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是深受党和人民爱戴的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2005年、2015年，中共中央分别举行了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和100周年座谈会。由此，胡耀邦生平思想受到学术界关注。特别是2015年以来，随着习近平总书记的《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有关全面从严治党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的公开发表，胡耀邦党建思想研究在以往的基础上得以不断发展。本文力求在客观评述胡耀邦党建思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如何在新的历史起点深化胡耀邦党建思想研究略陈管见，以就教大家。

一、胡耀邦党建思想研究的历史回顾和现状分析

学术界对胡耀邦党建思想的认识和研究，事实上在胡耀邦病逝后治丧的日子里就开始了。1989年4月中下旬起，一些著名学者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的缅怀胡耀邦历史功绩的文章中，对胡耀邦党建思想及其重要贡献予以了关注。如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著名中共党史研究专家龚育之发表了《悼念耀邦同志 发扬“五四”精神》的文章，他在分析胡耀邦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所包含的几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后，指出胡耀邦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一党的指导方针的确定做出了重要贡献。胡耀邦“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为我们留下了重要的思想财富”[1]。著名中共党史研究专家、曾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廖盖隆在《巨星陨落 举国悲伤——记耀邦同志的巨大历史功绩》一文中提到，胡耀邦在总书记岗位上，以艰苦卓绝的精神和勇敢无畏的胆略，组织实施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中国的建设、改革、民主、开放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是同他做出的重大贡献分不开的”[2]。但随后一段时间里，研究基本上陷入停滞状态。以“胡耀邦”作为文章题目的关键词，在知网上通过搜索引擎查询可知：1990年，中国大陆报刊杂志发表胡耀邦研究文章为零。1991年至1993年间，《湖南党史月刊》等发表了4篇。1994年，《炎黄春秋》《百年朝》《同舟共进》《党史博览》《四川党史》《广东党史》《文史春秋》等发表了14篇。从1996年起，公开发表的文章才逐年增多。其中，田纪云、张爱萍、费孝通、于光远、李昌等高级干部和吴江、孟凡、沈宝祥等曾在胡耀邦身边工作过的学者的文章，特别引人关注，也加速了胡耀邦研究的回暖。

1989年至2004年发表的回顾和研究胡耀邦生平思想的近300篇文章中，大多为记述性的。其中，田纪云的《近距离感受胡耀邦》、郑惠的《胡耀邦对陈独秀评价的关注》、钟康模的《论胡耀邦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中的胆识和贡献》等近10篇文章与胡耀邦党建思想有一定的关联，但鲜见有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公开发表。2005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座谈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代表党中央发表重要讲话。这篇讲话高度肯定胡耀邦“为改革开放的实行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呕心沥血、奋斗不息，贡献了毕生精力，建立了不朽功勋”[3]，并用较大篇幅论述了胡耀邦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对党的建设作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正是在这次会议的推动下，胡耀邦党建思想开始真正进入学术研究视野。简要地说，胡耀邦病逝后特别是2005年以来，胡耀邦党建思想研究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关于胡耀邦对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历史贡献研究。一批传记类著作或当事人的回忆文章叙述了胡耀邦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所作重大贡献的史实。张黎群、张定、严如平、唐非、李公天主编的《胡耀邦传》第一卷(1915—1976)于2005年由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后，产生了较大影响，后经作者修订于2015年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了《胡耀邦(1915—1989)》三卷本。其中，第二卷和第三卷以史为据，叙述了胡耀邦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工作)、中组部部长、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设有主席制)、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取消主席制后)等职务期间，在组织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主持制定党内政治生活准则、推进干部“四化”建设、坚定不移反腐败等诸多方面的重大贡献。这类传记还有陈利明著《从红小鬼到总书记：胡耀邦》(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满妹著《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2005)等。高勇著《我给胡耀邦当秘书》(人民出版社，2016)，则以秘书的独有视角，生动地记述了胡耀邦致力于党的建设的事略。

