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上个世纪90年代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拐点，以发展代替了改革。有些单位虽然做了某些改革性质的尝试，但那些都是添枝加叶式的改良，丝毫没有触动教育的本源问题。因此，我认为，如果我国要真正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必须摒弃形式主义、功利主义和虚荣心这三个痼疾，认认真真地从教育的本源开始抓改革。原因有三：首先，我国高等教育与世界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至今国内还没有一所大学进入世界前20名;虽然现在不少大学挤进了前100名，甚至前50名，但那仅仅是数量的增加，其真实的学术水平依然无法与国际一流大学比肩。要知道，历年来诺贝尔奖获得者总数的70%(约600名)都分布在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里。其次，虽然我国大学生和研究生数量居世界第一，但是我们又培养出了多少高质量、杰出的、世界顶尖级人才呢?因此有人痛切地感叹：现今缺少大师。对此，确实需要深刻的反思!第三，教育部依然掌管着教育的一切资源和决策权，大学的自主办学权仍形同虚设。

　　今天，教育问题丛生，群众议论纷纷，强烈要求改革，教育改革必须从教育部改起。

　　在我看来，中国迄今为止所进行的一些教育改革，还不能说是涉及教育本源问题的改革。“戊戌变法”是中国学步民主的开端，可惜它以失败而告终，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梁启超先生是“戊戌变法”的先锋人物之一，大约110年前他在总结变法失败的原因时就痛切地说：“变法不变本源，而变枝叶，不变全体，而变一端，非徒无效，只增弊耳。”对照起来看,我国这30多来教育改革走过的路，我觉得是很相似的，其原因是由于我们在改革中忽视了教育的本源问题。

　　那么，什么是我国教育的本源问题呢?所谓本源，是事物产生的根本原因，而教育的本源是指影响教育质量和科学水平的根本原因。我认为教育的本源问题亦有三：一是理念，二是体制，三是人才培养模式。

　　本源，首先是大学的理念

　　大学是什么?世界上第一个做出回答的人是德国哲学家康德。他认为，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它的品性是独立、追求真理与学术自由。纽曼是19世纪倡导自由教育的第一人。他在《大学理念》中提出：“大学应该为自由教育而设，大学应该提供普遍性和完整的知识教育，而不是狭隘的专门化的教育。”涉及大学理念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如何培养人才?中国与西方人才培养理念的一个根本区别是，西方讲成长，中国讲塑造。成长的理念是尊重受教育者的志趣和选择权，全面发展他们的兴趣、个性、知识和智力。所谓塑造，就是把受教育者当作原材料，放到统一的生产流水线上，按照一个标准的模具和加工程序，生产出来规格毫厘不差的产品。其结果就导致我们学校没有特色，学生没有个性和创造性。

　　怎么才能确立教育即成长的理念呢?这就必须把被教育颠倒的主客体关系颠倒过来，牢固地确立学习为主，而教育为副，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这才是符合自然成长的教育规律。以往，中国的教育颠倒了“教”与“学”的关系，致使师道尊严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学生只能服从、依从和顺从，从而泯灭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中国冒不出杰出人才的重要原因。因此，有必要重新定义“教育行业”的名称，有必要破解自1912年以来束缚我国教育一百多年的“教育”紧箍咒，重新确立“学习”的中心地位。

　　本源，其次是大学的体制

　　中国大学的体制是高度集权制，也可称作“大一统体制”，它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思想根源。1985年颁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必须从教育体制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改革管理体制，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这个决定——这个在当时被称为改革纲领性的文件，现在不仅没有人继续执行，而且还被忘得一干二净了。

　　20多年过去了，实际情况怎样呢?不仅没有放权，而且统管得越来越严重了。大家都看到，教育部直属大学由23所扩大到76所。可悲的是，我国某些大学不是想方设法摆脱教育部的控制，而是挤破脑袋想要成为教育部的直属大学，原因是可以从教育部获得更多的经费。计划经济和工程思维指导全国的教育工作。这样一种大一统的教育体制，几乎垄断了一切教育资源，把持着一切教育的决策与管理权，严重地挫伤了大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体制的保守性就表现为追求整齐划一、标准化、形式化，但恰恰这些标准化扼杀了大学的个性和多样化的模式。

　　本源，第三是人才培养模式

　　2005年7月29日，温家宝总理到医院探望“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先生，征求钱学森对“十一五”规划的意见。可是钱老却谈到他对教育的思考和忧虑。他说，中国还没有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的人才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一年以后，钱学森先生又感言，中国长远发展上他最忧虑的就是人才培养这个问题。这几年来，我一直关注国家和大学对此做何反应。几年过去，我彻底失望了，因为没有人在谈人才培养模式的问题，而是在探讨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完全理解偏了。

　　可以说，在大学理念、大学体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这三个方面，我国至今仍然处于误区。如何进行改革?我提两点建议：

　　第一，要进行教育改革的启蒙，为深化改革打下思想基础。康德说：“启蒙就是使人们摆脱自己招致的不成熟状态。”康德只说出了一半，而另一半我认为是挣脱外界强加的不自由状态。如果一个人心甘情愿地被剥夺自由，那就是最大的愚昧。我痛切感到 ，我国绝大多数人不知道什么是改革?怎样进行改革?应当从哪里改起?由谁来改革?教育主管部门不仅不知道什么是改革，而且还在误导改革，那就是以发展代替改革，麻痹了人们的改革意识。

　　第二，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成立一个教育改革指导小组，邀请国内外开明的、思想前卫的教育专家和有志于教育改革的人士参加，制定改革方案，指导和切实推动全国教育系统的改革。

　　30年的改革实践证明，教育需要发展，但发展不能替代改革。前者是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和办学条件的改善;而改革是质的改变，即以新的理念、新的体制、新的教学模式、新的教学内容和新的教学方法代替旧的一套。这是绝对不能混淆的概念。如果连这一点也不懂，那么，他就配不上是教育改革者，也就没有资格来领导中国的教育改革。

[责任编辑：曾 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