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禹偁(954-1001)是北宋政治改革与古文运动的先驱，也是宋初直道著史的代表。对王禹偁的研究历来备受学界瞩目，相关成果甚夥，详情可参酌田宏瑞[1]、祝令甫[2]的两篇综述。不过，对王禹偁的研究看似题无剩义，但仍然存在不少值得深入研究的论题，一个重要方面是王禹偁仕宦与归隐的二元人生取向难题及其由此引发的诸多纠葛与博弈，并最终在理想与现实的双重夹击下，艰难地走向自我价值回归。尽管有学者曾对王禹偁仕隐观的演变及其吏隐诗有所梳理和阐发[3]，但其主旨在于勾勒王禹偁仕隐观念的嬗变轨迹，阐发吏隐诗的写作风格和意蕴，所论或稍欠详尽。本篇则拟从儒道观念、政治生态、君臣关系与家计维持等方面，结合王禹偁特定的人生际遇，分析其思想的波动、情感的张力以及人生价值的取舍，以探究其在仕隐取向上艰难抉择的过程及原因，翼望有裨于学界对此问题认识的深化。

 

一、仕宦之动因：“致君望尧舜，学业根孔姬”

 

　　王禹偁“家本寒素”“梁季乱离，举族分散”，其父母遂举家从澶渊(今河南濮阳)迁徙至济州(今山东巨野)，“当时(禹偁)未名，以乞丐自给，无立锥之地以息幼累”[4]卷19《送鞠仲谋序》，全家依靠磨麦制面维持生计。幼小之时，王禹偁即已阅览《白氏长庆集》[4]卷3《不见阳城驿序》，“总角之岁，就学于乡先生”[4]卷20《孟水部诗集序》，“十余岁，能属文”[5] 42。太平兴国八年(983)，进士及第，自此踏入仕途，开启前后20年的宦海生涯。

 

　　通过科举考试跻身官僚阶层，是隋唐以来绝大多数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但是最终能够通过科举的严格选拔之途，真正实现自下而上为官者，可谓凤毛麟角，其中的寒门子弟更是少之又少。就此而言，王禹偁无疑足够幸运。然而，他的仕宦之旅并不平坦，既有三任制诰一入翰林的显赫经历，又有8年之中三遭贬黜的惨痛遭遇，在看似无限荣光的背后充满了难以言说的苦闷和怨怼。咸平四年(1001)五月十七日，王禹偁卒于蕲州(今湖北蕲春)任上，享年48岁。值得追问的是，在宦海沉浮的大起大落中，支撑王禹偁仕宦人生的原因何在?下述思想、情感与现实三方面的因素，颇值留意。

 

　　第一，儒家思想的长久浸润。王禹偁自小即接受儒家学说的正统教育，所谓“总角之岁……授经之外，日诵律诗一章”[4]卷20《孟水部诗集序》。其亦尝道：“予自幼服儒教，味经术，尝不喜法家流，少恩而深刻。”[4]卷15《用刑论》儒教与经术自幼年时期起，即已深深植入其脑海。淳化三年(992)春，其诗曰：“吾生非不辰，吾志复不卑。致君望尧舜，学业根孔姬。”[4]卷3 《吾志》又说：“步骤依班马，根源法孔姬。”[4]卷8 《谪居感事》直抒仰慕周文王、孔子治国思想的胸臆。“我爱三代时，法度有深根。”[4]卷6 《一品孙郑昱》更是鲜明地表露出其对三代社会的向往。其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儒家思想以“仁政”“德治”为内核，追求修身正己，忠君为民，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其中，忠君是为官第一要义。而忠君与忠于社稷、忠于朝廷，实则一体两面，内涵似无差别。王禹偁对此笃信不疑，即便“愠于群小，诚有谤词”，被贬至黄州(今湖北黄州)，不免心有未甘，但忠赤依旧，诚如所言：“霜摧风败，芝兰之性终香。日远天高，葵藿之心未死。”[4]卷22《黄州谢上表》更有直白表述：“臣业文之外，蔑有器能。知命之年，别无嗜好。才思未减，笔力尚雄，驰于文翰之场，犹能识路。责以循良之政，恐误分忧。倘用所长，期不辱命。”[4]卷22 《谢加朝请大夫表》显示出他渴望重入内廷担任两制、三馆之官，充分发挥个人特长，以报效君王和国家的愿望。还有：“君恩无路报，民瘼无术瘳。唯惭恋禄俸，未去耕田畴。”[4]卷6《月波楼咏怀》其忠于君王、社稷之情，日月可鉴。

 

　　儒家思想的忠君意识体现于现实层面就是恪尽职守，替君分忧。因此，作为临事治民的各级官吏，当以朝廷、社稷利益为重，尽职尽责解除民众疾苦，使地方治理井然有序，即所谓“男儿得志升青云，须教利泽施于民”[4]卷13 《对酒吟》。正是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王禹偁为宦地方期间，莫不以苍生为念，以民生为重，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减轻百姓负担，故而治绩斐然。

 

　　由于出身贫苦家庭，王禹偁深知下层民众疾苦，而多次任职州县的经历使他更加关心民生，如其自述：“(臣)少苦寒贱，又尝为州县官，人间利病亦粗知之。”[4]卷18 《上太保侍中书》有感于底层民众生活的苦难，王禹偁主政地方之时，谨守“字人叨属邑，畏德每循墙”[4]卷7 《投柴殿院》的儒家德治理念，以勤勉自励，力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雍熙二年(985)至雍熙四年(987)，王禹偁在长洲县时，鉴于“无名之租息，比诸江北，其弊犹多”“今若又以榷酒之数，益编户之赋，何异负重致远者未有息肩之地而更加石焉”[4]卷18《上许殿丞论榷酒书》，于是便请求上级长官减免当地民户的酒税负担。另据《吴都文粹续集补遗》著录《为长洲令自叙》记载：王禹偁所在的长洲县，“土甚瘠而民不懈，吏好欺而赋愈重”，以致“廉其身而浊者忌之，真其所而曲者恶之”，吏治堪忧，而在稻禾歉收的年度，官府催征赋税者“日不下数百辈”，民众“菜色在面而血流于肤”。王禹偁“因出吏部考课历，纳质于巨商，得钱一万七千缗，市白粲而代输之”，以实际举动解决当地百姓的生存问题。

 

　　至道元年(995)五月至至道二年(996)十一月，王禹偁知滁州，当年夏天，辖境之内旱情严重，“厥田本涂泥，坐见生埃氛”[4]卷5 《和杨遂贺雨》，稻秧无法种植。王禹偁循察民情，到处求雨，甚至不惜在一向反感的寺庙供奉香花红烛，以安慰忧心如焚的滁州百姓，所谓“诚知非典故，且慰旱熯人”[4]卷5 《和杨遂贺雨》。除此之外，在此任期内他还察觉，滁州百姓输炭于饶州供铸钱之用，而“自滁抵饶，溯回江涛，人颇咨怨”[4]卷17 《江州广宁监记》。于是，他根据唐代铸钱炉冶之分布情形，飞奏朝廷，请求分监冶铸。时值其他臣僚也上疏反映此事，朝廷遂于池州设分监铸钱，此举有效减轻了当地百姓泛舟数千里奔波之苦。