此外，《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编，科学出版社，2012)，叙述了胡耀邦1975年主政中国科学院期间组织开展的重要工作及提出的深邃思想，以及“他以无畏的精神，奔放的热情，睿智的才华，高尚的品德”展现的“共产党人的崇高风范”[4] 1。这些叙述涉及胡耀邦对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书末以附录形式收入了《胡耀邦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等重要的文献资料;《胡耀邦在中央党校》(沈宝祥主编，中央党校出版社，2016)中的第一部分“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的日日夜夜” 和书末收入的“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纪事(1977—1982)”，记述了胡耀邦1977年起在中央党校5年的光辉实践。书中第二部分“中央党校人对胡耀邦的深情回忆”，收录了19篇回忆文章;何载著《冤假错案是这样平反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和戴煌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新华出版社，1998)，以丰富的史实记述了胡耀邦组织、领导平反冤假错案的重大贡献;沈宝祥著《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用具体的历史细节材料论述了胡耀邦作为真理标准讨论的提出者、组织者和领导者的重大历史贡献。胡德平的个人文集《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人民出版社，2011)所收入的文章《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等，对胡耀邦在1978年组织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1979年组织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及随后的真理标准讨论再补课中的史事和思想进行再探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论文方面，田纪云的论文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新华出版社，2009)、沈宝祥的论文集《亲历拨乱反正》(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等研究文集，以及《中共党史研究》 《毛泽东研究》 《决策与信息》等期刊发表的郑必坚《在胡耀邦同志身边工作的回顾和感言》、李正华《胡耀邦在拨乱反正中的历史贡献》、钟德涛《胡耀邦在〈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制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苗作斌《胡耀邦在新时期对〈红旗〉杂志的指导》等，也从不同角度论述了胡耀邦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所作的重要历史贡献。

2.关于胡耀邦党建思想理论观点的研究。从公开出版的学术著作看，李君如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建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第十二章中的“中共十二大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的提出”和“中共十二大关于党的建设的新部署”两部分，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胡耀邦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思想理论观点。钟德涛著《中国政党制度发展史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论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确立和建设、完善和发展问题时，阐述了胡耀邦的相关理论贡献。目前国内外尚无一本系统论述胡耀邦党建思想理论观点的专著问世。

从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看，迄今以胡耀邦为研究对象的硕博学位论文仅有17篇。其中，王学宏的《胡耀邦党建思想探析》(2007)，是首篇研究胡耀邦的学位论文。作者从宏观上对胡耀邦党建思想的形成历程、基本内容、历史地位、现实启迪等进行了初步论述。文章将胡耀邦党建思想的基本内容概括为12个方面，即(1)针对“两个凡是”理论方针，针锋相对提出“两个不管”;(2)大力倡导“四不主义”，努力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3)主张废除主席制、建立总书记制，确保党的集体领导和团结统一;(4)反对搞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运用民主法制的办法解决社会矛盾;(5)主张坚决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大力推进干部年轻化;(6)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7)严惩贪污腐败，珍惜党的生命线，维护人民根本利益;(8)以党的建设促进经济发展，以经济发展检验党建成效;(9)孜孜不倦读书、学习，以实际行动倡导良好的学风;(10)丰富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理论，完善多党合作制度;(11)明确提出党际关系原则，恢复和发展中外政党关系;(12)努力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身体力行为人民服务。这个概括是开创性的。虽然个别表述有待完善，但它毕竟是学术界第一篇对胡耀邦党建思想体系及基本观点进行尝试性概括的文章，其学术探索意义不可小视。周昱成的《胡耀邦管党治党思想研究》(2017)，是最新的一篇研究胡耀邦党建思想的硕士学位论文。周力陈的《胡耀邦思想研究——介于观念与体系之间的考察》(2017)，是最新的一篇系统研究胡耀邦思想(包括党建思想)的博士学位论文。其他多篇硕博学位论文的主题涉及到胡耀邦的执政思想、干部教育思想、统一战线思想、知识分子思想、青年工作思想等，有的是对胡耀邦党建思想某个方面内容的研究，有的虽不直接研究胡耀邦党建思想，但与此有一定关联。

