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非常时期”指从1917年十月武装起义胜利至1920年底国内战争结束的这一段时间。在这一时期，许多帝国主义国家派军队进入俄国，以武力干涉俄国革命，企图把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苏俄国内的各种反动势力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发动军事叛乱，攻城夺地，四处建立反革命政权。面临严峻的政治军事形势，新生的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红军和动员工农群众进行英勇的国内战争，同时在经济领域里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如余粮征集制、禁止市场和商品交换、工业企业国有化等等。所以笔者称这一时期为“苏俄非常时期”。在这一时期，党加强在农村中的工作，促进农村稳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巩固了苏维埃政权的基础，取得了国内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列宁十分重视此方面的工作，进行了积极的实践，并提出了重要思想。

一、关于在农村工作中贯彻和实施党的政治路线的思想

　　党在农村的工作，有许多方面的内容，但关键环节是贯彻和实施党在农村工作中正确的政治路线。抓住了这个关键环节，做好了这方面的工作，可以促进各方面工作的进展。1918年6月，列宁起草《对关于组织贫苦农民和对贫苦农民的供应的法令草案的意见》，提出了在农村建立“贫苦农民委员会”的任务。根据列宁的意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和通过了相关的法令。同年8月，列宁起草《关于粮食问题的提纲》，提出了城市向农村征购粮食以及照顾农民利益的原则意见。根据列宁的意见，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制定和通过了一系列决议。1919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八大上就党在农村中的工作作了系统的、重要的讲话，提出了党团结中农的方针和政策，还亲自起草了《关于对待中农态度的决议》草案，并领导党通过了该项决议。上述文件和决议，规定了俄共(布)在农村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列宁领导党和苏维埃政权认真地贯彻和实施上述政治路线，并在实践中提出了以下重要思想。

　　列宁认为，做好农村工作，首先应该加强“贫苦农民委员会”以及苏维埃组织的建设。苏俄农村的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新政权的方针和政策在农村得以落实,生产的发展特别是粮食的生产以及增产，需要有组织上的保证。所谓组织上的保证，即建立起代表贫苦农民利益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领导落实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和任务。从1918年6月起，俄共(布)开始领导在各地建立“贫苦农民委员会”。该组织以村或乡为单位建立,它的委员在贫苦农民中间选举产生。这一组织的基本任务是协助国家政权对农民分配土地,没收富农的超过当地平均份额的土地并在农民中间重新分配;协助红军征集志愿兵;将粮食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按一定的规则分配给农户;对农户分配国家政权下拨的农具;协助国家粮食机关打击粮食投机活动，没收富农的余粮;协助国家机关在农村开展文化工作等等。1918年11月,在白俄罗斯地区以及欧俄的33个省,建成的“贫苦农民委员会”已经达到12万个。贫苦农民委员会实际上是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在苏俄农村的支柱,它起着农村苏维埃政权组织的作用，正是这一组织，对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的各项方针政策在农村的落实，起着组织保证的作用。列宁重视加强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建设。6月，他在起草的有关文件中写道:“为了对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建立、组成和活动进行总的领导,特别成立一个常设会议,由粮食人民委员部代表二人和农业人民委员部代表一人组成。”所有地方的贫苦农民委员会以及地方苏维埃机关都必须服从于该会议，以利于提高工作效率[1] 395。11月他在中部各省贫苦农民委员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必须使贫苦农民委员会遍布全国。”[2]175只有不剥削他人的劳动、不隐藏粮食、不以手中的余粮进行投机活动、不趁人民挨饿进行“抢劫”的人,才有权利被选举为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委员,“在无产阶级的贫苦农民委员会中不应当有富农和寄生虫的位置”[2] 175。12月他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高度地评价了贫苦农民委员会,称它展现了苏俄农村的新潮流，体现了新政权下农民的新生活,显现了苏维埃国家农村的巨大变革,并认为它标志着农村发展以至整个俄国革命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他说,从此以后,苏俄农村出现了两个阵营:一个是“贫苦农民委员会”的阵营,一个是富农即农村资产阶级的阵营。全体贫苦农民已经同城市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结成联盟，继续向前进,开始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列宁认识到,当时的“贫苦农民委员会”只是农村苏维埃政权组织的雏型,它还不够完善和成熟。只有不断地对它进行改组和改革,它才能成为正式的苏维埃组织。如他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拟订了一个贫苦农民委员会的改组计划,这个计划将提交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批准。我们决定,在农村中贫苦农民委员会和苏维埃不应当并存……我们要把贫苦农民委员会同苏维埃合并,使贫苦农民委员会成为苏维埃。”[2] 175此后,他的这个论断及思想在实践中得到了落实，贫苦农民委员会被改组成正式的农村基层苏维埃政权组织。

