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政治生态的好坏直接关系着党的兴衰存亡。建设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是保持党旺盛生机的必然要求。建设良好党内政治生态的实践迫切需要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评价体系，来衡量党内政治生态现状，找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找到建设良好党内政治生态的科学路径。
一、党内政治生态的基本内涵
“政治生态”一词经历了从学术话语到政治话语再到学术话语的演变过程。作为学术话语的政治生态最早源自于政治生态学，是政治生态学领域的学者在试图运用生态学的相关原理研究政治现象的过程中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因为该学科属于政治学的边缘学科，研究的人不多，所以关注者也比较少。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首次提出，“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1]。此后，他在多个场合谈到“政治生态”，从而使其迅速成为一个热门词汇，激发了学界再次对其深入研究的兴趣和热情，政治话语下的“政治生态”再次回归到学术话语。目前，学界对党内政治生态有两种主要观点：一种是广义的“党内政治生态”，是指党内政治系统中的诸要素之间以及党内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在运行和互动中所形成和显示出来的整体状态。这一概念有些过于宏观，其边界也比较模糊，几乎囊括一切能对党内政治生态产生影响的各种环境要素，如自然地理环境、国际国内政治环境、经济社会环境等。由于内涵上的无所不包，边界又过于宽泛模糊，使得学界很难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理论研究。一种是狭义的“党内政治生态”，指的是党内各要素保持系统运行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整体状态。它以党内系统为边界，重点考察党内政治行为、政治价值、政治制度等内容。本文从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现实需要的角度出发，仅对狭义的“党内政治生态”进行考察分析。
二、构建党内政治生态评价体系的理论依据
科学有效的评价体系离不开相应的学理支撑。本文在借鉴政治学和管理学的相关评价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引入生态学和政党学等相关理论，以确保建立一套科学合理且具有可操作性的评价体系。具体说，主要借鉴了系统理论、工商管理BSC理论、公共部门“4E”评价理论、政治生态平衡理论。
系统理论在上个世纪50年代被广泛应用于政治学研究中，它把“政治生活看作一个行为系统，其处于一个环境之中，本身受到这种环境的影响，又对这种环境产生反作用”[2] 22。这种相互影响的过程其实质就是能量与信息交换的过程。它通过对信息与能量的输入与输出，保持着政治系统内部的良性运转，以及与外部环境互动过程中的动态平衡。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系统还“累计形成了借以对付其环境的大量机制，运用这些机制，它可以调节自己的行为，改变自己的内部结构”[3] 11。因此，政治系统理论将维持政治系统运行的稳定与平衡作为目标，重点考察政治系统的平衡性、动态性、开放性和生态性等指标。
工商管理BCS理论，又称科莱斯平衡记分卡理论，主要是针对企业管理而设计的，上个世纪90年代末被广泛应用于政府绩效评价。评价的内容主要包括政府成本控制、公众满意度、政府内部流程优化、学习与创新。与其他评价理论不同的是，BSC理论将“平衡”作为评价的首要指标 [4] 231，特别强调“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的平衡、组织内外的平衡、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平衡、结果性指标与动因性指标之间的平衡”[3] 11。在党内政治生态评价中，BSC理论可用于对特定区域、特定党组织的生存与发展状态的评价。
公共部门“4E”评价理论源自于英国雷纳的“3E”评价，即经济(Economy)绩效、效率(Efficiency)绩效、效果(Effectiveness)绩效。“3E”评价理论引入到公共部门评价实践后，发现公共部门所追求的平等、公益、民主等价值理念与其单纯强调经济性指标之间存在矛盾与冲突。因此，公共部门评价主体在后期实践中增加了公平(Equity)绩效指标，使得“3E”发展为“4E”。在党内政治生态评价过程中，“4E”评价理论可用于对党内行为主体的行为方式、价值理念等方面进行评估。
政治生态平衡理论源自政治生态学。政治生态平衡是政治系统生态特征的重要表征，主要表现为“政治系统内部各子系统间在结构上的有机联动和互动”[3] 15，以及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生态互动，它强调政治系统的各项活动要与其所处的政治环境相适应，要保持政治系统与外部环境在信息与能量的输入与输出上的平衡。尽管“这种适应和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最终也会在局部或全局上为不平衡所打破”[5]。但必须承认，政治系统内部各子系统间的平衡，以及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平衡，是整个政治系统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整个政治系统具有活力和效率的重要前提。
以上理论是构建党内政治生态系统评价体系的主要依据，但并不足以全面准确地反映党内政治生态的全部内涵，还需充分考虑党内监督、党内关怀、党内传统习惯等因素，以利创造性地设计出党内政治生态评价指标体系。
三、党内政治生态评价体系的设计原则
