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22日的《中国社会科学报》刊登了雷祯孝先生的《从“教育”到“办学”的转变》一文。文中建议弃用“教育”这个词。雷先生考证，近代的“教育”概念主要是一个外来语，将英文的 education 翻译为“教育”是一种误译。雷先生指出，在“教育”里，学生只是宾语，只是师长和家长的“教育”对象。在“教育”面前，学生不是主体，而是客体。

　　我完全赞成雷先生的看法。1912年蔡元培先生把原清政府的“学部”改成“教育部”，在当时可能有革新的考虑。在今天看来，这是一个可以理解、可以原谅的错误。但是，蔡先生的这个错误需要得到纠正。

一、开展民主的学习

　　1921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杂志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一文。文中在讲述创立自修大学的缘由时，对当时的学校进行了批评。他说“学校的坏处是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人的资性各有不同，高材低能，悟解迥别，学校则全不管究这些，只晓得用一种同样的东西去灌给你吃。人类为尊重性格，不应该说谁‘管理’谁，学校乃袭专制皇帝的余威，藐视学生的人格，公然将学生‘管理’起来。自有划一的教授，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性。自有机械的管理，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格。这是学校的最大缺点，为办新教育的人所万不能忽视的”。

　　这篇文章经过胡适先生的修改，既是毛泽东对当时学校的看法，也反映了胡适先生和胡适的导师约翰·杜威——民主主义学习的开山人——的看法。

　　从1921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近百年，杜威、胡适和毛泽东所批评的学校的“坏处”是否得到了纠正呢?笔者与许多大、中、小学校的校长和教师讨论过这个问题，绝大多数人的回答是：不仅没有纠正，而且愈演愈烈。

　　只有受到尊重的人，才懂得自尊。只有拥有自尊的人，才会尊重他人。个人的幸福，很大程度有赖于自尊的养成;社会的和谐，有赖于公民自尊的养成。为了养成自尊，需要使学生在学校中受到尊重，使他们从小成为学习的主体，学习的“主语”，而不是教育的对象，而不是教育的“宾语”。

二、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

　　2009年10月28日，笔者邀请了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教育学院外语教育主任维多利亚州汉语教师培训中心负责人简·奥登(Jane Orton)博士与北京语言大学教育测量研究所的研究生们进行了一次座谈，座谈会上奥登博士作了题为《文化和教育思想——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Culture and Pedagogy:Learner-Centered Teaching)》的演讲。

　　奥登博士谈到：在中国，早上妈妈把孩子送到学校门口时常常会说：“努力学习，听老师的话。”在澳大利亚和其他英语国家，妈妈在学校门口吻别孩子时常常会说：“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have a good day)。”

　　在中国，当婴儿蹒跚学步的时候，爸爸妈妈通常会扶着自己的孩子，生怕婴儿摔倒受伤。在澳大利亚和其他英语国家，爸爸妈妈通常会鼓励孩子在地毯上尝试自己走，在保证孩子安全的情况下，并不会太在意孩子是否会摔倒。

　　西方国家的这种对待孩子的方式与澳大利亚的基督教、天主教和犹太教文化传统有关。按照基督教的教义，每个人都有做错事的倾向，只有那些努力克服自己做错事的倾向并努力做正确的事的人，才能够进入“天堂”。否则，就会进入地狱。人生的目的就是进入“天　堂”。

　　好的人生就是常常做正确的事情，不伤害他人，不欺骗，不偷盗。不仅不能做错事，甚至不能有错误的想法。按照基督教的教义，上帝可以知道你内心的想法。同时，了解自然，努力避免受到自然灾害的伤害。

　　不论穷富，不论国王还是乞丐，不论教授或是文盲，一个人进“天堂”或进“地狱”，完全是由他自己决定的。这里，父母、老师、朋友、情人，甚至牧师的努力都不能代替，任何其他人的努力都不能代替，只能靠自己。你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要对行为的后果负责。只有你才能把自己送进“天堂”。这就是基于基督教教义的个性主义。

　　从这种个性主义的观点出发，学习的目的就是帮助人克服做错事的倾向，帮助人避免做错事。第一，使孩子知道，自己要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不能让老师为自己负责，也不能让父母为自己负责。第二，要了解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是当代“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的宗教、价值和哲学基础，是其思想内核。“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是植根于基督教传统的。

　　尽管当代许多人可能不再保持对宗教的信仰，但其中的一些核心价值观是符合人性的，仍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目标和生活态度，尤其仍然影响着今天的教育系统和司法系统。

　　学习的重要任务是建立责任意识，是孩子自己尝试做出一些选择并观察其结果。因此，孩子需要不断地进行尝试，尝试一些错误的选择，有时可能会因此受到伤害。当然，要避免严重的伤害。