从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看，此方面的研究论文仅10余篇，如李俊的《胡耀邦执政党建设思想探析》、王斌的《胡耀邦新时期党内民主思想初探》、李建峰的《论胡耀邦关于党的作风建设的思想》、陈艺伟的《胡耀邦反腐败思想初探》、钟德涛的《胡耀邦从严治党思想述要》、刘益飞的《党内政治生活的一笔宝贵财富——学习胡耀邦同志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论述》、钟道邦的《1978—1987：胡耀邦从严治党思想初探》等。另外，沈宝祥在《学习时报》 《南方周末》等报刊发表了多篇论述胡耀邦党建思想理论观点的论文，如《胡耀邦的反封建思想》《胡耀邦对思想路线建设的贡献》《胡耀邦一贯坚持实践标准》等。这些论文通过考察历史文献和胡耀邦著作，从不同角度梳理了胡耀邦的党建思想，认为胡耀邦的党建思想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发挥过重要的指导作用，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再认识价值。

从论文发表的数量看，相对地说，2016年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发表最多的年份。这无疑与2015年中共中央举行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和《胡耀邦文选》的出版密切相关。

以上是中国大陆研究的概况。我国香港2005年出版的胡应南等著《胡耀邦改革开放思想初探》，涉及到胡耀邦党建思想，但未作深入论述。张黎群等主编的《怀念耀邦》(共4集)，分别于1999年、2001年在香港出版。《怀念耀邦》是胡耀邦在各个时期的战友、同事、部属将自己所知道的胡耀邦的言行回忆记录下来的文字，其最大特点是真实。其中，陈野苹、曾志、李步新的文章《实事求是的典范 公道正派的楷模》和于光远的系列文章等所记述的史实，与胡耀邦的党建思想及卓越贡献高度相关。这些文章后来被收入胡德华编《我心中的耀邦》，2013年由北京的现代出版社出版。此外，香港出版的我国大陆学者盛平主编的《胡耀邦思想年谱》《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为胡耀邦党建思想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我国台湾出版的张玉法著《中国现代史》(东华书局，2011)等，简要描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耀邦作为党的重要领导人所担负的主要领导工作情况。

综上所述，由于胡耀邦多彩的传奇人生、卓越的历史贡献、崇高的革命风范和独特的人格魅力，在胡耀邦病逝不久后，学术界对他的生平思想特别是党建思想予以了深切关注。2005年起，胡耀邦党建思想研究步入正轨，2015年实现了新发展。总的来看，上述论著初步描述了胡耀邦党建思想的形成发展轨迹，勾勒出了胡耀邦党建思想的轮廓，揭示了胡耀邦对党的建设的重要贡献，使起步阶段的胡耀邦党建思想研究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当然，起步阶段的不足是难以避免的，主要是：第一，未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和开创的历史发展大视野审视胡耀邦党建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第二，未对胡耀邦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理论观点和基本特征做深入细致的研究。第三，未对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重要理论观点进行系统阐释，对胡耀邦关于管党治党的探索与当今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联系缺乏探讨。这些不足表明，学术界对胡耀邦党建思想的研究，与胡耀邦党建思想的博大精深和深远影响，与习近平总书记对胡耀邦历史贡献和崇高风范的高度评价是不相称的。因此，应大力加强和促进胡耀邦党建思想研究。

二、努力实现胡耀邦党建思想研究的新突破

胡耀邦党建思想研究的水平和质量，理所当然地应该在现有基础上不断得到提升。归根结底，还有赖于学术界同仁的共同努力创造。笔者认为，只有破解了上述研究不足的难题，胡耀邦党建思想研究才会有新的进展和突破。

第一，应通过深化胡耀邦党建思想和历史实践的研究，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中提出的新观点新论断，深层次地回答胡耀邦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为什么“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问题。

