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畅:应当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构建
作者:本站编辑      阅读量:884      时间:2017-04-24

  在拙作《儒家道德与中国社会主义精神》一文中,笔者提出要将儒家道德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融合起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可称之为儒家社会主义(或称为儒学社会主义)。使用“儒家社会主义”这一术语只是为了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的中国思想文化特色和强调科学社会主义与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儒家道德主义之间的融合,不排除使用其他更恰当的表述。“儒家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早已有人提出过,但这一概念被用来指传统儒家思想,而不是指融合儒家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主义。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是近代才出现的概念,而且有其特定的基本含义,那就是主张建立以财产公有制或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人人平等、社会公正的理想社会。是否主张实行财产公有制或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判定一种理论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依据。我们注意到,先秦儒家并不主张财产公有制或生产资料公有制,它虽然主张“天下为公”,然而这里所说的“公”并不是指公有制。“天下为公”字面上含有天下是公共的这种意思,但主要指的是政治上把天下传给贤者而不是传给嫡子。而且,除了“天下为公”这一表述之外,在先秦儒家经典中并未见有其他有关建立公有制的主张。因此,将“社会主义”这一帽子戴在先秦儒家头上是不能成立的,也是不严肃的。先秦儒家思想与其说是社会主义的,倒不如说是道德主义的。正是这种道德主义可以与科学社会主义融合起来,我们才可以在这种融合的基础上构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基础的理论体系。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其基础理论的关系

  从理论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包括两个基本部分:一是基础理论部分;二是应用理论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源头是马恩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而其中两个部分的构建逻辑次序应该是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融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理论;然后将这种基础理论应用于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用理论。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在改革开放前,科学社会主义并没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因而没有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理论,而是直接与中国不同阶段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不同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用理论。

  导致这种理论构建实际情形的原因比较复杂,但其中有两个原因是主要的:一是救亡图存的民族生存压力;二是社会急剧变革时期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敌视态度。

  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的时候,正值中国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时期,救亡图存成为中华民族全民族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传统思想理论无法解决中国面临的紧迫问题,因而试图从世界各国思想库中寻求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济世良方。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使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马列主义是解决中国存亡问题的先进思想理论,于是致力于这种思想理论的传播,并将这种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运用它来解决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和根本问题。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没有时间考虑甚至根本没有想到要将马列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构建一种能解决中国存亡以及中国未来健康发展的中国理论的问题,而是直接将马列主义用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的巨变时期,北伐战争、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围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几乎没有给中国共产党人留下一点冷静思考如何对待传统思想文化、是否要从传统思想文化中继承什么的问题,更不可能想到要把马列主义与传统思想文化融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人当时所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将先进的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是教条的,还是结合中国实际的。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几经挫折,最终产生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但中国革命胜利后,历经一系列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折腾,直到实行改革开放,才先后产生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新时期中国实际结合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等新时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改革开放前,中国没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固然与当时救亡图存的严峻形势直接相关,但也与当时中国处于急剧社会变革时期的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敌视态度有直接的关系。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专制王朝,中国进入了对传统思想理论进行全面清算的时期。在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看来,中国之所以会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沦入或正在沦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根子就在于当时的社会(清朝)以至秦汉以来的皇权专制主义社会所依据的思想理论,主要是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理论——孔孟之道。在清王朝已经被推翻的情况下,他们将仇恨的怒火均指向了旧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理论,于是有了新文化运动,有了新文化运动的响亮口号“打倒孔家店”。在这种情况下,先进的知识分子的所思所想是如何彻底清除孔孟之道的影响,根本不可能意识到把被认为是先进的各种理论与陈腐的儒家思想理论融合起来。在所有先进知识分子中,信奉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更为激进,因为他们所信奉的思想理论被认为是针对当代许多先进知识分子认为是先进的西方自由主义建立起来的更为先进的理论。他们所追求构建的是这样一种制度,这种制度类似于比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认为是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更为先进的俄国十月革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于是,他们与传统思想文化决裂的情绪更激烈,态度更坚决。这种情形和态度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延续到改革开放,而在“文革”中达到了极致,其显著标志是“破四旧、立四新”和批林批孔运动。在这种对传统思想理论持敌视态度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考虑把被认为是最先进的马列主义与落后腐朽的儒家思想理论融合起来。