 

　　咸平二年(999)三月，王禹偁出任黄州。上任不久，即向朝廷郑重表达治理地方的决心：“谨当勤求人瘼，遵奉诏条，窒塞嚣讼之民，束缚憸猾之吏。敢言课最，庶免旷遗，况当求理之朝，必为无害之政。”[4]卷22 《黄州谢上表》而施政一方务须熟悉该地情形，于是下车伊始他便上表称：“黄州地连云梦，城倚大江。唐时版籍二万家，税钱三万贯。今人户不满一万，税钱止及六千。虽久乐升平，尚未臻富庶。”[4]卷22 《黄州谢上表》当时的黄州较之于唐代，人户虽为1/2，税钱却仅及1/5，经济实力明显下降。因此，本地普通平民百姓的基本愿望，就是获取免于冻馁的基本生存保障。有感于此，王禹偁始终留意民生疾苦，正如其诗所云：“年年更愿再熟稻，仓箱免使吾民饥。”[4]卷13《瑞莲歌》关心民瘼的执著信念清晰可见。王禹偁体恤民情，以甘苦为念。咸平三年(1000)十月二十日，黄州至寒，竟然罕见结冰。王禹偁有诗尝道：“凌旦骑马出，溪冰薄潾潾。路旁饥冻者，颜色颇悲辛。饱暖我不觉，羞见黄州民。”[4]卷6《十月二十日作》通过诗作表达对忍饥挨冻的黄州州民的深切关怀，并反躬自省。在出守黄州前后一年间，虽然竭尽心力，孰料灾异接二连三，王禹偁诚惶诚恐将之禀报朝廷，期望引起最高统治者的警觉，并采取妥当措施以规避各种风险。知黄州任上的勤政与努力，最终换来“政化孚洽”[6]的局面，王禹偁本人亦因此而深受郡民拥戴。后来，黄州州学内设有“三贤堂”，祀奉者包括知州王禹偁、留寓韩琦和同为谪宦的苏轼，真实地反映出王禹偁等人在黄州民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至于称其为“王黄州”，则又是当地百姓寄托哀思、追念风采、推誉善政的真实写照。当然，这也是王禹偁精心治理地方的典型例证和必然结果。

 

　　凡此种种，莫不是儒家思想“内圣外王”之道的绝佳体现，而这种致君泽民、效忠朝廷的理念深深植入王禹偁灵魂深处，并贯穿其一生。其影响持久而深远，即便仕途受挫也无法从根本上予以撼动。

 

　　第二，知遇之恩的竭诚感戴。自开宝六年(973)宋太祖在科举考试中将殿试进行制度化改革以来，原先缔结于考官与及第士子间的“座主门生”关系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皇帝与及第士子间的“天子门生”关系。这种“恩门”关系转变的实质意义在于，主持殿试的天子通过直接“鬻恩”于士子，而使及第士人感受到帝王知遇之恩的极度荣宠，并终身为之感恩戴德，竭力效忠君王，服务社稷。因此，及第于太宗朝的王禹偁，对太宗的拔擢之情始终念念不忘。不过，仍应看到的是，在王禹偁20年的仕宦经历中，太宗一朝即长达15年。其间曾两任制诰，一入翰林，又曾两起两黜。尽管贬黜之时，王禹偁不乏怨言，但对君恩的感激明显占据上风。之所以如此，其实与太宗的赏识和眷顾密不可分 [7]。

 

　　王禹偁任大理评事、知长洲县期间，与同年生罗处约，“日相与赋咏，人多传诵”。太宗闻知后，于端拱元年(988)正月，“召试，擢右拾遗、直史馆，赐绯”[8]9793。王禹偁在知县任上仅有四年光景，便进入清贵之地的三馆任职，擢升之速不为多见。王禹偁对此分外感激，值太宗下诏求直言，即献《端拱箴》一篇，以寓规讽。次年正月，又上《御戎十策》，提出稳定北部边境的十条建议;同年三月，太宗亲试贡士，召王禹偁使作歌，他援笔立就。太宗谓侍臣曰：“此歌不逾月遍天下矣。”[9] 311即拜左司谏、知制诰。入京一年，王禹偁便遂两制之愿，这自然是太宗特别嘉赏的结果。当年冬天，京畿大旱，王禹偁又上书请求节减财政开支，并直言“君臣之间，政教有阙”“上答天谴，下厌人心”[10]688。太宗不以为忤，并未治其罪。淳化元年(990)正月，太宗御朝元殿受册尊号，王禹偁摄中书侍郎，捧玉册玉宝，不久被封为柱国。谢恩日，太宗面赐金紫。此时的王禹偁深受太宗器重，可谓春风得意，荣宠至极。

 

　　然而，太宗的眷顾并非一成不变，而一旦宠信不再，王禹偁的仕途亦随之发生波折。淳化二年(991)八月，王禹偁抗疏为徐铉雪诬，惹怒太宗，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但太宗的赏识依然令其刻骨铭心，如其诗云：“迁客乍离群，秋砧不忍闻。回头恋红药，失脚下青云。尚假金貂冕，犹残柱国勋。此身未敢死，会拟报明君。”[4]卷8 《旅次新安》仅仅岁余，王禹偁即被量移解州。因上疏言父亲老迈，请求迁徙东土。颇具惜才之心的太宗乃召之还朝。淳化四年(993)八月，即授左正言、直史馆;同年十一月，上表寄望太宗任命其为知制诰或东鲁(今山东)一知州，“以养高堂垂白之亲”[21]卷6 《陈情表》。次年正月，王禹偁赴曹州决狱;三月，奉敕知单州，并赐钱三百贯。对此，王禹偁感念不已，以至于“感深而泪湿诏书，恋极而魂飞帝阙”[4]卷21《单州谢上表》。同年四月，王禹偁被召还京师为礼部员外郎，再知制诰。至此可见，太宗实际上一一满足了王禹偁的要求，君臣相知远非寻常可比。次年正月，王禹偁召拜翰林学士，兼知审官院及通进、银台、封驳司。至此，王禹偁达到仕途的巅峰。

 