与以往中央重要领导人在胡耀邦追悼会上所致的悼词和在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相比较，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新观点和新论断，主要是：(1)首次明确提出胡耀邦是“改革开放的开拓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和开创建立了不朽功勋”的重要论断;(2)高度评价胡耀邦在“文革”结束后建立的历史功绩，特别强调了胡耀邦“在1981年6月至1987年1月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期间”，为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的多方面重大贡献;(3)高度肯定胡耀邦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所做的大量工作，并将胡耀邦所强调的党建思想理论观点概括为“要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严明党的纪律，发展党内民主，整顿党的作风”;(4)明确肯定胡耀邦提出的“全面系统地、坚决而有秩序地、有领导有步骤地实行改革”的改革思想;(5)高度赞扬胡耀邦在为党和人民事业的不懈奋斗中，“夙夜在公、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书写了无愧于共产党员称号的人生，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认为胡耀邦“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是众多优秀共产党人中的一位杰出代表”;(6)明确指出胡耀邦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号召全党学习他“坚守信仰、献身理想的高尚品格”“心在人民、利归天下的为民情怀”“实事求是、勇于开拓的探索精神”“求真务实、敢于担当的优秀品质”“公道正派、廉洁自律的崇高风范”;(7)郑重指出包括胡耀邦在内的老一辈革命家“孜孜以求的美好理想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表达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强信念，并认为“这是我们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最好纪念”[5]。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篇重要讲话中满怀深情地提出的一些新观点和新论断，我们只有深入细致地研究胡耀邦的党建思想和历史实践，才会完整准确地深刻理解。

除这篇重要讲话外，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上对《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制定作说明时，曾多处提到《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简称1980年《准则》)。他说：2014年，他在给刘云山、王岐山同志的批示中就指出过，1980年《准则》，“对于当时恢复和健全党内民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肃党的纪律、促进党的团结，实现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的拨乱反正，实现全党工作中心的转移，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当前，《准则》对我们严肃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仍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6] 91-92他还说：“1980年《准则》，既对当时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又对党在长期实践中取得的宝贵经验进行了归纳，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丰富发展，具有开创性意义，其主要原则和规定今天依然适用。”[6] 110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思想写进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导言中。众所周知，这部1980年《准则》，就是由胡耀邦提议并亲自主持制定的[7]。因此，我们也只有通过深入研究胡耀邦的党建思想和历史实践，才能深刻把握胡耀邦党建思想和实践探索作为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与当今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联系。这样，习近平总书记号召的学习胡耀邦的伟大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才会落地生根。毫无疑问，这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正确理解和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大有裨益的。

第二，应秉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历史就是历史”[8]和“一切伟大的成就都是接续奋斗、接力探索的结果，一切伟大的事业都需要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中推进”[5]的科学理念，深入细致地研究胡耀邦对管党治党探索的历程及其启示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重申“历史就是历史”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这就意味着，历史是不能割断的，更是不容歪曲篡改的。“历史就是历史”的观点要求我们必须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历史、叙述历史和解释历史。“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胡耀邦“于1977年3月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8月在党的十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2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78年12月，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随后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1980年2月，他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1年6月，他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82年9月，他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7年11月，他在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3]。胡耀邦在这段历史中，为切实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进行艰辛探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理论观点和实践举措，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

习近平《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中说：“胡耀邦同志离开我们已经26年了。改革开放以来，老一辈革命家为之奋斗的事业大踏步前进了、发展了，他们孜孜以求的美好理想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一切伟大的成就都是接续奋斗、接力探索的结果，一切伟大的事业都需要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中推进。”[5] 这表明，胡耀邦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所进行的艰辛探索、历史贡献及深远影响也在这“两个一切”之中。因为，胡耀邦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所做的大量工作，是他作为改革开放的开拓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和开创建立的不朽历史功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我们应该深入细致地系统研究胡耀邦对管党治党探索的历程及其启示问题。

笔者认为，“文革”结束后，如何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条件下，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是胡耀邦党建思想的核心，贯穿其始终的问题就是如何管党治党。管党治党是胡耀邦党建思想的鲜明特征。因此，胡耀邦管党治党思想，可谓是胡耀邦党建思想的同义语。胡耀邦管党治党思想的形成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从目前可查考的历史文献和史料看，我们可以把胡耀邦对管党治党探索的历程大致划分为4个阶段：1.前瞻思考阶段(1976.10-1978.12)，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胡耀邦反思和抵制“文革”极左路线，对党和国家的未来发展进行前瞻性思考，向当时党中央主要负责人提出了《对当前如何治理国家的建议》，认为党内政治生活必须正常化;2.布局谋篇阶段(1978.12-1982.9)，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十二大召开。胡耀邦对如何管党治党进行了布局谋篇，先后主持制定和参与主持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章程》等重要文件和文献;3.贯彻落实阶段(1982.9-1987.1)，从十二大闭幕后到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前。胡耀邦带领全党积极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章程》等党内法规，积极推动离退休制度的建立和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1983年起，领导开展了以端正党风为目的的全面整党;4.反思总结阶段(1987.1-1989.4)，从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到逝世前夕。胡耀邦重读马恩全集等马列著作,写了24本读书笔记[9] 323，并阅读其在总书记岗位上所作的批示、报告及文章，对其管党治党的理论与实践进行反思。胡耀邦新时期党建思想或曰管党治党思想，就是在这个长期探索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这个探索历程值得我们深入研究。这既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如何从中获取政治教益和启示的理论问题。

