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对我们党提出了更高的发展要求。这篇带有强烈责任意识的讲话，以“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贯穿始终，串联起通篇讲话，体现我们党时刻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工作态度。“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反复出现十余次，为学界广泛关注，甚至成为民间广泛热议和传播的时髦语言，而这一说法在十八届六中全会上又一次被强调。领导人讲话中的某些词语被广泛热议，引起舆论探讨热潮，成为民众纷纷效仿的说话方式并不是第一次。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语言风格和党中央的话语形式的改变，都在强烈地释放着一种信号，即用人民群众听得懂、记得住、传得开的说话方式去传播思想，沟通交流，这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切实践行。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一系列中国元素，正是近年来我国“四个自信”表述方式的自觉投射。怎么样用本土特色化的语言表现和阐述马克思主义、稳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定理论自信，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展过程中的价值旨归。

　　一、转变语言风格的表述方式——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引力机制

　　相较用不同的内容和渠道去扩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范围，运用好语言本身，已成为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非常鲜明的时代特点，并且收获了良好的传播效果，为我们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指明了新方向。

(一)语言承载思想

　　不难发现，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中央文件的表达方式、语言风格较之以往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这表现为长句的减少，口语化通俗化的表述形式增加等。语言承载的交流方式的创新变化，是我们党和领导人基于对当前的基本国情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新的认识前提之下，做出的时代性的回应。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它的“使用说明书”却要因时因地不断修正，才能保持理论的科学性和生命力。扩大理论自信，不仅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讲好中国故事，更要对内深化人民信仰，使人民群众真听真信。因此，转化语言的表述方式尤为重要。

　　语言是人们沟通的工具，而工具便捷与否以及使用方式的不同对于其传达和表达效果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曾提到，“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1] 525，语言虽然只是一种传声载体，但其组构的不同会直接影响现实的表现逼真度。斯大林在其著作《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更加具体地阐述了这个观点，“不论人的头脑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在什么时候产生，它们只有在语言的材料基础上，在语言的术语和词句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完全没有语言的材料和完全没有语言的‘自然物质’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2] 38。他同时指出，“语言是直接与思维联系的，他把人思维活动的结果，认识活动的结果，用词以及由词组成的句子记载下来，巩固下来，这样就使人类社会中思想交流成为可能”[2] 20。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语言本身甚至已经构成了思想的一部分，它表达结构的不同对于所描述的思想或现实都会产生不同的偏差影响。因此，怎么样选择合理合适的语言去表达我们党的思想，去传递我们党的声音，去与人民群众沟通感情，去与国际社会探讨研究实际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作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二)历史关照现实

　　回顾我们党95年的历史征程，有一条宝贵的奋斗经验就是时刻将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我们党工作开展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因此，党和“人民”在价值意义上是一对分不开的范畴。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民族存亡之际。从我们党建党伊始，就天然担负着挽救国家和人民的历史责任。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一直以来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在党的历史上，我们曾有非常多脍炙人口、传诵至今的经典话语, 如毛泽东把党中央从西柏坡动身前往北京形容成“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邓小平在面对社会各界对于市场经济性质的质疑时为大家解释的“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等等。这些实例告诉我们，往往最简洁明了、通俗易懂的语言恰恰是传播效果最好、最能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最能引发大家情感共鸣的。因此，在中国大地上，不论现在还是过去，需要一种能与群众对话，能把道理讲在人民群众心坎里，真诚质朴不拗口的语言，这种语言方式本身就在展示我们党的执政立场、执政态度。

　　为什么简单明了、通俗易懂的语言能够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被人民群众交口称赞呢?这与我们国家的国情密不可分。抗战时期，我们党活动的主要区域是敌后广大的农村地区，面对当时高文盲率的农民群体，把道理讲得活泼生动、简单易懂，激发这一广大群体的参与热情，是做好农村工作的前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曾经有着非常丰富和宝贵的工作经验。这也可以在建国前我们党的工作作风上直接反映出来。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党在农村地区开展的包括现实层面的土地改革——做符合农民利益诉求的工作，和交流方式上的“接地气”——说农民听得懂的话，是我们党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经验。