　　不过，时隔未久，变故再生。至道元年(995)四月，开宝皇后(太祖皇后宋氏)之丧，群臣不成服，王禹偁认为：“后尝母仪天下，当遵用旧礼。”[8] 9795太宗不悦。五月，以坐轻肆，罢王禹偁为工部郎中、知滁州军州事。即便二次被贬，王禹偁依然难以忘怀太宗的拔擢之情，如其自述：“伏念臣早将贱迹，误受圣知。进身不自于他人，立节惟遵于直道。”[4]卷21 《滁州谢上表》至道二年(996)十一月，王禹偁便移知扬州。次年三月，太宗驾崩。噩耗传来，尚在扬州任上的王禹偁为之涕泗纵横，在官舍设奠祭拜，并赋诗以致哀痛之情：“鼎湖髯断去难攀，九五飞龙已御乾。两制旧臣生白发，一番新贵上青天。老为郎吏承缞绖，假作诸侯哭几筵。疏贱无由撰哀册，梦中空负笔如椽。”[4]卷11 《先帝登遐，圣君嗣位，追惟恩顾，涕泣成章》其后，又作《太宗皇帝挽歌》三首，抒发“金銮旧学士，头白涕涟洏”的哀伤。并在诗作中尽情表达对太宗的忠心与感念：“谬提文笔侍先皇，谪臣归来遇国丧。……昨日梓宫陪哭临，泪多唯有老冯唐。”[4]卷11《阙下言怀上执政三首》继太宗嗣位的真宗，同样格外赏识王禹偁。即位不久，真宗下诏求直言，王禹偁上疏言事，针对边防、冗费、选举、僧尼与用人五方面的问题[11] 1652，直陈己见，触及现实问题的要害。至道三年(997)九月初，王禹偁归阙;十二月，以刑部郎中守本官，复知制诰。真宗并亲与之论文。《国老谈苑》卷1备载其事：

 

　　禹偁奏曰：“夫进贤黜不肖，辟谏诤之路，彰为诰命，施之四方，延利万世，此王者之文也。至于雕纤之言，岂足轸虑思，较轻重于琐琐之儒哉!愿弃末务大以成宗社之计。”真宗顾曰：“卿爱朕之深矣。”

 

　　君臣相知相得，藉此可知。不过，之后王禹偁因修《太祖实录》直书其事再度被贬谪至黄州。但其感戴君王之情仍旧存于心间，其诗即道：“尽待食人禄，将何报君恩。”[4]卷6 《一品孙郑昱》在任期间，因屡现灾异，心不自安，遂上疏自劾。“上遣内使乘驲劳问，醮禳之，询日官，云：‘守土者当其咎。’上惜禹偁才，是日，命徙蕲州。”[8] 9799真宗并未因灾异之事而问责于王禹偁，反而为使其躲避灾难，下令移知他州，惜才爱才之心尽显无遗。咸平四年(1001)四月到任之后，王禹偁病重之际上谢表，其中两联曰：“宣室鬼神之问，不望生还;茂陵封禅之书，正期身后。”[9]313借用汉代贾谊和司马相如的典故，表达个人邂逅明主，以期报国的强烈愿望。直到次月王禹偁辞世，他“许国丹诚皎日悬”[4]卷11 《和屯田杨郎中同年留别之什》的感恩戴德之情至死不渝。

 

　　第三，内忧外患的现实刺激。太宗在位期间，北宋王朝已然呈现出内外交困的严峻形势。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寄望朝廷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摆脱上述困境，王禹偁即为其中的重要一员。端拱元年(988)三月，太宗下诏求直言，他在上奏中提到：“臣曾为县令，每督民租，为尺布斗粟之逋，行灭耳鞭刑之法，因知府库，皆出生灵。”[4]卷21 《进端拱箴表》故而大声疾呼：“无侈乘舆，无奢宫宇，当念贫民，室无环堵。无崇台榭，无广陂池，当念流民，地无立锥。……勿谓丰财，经费不节，须知府库，聚民膏血。勿谓强兵，征伐不息，须知干戈，害民稼穑。”[12]卷10 《端拱箴》要求政府节约财政开支，重视农业生产，抑制豪强兼并，减少军事征伐。当年，王禹偁又向太宗上《三谏书序》，矛头直指“缙绅浮竞，风俗浇漓”“象教弥兴，兰若过多”“选举因循，官常隳紊”[4]卷19 《三谏书序》等问题，期望能端正士风，沙汰僧尼，减省官吏。端拱二年(989)正月，时任右正言、直史馆的王禹偁，又上书陈述备边御戎之策，并借此提出匡扶时政的初步设想，力倡改革，直言“寇不在外而在乎内也” [10] 675，显示出对于时局的敏锐洞察力，以及居庙堂之高、心系社稷的忧患意识。

 

　　至道三年(997)五月，真宗下诏求直言。鉴于“边鄙未尽宁，人民未甚泰，求利不已，设官太多”的现实情形，王禹偁提出如下五条建议：一是谨边防、通盟好，使辇运之民有所休息;二是减冗兵、并冗吏，使山泽之饶稍流于下;三是严格选拔，使入官不滥;四是沙汰僧尼，使疲民无耗;五是亲大臣、远小人[11] 1652。并呼吁：“治之惟新，救之在速”，而不能拘守腐儒“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的迂阔之论，避免陷入“不知古今异制，家国殊途”[10] 1649的误区。黄庭坚曾这样评价王禹偁：“往时王黄州，谋国极匪躬。”[13] 892而“以直躬行道为己任，遇事敢言，虽履危困，封奏无辍”[10] 1064，实乃其一生缩影。知黄州期间，王禹偁仍然力主革新时政，其上疏指出：“改辙更张，因时立法，固无拘执。盖太祖削诸侯跋扈之权，太宗杜僭伪觊望之心，不得不尔!……其如救世设法，久则弊生，救弊之道，在乎从宜……见机而作，为社稷远图，疾若转规，不可胶柱。”[14]1342主张朝廷因时而变，顺应时势建章立制，所谓“在乎从宜”，“因时立法”，而不可执守陈法，不知变通，乃至贻误时机。

 

　　与关注时局、心怀天下的理念相呼应，王禹偁在黄州期间也曾提出具体的改良措施。因获悉濮州知州王守信、监军王昭度家深夜遭盗贼洗劫，咸平三年(1000)十二月，王禹偁上书朝廷指出，由于种种原因，“今江、淮诸郡，大患者三：城池隳圮，一也;兵仗不完，二也;兵不服习，三也。今濮贼之兴，慢防可见。”为消除隐患，巩固根基，确保地方太平，他建议：“凡江、浙、荆湖、淮南、福建等郡，约民户众寡，城池大小，并许置本城守捉军士，不过三五百人，勿令差出，止城中阅习弓剑，然后渐葺城垒，缮完甲胄。郡国张御侮之备，长吏免剽略之虞。”[10] 1038以上言论是维护一方安宁，增强地方自卫实力的针对性策略，符合巩固王朝统治的需要，故深得真宗赏识。

 

　　王禹偁对于狱中病囚也提出过很好的策略。咸平四年(1001)二月，鉴于各地“病囚院每有患时疾者，互相浸染，或致死亡”，王禹偁遂上言：“徒、流以上，即于病牢将治;其斗讼、户婚，杖以下得情款者，许在外责保看医，俟痊日处分。”[15] 6719即根据病囚所犯罪行轻重的不同、刑事惩罚的差异，分为在病牢治疗和在外就医两种。此种处理更加人性化，可一定程度减少病囚因相互传染而致死亡的情形。当月，真宗采纳其奏，“令诸路置病囚院，持仗劫贼徒流以上有疾者处之，余悉责保于外”[10] 1052。

