部地区广袤的土地上耕地面积少，人口集聚力相当不足。(如表1所示)

西部地区80%以上的贫困县分布在大山、高原、沙漠、戈壁、裸岩、冰川及永久性积雪区域等，地形复杂多样。如云南省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84%;贵州省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87%，境内山高谷深，地面崎岖，素有“地无三里平”的说法，而且是我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陕西省高原和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81%;四川省境内，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的川西高原和平均海拔在800米以上的盆周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90.72%[1]。区位的劣势、恶劣的自然条件是造成西部贫困地区落后的客观原因。不沿海、不沿边、远离经济中心，资源要素不集聚、招商引资困难、发展机会少，因而难脱贫。

二、灾害致贫型

全国有超过一半的生态脆弱县和贫困县在西部地区。西部地区不仅生态环境最为脆弱，而且自然灾害发生率最高。这里干旱与湿润相互交错与过渡，气候类型多变。由于高原山地构造，岩溶地貌突出，江河切断、山高谷深，地势高低悬殊，泥石流、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年年发生，这也是导致当地居民脱贫后返贫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自然灾害等天然的、不可抗力的风险因子限制了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导致该地区陷入难以克服且无法跳出的贫困怪圈。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显示，西部地区发生自然灾害的可能性较高，危险性较大。(如表2所示)，2015年，西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数量占全国的19.8%，自然灾害受灾人口占全国的33.9%，虽比往年有较大幅度的降低，但从28%的人口占比来看，危险性依旧存在。各省市受灾情况如图一所示，其中云南、广西、四川等省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数量最多。受灾人口最多的也是云南、四川、广西，除了与当地地质环境有关外，与其总人口数较多也相关。

三、病残致贫型

因病致贫是“十三五”脱贫任务中最难解决的问题。“再穷也不能得病”“一人得病全家贫困”已成老百姓的口头禅。目前，我国还有2000多万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愈发严重，“小病熬、大病拖”，最终大病无法治愈却又花掉了家中所有积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大量存在。其中的原因包括：

一是基本的社会保障程度不高。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在“基本全覆盖”的基础上，并未随着物价的上涨而快速调整。有调查表明，基本医保制度在短期内无法达到80%以上的保障水平。

二是贫困群众看病的心理误区。农民自身观念存在误区，认为贵的药物就是灵药，本来不需要进口药物即可治愈的非要进口药物，但这些药物又不在报销范围内，这使得很多农民大病负担较重。

三是大病保险制度设计存在缺陷，自付比例较高。大额费用界定是以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为判定标准，自付比例较高。重大疾病医疗救助是在基本医保、新农合大病保障和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报销后才予以实施，且在重大疾病医疗救助上还设有用药、报销目录和救助封顶线等，这是农村贫困人口因病致贫的重要原因。

四是贫困地区农村医疗条件和农户的健康状况依然令人担忧。(如表3所示)，相对于全国水平，西部地区平均医疗卫生条件较好，大部分省市的居民因病死亡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其中有的省份，如广西、西藏、甘肃等基本医疗卫生水平相对滞后，有待政策倾斜。

五是医疗点不便捷。有病不能及时就医的原因除了经济困难外，还因为医院距离太远就医不便。调查显示，我国农村四类地区最近医疗点的距离平均在5公里及以上的比例为11%，而西部有些边远地区农村距最近医疗点的距离更达到30~40公里，甚至更远[2]。

六是医疗体系易造成贫困地区“脱贫难、返贫易”。一些医院过度追求利益，以药养医、小病大医等现象屡见不鲜，使患者看不起病，负担过重。

四、负担致贫型

西部各省市区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大，贫困发生率自然较高。由图2可见，西部地区人口出生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于全国水平1.6个百分点，多数省市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于全国水平。人口的增加必然带来生活成本的上涨，养儿防老等传统观念在贫困地区依旧存在，这样就导致贫困地区出生率依旧较高。