(三)发展呼唤创新

　　建国以后，我们国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开展消灭文盲半文盲工作，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力争提高国民受教育水平和国民素质。经过几十年的不断努力，我们国家的国民素质已经显著提高。截止2014年，我国适龄儿童净入学率已经达到99.8%，高中升学率达到90.2%。而在1995年，我国高中升学率只有49.9%[3]。可以充分肯定的是，我国的国民素质在近20年，取得了较大的提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所做的《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下称2015年统计公报)显示：我国研究生教育招生64.5万人，普通本专科招生737.8万人，普通高中招生796.6万人。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93.0%，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87.0%[4]，教育对提高国民素质的效果显著。但有三个教育发展问题需要引起注意：第一，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发布的统计报告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大学(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约为1亿2000万左右，仅占全国人口的10%左右。

　　从2014年各级学校在校学生比率可以看出，我国高中以上学历人口占比仍然较低，高水平人才较少(见图1)。同时，我国仍然存在着较庞大的半文盲文盲群体，文盲数量约为5400百万[5](见表1)。而这一群体是需要在传达精神、传播思想时特殊关照的群体。

　　再者，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现状没有改变，根据2015年统计公报显示。约6亿人生活在农村，农村人口占比43.9%[4]。与之相对应的是城市普通高中入学人数达到365万，而农村地区仅为27万[6]。

　　城乡发展水平的严重不均衡和农村人口的绝对大数量，是当前我们党和政府必须重视的基本国情。温家宝曾指出，多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得很大;多么大的经济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得很小。教育发展水平的不均衡意味着我国国民素质发展水平的参差不齐，意味着人民群众的受教育水平决定其更愿意接受日常生活语言的沟通和交流。“没有上过中学的人只能对着难以理解的‘高深学问’叹息”[7] 208。列宁在《论〈宣言书〉》中就根据当时俄国的国情提出，“在传达这种思想时，要善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并且能够借助于日常生活中他们所知道的事实”[8] 277。以往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如果不尊重国民素质差异的客观事实，在意识形态领域一味追求“阳春白雪”，实质上就是将一大部分人民群众排除在这一话语体系之外，就是用语言和沟通方式为人民竖立起了一道看不见的屏障。要想使我们党的声音传播进人民的心里，使理论得到现实的回应就必须对我们党的话语表达方式进行调整，说人民听得懂的话。列宁就专门针对党内成员忽视工人读者而将学术著作和论述写得过于高深的问题，在《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一文中提出，“应当力求写得简单明了，避免不必要的舞文弄墨，避免在外表上摆出‘渊博’的样子”[9] 130。所以，列宁时时刻刻号召大家“别醉心于辞藻吧!别迷恋于漂亮的句子吧!”[10] 143参照革命时期我们党的工作经验，工作的开展只能依据“木桶效应”的提示，就低不就高，把复杂问题简单化表达，是传播我们党理论最行之有效的手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真懂、真信，其表达方式必然是为人民喜闻乐见的。所以，现实呼唤我们党用质朴、鲜活的语言结合现时代的特点将政治生活和人民意识串联起来，做好意识形态的宣传工作，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落到实处。

　　二、创新话语体系的承载方式——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方法

(一)拓宽沟通渠道——使民众获得参与感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际上体现了某种政治民主的意蕴。民主意味着民众可以以更低的政治成本获得参与感，使原来精英化的小众理论平民化，这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旨相切合。更大众化口语化的表达，实际上是给予民众更公平的理论接受和参与机会，这本身就是政治民主、文化民主的扩大和落实。我国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主”成为构建国家层面价值观的重要维度。因此，用创新的、时代化的及简明的语言搭建沟通平台，降低意识形态的理论难度，并不意味着降低理论深度，这恰恰是保障人民政治民主权利最基础的工作。正如列宁所说：“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善于用简单、明了、群众易懂的语言讲话，坚决抛弃难懂的术语、外来语，背得烂熟的、现成的但是群众还不懂、还不熟悉的口号，决定和结论等一系列重炮。在解释社会主义问题和当前俄国革命问题时，要善于运用掌握的事实和数字，不要讲空话，不要讲大话。”[11] 89语言一旦脱离了人民易于接受的现实基础，就会像难以消化的坚硬武器，形成反噬的副作用。“实干兴邦、空谈误国”。我们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和改革的道路上要言行一致，不仅在行动上踏实肯干，同时在语言上也要“务实”不“务虚”，要使“用生动的通俗方法来说明问题，叙述的语调和风格使人感到清新，有鲜明的战斗性”[12] 86。越是接地气的语言，越具有直接的现实性，越能激发人民的认同感，使人民在理解的基础上，自觉迸发出参与感，让高大上的政治理论变成口口相传的具体生活。这种过程正是民主精神的实践过程，体现了人民的主体地位。所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转化路径之一就是要把语言说“活”，鲜活地把意识形态和人民生活融为一体，传达好精神，描述好现状，绘制好宏图。