 

　　《孟子·离娄下》有“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而无一朝之患”的说法，王禹偁倡言时事的耿直作风，实则渊源于他在关注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引发的对家国命运和社稷前途的深层忧虑。这种忧患意识又进一步确立了其以天下为己任的宏大抱负，并愈加坚定了他以“匪躬之士奋命而言”[4]卷15 《既往不咎论》的信念。两者互为激荡，从而构成了他仕宦意识中的重要元素。

 

二、归隐之念想：“为郎身渐老，自笑不归山”

 

　　仕与隐，何去何从，往往是传统士人必须直面的选择。《论语·卫灵公》曰：“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泰伯》又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照此理解，“有道”与“无道”是士人选择仕与隐的基本判定标准。然而，姑且不论“有道”与“无道”是否过于抽象，单就现实社会的复杂性而言，即令身处同一社会的现实个体，基于个人体验，在“有道”与“无道”的判断上也往往不能取得一致，甚而截然相反。因此，仕与隐存在于中国传统社会的任一历史时期，其间的因缘实在很难以“有道”与“无道”一言以蔽之。结合王禹偁所处的社会条件来看，同样无法采取“有道”与“无道”的判别尺度简单地对结束五代十国分裂割据局面的赵宋王朝定性。客观而论，其时士人选择仕与隐的理由，固然不乏对现实政治环境的感触，但更多则是源于个人心灵的体悟。

 

　　在王禹偁的仕宦生涯中，归隐的念想屡有萌现，其诗作对此多有反映。如“会当辞禄东陵去，数亩农田一柄锄”[4]卷7 《阁下咏怀》“五十拟归耕，何必悬车期。……自无经济术，乌用碌碌为”[4]卷5 《北楼感事》“惟当共心约，收拾早归田”[4]卷5《老态》“道孤自合先归隐，俸薄无由便买山。出坐两衙皆勉强，此心长在水云间”[4]卷10 《为郡》“惟当早休去，幽处卜吾庐”[4]卷10 《迂儒》“林泉何处好，终卜持吾缨”[4]卷10《滁上谪居》(之四)“他日归田去，相扶入荜门”[4]卷11 《寿孙三日》。再如“白头郎署成何事，见拟休官自种田”[4]卷10 《朝簪》“何当解印绶，归田谢膏粱。教儿勤稼穑，与妻甘糟糠”[4]卷5 《闻鸮》“为郡殊无味，归田素有心”[4]卷10 《荒亭晚座》“重入玉堂非所望，汶阳田好欲归耕”[4]卷11 《酬太常赵丞见寄》“已觉文章无用处，不归田里待何时”[4]卷11 《公退言怀》“犹期少报君恩了，归卧山村作老农”[4]卷11《阙下言怀上执政 》(之二)“空媿先师轻学圃，未如平子便归田。此身久蓄耕山计，不教抛官为左迁”[4]卷9 《偶置小园，因题二首》“会解纶闱求郡印，早收余俸卜归田”[4]卷11 《伏日偶作》。上述诗句中“归耕”“归田”与“归隐”的反复出现，明显流露出作者遁迹林泉的愿望。而其之所以“未行此志吾戚戚，对酒不饮抑有由”[4]卷12 《对雪示嘉祐》，希望隐逸山林，无意跻身仕途，亦有其特定原因。

 

　　第一，屡遭贬谪的仕途失意。从太宗淳化二年(991)至真宗咸平元年(998)的短短八年间，王禹偁竟三遭贬黜，故有“吾生苦迁谪”[4]卷5 《八绝诗八首·白龙泉》“薄宦苦流离，壮年心已衰”[4]卷7 《春日官舍偶题》的慨叹。而每一次贬谪，无啻于心灵的一次重创，进而或多或少使其对居官从政的理念产生怀疑，以致萌生离开仕途的想法，即所谓“宦途多龃龆，身计颇悲凉。行将解簪笏，归去事农桑”[4]卷5 《东门送郎吏行承旨寄宋侍郎》。而这种心迹在其每次贬谪后的诗文创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显示。

 

　　王禹偁的第一次贬谪，缘于为徐铉辩诬。淳化二年(991)八月，庐州尼道安诬陷左散骑常侍徐铉与妻甥姜氏通奸，而姜氏系道安之嫂。时任左司谏、知制诰的王禹偁执法为徐铉雪诬，抗疏论道安告奸不实之罪。为此触怒有意庇护僧尼的太宗，次月，王禹偁被解除知制诰职务，贬为商州团练副使。这次贬谪对王禹偁打击较大，内心多少有些不满，其诗尝道：“盛事谁能及，非才不自遑。殊恩难负荷，薄命果诪张。得罪縻山郡，携家出帝乡。何时重到此，驻马泪浪浪。”[4]卷8《初出京，过琼林苑》并发出“逐臣自可死，何必在远恶”[4]卷3《酬种放征君一百韵》“六里山川多逐客，贰车官职是笼禽”[4]卷8《春日登楼》的怨言。淳化四年(993)正月，身为谪臣的王禹偁诗中提到：“凤阁旧臣期赦宥，免教长似触藩羝。收尽洛南迁客泪，旧朝衣上泪潺潺。”[4]卷9 《南郊大礼诗》当年四月，又有“便似人家养鹦鹉，旧笼腾倒入新笼”[4]卷9《量移后自嘲》的自嘲;八月，王禹偁被召还朝，授左正言、直史馆，然而品级与被贬前相同，故心有不甘，其诗即道：“便休禄仕饥寒累，强逐班行面目惭。安得去如种处士，板舆荣侍卧终南。”[4]卷10《再授小谏，偶书所怀》王禹偁的第二次贬谪，坐轻肆贬为工部郎中、知滁州军州事。其谪官之制词云：“(王禹偁)顷以文词，荐升科级，而徊徉台阁，颇历岁时。朕祗荷丕图，思皇多士，擢自纶阁，置于禁林。所宜体大雅以修身，蹈中庸而率性;而操履无取，行实有违，颇彰轻肆之名，殊异甄升之意。宜迁郎署，俾领方州。勉务省躬，聿图改节。”[16]757“操履无取，行实有违”的严厉措辞令王禹偁羞愧难当，痛彻心腑。两年之后仍然对此铭心刻骨，难以释怀，其诗即道：“诰辞黜责子孙羞，欲雪前怨事已休。”[4]卷11《阙下言怀上执政》但其内心终究无法接受“轻肆”的罪名，故有“静思熟虑，未免一诉。然前事是非，不敢较辨”[4]卷18《与李宗谔书》的说法。

 