　　列宁认为，党做好农村工作，应该依靠全体贫苦农民并团结中农。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贫苦农民是农村中具有革命性的阶级。他们大多处于农村生活的最底层，备受地主和农村资产阶级的盘剥，这使得他们和无产阶级紧密联系在一起。十月革命武装起义，无产阶级政党就是依靠广大贫苦农民对革命的支持，依靠贫苦农民掀起农村土地革命，通过农村革命的发展有力的支持了工人革命的发展。中农是苏俄农村人数较多的阶层，他们不剥削他人也不受他人的剥削，是无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必须团结而且能够团结的阶层。1918年夏天，苏俄无产阶级政党在农村发起了建立贫苦农民委员会的活动，力图把贫农组织起来，依靠他们在农村推进革命。在列宁看来，使余粮集中到国家政权的手中，并能在劳动者中间进行合理的分配是征粮工作的主要内容，而要完成这一工作，城市无产阶级必须同农村贫苦农民及那些存有余粮但不进行粮食投机的阶层结成巩固的联盟。同年12月，列宁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农村成立贫苦农民委员会是一个转折点，它表明在十月革命中同全体农民联合起来的城市工人阶级，已经继续前进，去完成困难得多的的任务——在农村中开展社会主义的斗争。“我们在农村已经唤起劳动农民的觉悟，资本家暴动的浪潮已使他们同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最终脱离了关系，劳动农民通过贫苦农民委员会和正在改组的苏维埃同城市工人团结得愈来愈紧密——我们认为这就是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现在得以更加巩固的唯一的也是最牢靠的保证。”[2] 3511919年1月，列宁在有关会议的报告中认真地总结了以往粮食工作的经验。他说，苏俄为解决粮食问题连续采取了几个重要的措施：“第一个是通过了成立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决定，这一步骤是我们整个粮食政策的基础，同时也是我国革命整个发展过程中和革命的构成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2] 405第二个措施是通过了利用合作社的法令，准备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合作社参与对消费者分配粮食的工作;第三个措施是建立工人的粮食机关，加强对征粮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其中第一个措施最为重要。他说：“只有当我们进一步把贫苦农民即农民中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的时候，城市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同农村无产阶级的联盟才能巩固地建立起来，反对富农和农民资产阶级的斗争才能真正展开。我们在粮食政策上的这一重大步骤，现在仍然是体现我们整个粮食政策的重大标志。”[2] 406这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八大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就建立贫苦农民委员会的重大意义再次发表了意见，强调了组织和依靠贫苦农民的必要性。他说：在组织贫苦农民委员会以前，也就是在1918年夏天以前，“我们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贫苦农民没有组织起来，在农村里没有掀起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但是，自从贫苦农民委员会组织起来以后，我们的革命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了。”“必须把受饥饿折磨的非农业居民从死亡中拯救出来。这只有依靠贫苦农民委员会这种无产阶级组织才能做到。”[3] 130显而易见，列宁提出依靠贫农推动农村革命和事业发展的思想符合苏维埃俄国特殊的国内经济建设局势的需要，是十分明确和深刻的。