  主要由于上述两个原因,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前,我们没有注意到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理论,更没有意识到要将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融合的问题。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是2006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这次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当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基础理论。而第一次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概念是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包括哪些内容,报告只是说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没有谈及其中的基础理论方面的内容,也没有提及十六届六中全会已经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而且没有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容之一。真正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建设提到议事日程的是党的十八大。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且明确了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24字”。十八大以后,党中央不仅采取了一系列学习、宣传、贯彻核心价值观的措施,而且通过多种有效途径加大了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力度。应该说,中国从此开始了自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建设。不过,直到今天,在我国理论界还是没有明确核心价值观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或者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就是说,核心价值观并没有被明确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甚至没有明确回答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什么关系。

  今天看来,核心价值观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基础理论,但是它并不完全是或等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理论,核心价值观应该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甚至是其中的核心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应该是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当代中国和世界新形势下的融合。儒家思想文化是在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文化,在传统思想文化中具有代表性。因此,科学社会主义与传统思想文化融合主要要与儒家思想文化相融合,我们也是据此把这种融合的结果称之为儒家社会主义的。儒家社会主义实质上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基础理论。它可以用这样一种公式简单地加以表达:儒家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先秦儒家思想(儒家道德主义)+全球化时代人类先进思想文化。当然,这里所用的“+”不是简单的相加或物理性混合,而是融合,是化学性反应,是创新,所创建或构建的是一种能够长期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基本理论形态。

  概而言之,儒家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可以从三方面看:从内在结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两个基本部分,儒家社会主义是其中的基础理论部分;从建设路径角度看,儒家社会主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基础理论,应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应用理论提出和运用的依据,同时,儒家社会主义又要不断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用理论中吸取鲜活、丰富的营养,以使之不断完善;从思想来源角度看,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的儒家社会主义主要来源于科学社会主义和儒家道德主义,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用理论主要来源于儒家社会主义理论。由此看来,儒家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规定和制约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用理论,并通过应用理论对中国实践和生活发生影响;同时,它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区别于当今世界上任何其他理论体系的基本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要主要由儒家社会主义来集中体现和显示。

  二、构建社会主义基础理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今天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有很多理由,这些理由体现了构建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这些理由可归结为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需要。任何一个成熟社会形态,作为其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的系统理论,实际上都包括了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两个方面。近代以来,西方形成了一种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思想理论,这种思想理论在不同国家有不尽相同的应用,如有英国的资本主义思想理论、美国的资本主义思想理论、德国的资本主义思想理论等。而且,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又有不同时期适应不同实际情况形成的不同思想理论(治国理政思想理论),如美国有华盛顿主义、罗斯福新政、里根主义等等。因此,对于今天的西方世界来说,差不多每一个国家的思想理论实际上有三个层次:作为其思想理论体系基础的自由主义,在各国应用形成了具有不同国别特色的思想理论(如美国的实用主义),不同时期的不同统治者又提出了治国理政思想。这三个层次的思想理论就构成了一个西方国家的思想理论体系。从此类历史情形反观当代中国的思想理论体系,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有科学社会主义,有毛泽东思想等将科学社会主义运用于中国不同时期实际的应用性理论,而其中的科学社会主义是西方近代的产物,它没有中国国情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和背景。就是说,当代中国的思想理论体系之中缺乏一个应有的部分,即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融合,同时体现当代中国和世界时代精神的那种可以贯穿于整个中国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础理论。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构建这样一种基础理论。只有构建了这种基础理论,当代中国的思想理论体系才是完整的。今天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最直接的原因恰恰就是为了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其次,是为中国长期稳定发展提供思想理论基础和依据的需要。一种社会形态要长期稳定发展,需要有一种一以贯之的基本理论,它是该社会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皇权专制主义之所以能统治中国2千多年,就是因为不同朝代都把先秦儒家思想理论奉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理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之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持续繁荣和内部基本统一,则是因为西方各国基本认同的自由主义思想理论。我们不难想象,如果没有儒家思想理论,就不可能使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延续,也不可能会有不同时期中国社会内部的统一;如果没有自由主义,同样不会有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统一和持续繁荣。从中我们注意到,儒家思想也好,自由主义也罢,它们都是在本土上创立的思想理论,而不是一种纯粹外来的思想文化。自由主义思想理论对于一些西方国家来说也是外来的,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但这些国家的主体居民大都来自欧洲,而且这些国家在接受自由主义的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文化。最典型的是美国。自由主义与美国本土的思想文化相融合,产生了实用主义。这种实用主义就是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思想理论,不管美国的总统换了多少,他们提出了什么样的治国理政思想,实用主义都是美国人的共同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今天我们提出构建儒家社会主义理论,就是要将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起来并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构建一种本土化的中国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形态,适用于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也是中国人民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