　　王禹偁的第三次贬谪，则系因修《太祖实录》直书其事。其追述此事曰：“以微臣之行己，遇陛下之至公。久当辩明，未敢伸理。今则上国千里，长淮一隅。虽叨守土之荣，未免谪居之叹。”[4]卷22《黄州谢上表》不久，在寄呈宰相李沆的诗中道：“未甘便葬江鱼腹，敢向台阶请罪名。”[12]卷7《出守黄州上史馆相公》史籍又载：“王元之自翰林学士[知制诰]以本官刑部郎中知黄州，遣其子嘉祐献书于中书门下，以为朝廷设官，进退必以礼，一失错置，咎在廊庙。某一任翰林学士，三任制诰舍人，以国朝旧事言之，或得给事中，或得侍郎，或为谏议大夫。某独异于斯，斥去不转一级，与钱谷俗吏，混然无别，执政不言，人将安仰!”[17]71字里行间，明显可见王禹偁对于朝廷处置自己结果的愤懑。

 

　　第二，道教思想的耳濡目染。整体而言，儒家思想在宋朝占据主导地位，但道家黄老思想也有较大影响，尤其是太宗、真宗两朝，以清静无为为特征的黄老思想极为突出，即如禹偁所言：“我国家尚黄老之虚无，削申商之法令。坐黄屋以无事，降玄纁而外聘。有以见万国之风，咸归乎清静。”[4]卷23《崆峒山问道赋》而宋初统治策略上呈现出的黄老特色，又与国家意识领域中的崇道取向高度一致。在上述风气的熏染下，入仕之前王禹偁即已接受道教思想的洗礼，此点在其与友人诗歌中时有显现，如“乍似碧落长拖万丈虹，饮竭四海波澜空”“他年却入蓬莱宫，休使麻姑更爬背”“上玄应恐天地闲，安仙又谪来人寰”[4]卷13《酬安秘丞歌诗集》“玉皇殿前受恩渥，一时命入芙蓉幕”[4]卷13《酬安秘丞见赠长歌》等等。诗中所涉天上二十八宿，地上三十六洞天，皆为道教修真或飞升之处。初任京官时，王禹偁假日常常身披羽衣道服，其诗有云：“鲍照贻我羽人衣，下直何妨尽日披。老去自堪将野鹤，客来休更佩金龟。”[4]卷7 《谢同年黄法曹送道服》贬谪商州后，更是经年如此，长著而不离身，所谓“褚冠布褐皂纱巾，曾忝西垣寓直人。此际暂披因假日，如今长着见闲身”[4]卷8《道服》。淳化三年(992)元宵节读《庄子·逍遥游》，赋诗曰：“炉灰画尽不成寐，赖有《逍遥》一帙书。”[4]卷8《上元夜作》又曰：“子美集开诗世界，伯阳书见道根源。”[4]卷9《日长简仲咸》。凡此种种，似可表明，进入仕途前后，道教的相关书籍及其着装，一直长期陪伴禹偁左右，由此反映出禹偁之于道教的推崇。

 

　　道教讲求顺乎自然，法天节地，寓含归隐宗旨。晚年知黄州期间，公务处理完毕之余，王禹偁常至黄州城西北的小竹楼，身披鹤氅，头戴华阳巾，手执《周易》，焚香默坐，夏天听雨，冬天听雪，揽月品茗，悠然自得，忘情物外。而其在有关诗文中所极力渲染的恬淡自适与居陋自持的心境，又何尝不是回归自然、悠游林泉、放情山水的归隐念想呢?咸平三年(1000)初冬，其诗直抒胸臆：“昔贤终禄养，往往归隐沦。”[4]卷6《十月二十日作》同年，王禹偁于黄州公署西偏建成书斋一所，取《论语》“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之义，名曰“无愠斋” [4]卷17《无愠斋记》。不久，又建成寝室一所，名曰“睡足轩”[6]，取杜牧《忆齐安》“平生睡足处，云梦泽南州”[13]893之义。其归隐的想法愈益直白，这也是其深受道教思想左右的结果。

 

　　第三，隐逸之风的潜移默化。隐逸现象，源于先秦，自此之后，无代不有，而尤以乱世为多。唐末五代，兵戈不息，寰宇板荡，为苟全性命于乱世，在以名节相高的读书人中，沉潜不仕者大有人在，或为避世，或为善道，不一而足。“宋兴，岩穴弓旌之召，叠见于史。”[8]13417宋初屡屡见诸史载的搜求隐士的诏令，正是隐逸之风仍然盛行的明证。而隐士陈抟等人独具的“不羁之行”“独善之心”[4]卷26《批答处士陈抟乞还旧山》的人生追求，也令王禹偁向往不已。尤其是与宋初知名隐士种放之间非同一般的情谊，则极为典型地反映出隐逸之风对王禹偁精神世界的影响。

 

　　种放(956-1016)，字明逸。七岁能属文，与其母偕隐终南山豹林谷中，结草茅为庐，以进习为业，学者多从之，得束修以养母。淳化三年(992)，王禹偁有诗三首赠种放，即《小畜集》卷9《恭闻种山人(放)表谢急征，不违荣侍，因成拙句，仰纪高风》与《再赋二章，一以颂高人之风，一以伸俗吏之意》。种放亦以诗报之。其后，酬答种放之诗又曰：“况兹山野性，谟画昧方略。搔首谢朝簪，行将返耕凿。”[4]卷3《酬种放征君》较为直接地显露出个人弃官归隐的心迹。这种意愿在《赠种放处士》亦有表述：“他年解郡职，愿许我为邻。”而在仕途多蹇之际，种放隐沦之举彰显的“山林养素，孝友修身”的高洁情操，似乎对王禹偁的吸引力更加强烈，其诗即道：“宦途滋味饱更谙，命薄于人分亦甘。两鬓雪霜为小谏，六街泥雨趁常参。便休禄仕饥寒累，强逐班行面目惭。安得去如种处士?板舆荣侍卧终南。”[4]卷10《再授小谏，偶书所怀》

 

　　咸平元年(998)，种放母亲去世，贫不克葬，遂遣僮奴告知翰林学士宋湜等。宋湜与钱若水、王禹偁同上表言：“今闻放执亲之丧，贫不能葬。……虽共谋分俸，而未若推恩。况褒岩穴之贤，敢掠朝廷之美。”当年九月，真宗优诏赐放粟帛、缗钱[4]卷22《乞赐终南山人种放孝赠表》。这种道义相扶的方式，显然与两人之间的深厚友谊不无关系，而缔结友谊的纽带，更多应该缘于王禹偁对种放隐逸情结的认可与倾心。

 

　　归隐与仕宦实则是两种不同的人生路向，其各自的精神旨趣亦有显著差别，《论语·季氏》即曰 ：“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是知“隐居”偏重于个体意识的解放，自我心灵的固守，而“行义”则立足于道德教化的弘扬，治国理民的躬行。尽管后者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被官方提倡，成为士人群体孜孜以求的目标，但现实政治显然无法为每一位跻身其中的士人铺就一条通达的坦途。而仕途顺畅与否，势必影响个人的行为取向，正如《论语·述而》所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对此，《孟子·公孙丑上》进一步阐发：“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就此而论，仕途的进退与否与个体对于现实政治的身心感受密切相关。当王朝政治的大环境适合个人政治理想施展之时，士人选择入仕往往成为一种必然;而一旦两者无法契合，尤其是士人在宦海之中屡屡碰壁之际，产生退隐的念头也不奇怪。王禹偁在面临后一情形时，因个人素来崇尚道教，加之与隐逸之士来往频繁，因而弃官归田的想法屡屡见诸诗文。不过就总体而言，其归隐之心仅仅停留在愿望层面，并未付诸实施。