　　列宁还主张对中农实行“妥协”和团结的方针。1918年7月，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就苏维埃政权对待中农的政策进行了说明。他指出，苏俄无产阶级在农村征集粮食的时候，打击投机商和富农破坏国家征粮的活动，他们不对贫苦农民作斗争，也不对中农作斗争。对待中农，无产阶级采取“妥协”的办法，团结和联合他们，同他们一道前进。他还说，城市征粮队将运送到农村的商品，需要对中农降价25%，以换取他们的粮食。在俄共(布)八大上，列宁在讲话中说，党的纲领中载有这样的条文：俄共(布)在实践中将中农和富农分开，关心中农的需要，把他们吸引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用思想影响的办法而决不用镇压的办法来克服他们的落后性，在一切涉及他们利益的问题上力求同他们妥协，在确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上向他们让步。他说：“我觉得，我们这里所写的，就是社会主义创始人对中农问题多次说过的。”[3] 148他还说，近年来由于无产阶级在农村的工作做得不够好，又由于敌对势力的煽动和引诱，中农的政治立场动摇于苏维埃政权与白卫分子之间，他们中有的人甚至参与了白卫分子发动的反苏维埃政权的叛乱，所以党应该加倍重视采取团结中农的政策。如他说：“在代表大会上，我们不仅应当特别强调我们对中农让步的态度，而且要想出许多尽量具体的、能使中农直接得到一些好处的办法。”[3] 148在他看来，这些办法是迫切需要的，因为敌人知道中农处于动摇之中，正在竭力诱使中农离开苏维埃政权。这一时期，列宁还撰写了《论中农》《关于同中农的关系问题》等文章，提出了极为重要的思想。在《论中农》一文中，他说，人们常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是中农?“对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不剥削他人的劳动，不靠他人的劳动过活，丝毫不侵吞他人的劳动成果，自己从事劳动，靠自己劳动过活的人，就是中农。”[3] 224他说，自从苏维埃政权废除土地私有制以后，农村的中农就多起来了，苏维埃政权无论如何要同中农建立融洽的关系。他提出：“下乡的共产党员必须设法同中农建立同志关系，必须记住，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劳动者，就是工人的同志，我们能够而且应该同他们建立自愿的、完全真诚的、充分信任的联盟。”[3] 225在《关于同中农的关系问题》一文中，列宁提出了紧急、迅速改善无产阶级同中农关系的措施。如立即减轻向中农征收的特别税，检查和减少对中农征粮的数额，检查并废除强迫中农加入公社的措施，俄共(布)各省委派人员专门下农村做争取中农的工作，党和政府的中央机关成立许多专门委员会派到地方去保护中农的利益等等。1919年11月，列宁在全俄党的农村工作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中农是私有者农民。作为劳动者的农民，他们靠自己的劳动生活，受资本主义压迫，是站在工人方面的。但是作为握有余粮的私有者农民，他们是习惯于把余粮看作可以自由出卖的私产的。在饥饿的国家里出卖余粮，这就成了投机者，成了剥削者，因为挨饿的人要拿出所有的一切，高价购买粮食。他说：“这里就展开了最艰巨的斗争，这个斗争要求我们大家，苏维埃政权的代表，特别是在农村工作的共产党员非常细心非常审慎地对待问题，处理问题。”[4] 308针对过去工作中的失误，如有的地方建立农业公社和劳动组合的工作进展太快，中农未能理解和未能配合，甚至有抵触情绪，列宁严肃地提出：“必须纠正由于急躁冒进、处理问题的方法不对而造成的大量错误。”[4] 308在他看来，无产阶级政党争取中农的工作不可采取强制的手段，不可急于求成，而必须首先向中农表明，苏俄不会强制性地向社会主义过渡，更不会强迫中农接受社会主义社会。