  再次,是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理论基础、论证和辩护的需要。党的十八大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核心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尚处于建设的过程中,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给它提供理论支撑。这种支持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给它提供理论基础,也就是要使核心价值观乃至整个当代中国价值观有深厚的思想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核心价值观只有置于这种理论的基础之上,它才会成为丰富的、鲜活的、能与社会公众的民族文化心理对接的。二是给它提供理论论证,也就是要使核心价值观的正确性、合理性、逻辑性(自洽性)得到有说服力的阐述,使人们能够信服它,进而认同它、践行它。缺乏这种理论上的严格而充分的论证,即使采取再强力的措施对人们进行宣传、教育和灌输,一种价值观最终都不可能为社会公众所接受。三是给它提供理论辩护,也就是对在核心价值观面临各种批评、责难、反对的时候能够有效应对,使之立于不败之地。这要以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充分而有力的理论论证为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核心价值观是不可能得到辩护的。但是,辩护通常是它已经有了理论基础和得到了理论论证之后发生的,而且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由于时代和条件的变化,任何一种价值观都会面临种种挑战,因而需要有理论为它提供辩护,并在辩护的过程中修正和完善它。核心价值观正是在这种辩护中与时俱进的。自从党中央提出建设核心价值观以来,我们在理论建设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尚未建立能够为它提供理论基础、论证和辩护的系统理论。今天提出构建儒家社会主义理论,其重要意图之一就是要将核心价值观置于系统完整的理论滋养和保护之中。

  复次,是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弘扬优秀传统,要求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是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所形成的思想文化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文化?显然,它不会是科学社会主义,但它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对传统文化进行转化和发展形成的。同时,它既然是对传统文化的转化和发展,那它也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传统文化,但它又与传统文化有承继关系。因此,这种思想文化应该是一种新的思想文化形态,这种新的思想文化形态是用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当代人类的先进思想文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结果,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为了突出其中国思想文化特色,我们称之为儒家社会主义。从这种意义上看,今天提出构建儒家社会主义既是对传统思想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需要,也是对当代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必然要求。

  最后,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需要。伴随着我国的经济实力日益强大,文化强国建设和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被提上了议事日程。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再次提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并对中华文化如何走向世界作了全面部署,从此“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上升为国家战略。当我们提出要让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要让什么样的中华文化走出去、什么样的中华文化才能真正走出去、什么样的中华文化走出去后能够对世界产生广泛影响这样一些问题。中华文化延绵5千多年,源远流长,其内容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纷纭复杂,但从历史形态来看,中华文化可以划分为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我们要推出中国传统文化,更要推出中国当代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当代的思想文化,也是中国当代文化的精神内涵,而其中的基础理论更是当代中国文化的内核和实质,也是当代中国文化中最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内容,是当代中国文化区别于其他一切文化形态特别是当代西方文化的基本标志。在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基础理论走出去,通过它走出去增强整个中国文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因为这种理论才集中体现了中国对人类未来发展道路的主张和谋划,是解决当代世界面临的种种难题的“中国方案”。然而,正如前文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理论未完全形成。今天提出构建儒家社会主义理论,正是为了促进这种基础理论的形成,并使之成为当代世界最先进、被别的国家所重视的从而想要拿回去的思想文化。当这种理论形成的时候,中华文化才可能是其他国家最需要的文化,因而也才能够真正走向世界。

  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的可能性

  前文已经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是三种基本因素融合的结果,即科学社会主义、儒家道德主义和全球化时代人类的先进思想文化。在这三种基本因素中,科学社会主义和儒家道德主义又是更基本的因素,因为这两种因素规定了这种理论的基本性质:它是社会主义的,同时又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将这种理论形态称之为儒家社会主义。