(二)明晰科学内涵——加强理论解释力

　　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指出:“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13]那么，怎样通过不强制的手段让人们信服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党需要去做的事情呢?当一个理论具有现实解释力和理论前瞻性的时候，就会产生巨大的信服作用，就能扩大理论本身被信仰的程度。要让一个已经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理论最大范围地告知民众国家发展未来时，某种程度上这种理论地位会带来官民间交流屏障，而当交流屏障长期演化为沟通壁垒时，就会失去其所拥有的信众。因为，第一，这个理论本身处在自我封闭的环境里，丧失了更新的外部环境，没有理论参照物就意味着理论本身不能持续优化。第二，不与外界进行理论交流，就不能回应现实，这个理论必然会丧失生存的土壤，马克思在《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告德国人民书》中就精辟地指出，“这个告人民书缺乏革命的毅力，而充满了抱怨派说教的热情，这种热情后面所隐藏的显然是频发的思想和感情”[14] 528。没有真抓实干的毅力，没有切实以人民为中心的信念，理论的热情只能停留在语言表面而难有任何切实的活力。

　　同时，理论的科学性还体现为内容的真实性，列宁在《绝不要撒谎!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中就恳切指出，“我们应当说真话，因为这是我们的力量所在，而群众、人民、大众将在事实上即在斗争后作出究竟有没有力量的解答”[15] 333。理论能否真正产生改变世界的力量，是一个群众化接受与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群众只以自己真切感受到的执政者的立场、理论的科学性、对现实生活的有效性来作为自己是否信服的依据。所以，共产党人要保持对人民群众的敬畏之心，不讲空话、假话、大话，不在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小事上混淆视听，要以真诚、坦诚的态度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工作的首位，坚持理论工作以真实为前提的科学性原则。

　　无论是十月革命的成功，还是苏东剧变的失败，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从来都不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失败或成功的原因，而是把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解问题的关键。历史已经多次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方法、一种视域、一种解释世界的科学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就是书本上生搬硬套的知识框架。理解好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是重大问题，解释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适用中国也是重大问题，运用好马克思主义去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更是重大的问题。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这几个问题的路上走了很远。把一个科学理论以本土化的语言表述出来，最大限度地还原其科学性，同时还能以本土化以后的理论解释现实、指导实践、指引未来，这本身就是巨大的时代性挑战。因此，“说”好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说给群众听”，是考验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维度。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具有共性——都是为了最大限度扩大当前中国意识形态的科学性，扩大理论的解释力，加深人民的信仰程度。追求更科学的理论和更恰当的表达方式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活力来源的不竭动力。

(三)丰富话语形式——扩大认同范围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要想在宣传中力求“创新”，落实“新意”，就需要我们兼容并蓄地吸收和利用一切有效的传播载体和形式，老话“新说”，新话更要接地气地说。理论的活力来自于其与现实的不断对话和所具备的解释力，只有不断丰富理论内涵，不断扩大理论本身与现实的交流和对话，才能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八股”作风，在我们革命和改革的过程中，都不能彻底根除，这与历史和文化的传承有着直接关系。但是，一旦对该问题及其危害有了深刻的认识，就必须进行彻底的纠正。列宁在《同饥民作斗争》中甚至提到：“十分之九是常见的空洞的官样文章……转来转去兜圈子，大书特书中国式官场往来的繁文缛节。”[9] 251由此可见，不转变语言风格，就是一种态度上的散漫。立场和态度决定表达方式，而叙述和表达方式不能仅仅作为理论的表现形式而只停留在工具化的使用上，更重要的是形式本身的转化创新直接影响理论的传播效果。