　　列宁认为，即使是处于非常的环境下，党和政府也应尽可能地照顾农民的利益。在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俄国，农民的政治倾向如何，他们对苏维埃政权持支持还是反对的态度，事关无产阶级事业的兴衰、苏维埃政权的存亡。无产阶级政党和苏维埃政权只有充分考虑农民的意愿，照顾农民的利益，才能得到农民的认可、支持和拥护。在国内战争时期，无产阶级政党和苏维埃政权由于自身十分困难，经济力量不足，难以圆满地做到这些。从这个情况出发，列宁要求苏维埃政权尽可能地朝这个方面努力。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列宁主张苏维埃政权用工业品换取农民的粮食，使农民的利益得到一定的补偿。1918年6月，他在莫斯科工人大会上作关于征粮问题的报告时说：不要让坏分子混进了征粮队，不要让他们破坏了征粮队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形象，不要违反苏维埃政权关于征粮的政策，不要把征粮的过程变成“抢劫”行为，对于向国家交售粮食的农民，一定给予纺织品、纱线、日用品和农具，作为对他们的报偿。1919年4月，他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农民需要城市产品，需要城市文化，我们应该把这些给他们。只有无产阶级给农民这种帮助，农民才会看到，工人的帮助与以前剥削者的帮助不同。帮助农民上升到城市的水平，这是每一个同农村有联系的工人应该给自己提出的任务。”[3] 247他说，每个城市工人都应该对自己提出要求，努力去帮助农民，即使每个人只能做这项工作中的一小部分，积小成大，无产阶级努力建设的大厦就会站立起来，苏维埃政权就能得以巩固，这时农民就会高呼：“苏维埃政权万岁!”“布尔什维克万岁!”如前所述，列宁还主张纯洁征粮队伍，杜绝征粮人员的违纪行为，尽量减轻农民的利益损害。这一时期他多次提出：“应当设法不让那些总想浑水摸鱼的流氓和骗子混进派往农村的征粮队。宁可少派一些人，但一定要派合适的人。”[1] 406“对征粮军人员的挑选必须审慎，使得今后在这些下乡去拯救千百万劳动群众免于饥饿而同一小撮富农强盗作斗争的人身上没有一点污点。”[1] 407他还提出，编入征粮军的人员，必须保证无条件服从粮食人民委员部的指令，无条件服从各队政治委员的领导，严格落实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不得有任何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实践证明，关心农民的利益，照顾农民的利益要求，根本的办法之一是支持发展农业生产。在这一时期，列宁形成和提出了这样的思想。1919年4月，他在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全会非常会议上发出了号召：“从缺粮的城市发动尽可能多的力量支援农业、蔬菜业，到农村去，到乌克兰、顿河区等地去，以加强粮食的生产。”[3] 253如前所述，他关注农村春耕缺乏种子的问题，想了许多办法帮助农民克服这一困难。他还关注农村采用新技术和新机械从事农业生产的问题，领导和指导国家政权有关方面克服困难，增加对此方面的财政投入，并且要求将新机械合理的分配到需要发展生产的农民手中。上述这些事实，深刻地体现出他关心和照顾农民利益的思想。列宁认为，党应该加强对农民小生产者的思想教育工作，但应该认识到使这个阶层完全改变旧思想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能操之过急。人类社会进入封建社会阶段后，农民小生产者伴随封建农村的发展逐渐产生并不断发展。受相对独立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影响，农民小生产者容易产生只顾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利益，抵制新生事物和利己主义的思想。这样的思想和习惯不利于无产阶级引导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掌握政权以后，需要用进步的、科学的世界观去影响农民小生产者，使他们改变旧思想和旧习惯，但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从这个意义出发，列宁提出了通过长期的思想教育工作、逐渐改变农民小生产者旧思想、旧习惯的思想。1919年7月，列宁在总结农村工作经验时指出，虽然从征集到的粮食数量上看，征粮工作有一定的成绩，但情况并不值得乐观。因为供应城市工人的粮食只有一半是从粮食人民委员部得到的，也就是通过国家政权征粮及供应的途径得到的，而其余部分则是从自由市场、从投机商那里购买来的，而且工人们在购买后一半粮食支出的费用是购买前一半粮食费用的9倍。这说明，征粮工作还存在很多问题，说明旧思想和旧习惯在一部分农民小生产者身上有强烈的反映，他们仍在违法进行粮食投机。对此，列宁强调说：“革命的经验证明，改换管理形势是一件并不困难的事情，消灭地主和资本家统治阶级在短时期内就能办到，如果革命发展顺利，甚至有几个星期就行了，但是，要改变根本的经济生活条件，要同几百年几千年来养成的每一个小业主的习惯作斗争，这却需要在完全推翻剥削阶级之后，进行多年的孜孜不倦的组织工作。”[4] 115在列宁看来，消除旧制度对农民小生产者的影响，使他们摆脱旧思想和旧习惯的束缚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当苏维埃无产阶级政权面临危机，特别是国内战争时期，如果提出立即消除农民小生产者的旧思想和旧习惯，立即建立起新的社会主义制度，那只能是脱离实际的空想和空谈。

二、关于努力推进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思想

　　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一直处于粮食危机和饥荒之中。沙皇政权被推翻和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后，饥荒问题不但未好转，反而更甚。这个问题正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得不到群众支持而引发十月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列宁领导俄共(布)和新政权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努力实践，在实践中提出了下述重要思想。