　　奥登博士的这次谈话对我和我的研究生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我看到了可以丰满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督教精华。我们认识到，帮助孩子从小养成“自己对自己负责”的责任意识，是家长和教师最重要的责任。孩子一旦形成了这种责任意识，将成为伴随孩子终生的最宝贵财富。

　　从2001年“新课程改革”推进以来，许多教师都看到过这样的现象：学生一旦自己站在讲台上进行学习成果展示，就会兴高采烈，眉飞色舞;一旦面对老师站在讲台上喋喋不休，就会没精打采，垂头丧气。显然，父母再尽心尽责，也不能代替孩子去生活;教师再努力，也不能代替学生去学习。真正的学习过程只能是一种自由、自主的过程，只能是愉快地享受探索乐趣的过程。

　　伴随“新课程改革”的深化，越来越多的教师开始理解，知识的积累不等于能力的发展，就像“台词”背得再多、再好，也只能是演员，成不了剧作家。台词功夫和写作功夫是两种能力，“台词”有一天是会忘的，而“写作功夫”是不太容易丢掉的。学习的主要任务不是提高自己“能记、能背”的水平，而是发展自己“能说、能写”的能力，也就是创造力。

三、转变学习观念

　　今天，为了回答“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必须坚定地推进学习领域的改革。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观念转变。建设现代学校，需要完成两个转变。第一个转变是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发展”，第二个转变是从“教师主导”转向“学生自主”。

　　很多年前，我听过一个教育讲座，一个澳大利亚的中学物理教师讲：我教了30年的物理课。第一个10年，我是“教物理(teaching Physics)”;第二个10年，我是“教探索(teaching explore)”;第三个10年，我不再是“教(teaching)”学生如何探索，而是“支持学生自己去探索( support students to explore by themselves)”。

　　他的这段话，集中地说明了他30年教学生涯中的教学思想的两次转变。第一次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培养”，第二次从“教师主导”转向“学生自主”。

　　在第一个转变方面，20年来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第二个转变方面，尚任重道远。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中，学生不再被视为一个可以装进一些知识的“口袋”或“硬盘”，也不再被视为一只通过训练就可以获得某种能力的“巴甫洛夫的狗”或“斯金纳的鸽子”，而是被视为一个有好奇心、有求知欲、有情感的人。“要你学”的灌输，往往是事倍功半;“我要学”的追寻，却往往是事半功倍。孩子们拥有不同的性别、成长经历、生活环境以及心智发展的水平，他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绝不是“齐步走”的学习可以满足的，不同的孩子需要通过读不同的书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终身教授、经济学家陈志武在200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讲述了自己在美国长期生活和伴随两个女儿长大的经历。他写道：“我女儿她们每个学期为每门课要做几个项目，这些项目通常包括几方面的内容，一个是针对自己的兴趣选好一个想研究的课题。第二是要找资料、收集数据，进行研究。第三是整理资料，写一份作业报告。第四是给全班同学做5到15分钟的讲解。这种项目训练差不多从托儿所就开始。实际上，她在小学做的研究与写作跟我当教授做的事情，性质差不多。”[2]

　　我曾听到过许多像陈志武这样的华人父母们感叹美国的教育，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与自己在国内接受的中小学语文教育相比，美国儿童的阅读量要大许多。

　　我们确实需要认真对待学习观念的转变问题，巩固从“知识传授”向“技能训练”转变方面已经取得的进展，争取逐步实现从“教师为主”向“学生为主”的转变，争取逐步实现从“一刀切”向“个性化教学”的转变。

四、现代学校中需要的不是“教师”而是“助学”

　　工业化是一个以牺牲个性为代价来追求效率的时代，伴随工业化的进程，学校也成为批量化生产劳动力的“人才工厂”。近代的学校大大地提高了办学的效率，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学习中人的个性的丧失。在希腊神话中有一个强盗叫作普洛克路斯忒斯(Procrustes)，住在埃莱夫西斯附近。他设有一张铁床，强迫被捉到的人躺在床上，把身材矮小的拉长，把身材高大的截短，使他们的身体与铁床的长短相等。现代的学校恰像一张普洛克路斯忒斯的铁床：不管人的个别差异，将快的拉慢，将慢的拉快。“小学数学”所规定的6年的教学内容，有的孩子可能仅仅用3年就可以学完，但他必须跟着全体“齐步走”。为了建设现代学校，必须打破这张“普洛克路斯忒斯铁床”，必须使学生在学校中实现自主学习。

　　今天，在许多学校中，学生之间的个别差异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每个学生的个性尚未受到足够尊重。多数学校中，教师还是学习过程的主导者，学习过程还主要是一个学生被动地“要我学”的过程，而不是一种学生主动地“我要学”的过程。学校中仍然大量采用全班、全校、全省甚至全国的统一教材。学校中仍然由教师、学校领导、教育局领导甚至是教育部领导来为学生选择教材，而不是学生根据自己的已有水平和兴趣，在教师精心挑选和推荐的书目中自己选择教材。今天，“厌学”仍然是困扰教师和家长的大问题。