  从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开始一直到改革开放前,科学社会主义历来被视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理论的对立物,可以说它是被作为儒家思想理论的批判者和替代物引入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和社会生活的,它与儒家思想理论似乎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经过近百年的复杂历史进程,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思想解放运动,我们过去的那种对传统的激烈反叛情绪慢慢地冷静了下来。开始逐渐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传统文化并非都是糟粕,其中有许多合理的、有价值的内容,它们是古人智慧的结晶,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寄托和价值追求,也程度不同地反映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性和规律。当我们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们就会考虑对传统文化中优秀内容的继承和弘扬的问题,就会想到传统文化与作为我国当代指导思想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特别是会思考有没有可能将两者融合起来以形成一种具有民族根基的中国社会主义形态的问题。如果我们认真考虑到所理解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开放的、与时俱进的思想体系,所理解的传统文化是那种已经融入我们血脉、成为我们基因的那种原生态的(先秦的)儒家思想文化,那么,对科学社会主义与传统文化能否相融合问题的回答就是肯定的了。

  在拙作《儒家道德与中国社会主义精神》中,笔者把儒家思想理论视为一种道德学说,称为儒家道德主义,并从道德的角度探讨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儒家道德主义融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1]。这里再从两种理论在性质和内容上的非对立性(相容性)、类似性和互补性三个方面对两者融合的可能性作些进一步的阐述。

  两种思想理论能否融合,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两种理论在性质上是否对立。一般来说,两种性质对立的理论谈不上融合,充其量只能是一种理论可以从其对立的理论中吸取一些有益的因素或借鉴它。衡量一种思想理论基本性质的主要依据有三个方面:其一,它是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少数统治者的立场上;其二,它主张建立的社会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还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其三,它追求的社会理想是人人平等的公正社会,还是自由竞争的两极分化社会。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科学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两种完全对立的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主张通过解放无产阶级达到解放全人类,而自由主义实质上是站在在自由竞争中取胜的少数资产者的利益的立场之上的。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平等社会;而自由主义主张建立以财产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制度为基础的“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自由社会。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建立“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自由人联合体;而自由主义主张个人自由发展和凭实力自由竞争,而不考虑竞争必然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近代以来的历史事实表明,自由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彼此之间都从对方吸收了一些有益内容,但它们没有发生融合的事实,甚至也没有融合的意向,而且也许永远也不可能融合,其原因就在于它们是两种水火不容的理论。

  把科学社会主义与儒家道德主义加以比较,情形完全不同。它们虽然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理论,但在性质上不是完全对立的。首先,科学社会主义主张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全人类普遍获得解放和自由的共产主义;儒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改变现存社会制度,但主张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其次,科学社会主义主张消灭私有制,但不绝对反对市场经济;儒家虽然不主张公有制,但它也不主张私有制,当然也谈不上反对市场经济。最后,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全人类解放,包含了对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深厚感情;儒家虽然主张爱的等级差别,但也包含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情关怀。从这些方面看,科学社会主义与先秦儒家不仅不对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相容的,甚至是相似的。

  科学社会主义与先秦儒家的相似性突出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两者都主张建立一种人性化、人道化、人情化的理想社会,科学社会主义将这种社会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而儒家道德称之为“大同”社会。它们在这种社会的基础和实现路径方面的主张不同:就社会基础而言,科学社会主义主张消灭私有制,而儒家没有这样的明确主张;就实现路径而言,科学社会主义主张通过无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如果我们将它们关于这种理想社会构建的思想进行对比,不难发现它们十分相似。这种相似主要体现在科学社会主义主张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儒家道德主义主张“天下为公”,而且,虽然它们对理想社会构想的细节不尽相同,但它们构想的理想社会都是不同时代人们都很向往的美好社会。二是两者关注的焦点都是人完善和发展的理想人格问题,即“成人”的问题。儒家道德主义重视人的道德人格完善的问题,而科学社会主义关注的焦点是人从资本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而获得全面而自由发展,因而人的完善、发展是两者的共同轴心。而且,两者都认为人的完善和发展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自我建构或造就的结果;个人的完善和发展离不开共同体,而共同体的和谐又离不开个人的完善和发展,两者互为因果、良性互动[1]。