　　丰富话语形式，首先，要积极扩充理论载体，可以借鉴传统文化和近现代革命斗争经验中的故事、寓言、俗语等，开创全新的理论表达方式。用人民喜闻乐见的故事性表述方式，轻松愉快地把深刻的革命道理转化为文化成果。近年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主流文化宣传已经创新了载体，诸如年画、动画片、广告小短片等，通过深入浅出的“讲道理”方式取得了非常好的传播效果。所以创新语言形式，讲好中国故事，要运用好各种文化资源。但同时也要避免“庸俗，粗制滥造，矫揉造作，冒充‘民间’风格”[16] 422的文化产品大量产生，做好意识形态领域的风控。其次，要积极改变文风，以轻松明快、简洁明了的表达方式连接群众，说群众化的语言。“非凡的说服力，简单明了的论据，简短通俗的词句，没有矫揉造作，没有专门为加深听众印象的令人头晕的手势和力求效果的词”[17] 177才是群众日常化的语言表述，越是使群众没有沟通代沟的表述方法，越容易被群众接受、信服。所以，在宣传思想时，要“从最简单的、众所周知的材料出发，用简单的推论或恰当的例子来说明从这些材料得出的主要结论”[9] 322，不要刻意用语言来制造沟通壁垒。再次，要审时度势，时刻关注现时代的理论特点，保持自身与时代语言特点的一致性。网络化背景下的今天，很多网络新词、网络语言层出不穷，新兴词汇和表述方法甚至让人从字面上无法理解词义语义。主流文化和亚文化、次文化之间的交流障碍也因此产生，要想扩大主流文化的覆盖范围，就要主动学习各种新的表述方式。从总体情况看，新语言特色大多都是年轻群体对某些语言的创新性描述和缩写，比如“我伙呆”就表达了“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这样一个长句的意义。这在很多年轻群体以及善于接受新词汇的社会群体中能够迅速传播。精短的文字确实具有非常显著的传播能力，“言简意赅的句子，一经了解，就能牢牢记住;而这是冗长的论述绝对做不到的”[7] 208。所以，我们尊重这一客观变化，了解“现代风格包括了文风的全部优点：言简意赅，一语中的，同长长的、平铺直叙的描写相互交织;简洁的语言同闪闪发光的形象和迸发出耀眼火花的妙语相互交织”[18] 524，通过相同的话语体系，引导各群体自觉接受主流文化，开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时代特点。

　　因此，创新话语体系是理论自信暗含的价值意蕴之一。创新话语体系，必须坚持开放包容，以跨越不同话语体系的宽广视野，以融通古今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焕发马克思主义主流话语的生命活力。

　　三、“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价值旨归

(一)“初心”使命时代化的新表述

　　“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是受思想理论体系制约的。有什么样的思想理论体系，就有什么样的话语体系”[19]。实际上，语言风格的转变本身反映的是执政者和领导人思维方式的变化，当然这种变化是基于中国目前世情国情等做出的调整，时代化的表述方式恰恰印证了我们党在95年的历史征程中，始终与社会、人民紧紧在一起，未曾将自己的意识形态束之高阁，拒绝改变，竖起与人民沟通的藩篱。因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其中有一个维度必然包含着我们党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因此，话语体系、话语方式的变化就是党的建设、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应有之意，或者说，这就是我们党的“初心”。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路径是多年来学界和政界一直在积极探索的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仅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手段，更是提纯马克思主义理论，充实公民信仰的价值归宿。十八大以来，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以及党中央在不同场合传达的声音素材中，不难看出，我们党和国家的语言风格和话语方式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越来越多的口语化、直观化表述频繁出现，形象生动的例子、类比层出不穷。更多时候，我们党在用讲故事的方法传达精神、传播声音。而这种人民群众听得懂、对得上、传得开的语言表达方式的运用，非常鲜明地透视出当下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发展的新特点，这不仅仅是习近平总书记个人语言风格的特点，从中更反映出在当代文化背景下，我们党愿意借助一种更直接快捷的工具来展示我们的“自信”，愿意消除因为晦涩语言和“八股”形式竖起的沟通壁垒，愿意打开与人民群众沟通的渠道，在与人民群众的对话、讨论中“不断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20]。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其中反复十余次出现的“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又一次成为了学界及社会关注的理论热点。

(二)“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理论意蕴

　　什么是初心，什么是我们党的初心，怎样带着初心继续前行，成为了我们需要关注的课题。“初心”一词，从字面上可以理解为“最初的心意”“初发心愿”，与初衷类似。现无法考证初心一词最初在哪里使用。但普遍认为“初心”一词源于梵语，可从《大方广佛严华经》中找到类似初心的表述。在《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十七中有“三世一切诸如来，靡不护念初发心”，在《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十九中有“如菩萨初心，不与后心俱，智无智亦然，二心不同时”。此后的文学作品中“初心”也有出现，例如《搜神记》卷十五中记载“既不契於初心，生死永诀”，宋代王禹偁《求致仕第一表》中“岑文本之初心，止于县令”，以及郭沫若的短文小说《万引》中：“我的初心是想在创作上得些观摩。”