　　笔者认为，在现代学校中并不需要“教师”，仅仅需要一些“助学”。为了尽快实现学习过程从“教师主导”向“学生自主”转变，我们需要将学校中的“教师”改称为“助学”。

　　在学校中，“助学”将扮演与以往的“教师”非常不同的角色。“助学”的主要职责不是“教育”，而是“帮助”“支持”。“助学”不再是“训练学生”，而是当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向学生提供帮助。“助学”不再是在前面带着学生们跑，而是在旁边陪着学生们跑，在后面推着学生们跑。“助学”不再是把学生视为“口袋”向里面装“知识”，而是把学生视为独一无二的、有个性的人而帮助他获得发展。“助学”不再是把学生视为可以向其拷贝数据的“硬盘”，而是把学生视为一个具有自我学习能力的搜索引擎。“助学”所关注的不是让学生记住特定的学科知识，而是要帮助学生保持探索世界的兴趣和学会探索世界的方法。“助学”所关注的不是如何把学生训练成能把“台词”背得很多很好的演员，而是如何帮助学生们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如何帮助学生们成为人生舞台上的编剧。“助学”懂得，能力只能在学生自己试错和探索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能力并不是强制灌输的结果。

　　同时，“助学”需要为学生精心准备多种多样的学习材料。例如语文学习方面的“助学”需要为学生准备包括对话、短文、报告、新闻、日记、短信、游记等不同体裁的阅读材料，这些材料需要涉及社会生活、文化习俗等广泛的题材，需要在词汇、语言点、文化知识、长度、难度等方面都符合特定学习阶段的学生的语言水平，需要符合不同发展水平的学生的要求。当学生在语音、语法、逻辑、理解等方面遇到困难的时候，“助学”可以向学生提供帮助

　　现代学习心理研究揭示，“要你学”的灌输，往往是事倍功半;“我要学”的追寻，却往往是事半功倍。以“助学”取代“教师”，在学校中真正实现“学生中心”，不仅可以实现“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而且可以从小培养学生的自我意识，独立意识，帮助学生形成“自己为自己负责”的观念。

　　可喜的是，在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些勇于率先“吃螃蟹”的学习改革先行者。2011年6月2日3日两天，笔者参观了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县杜郎口农村乡镇中学。两天时间中，笔者听了不同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历史、手工和音乐课，观摩了全体教师的教学讲评会，听该校崔其升校长介绍了学校在教学改革方面所进行的探索，与校领导和教师们进行了座谈交流。笔者欣喜地看到，在杜郎口中学，学生真正成为了课堂的主人。“杜郎口中学教学模式”包括“自学、展示、反馈”三个主要环节，课堂上，绝大部分时间是学生在“展示”而不是教师在讲授。课堂上，教师仅对学生的“展示”提供“反馈”，对学生的“展示”进行点评。显然，教师在这里所扮演的是“助学”的角色。作为一个在讲台上教书近30年的教师，笔者对中国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有切身的感受。看到应试教育对儿童的摧残，看到应试教育正在销蚀着孩子们的好奇心和创造力，正在葬送着我们民族的未来，笔者常常感到痛心疾首。在杜郎口中学，在这些普通农村学生们的身上，在这些勤奋而朴实的“助学”者们身上，笔者受到很大的鼓舞，心情为之一振。在这里，我看到了中国教育的希望，我也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五、结语

　　今天，已经有许多人认识到“能力发展”比“知识记忆”更重要，也已经有一些人开始认识到学生自主学习的重要性。我们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看到了蔡林森、崔其升、李希贵、吉美坚赞、王铮、窦桂梅、刘希娅等一大批勇于率先“吃螃蟹”的教育改革先行者，他们率先践行了“学生中心”的理念。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过程，不仅可以发展学生的学习能力，而且可以发展学生的自我意识。我们有理由设想，那些被“教育”出来的人，无法在未来的激烈竞争中抗衡那些通过“学习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人。

　　我希望，我们大家都来支持雷祯孝先生的倡议，将“教育部”“教育局”和“教育委员会”改为“学习发展部”“学习发展局”和“学习发展委员会”，用“助学”取代“教师”，用“学材”取代“教材”。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称谓变化，而是一种从“教师中心”向“学生中心”的教育观念转变。只有实现这种观念转变，才可能实现中国亿万人力资源的深度开发。

[参考文献]

[1]谢小庆.“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简·奥登博士的谈话[J]. 内蒙古教育,2016，(11).

[2]陈志武. 教育不转型，国家只能卖苦力[J]. 南都周刊, 2008, (253).

[3]谢小庆. 条件具备的学校可以考虑取消中小学语文教科书[J]. 领导者, 2009,(3).

[责任编辑：谭晓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