  科学社会主义与儒家道德主义之间可互补的内容更为丰富。从两者之间最重要的相似方面看,它们之间互补对于今天中国主流价值观构建尤其具有意义。

  就理想社会而言,科学社会主义与先秦儒家之间的互补性很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这样的社会:它是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社会成员过上了充裕的物质生活,实行按需分配;它是消灭了阶级的自由人联合体,每一个人在其中都能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它是以公为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产品经济社会,以谋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市场经济不复存在;它是没有民族分隔和对立的社会,公共权力失去了政治性质,社会意识形态也会消失;它是人类成为自然、社会和自身主人的社会,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了自由王国。儒家对“大同”社会作过经典的表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礼记·礼运》)不用多作分析就可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与儒家的大同社会之间的互补性:前者是一种在物质发达条件下人获得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个性化社会,而后者是一种社会成员公正、诚信、关爱、和睦、各得其所、充满温情的道德化社会。这两种社会都是人们向往的,因而两者不仅可以互补,而且对它们加以融合会使人类的理想更为完美。

  从理想人格的角度看,科学社会主义强调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这里所说的“全面发展”无疑包含着人的道德发展和完善,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没有阐明,更没有给予应有的强调。儒家道德主义缺乏科学社会主义关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思想,但其中包含的丰富道德思想可以通过批判性、创造性的转化融入科学社会主义。比较重要的有:第一,一个人要成人,首先必须成为道德之人。第二,人的禀赋不同,人的发展因而会存在着差异,需要给人们指出发展的阶梯。它一方面给人们指出了“修齐治平”发展的完整路线图,另一方面又将人格划分了小人、君子、豪杰、圣人等不同层次,鼓励人们成为君子以至圣人。第三,一个人要“成人”,关键在于自己的修养,而修养有各种各样的路径和方法,如“慎独”“致良知”“知行合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等。第四,个人“成人”需要不同类型的共同体培育,而各种共同体只有由具有理想人格的人构成才能达到和谐和完善。儒家特别重视家庭对于人生存和“成人”的意义,将家与国、天下联系起来。给科学社会主义补充这些内容,可以使它更富有道德意蕴和仁爱精神。

  正因为科学社会主义与儒家道德主义之间存在着上述融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再加上这种融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当代中国应当努力推动这种融合,构建一种更适合中国国情又能更好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理论。

  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的逻辑进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理论本身应是一个完整理论体系。构建这一理论是一个庞大的复杂工程,需要中国学术界和理论界的研究者共同努力、协作攻关才能完成和不断完善。这里仅就儒家社会主义如何构建以及如何不断完善提出一个大致的逻辑进路。

  首先,确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的基本原则。我们所要构建的儒家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理论,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吸收人类优秀思想理论成果、立足于中国现实和着眼于中国社会未来发展并顺应人类文明发展总趋势的先进思想理论体系。儒家社会主义的这些基本内涵,实际上也是我们构建它应坚守的基本要求或基本原则:

  1.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基本立场和理论指导。我们要构建的儒家社会主义虽然是具有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底蕴的,但它的根本性质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而不是儒家道德主义的。因此,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只有这样,儒家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不是某种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复兴。

  2.对传统思想文化实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多次谈到对传统文化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就明确指出了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思想文化相融合的过程中,要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改造,使之与时代对接,而不是简单地照搬照抄。

  3.吸收人类思想文化中一切可利用的优秀成果。科学社会主义与传统思想文化相融合是儒家社会主义的内核,但并不是它的全部。它要成为人类最先进的思想理论,还必须尽可能多地接受人类一切可利用的优秀思想文化成果,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道德主义之外的有价值内容。唯有如此,它才能不仅成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理论,而且成为世界其他国家想学习和借鉴甚至想引进的理论,从而对世界进步和人类幸福作出更大贡献。

  4.立足当代中国现实并着眼于中国社会未来发展。我们所要构建的儒家社会主义是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论,因而它必须接地气,这个地气就是中国现实。同时,它又要能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指导,指引中国社会朝着更美好的前景发展。立足中国现实,为中国实践服务,能够解决中国问题并规导中国发展,它才能为中国人民所认同和信奉。