 

三、自我之回归：“修身与行道，多愧古时人”

 

　　如前所述，仕与隐、进与退、用与藏、出与入两者的纠结，似乎伴随王禹偁宦海生涯的始终，所谓“归田未果决，怀禄尚盘桓”[4]卷6《扬州池亭即事》，但其却从未迈出实质性的归隐之路，个体生命也最终定格于咸平四年(1001)的知蕲州任上。因此，王禹偁与其时绝大多数由科举入仕者的人生选择并无二致，毕生走过的依然是一条仕宦之旅，归隐的意识也终究未能消释淑世之情怀。王禹偁之所以坚持前者，其原因在于儒家理想的坚定支撑、忠直性格的一贯驱使与维持身家的迫不得已。

 

　　第一，根深蒂固的儒学淑世理念的恒久支配。儒家学说提倡入世精神，将居官从政视为正途。《论语·微子》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可知，“行义”是士人入仕责无旁贷的重任，又是维持“长幼之节”“君臣之义”的根本保障，所以“不仕”即为“无义”，试图洁身自好，往往就会破坏正常的长幼、君臣间的伦理关系。对于士人与仕的关系，《孟子·滕文公下》说得更为直白：“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仕是士人的职业定位，如同农夫以耕田为业，其社会责任首先则在于治国平天下，诚如《孟子·公孙丑下》所说：“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长期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王禹偁，极其清楚士人的责任，因此自觉将入仕视为人生的不二选择，诚如其在《赠种放处士》诗中所说：“学优终不仕，孰为观国宾。”对于士人“为学”与“道义”的关系，王禹偁这样认为：“古君子之为学也，不在乎禄位而在乎道义而已。用之则从政而惠民，舍之则修身而垂教。死而后已，弗知其他。……读尧、舜、周、孔之书，师轲、雄、韩柳之作，故其修身也誉闻于乡里，其从政也惠布于郡县。”[4]卷19 《送谭尧叟序》正因如此，即便“人情易逐炎凉改，官路难防陷阱多”[12]卷7《次韵和仲咸，感怀贻道友二首》，仕途之中屡遭贬黜，王禹偁仍然坚守“何当升大用，吾道始辉光”[4]卷7 《寄主客安员外十韵》的执著信念。至道元年(995)五月，贬官滁州时，其诗云：“不称禁中批紫诏，犹教淮上拥朱轮。时清郡小应多暇，感激君恩养病身。”[4]卷10 《诏知滁州军州事因题》(之一)同年七月的诗中又道：“强仕未为老，望郎不为卑。”[4]卷5 《北楼感事》“白头郎吏合归耕，犹恋君恩典郡城。”[4]卷10《诗酒》次年，王禹偁上表称：“上惟奉主，旁不忌人。比因直言，频至左官。去年自禁中出职，滁上临民。黾勉在公，忧虞度岁。鬓发渐白，眼目已昏。但以行年未高，不敢求退。明代难遇，犹思报恩。”[4]卷22 《扬州谢上表》其抛开个人得失，以衰病之躯而勤于地方政事的心迹昭然若揭，其原因就在于“明代难遇，犹思报恩”，即忠君报国的思想表现得分外突出。至道三年(997)，其上表又提到：“始贬商於，实因执法。后出滁上，莫知罪名。大行皇帝渐察非幸，移领大郡。方且精求民谟，少报皇恩。期牵复于词臣，再发挥于王命。”[4]卷22 《谢转刑部郎中表》寄望通过治理地方的政绩以报答皇恩，并表达重入内廷再任两制之官的心愿。由此不难看出其干禄之心的虔敬。

 

　　其实，王禹偁锐意仕途，有志于功名的理想，早在入仕之初所作《长洲遣兴二首》中就有明确显露：“妻儿莫笑甑中尘，只患功名不患贫。自觉有文行古道，可能无位泰生民。”在他看来，“唯有功名书信史，肯同尘土一时休”[4]卷9 《太师中书令魏国公赠尚书令追封真定王赵(讳普)挽歌》。不过，功名的获取实则有赖于“道”“义”的践行，君子之于二者的追求，虽百折而不回。王禹偁对此有清醒认识：“夫士君子立身行道，是是而非非，造次颠沛不易其心。”[4]卷18 《答郑褒书》纵令宦途坎坷，迭经波折，但曾经痛苦的仕宦经历，终究无法阻碍其对“道”的崇尚与信仰，如其所称：“穷达君虽了，沉沦我亦伤。何当升大用，吾道始辉光。”[4]卷7 《寄主客安员外十韵》并且，个体生命的价值取决于“道”“德”水平的高下，以及由此而决定的德业之有无与多少，而不宜以人生的祸福、地位的尊卑、财富的多寡来衡量，所谓“人生一世间，否泰安可逃?姑问道何如，未必论卑高。自古富贵者，撩乱如藜蒿。德业苟无取，未死名已消”[4]卷5 《酬杨遂》。王禹偁对“道”“义”的坚守如下所述：“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无亏!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期终身以行之。”[4]卷1 《三黜赋》由“百谪无亏”“终身以行”，足以反映出“道”“义”在其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也更应视为其一生志向的高度浓缩。

 

　　第二，直躬行道不懈追求的长期鞭策。王禹偁性格耿直，公正无私，不畏时忌，遇事敢言，向以直道自许。如其所称：“某褊狷刚直，为众所知，虽强损之，未能尽去”[4]卷18 《答晁礼丞书》“出一言不愧于神明，议一事必归于正直。”[4]卷22《黄州谢上表》对此，太宗有“赋性刚直，不能容物”[10]752的断语;其同年进士戚纶的盖棺论定则是：“事上不回邪，居下不诌佞。见善若己有，疾恶过仇雠。”[5]45苏轼亦曾有“雄文直道，独立当世”[18] 603的评价。然而，“直道逆君耳，斥逐投天涯”[4]卷6《橄榄》，其一生仕途多舛，屡遭贬谪，与此不无干系。即如时人所言：“王元之一登翰林，三践西掖，屡被谴逐，皆以直道。”[19]49王禹偁对此亦有反思：“又谓吾之去职，由高亢刚直者，夫刚直之名，吾诚有之，盖嫉恶过当，而贤不肖太分，亦天性然也。而又齿少气锐，勇于立事。”[4]卷18《答丁谓书》唯因如此，即便政治上郁郁不得志，他仍不改初衷：“古君子之为学，不在乎禄位而在乎道义而已。用之则从政而惠民，舍之则修身而垂教，死而后已，弗知其他。”[4]卷19《送谭尧叟序》“位非其人，诱之以利而不往。事非合道，逼之以死而不随。”[4]卷21《滁州谢上表》又说：“兼磨断佞剑，拟树直言旗。”[4]卷8《谪居感事》上述诸多言论，无不显示出王禹偁躬行直道的坚定信念。