一是贫困地区子女上学问题。由于路远，不少学生被迫中途辍学。由于教育成本的增加让困难家庭花费一生积蓄只为孩子上学，养儿育女的负担重。

二是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就业问题严峻。无一技之长，从而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承担昂贵的生活成本，生活压力大，不得不陷入贫困僵局。

三是伴随着物价的上涨，建房成本不断攀升，扶贫搬迁工作与搬迁后续生产生活存在诸多矛盾，搬迁户无法实现脱贫。

四是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问题。父母外出打工，留守儿童在家乡长期缺乏关爱与教育，往往不是沉溺于网络，就是逐渐沾染恶习，甚至走向犯罪，这无疑会影响下一代致富求生的能力，容易形成“贫困—外出—留守—贫困—再外出”的恶性循环。年迈的父母孤身在家，缺乏关心和慰藉，靠简单的务农过生活，生病无人照看，“小病熬、大病拖”，最终造成一场大病以至倾家荡产。

五、能力致贫型

教育与人才是改变贫困最具持久力但同时也是培育时间较长的因素。教育问题是扶贫开发“短板”中的“短板”，教育，是扶贫中的关键点。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的累积是社会经济增长的源泉，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唯一途径。人力资本的积累靠人的素质的提高、观念的更新。但在西部地区其教育水平远远落后于中东部地区，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教育机会不均等。包含民族不均等和性别不均等。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受经济因素、语言障碍和其他意识影响，无法达到机会均等。西部地区教育条件落后包含物质条件较差和教师队伍素质不高。西部地区教育经费投入较少、物质资源配置也不均衡，又因为长期以来，国家对于进入西部民族地区师范学校学习的民族学生，给予了较多政策照顾，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因人才留不住，该地区教师质量短期内难能改观。加上该地区基础教育水平较低，文盲半文盲较多，特别是老弱病残等丧失劳动能力或缺乏一定专业技能的家庭因无法维持生计所以导致贫困[4]。

二是失学率较高且成因复杂。因家庭经济困难而不上学，因教育环境原因如无校舍、无教师、附近无学校等不能上学，因其他生活环境因素如家庭缺少劳动力，以及因病休学或自己不想上学以及认为读书不如早点工作而失学。

三是有效劳动力和人才缺乏。西部贫困地区由于分散封闭、贫困落后，已有的人才也被吸引到大城市，有效劳动力缺乏。然而，教育水平落后还不是导致西部地区人才缺乏的唯一原因，非常现实的问题在于：西部地区不仅不具备从外部引进人力资本的优势，同时人才流失又非常严重。西部地区经济水平持续落后、生活环境多年不变、事业发展前景堪忧，几乎无法吸引东中部的人力资本进入，更无法阻挡本地人才流失 。

六、市场致贫型

因西部贫困地区市场化程度不高，产业发展受到限制，加上全国处于经济转型、增长动力转换时期，西部地区仅靠传统的收入模式难以实现脱贫。

一是西部地区相对贫困的原因主要是重工业、商贸不发达，“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比较严重。目前，参与扶贫的金融机构数量仍然较少，金融供给不足;信贷技术与服务手段不完善，扶贫效率不够高;金融生态环境与政策体系不够完善，精准扶贫机制尚未健全。

二是市场经济下不确定因素太多。由于对市场估计不准确，容易造成向外扩张的蛛网效应，尤其是农产品的种植，不论是种类还是数量都难以准确掌握，因而农民增收乏力。

三是农民工工作不稳定，失业率居高不下。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动力的转变、制造业裁员等多方面因素让农民工不得不返乡，脱贫遥遥无期。(如图3所示)，西部地区平均登记失业率低于全国水平，只有四川的失业率高于全国水平。从纵向比较看，全国和西部地区各省市的失业率并没有明显降低。