第三，应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严格依据历史文献，全面系统地梳理和提炼胡耀邦党建思想的重要理论观点，揭示出胡耀邦党建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对邓小平理论的重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论述胡耀邦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做了大量工作时说：胡耀邦“强调要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严明党的纪律，发展党内民主，整顿党的作风。”[5]习近平概括的胡耀邦所强调的这5个方面，实际上，就是胡耀邦党建思想的主要内容。此外，习近平在这次重要讲话中还号召全党从5个方面学习胡耀邦的伟大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应该说，这5个方面，即“坚守信仰、献身理想”，“心在人民、利归天下”“实事求是、勇于开拓”“求真务实、敢于担当”“公道正派、廉洁自律”[5]，也是胡耀邦党建思想的重要体现。

胡耀邦党建思想的内容很丰富，如何概括胡耀邦党建思想的体系和基本理论观点，是一个需要进行深入探讨的问题。如前所述，10年前，有人做过初步探讨，但这个问题至今仍未成为学术界的关注点。无论是从胡耀邦党建思想在其整个思想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上讲，还是从胡耀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党建思想的丰富和发展的贡献上讲，还是从胡耀邦党建思想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发挥的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上讲，学术界都应该积极认真地探讨这个问题，使之取得新的进展和突破。

笔者在研读《胡耀邦文选》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相关重要历史文献中发现，“文革”结束后，胡耀邦以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为目标，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根本要求，以解决党内突出矛盾和问题为导向，以“文革”教训为历史镜戒，从思想、组织、作风、廉洁、纪律、制度和学习等方面对管党治党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和思考，形成了系统的管党治党的思想理论观点。这个系统的管党治党的思想理论观点，实际上，就是胡耀邦的党建思想。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可以把胡耀邦的党建思想的主要内容概括为7个方面，即管思想治“思想混乱”，管组织治“软弱涣散”，管党风治“不正之风”，管廉洁治“腐化变质”，管纪律治“违法乱纪”，管制度治“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管学习治“本领不足”。如此“七管七治”的概括，或许可以更加凸显胡耀邦党建思想的鲜明特征、当代价值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对邓小平理论的贡献。这是笔者的一孔之见，仅供研究者参考和批评指正。如同研究其他学术问题一样，学术界如何概括胡耀邦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进而阐述其基本的思想理论观点，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因此，完全可以也应该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促进学术发展的方针，以鼓励不同意见的交流和争鸣。

总之，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更加全面系统地研究胡耀邦党建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重要思想理论观点。这是胡耀邦党建思想研究的基础工程。只有把这个“基础工程”搞扎实了，胡耀邦党建思想研究以至于胡耀邦其他方面思想的研究才会朝纵深发展。笔者坚信，随着胡耀邦党建思想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胡耀邦党建思想，这颗中共党建理论宝库的璀璨明珠将会更加明亮，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参考文献]

[1]龚育之.悼念耀邦同志 发扬“五四”精神[N].科技日报，1989-4-23.

[2]廖盖隆.巨星陨落 举国悲伤——记耀邦同志的巨大历史功绩[N].人民日报, 1989-4-27.

[3]曾庆红.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5-11-19.

[4]中国科学院.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5]习近平.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N].人民日报，2015-11-21.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7]钟德涛.胡耀邦在<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制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J].决策与信息, 2016,(12).

[8]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N].人民日报，2013-12-27.

[9]高 勇.我给胡耀邦当秘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谭晓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