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给西方资本主义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改善生活质量，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广大群众自发组织了规模宏大的绿色运动。[1] 1作为“绿色浪潮”中的焦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虽然将生态危机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试图探寻一条既能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又能实现人类自身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仍在理论、制度、实践等方面存在困境。

一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虽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问题产生的根源，同时提出生态社会主义的设想，但是它仍存在制度、实践等方面的缺陷。

(一)统一难题：缺乏理论的一致性

　　从总体上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指出了生态危机问题产生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并主张建设生态社会主义。但是在实质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缺乏内在统一性。

　　一方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不同，有“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之分。北美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多坚持“生态中心主义”，如将生态危机问题归因于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莱斯指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问题的根源是人类控制自然的观念。他还分析了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存在的三种内在矛盾。他希望通过伦理道德的发展使科学技术不再服务于资本主义制度，从而让人们重新认识并摆脱“控制自然”的观念。欧洲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多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如从根本上否定资本主义制度，否定资本主义以利润为目标，主张生产发展要和人类的需要相一致。当然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弱”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人与自然和谐的“人类中心主义”。佩珀认为，人类在反思自身行为对自然的破坏时，不应该放弃人类中心主义，而是应该建立一种以“人类尺度”为主的分析方法来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是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有益于自然的‘弱’人类中心主义，而不是一种把非人世界仅仅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的、不可避免的‘强’人类中心主义” [2 ] 48。然而，他们都没有对彻底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给出合理有效的答案。

　　另一方面，不同的学者对真正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的态度也有所不同。高兹的生态思想充满了悲观主义。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爆发的当下，唯一的出路就是停止经济增长，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过度消费问题，保证人们物尽所用。同时要不断开发可再生资源，采用稳态的小型经济以实现环境的最小破坏。这种试图牺牲经济增长来缓解生态危机的方式并不是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的明智选择。而奥康纳则对资本主义解决生态危机问题持乐观态度，他坚信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修复功能。“一次真正的经济萧条可能就是环境的全面恢复规划的一个机遇，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3] 296。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都对生态危机问题的解决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但是，他们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生态危机，他们的理论要么处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过度相信资本主义的自我修复能力，要么对生态危机问题抱悲观态度，否定它解决的可能性。这种缺乏内在统一性的理论，严重影响了该学派的发展前景。

(二)制度难题：现实制度的困扰

　　虽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猛烈的批判，不断探索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的新途径，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仍然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成长的沃土，长期的生存环境导致其对资本主义主要危机把握不够，对社会主义生态危机认识不到位。

　　1.夸大了生态危机理论的作用。生态危机问题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注的重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重人与自然的矛盾，把生态危机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认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

　　阿格尔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已经过时，他认为，“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4] 486。正是阿格尔的这一观点引领了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不同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一新的理论形态。奥康纳经历了资本主义的滞涨时期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重新爆发，因而他又将马克思的生态危机理论重新引入自身理论范畴。虽然奥康纳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对分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理论作用，比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莱斯和阿格尔前进了一大步，但其实质与90年之前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基本一致，就是坚持生态危机才是资本主义的最大危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已经过时，忽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佩珀也认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最主要的危机。他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带来的自然异化和生态危机入手，着重分析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已经过时，试图用他们的生态危机理论去代替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

　　2.对社会主义生态危机的把握不准。高兹认为，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其增长模式和资本主义增长模式没有本质的区别。他指出，苏联模式依然以经济发展为其根本目标，奉行的是经济理性，而非生态理性，把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相对立，忽视了社会主义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原因的质的区别 [1]178。奥康纳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技术、生产系统和劳动控制等都是从西方引进的。同时，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是首位的，因而造成生态危机的原因和后果与资本主义国家是相似的。他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由于要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方面相抗衡，不得不将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这样就忽视了生态建设。

　　3.实践难题：绿色乌托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积极探索未来社会的方案——生态社会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虽然在社会变革途径和未来社会的领导权、生产方式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对策，但是它提出的生态社会主义仍然很薄弱，带有乌托邦的色彩。第一，在领导力量方面，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由于其自身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变化，已经不再拥有改革的决心和毅力，不能再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而将关注生态危机问题的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看成改革的主导力量。然而，事实并非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完美，他们心中的主导力量并没有真正起到领导作用，在实际运动中出现了很多问题。第二，在经济发展模式方面，生态马克思主义主张建立稳态的、绿色的、小规模的经济模式。如今看来，小规模的生态模式似乎是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实行的生产方式，小规模的生产模式并不一定会减少环境污染和破坏。生产规模的大小和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影响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关键在于是否采取符合社会发展的生产方式。第三，在社会变革的途径和策略方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很多国外思潮一样，主张采取非暴力的手段。虽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同意将罢工等形式的斗争作为其他政治斗争方式的补充，但是在本质上与其他流派一样，仅用和平方式实现社会形态的转变。