七、观念落后致贫型

由于历史原因、民族习俗的不同，尤其是少数民族人口缺乏市场化、商业化的头脑，易安于现状，不愿尝试承担风险带来的收益，无法转变观念去摆脱贫困现状[4]。

一是过去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采和利用，造成西部地区生态环境退化，粮食生产量下降，进而造成越穷破坏越严重的恶性循环怪圈。

二是受旧的社会形态、文化传统影响。西部贫困地区旧的社会形态和文化传统等严重阻碍其经济发展，部分好的扶贫项目得不到当地农户的支持，贫困人口接受新科技、新思想的能力差，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对落后，发展商品生产、开拓市场的能力较弱。“等、靠、要”的思想还相当普遍，缺乏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勇于致富的劲头，以致国家向这些地区输送的科技人才和资金、项目在此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是保守封闭的生活方式和封建迷信影响。受传统落后思想影响，部分贫困地区农民“乐于天命”，崇尚“老死不相往来”的习俗。贫困地区大多数农民一生不外出现象普遍，他们不了解外面发生的各种深刻变化。即使部分农户或干部带头致富，也被普遍认为是“别人命好”。

四是传统的经济增长观作祟。为了促进一时的经济发展，大量消耗资源，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不可再生资源迅速耗竭、土壤肥力下降等一系列生态经济问题[3]。

五是特殊的但不免落后的生活习俗、民族习惯导致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以游牧区为例，地方政府斥资为牧民修建了定居点、配套了大量设施，但事实是可能游牧民族并不需要，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贫困问题。

六是慢性贫困、惯性使然。西部地区是贫困的重灾区，这些年来，政府不断加大了扶贫开发项目、资金的投入，但往往一些地区只能缓解一时的贫困，甚至可能返贫，贫困地区和人群没能实现自我革新、自我发展，贫困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3]。

八、基建滞后致贫型

西部贫困地区财政困难，难以支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社会服务设施、金融服务设施等的建设，农业生产能力低而不稳，饮水、交通、能源、通讯条件无法满足生产发展和经济开发的需要，难接受到经济增长的大中城市的辐射作用。在商品交易过程中，由于运输成本高，贫困地区商品失去了竞争能力。教育、卫生和能源等基础设施难以形成规模经济，其运行成本过高、效率低而难以为继[4]。

一是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要想富先修路”。然而西部地区乡村公路里程短，通村通组公路路面等级低，错车非常困难，又因年久失修，路况较差，多数行政村不能通畅出行。“交通难”导致农副产品流通难，农民增收难。

二是农村电网设施状况较差。如重庆万州区武陵镇的5个贫困村中虽已不存在无电村，但由于以前农村电网改造不彻底(只换电表，不换电杆和电线)，电损耗大，电压不稳定。

三是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乡村防洪设施缺乏，防洪抗旱能力弱。2014年前，万州区武陵镇的5个贫困村中还有4个村没有实施安全饮用水工程，自来水入户仅有283户，大多数群众还没用上清洁卫生的自来水。

四是人居环境条件差。万州区武陵镇的5个贫困村中危旧房还有94户，占贫困户的20.6%;建有沼气池的有586户，入户率14.29%，村中环境卫生条件差，居住环境不容乐观，5个贫困村还有4个村没有修建人行水泥便道，群众出行不方便。

西部地区是当下中国重点开发和重点建设的地区。认识这八大致贫问题存在，决非“唱衰”西部经济，恰恰相反，是“唱和”西部发展的交响乐。因为，只有认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才可以勇敢面对它，努力改变它。这将在我的另一篇文章中作交待。

[参考文献]

[1]赵 曦.中国西部农村反贫困模式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张道平.解决因病致贫要补齐医疗短板——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秘书长李晓林[N].中国县域经济报，2016-3-14.

[3]陈 静.新时期西部贫困地区致贫因素研究[J].知识经济，2013,(23).

[4]靳拥军.重庆市农村科技扶贫模式创新研究[D].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5]唐 建，刘志文.西部地区农村贫困现状、原因及对策探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4).

[责任编辑：曾 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