　　列宁认为，“粮食问题是一切问题的基础”，无论是进行国内战争还是发展国内的各项事业，均依赖于充足的粮食。无论在何种社会形态下，人的生存需要饮食，都必须解决粮食问题。无论是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共产主义社会，均不能回避这个问题。正因为如此，即使是在剥削制度下，统治者也极为重视解决粮食问题。在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过程中，在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过程中，新建立的资产阶级政权总是尽最大的努力发展农业，以图增加粮食产量。譬如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联邦政府很快发布了宅地法案，规定凡年满21岁、没有参加过反联邦政府叛乱的美国公民，或者申请加入美国籍而没有拿起武器向美国发起进攻的人，交纳登记费10美元，就可以得到1/4平方英里的公有土地。这块土地被登记者耕种5年以后，就免费成为他的私有财产。这一政策大大促进了美国的农业生产和粮食生产。列宁正是根据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实践，着眼于粮食生产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粮食问题是一切问题的基础”的思想。1919年12月，他在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中，在讲到正确处理苏维埃国家各项工作的关系时说，以前有的人在做房屋的时候，一边在奠定房屋的基础，一边在做房屋的屋顶和各种装饰品，也就是说屋基和屋顶以及装饰品同时施工，没有把打好基础放在首要的、重要的地位，结果导致工程的挫折乃至失败。在他看来，过去党和政府在工作中有类似的教训。为了能使党的领导者和政府工作人员吸取教训，做好工作，列宁郑重提出：“我们今后一定要更多地把自己的力量用在主要方面，用在奠定基础上，用在最难解决但我们还能解决的普通的任务上。”[4] 346这个基础的工作就是粮食工作，包括生产粮食和收集粮食的工作。他还说：“粮食问题是一切问题的基础。”“军事情况稍有好转，我们就应当尽可能把更多的力量放到粮食工作上去，因为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4] 348“只有在我们解决了这一任务、有了社会主义的基础以后，我们才能在这个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富丽堂皇的社会主义大厦来。”[4] 348在这里，列宁说粮食工作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基础，说明他将此项工作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上来认识。此后，他在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在讲到粮食问题的基础地位时又指出，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人们盖房子从屋顶、厢房或飞檐盖起，对于打好基础却没有认真地注意，没有房基放在首要的、极重要的地位，这是难以成功的。他说：“根据我的经验和对工作的观察，我认为我们政策中迫切的任务是要把这个基础打好。必须使每个工人、每个组织、每个机关在每次会议上都谈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能够供应粮食……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愈来愈大的成就。”[4] 392还说，国内战争基本上已经取得了胜利，现在展现在苏俄无产阶级面前的是和平建设的大道。“我们的任务是用军事方面获得的全部经验来解决和平建设的基本问题。现在我把这些主要问题列举如下：首先是粮食问题，即谷物问题。”[4] 389这表明，列宁提出要求党和政府把全部工作重心用于生产粮食的工作，要重视搞好粮食工作，这是同赢得国内战争胜利同等重要的事情。