二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制度、实践方面的困境，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吸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经验教训，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加强生态文明理论建设、增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不断推动生态文明实践。

　　1.坚持五大发展理念，创新中国特色生态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等理论，在借鉴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等原理的基础上，坚持以生态问题为核心，不断探寻新的社会形态。然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内部存在理论分歧，难以形成统一的理论，这不利于其研究的深入和理论的发展。在解决生态危机问题时，我们可以学习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突破传统理论的勇气，不断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理论。我国既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找理论支撑，又可以借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等国外社会思潮对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的合理主张。更重要的是，我国既要寻找支撑，又必须在我国的具体国情下形成统一理论，探寻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理论。

　　五大发展理念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发展理念是解决我国生态危机问题必须坚持的方向。生态危机问题的解决需要理论、制度、科技等各个方面的创新，需要新产业体系的构建，需要新体制的建设。协调发展理念是解决我国生态问题的重要保证。生态危机问题的解决需要实现多个方面的协调发展，既要协调各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又需要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和谐统一，还要促进经济与生态的共同发展。我国生态危机问题的解决必须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生态危机问题的解决需要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需要坚持可持续发展，需要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开放发展理念是解决我国生态危机问题的必然要求。生态危机问题的解决需要坚持互利共赢的原则，需要借鉴国外的相关理论和措施，需要用开放的眼光看待生态世界的建设。共享发展理念是解决我国生态危机问题的必然选择。解决生态危机问题首先要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通过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来克服这一问题，最终让人民群众共享生态文明的重要成果。

　　2.树立制度自信。虽然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生态危机，但是这与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有着本质的区别。资本主义生态危机问题是由它的制度根源造成的，而社会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并不会造成生态危机问题。社会主义的生态危机问题主要是在其追求快速工业化的进程中，忽视人口的增长、资源的运用等问题而造成的。同时，不能仅仅把苏联模式作为社会主义的唯一代表，因为所谓苏联模式仅仅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板，而不是全部，不能因苏联模式无法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就否定社会主义在解决生态危机方面的能力，把现实社会主义与生态保护对立起来。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首先要树立制度自信。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制度，有其自身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关注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吸取资本主义掠夺式发展后果的经验教训，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全新的观点和态度。我国作为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为生态危机问题的解决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我们应该吸收和借鉴的重要理论。我们应当充分把握我国的具体国情，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坚持树立“生态红线”观念，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途径，建设美丽中国。

　　3.坚持走生态道路。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不仅需要制度和理论的指导，更重要的是坚持生态发展道路。只有彻底抛弃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及其增长模式，在实践中坚持生态发展，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真正走上生态道路。

　　坚持走生态道路需要遵循自然、经济、社会和人自身等的发展规律，通过自然、人和社会的统一来不断推动其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在经济生活中，我国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坚持建设符合生态利益的绿色发展模式。真正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首先要转变自身观念。转变环保产业发展理念，把自然资源的价值纳入生产成本之中，把生产废弃物和污染物再次利用，生产出需要的产品。其次，要正确处理社会生产中的环境污染与资源浪费问题，保证人类的物质利益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5]。在政治生活中，需要加强生态法制建设。把人和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思想作为生态政治的最终目标，协调环境保护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生态文明立法，坚决贯彻科学发展观，从法律上保证生态文明的有序进行[5]。在消费行为中，要树立新型的消费观，倡导绿色消费。按照当前自然资源的丰沛程度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来重新衡量人的需求，把人类生存发展的需求同生态的健康发展联系起来，鼓励有益的、真正满足人类需求的消费，使人与自然能够健康和谐发展[6]。在日常生活中，注重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加强生态文明道德教育，保证人们在生态环境保护的良好氛围中形成正确的生态观、科技观，营造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的社会大环境。

[参考文献]

[1]曾文婷，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比较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2]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生态学到社会主义[M].刘颖，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3]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慎之，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5]高宁宁，林美卿.生态社会主义及其当代价值[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2014，(09).

[6]高宁宁，谢鸿昆.浅析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J].青岛农业大学学报，2014，(11).

[责任编辑：谭晓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