 

　　尽管宦途艰险，屡次因贬谪而遭受心灵重创，王禹偁忠直行道的理念却并未因此而动摇，对君王的忠心和社稷的拥戴一如既往，如其自道：“迁谪独熙熙，襟怀自坦夷。孤寒明主信，清直上天知。”[4]卷8 《谪居感事》虽然宦海沉浮多年后，对仕途的体悟更加深刻，加之年岁渐长，“头白眼昏，老态且具”，未免“向之刚直，不抑而自衰矣”[4]卷18 《答丁谓书》。而他依然坚持下述主张：“用直道以事君，虽无改观;肆风肠而疾恶，渐亦销磨。”[4]卷25 《谢除翰林学士名》传统士大夫所普遍具有的工于心计、世故圆滑的禀性，终究与其无缘。之所以如此，他曾有自嘲似的解释：“自念山野士，不解随圆方。”[4]卷5 《东门送郎吏行寄承旨宋侍郎》

 

　　需要指出的是，王禹偁矢志不渝终生躬行直道的动机和目的，究其实质是在根深蒂固的儒家理想的支配下，希望藉此实现辅弼君王、治国安邦的宏愿。正是因为如此，他将个人的荣辱休戚置之度外，诚如其言：“直道虽已矣，壮心犹在哉。”[4]卷8 《谪居》应当说，这种选择的正当性本身无可厚非，也符合赵宋王朝的根本利益。但在宋初开国未久，时忌颇多，尤其是以阴谋手段篡位的太宗在位期间，关于人、事的大量敏感话题不容臣下议论的特殊形势下，王禹偁的一腔忠直难免触犯人主的隐密，其结果可想而知。如王禹偁参与修撰《太祖实录》时，违背太宗希望《实录》反映“太祖尽力周室”“及登大宝，非有意”这种“事实”的愿望，直书其事，因而“执政以禹偁为轻重其间，出知黄州” [9] 313。有此一例，可知王禹偁的“直道”明显不容于当时整体的政治氛围，其在仕途上接二连三遭受打击自属意料之中。

 

　　第三，家计艰难和体弱多病的无奈选择。王禹偁在步入暮年的诗中曾道：“多病形容唯有骨，食贫生计旋无钱。”[4]卷11 《伏日偶作》写实性地再现了其时他所面临的窘境，即身体多病和生计艰辛。实际上，疾病与养家糊口的压力，一直是长期困扰王禹偁的两大难题。“一家衣食仰在我，纵得饱暖如狗偷。况我眼花头渐白，安能隐几勤校雠。”[4]卷12 《对雪示嘉祐》作为家中的顶梁柱，为维持家庭生计，加以满足个人治病所需，王禹偁入仕为官以获取稳定的官俸也是势所必然，诚如其言：“又四年之中，再为谪吏，顿挫摧辱，殆无生意。以私家衣食之累，未即引去。”[4]卷18 《答张扶书》

 

　　王禹偁家境清贫，其诗即道：“汝家本寒贱，自昔无生计。菜茹各须甘，努力度凶岁。”[4]卷3 《蔬食示舍弟禹圭并嘉祐》步入仕途多年之后，亦无改观，乃至使用纸帐：“风摇纸帐灯花碎，月照铜壶漏水清。”[4]卷10 《夜长》在商州期间，由于谪官无俸，无法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故典园十亩，种菜自给：“废畦添粪壤，胼手捽荒芜”[4]卷9 《种菜子雨下》“我携二稚子，东园撷春蔬。可以奉晨羞，采采供贫厨。”[4]卷3 《携稚子东园刈菜，因书触目，兼寄均州宋四阁长》又有诗云：“十亩春畦两眼泉，置来应得弄潺湲。三年谪宦供厨菜，数月朝行赁宅钱。空愧先师轻学圃，未如平子便归田。此身久畜耕山记，不敢抛官为左迁。”[4]卷9 《偶置小园，因题二首》

 

　　(其一)端拱二年(989)大旱，王禹偁上疏中即有“臣朝行中家最贫，俸最薄”[10] 688的话头。淳化元年(990)，在京城任职一年多之后，王禹偁为其幼弟禹圭娶妇，王禹偁事后回忆：“家弟少失母爱，叙婚甚晚。前年某忝职阁下，始能为娶一妇。”[4]卷18 《与李宗谔书》由此不难想见，其家庭经济实力的薄弱。

 

　　即便入朝为官，其官俸也似乎只能限于满足家庭生活开销，根本无力在京城添置房产，因此只能长期赁宅以安顿家小。其在诗中尝道：“萍流匏系任行藏，惟指无何是我乡。左宦只抛红药案，僦居犹住玉泉坊。”[12]卷7《赁宅》另有诗曰：“年年赁宅住闲坊。”[4]卷10《书斋》晚年又称：“老病形容日日衰，十年赁宅住京都。”[4]卷11《赁宅》京城高昂的生活成本，不菲的赁宅费用，单单依靠俸禄以维持家计自然入不敷出，捉襟见肘，乃至团聚亲族都是一种奢望，诸如其诗所言：“分俸则桂玉不充，聚族则京师难住。”[4]卷21《单州谢上表》

 

　　对于家庭经济情况的窘迫，王禹偁在淳化四年(993)的上书中自述：“四海无立锥之地，一家有悬磬之忧。以至仆马龙钟，杂于工祝。弟兄分散，迫于饥寒。若非内受职名，赐之实俸。外求差使，以救食贫。则曷以养高堂垂白之亲，备上国燃金之费。”[4]卷21《陈情表》为赡养年迈的父亲，抚育幼小的子息，当年六月，王禹偁希望移官东土，在与友人信中提到：“直以穷苦闻于帝阍，所望者我近乡园，少得俸入，乐偏亲、聚穷族而已。”[4]卷18 《与李宗谔书》其间也曾涉及家庭生活状况：“前时家弟自荆南乞丐以来，数日而去。临岐聚泣，闻者泪下。况昆仲三院，妻女九人，亡者未祔葬，生者待婚嫁。散于彼者，糊口于人;系于此者，绝俸于官。其为穷人，亦无伍也。”[4]卷18《与李宗谔书》可见，王禹偁以一已微薄之俸禄，自顾已是不暇，实在再无能力兼济家弟与亲族。故就经济水平而言，其家庭与穷人无异。稍后知滁州期间，对于家庭经济的拮据，其在诗中又有反映：“费用量所入，丰约从所宜。一妻本糟糠，不识金翠施。三男无庶孽，讵爱纨绮资。甘贫绝诛求，易退无羁縻。”[4]卷5《北楼感事》

 