党内政治生态评价的基本原则是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有效实施评价活动的重要前提。概言之，在构建党内政治生态评价体系过程中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目的性原则。任何评价都是针对特定的问题展开的，都是要通过评价活动找出存在的问题，以便有针对性地解决该问题。开展党内政治生态评价就是为了了解党内政治系统的生存和发展状态，分析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党内政治生态存在差异的原因，确定优良党内政治生态所蕴含的关键要素，总结建设良好党内政治生态的基本规律，引导党内其他行为主体运用和掌握这个规律，不断提高各行为主体开展自身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二是系统性原则。党内政治生态评价体系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各指标之间必须要有一定的逻辑关系。在纵向结构上，要有层次性，从中央到地方，从宏观到微观，要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在横向组合上，这些指标不仅要从不同侧面反映出党内行为主体的行为、价值、制度等子系统的主要特征和状态，还要反映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就决定了在构建党内政治生态评价指标体系时，要把所有的指标当作一个整体来设计，避免指标间内容上的重复和冲突，确保整个评价体系的全面客观准确。
三是客观性原则。客观性是开展任何评价活动的基本要求。客观性原则要求在党内政治生态评价过程中，尽量做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由于党内政治生态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系统，决定了对其评价要涉及到很多方面，因此，有些可以量化的方面就要量化，尽量用数据说话。对于那些不可量化的，则要通过调研，查阅档案等途径，掌握第一手资料，以增强衡量的准确性，减少模糊性，避免因主观因素的介入导致评价活动的失实。
四是价值导向性原则。开展任何评价都有相应的价值导向，党内政治生态评价也不例外。在构建党内政治生态评价体系时，也应引入价值导向性因素，以调动评价对象的积极性，引导党内政治生态朝着评价目标的方向发展。为此，评价标准的选择与确定要做到与评价对象的职责、内涵和结构相适应，全面准确地体现出被评价对象的真实状态，促进其不断调整完善自身建设。
四、党内政治生态评价指标体系的初步框架
按照一般的评价体系设计程序，本文在确定了“廉洁高效、动态开放、协同进化”作为党内政治生态优化总目标的基础上，借鉴生态文明评价体系的分类框架，对影响党内政治生态的相关因素进行筛选分类，按照典型性、代表性、可操作性的标准确定了相关核心评价指标。
根据党内政治生态的内涵界定，确定了党内行为子系统、党内价值子系统、党内制度子系统。党内行为子系统主要包括党内信息与能量的流动保持动态平衡，党内政治生活严肃规范，党的自我调节、自我更新及时有效，党的权力运行公开透明等指标。党内价值子系统主要包括党内各行为主体对党的指导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历史、宗旨目标的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程度等指标。党内制度子系统主要包括党内制度系统完善，党内制度被严格执行和遵守，党内制度能得到及时反馈与修正等指标。
根据我国当前的国情与党情，着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需要，笔者确定了党内政治清廉、政治绩效、党内监督和党内关怀4个子系统。政治清廉子系统主要包括党内行为主体的腐败状况、违纪处理、党内问责和公众满意度等指标;政治绩效子系统主要包括党内组织机构精简灵活，党员干部作风正派，办事效率高、党内决策部署有效落实等指标;党内监督子系统主要包括监督机关严格执行监督，异体监督渠道畅通，党务信息公开，被监督对象主动接受监督等指标;党内关怀子系统主要包括党员合法权利得到有效保障，党内激励关怀机制健全，选人用人公平公正等指标。
根据各地的政治关系状态不同，所关注的重点领域、重点要素也不同的实际，笔者确定了外部环境支持子系统，主要包括党政关系、党群关系、党际关系、党与其他社会组织关系等指标。笔者在综合考虑各子系统及其相关评价指标后，形成了党内政治生态建设评价体系(见附表)。
上述评价体系只是从宏观角度确立的初步评价框架，所列举的评价指标和要素也是一般情况下最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众所周知，影响党内政治生态的因素涉及到方方面面，很难穷尽，而且各要素对党内政治生态的影响大小也会随着具体的环境改变而改变，因此，在进行实际评价活动时，要实施各评价指标间的联动考察、整体考察和动态考察，综合分析后才能找出被评价对象存在的不足及其改进不足的措施。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坚持从严治党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把作风建设要求融入党的制度建设[N].人民日报,2014-07-01.
[2]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王浦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3]刘京希.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
[4]夏美武.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研究——基于结构功能分析视角[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5]邢 磊,张宗康.政治生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管理观察,2016,(14).
[责任编辑：肖偲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