　　列宁认为，为采用新技术和新机器进行农业生产，增产粮食，国家须加大对农业的财政投入。20世纪初，西方发达国家经历科学技术的告诉发展，工农业生产迅猛发展。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列宁深刻认识到苏维埃俄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要求苏维埃政府高度重视新科技的采用和推广，以推进农业生产。1918年底，列宁在全俄土地局、贫苦农民委员会和公社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战争已经唤醒了大多数农民，战争使他们看到现时有着多么惊人的技术奇迹，而这些技术奇迹却被用来杀人。不仅如此，战争还让他们产生一种想法：技术奇迹首先应该用来改造最接近于全民性的，占用人数最多的又最落后的生产——农业生产。”[2] 353-354这说明，由于战争的影响，连最贫苦的农民都能意识到现代科技的巨大力量，都渴望能够利用这种力量发展自身。列宁提出，党和苏维埃政府应该顺应农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在此方面有所作为。他说：“我们的义务和责任是利用这种力量把最落后的农业生产纳入新的轨道，对它进行改造，把它从按照旧的方式盲目经营的农业变成建立在新的科学和技术成就基础上的农业。”[2] 354当时为了做好这一工作，苏维埃国家克服了战争带来的经济困难，进行了较多的经费投入。如同列宁在有关会议上的报告中所说：“苏维埃政权已决定拨出十亿卢布，作为发展农业的专用基金。一切现有的和新成立的公社都将得到经济上和技术上的帮助。”[2] 176列宁还说，如果农民需要农业生产方面的科技工作者，苏维埃政权可以给他们派去，尽管有些科技专家对于苏维埃政权有不正确的看法，但农村的苏维埃组织可以驾驭他们，使他们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显然，以新技术来进行农业生产，需要不断地向农村供应新机械，改善农业生产的条件，提高农村的生产力。苏维埃政权对此十分重视，作出了积极的努力。1918年春，人民委员会准备制定一个关于给农业供应生产工具和机械的法令，列宁十分关注分配农业机械的原则，专门为该法令草案写了一个补充意见。他说：“分配农业机械等的基本原则应当是：既要首先保证有利于农业生产，有利于全部土地的耕作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又要对贫苦的劳动农民优先供应农业机械等。”[1] 222在他看来，只有为贫苦农民配备先进的农业机械，才能有效的扩大耕地面积，才能更大地提高农业生产率。这年7月，列宁又代表人民委员会起草了一个关于向农民提供农业机械的决定草案，其中写道：“成立一个由农业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农机局和粮食人民委员部……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研究实际支援农民的措施即向他们供应农业机械的问题。”[1] 456他指示该机构迅速展开工作，提出合理的工作方案，并尽快进行落实。

　　列宁认为，为支持农民完成播种的任务，国家政权需帮助农民获得足够的种子。国内战争之初，为了缓解粮食短缺的危机，为了更好地支持前线作战。农民们原本留作种子的粮食都被征收或食用。春耕时节，农民们纷纷出现种子不足甚至没有种子的情况。缺乏种子，就更难以收获，粮食短缺只会陷入严重的恶性循环。所以列宁十分关注种子问题的处理。这年5月，眼看着春播任务不能按计划完成。列宁在起草的有关决议草案中提出：“委托农业人民委员部和粮食人民委员部采取紧急措施，使农民土地以及已作安排的国家耕地尽可能减少春播谷物不足的情况，发展蔬菜种植业和作好秋播的准备。[1] 261”他的意思是，无论是农民自己的耕地还是国家耕地，都应该进行播种，不能因为缺乏种子而撂荒，如果缺少谷物种子则可以种植蔬菜，如果春播不足则要搞好秋播，以秋播的成绩弥补春播不足的损失。可是到了8月，种子不足的危机仍然没有得以彻底解决，列宁继续关注解决这一问题。如他在有关文章中提出：“让贫苦农民委员会从富农那里没收种子粮，无论如何要这样做，如果现在不行，以后也要向富农征收——先暂时从地主农场拿出一部分粮食交给贫苦农民作种子。”[2] 81在他看来，这应该是克服困难和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之一。同年底，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讨论了发展农业经济的问题。会上，列宁指出，尽管俄国欧洲部分各省的政府颁发禁令禁止农民吃掉种子，但是农村太贫困了，禁令也组织不了这一行为。他要求重视和解决这个问题。如他说：“让我们来谈谈种子怎么办吧。人们会把种子吃光。必须抢救种子。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更实际呢?必须把种子拿到公共仓库里去，同时应该向农民保证并使他们相信，这些种子不会成为拖拉作风和不合理分配的牺牲品，而且现在我们的目的是要使全面播种所需要的种子由国家来保管。”[5] 177当时工作困难很多，如耕畜因病亡不够使用，农具因损坏需要补充等。列宁指出，最重要、最紧迫的是种子问题。如他说：“最好把全部力量集中在最紧迫的工作上，即无论如何要收集到足够数量的种子，保证播种计划的完成，在劳动农民即贫苦农民和中农人数最多的地方开始大规模地推广已试验过的改进农业的措施。”[5] 178在列宁看来，解决种子问题是克服饥荒、缓解国内危机的关键。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农业工作是否能走上正轨，农民是否能坚定的站在无产阶级一边，是否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成败的关键就在于种子问题能否解决。

　　上述列宁的思想，对苏俄发展农业生产和进行国内革命战争产生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而且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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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列宁. 列宁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列宁. 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列宁. 列宁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5]列宁. 列宁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谭晓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