  5.顺应世界文明发展的总趋势。在全球化的时代,人类已经成为了命运共同体,世界文明越来越一体化,离开了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道,中国文明不可能健康发展。因此,我们构建儒家社会主义不仅要重视中国的现实和发展,也要充分考虑与世界文明对接,使中国融入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而且还要体现大国的责任担当,从而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第二,找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的基点特别是马思社会主义与儒家道德主义融合的基点。任何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都有一个基点或出发点,这种基点通常也是这种理论的归宿,因而在理论体系中具有价值取向的意义。在人类思想史上已有的理论体系中,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基点:一种是个人,一种是社群。事实上,在一种社会理论构建的过程中也只能在这两个基点中作出选择。同样,在构建儒家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这种选择是不可回避的。

  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家道德主义实质上以个人“成人”为基点的,它立足于人成为君子来构建整个思想理论体系。但是,当儒家道德主义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后,逐渐突出了其中的人伦内容。到了宋明理学那里,这种人伦要求被客观化为“理”或“天理”。天理的实质是整体(社群)要求。当这种思想理论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时,它就从先秦儒学以个人为基点、以“成人”为目的的道德主义演化成了一种以整体为基础、以“灭人欲”为目的的伦理主义。在结束了皇权专制主义对中国的统治以后,宋明理学的这种基点和归宿或隐或显的被继承下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前主导的思想理论所采取的就是这种整体主义取向。之所以强调构建儒家社会主义要将科学社会主义与儒家道德主义融合起来,实际上就是表明儒家社会主义要坚持两者的相同基点和相同归宿。它们相同的基础点是作为社群终极实体的个人,而不是社群;它们的相同归宿则是要使个人成为应当成为的人。由个人组成的社群的意义仅在于,服务于所有社会成员成为他们应当成为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对于这一基点和归宿作出了更为明确的规定:在没有了阶级和阶级对立后的社会,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以其他所有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因而社会成员是普遍自由的,而社会则是一种“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自由人联合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这正是儒家社会主义的基石,它规定了个人与社群的基本关系,明确了社群的终极指向。

  第三,谋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的架构。任何社会的完整基础理论都是一种有机的思想体系,这种体系就是贯穿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通常简称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思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的结构由三个基本层次构成,即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意识形态(ideology)一词在英文中实际上指观念形态或思想形态,其中的“意识”不是低级意识,而是高级意识,即思想。因此,将“ideology”译为“思想形态”更为准确。)意识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思想上的反映,同时它又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两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构、互动关系。一般来说,意识形态是与社会生活形态相对应的,社会有多少种生活形态就有多少种意识形态。社会生活形态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常常是犬牙交错的,不好作出明确的划分。按照目前我国的划分,社会生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大基本形态,那么也就有与之相应的社会意识形态。除此之外,还有像哲学、文艺、宗教这样一些与五大基本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但层次更高的形态。在诸种意识形态中,总有某种核心思想贯穿于其中,核心思想是意识形态的灵魂,其理论表达形式就是社会的基础理论。核心思想的实质内容就是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包括一个社会追求实现的价值目标、实现目标的手段、实现目标过程中必须遵循的规范、保证规范得以遵守的控制机制等基本方面的观念。

  第四,提出并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的基本原理和原则。任何一种社会的基础理论都有一些基本原理和原则,它们是得到论证的基本观点(或主张)和要求。儒家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原则确立的理论依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如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等;二是对传统思想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所形成的原理和原则,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成人”“仁爱” “忠恕之道” “五常” “大同”等思想。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形成的一系列思想理论中包含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共同富裕”“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以人民为中心”等等。除了这些理论方面的依据之外,儒家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原则建立还需要考虑中国现实情况以及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发展走向,吸收人类优秀思想文化成果。

  为了尽快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的理论构建,需要建立一些相关的理论研究基地。儒家社会主义理论涉及多个不同学科,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因而这些研究基地的研究者不能是单一学科的,而应当是多学科的。他们从不同的学科视野共同研究儒家社会主义所涉及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不仅要提出基本原理和原则,而且要提供合理性和可行性论证,使这些原理和原则可以得到充分有力的辩护,以增强其社会认同度和公信度。

[参考文献]

[1]江 畅.儒家道德与中国社会主义精神[J].思想理论教育2017,(2).

[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陈阳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