　　王禹偁家境的贫穷，一度引起朝廷关注。淳化五年(994)三月，王禹偁决狱曹州时，又奉敕就差知单州军州事，太宗赐钱三百贯以期改善其家庭生活困难的状况。王禹偁一家老小生计难以为继的情形，也曾令其相识相知之友同情不已，并伸出援手。早在贬谪商州之时，潘阆即自京城寄出白银相赠[4]卷9《寄潘处士》。而在谪守黄州之初，鉴于王禹偁家贫难以赴任，翰林学士毕士安慷慨解囊，馈赠白金三百两，以资助其成行[20]204。

 

　　应当承认，来自朝廷的赏赐与友人的襄助，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王禹偁家庭开支方面的压力，但这种一时之接济毕竟有限，家庭生计的维持却终归需要稳定并且相对固定的收入作为基本支撑。就此来说，官俸对于确保王禹偁家庭生活的正常运转不可或缺，所谓“俸微犹助贫”[4]卷9《五更睡》。而获取官俸的前提，又是入仕从政，唯有如此养育家小的重任方能实现。这种来自现实生活的沉重压力，是王禹偁选择入仕为官又一重要原因，诚如诗中所言：“谁教为妻子，头白走风尘。”[4]卷6《十月二十日作》寥寥数字，实则又蕴含无尽的辛酸与苦楚，窘迫与无奈。

 

　　再就是，来自身体的衰病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王禹偁的仕隐抉择。王禹偁的身体状况，自步入中年后即令人堪忧。淳化二年(991)，时已38岁的他在西掖，始见白发，其诗有云：“正向承明恋直庐，年来华发已侵梳。”[4]卷7《阁下咏怀》当年十月，贬至商州后，“始有白髭”[4]卷8《谪居感事》，“玄发半凋落”[4]卷3《七夕》，衰老的迹象更加明显，可谓“老病形容日日衰”[4]卷11《赁宅》。至道元年(995)，其诗云：“病眼已甘书册废，愁肠犹取酒杯倾。”[4]卷10《夜长》自注云：“眼病黑花，夜不看书数年矣。”眼疾的严重，已然困扰其数年之久，夜间阅读的习惯竟然也因此而废弃。在此之后，衰病的情形日甚一日。咸平元年(998)，诗云：“廉使多情应问我，为言衰病似相如。”[4]卷11《送第三人朱严先辈从事和州》“病似相如多避事，拙于方朔少诙谐。”[4]卷11《寓直偶题》 “谁解吟诗送行色，茂陵多病老相如。”[4]卷11 《送河阳任长官》其屡次以西汉武帝时因病免官的司马相如作比，感叹衰老和病痛对其身体的折磨，诗人难以排解的忧伤溢于纸外。当年夏天和冬天，又分别有“经年病不休”[4]卷11《寿孙三日》和“多病形容唯有骨”[4]卷11《伏日偶作》的诗句，更是反映出诗人身染沉疴及病魔对于身体戕害造成的事实。咸平四年(1002)春，王禹偁奉命移知蕲州。这时他已病入膏肓，故肩舆上道。四月到任，五月即辞世，年四十八。

 

　　应当注意的是，长年的病痛，不仅伤害了王禹偁的身心，也使治疗顽疾而产生的药费支出成为他本不宽裕家境的又一必须正视的难题。经年的医疗费用日复一日累加，家庭开销的缺口因而逐年扩大，积累的药债愈益增多。面对这笔沉重的负担，在家庭缺乏其他稳定经济收入来源的情况下，继续仕宦生涯以领取俸禄多少能纾缓药费的紧张，减轻家庭经济的重压。关于两者的关系，其诗曾道：“药债渐多医宿疾，宦情犹切恋明朝。”[4]卷7《官舍书怀呈郡守》因此，王禹偁入仕为官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与支付医治宿疾所需费用有关。

 

　　总体而言，自太平兴国八年(983)进士及第踏入仕途，至咸平四年(1002)卒于蕲州任上。在20年的宦海沉浮中，由于仕途失意、道教熏染及隐逸向往等原因的左右，尽管王禹偁在诗文中多次显露弃官归隐的想法，但他却终究未将之付诸事实。虽说屡遭贬谪，再三沉沦，但其人生之旅呈现的仍然是传统官僚士大夫典型的仕宦轨迹。王禹偁这种仕隐抉择的最终决断，究其缘由，当在于儒家学说入世思想的信仰与主导、君王知遇之恩的感激与报答、内外交困严峻现实的思考与应对，以及躬行直道理念的追求与奉行。除此之外，维持一家生计、医治身体疾病所需的费用和开销，同样有赖于官俸的稳定持久供给。因此，仕与隐的二难选择，对于王禹偁而言，实际上已经并无回旋之余地。归隐以高洁其志、放逐心灵的举动，在理想信念与客观现实的双重夹击下，注定只能是一种虚无飘渺的人生设计，不可能转化为真实的人生图景;而因个人刚直的秉性与其时特定的政治生态，又决定了其人抱负难施的必然结局。至于说这种选择的对与错，以及由选择而造成的人生命运的幸与不幸，或许未必真正关乎仕、隐两者的权衡取舍，毕竟在个人意志之外，来自社会与家庭的多种因素，对于人生轨迹的影响通常远远超出现实个体的想象。就此而言，王禹偁仕宦人生的起起落落，看似曲折坎坷，但实属正常。不过，应当承认的是，王禹偁在仕、隐抉择上的度量与思考，在传统社会的官僚群体中具有极大的代表性，即便放在今天也有值得深入挖掘的价值和比照借鉴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田宏瑞.王禹偁研究综述[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2]祝令甫.20世纪80年代后王禹偁

研究综述[J].青年文学家，2010，(1).

[3]林晓娜.论王禹偁仕隐观的演变及其吏隐诗[J].江淮论坛，2015，(2).

[4]王禹偁.王黄州小畜集[M]//四部丛刊初编：第133册.上海：上海书店，1989.

[5]司马光.涑水记闻[M].北京：中华书局，1989.

[6]沈虞卿.小畜集后序[Z]//王禹偁.王黄州小畜集.四部丛刊初编：第133册.上海：上海书店，1989.

[7]潘守皎.王禹偁与宋太宗、真宗的旧知新怨[J].齐鲁学刊，2011，(5).

[8]脱 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9]王 称.东都事略[M]//二十五别史：第19册.济南：齐鲁书社，2000.

[10]李 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1]王禹偁.上真宗论军国大政五事[Z]//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邓广铭，张希清，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9.

[12]王禹偁.小畜外集[M]//四部丛刊初编：第133册.上海：上海书店，1989.

[13]祝 穆.方舆胜览[M].北京：中华书局，2003.

[14]王禹偁.上真宗乞江湖诸郡置本城守捉兵士[Z]//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邓广铭，张希清，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9.

[15]徐 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6.

[16]佚 名.宋大诏令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7]洪 迈.容斋随笔[M].北京：中华书局，2005.

[18]苏 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9]苏 颂.苏魏公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8.

[20]毕仲游.西台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责任编辑：李利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