　　习近平总书记用了八个“不忘初心”，那么什么是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初心?首先，马克思说“哲学家们总是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1] 6。想要把批判的武器变成武器的批判，势必要赋予哲学这一社会科学以鲜活的现实力量，理论如果像哲学家们闭门不出或束之高阁，永远只能停留在他们的脑海之中。马克思在生前就不止一次地批评过一些自称是只追求辞藻上的“德国化”，仿佛是为了最大限度还原马克思的理论，纯粹化某些基本原则。现在，在德国人的著作中带有夸张的“共产主义人士”的理论者，均被吹嘘为真正的、纯粹的、德国的、理论上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21] 655，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如果只停留在德语环境里，只局限于用纯粹的德国表述来表达，才是对马克思主义最大的窒息。马克思本人从未排斥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发展，他力求客观地解释和改造世界，这当然不限于德国。因此，将理论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应有之意，第一个“初心”就是时刻保持理论实践性、时效性，扩大理论解释力，提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第二个“初心”，是指我们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主义理论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南。革命先行者们从资本主义的黑暗中寻找到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理论借以指导中国民族革命，并历经艰难险阻取得成功，在这个曲折的过程中，我们收获的至关重要的革命经验就是坚持在革命中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本土化、实践化，忠于理论，忠于革命，忠于初心。我们党建党之时就肩负着救亡图存的历史责任，而95年的发展已雄辩地向世界证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能解决好中国的民族问题，更能解决好中国的发展问题。无论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如何，我们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回应现实，以实践检验真理，指导不断前进的社会实践。促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推动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是我们的第二个“初心”。

　　第三，我们几乎所有成功的工作经验都来自于同人民群众时刻保持血肉联系。也只有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立场和思路，党和干部才能明确自己的工作路径，明白自己为了谁，依靠谁。我们要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革命时期群众像汪洋大海，是我们取之不竭的革命源泉。发展时期，引导好群众，把理论力量通过语言赋予群众，改革和建设事业也会拥有不竭的发展动力，因为“理论的力量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接受，理论一旦被大家所接受，就会转化成为巨大的创造性力量”[22]。不忘初心，就是不忘我们的党是从“小米加步枪”的千百万农民之中走出来的革命力量，不忘我们的党在革命力量最薄弱的时期依靠着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度过了艰难险阻。如今我们取得了非常丰硕的发展成果，这些成果应该为人民所享，为人民谋利。带着人民的殷切希望不断前行，为坚定支持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带来切实的福利是我们的第三个“初心”。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出发点和动力必须是广大人民对于党和国家以及自身未来生活的良好愿景与殷殷希望。群策群力解决好当今中国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携手共筑中国发展之梦，终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价值旨归。1949年3月23日上午，党中央从西柏坡动身前往北京时，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值得骄傲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历史伟业中取得了不凡的考试成绩，但我们不满足于此，更不居功自傲，仍然继续走在前进的道路上。历史的经验犹如谆谆教诲提示着中国共产党人，要在与时代共同进步中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创新沟通方式、沟通载体，通过话语方式的不断更新让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起对我们党的信任，树立起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热情;现实的呼唤也如锣鼓声鸣在畔，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复杂国际国内发展形势，怎么做好对外宣传工作，营造良好的国际形象，怎么落实好对内的意识形态教育，充实人民群众的科学信仰，坚定人民群众的信心，都是当前亟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话语形式的转变入手，积极发展和落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何尝不是一颗“初心”。95年来，这颗初心未黯，使得中国共产党始终能在关键的历史时刻，破除和超越利益固化的藩篱，把整个政党的精神一遍遍拓宽，取得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今后，我们仍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取得更加丰硕的发展成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M].延安:解放社,1952.

[3]国家统计局.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zb=A0M0Y01&sj=2014.

[4]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2/t20160229_1323991.html.

[5]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e.htm.

[6]国家统计局.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zb=A0M0N02&sj=2013.

[7]列 宁.列宁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8]列 宁.列宁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9]列 宁.列宁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0]列宁.列宁全集:第1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1]列 宁.列宁全集:第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2]列 宁.列宁全集:第4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3]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N].人民日报,1957-06-19.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15]列 宁.列宁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6]列 宁.列宁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7]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9]杨鲜兰.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难点与对策[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2).

[20]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讲话[EB/OL].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zg/2008-12/18/content_7318929_4.htm.2008-12-18.

[2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2]贺耀敏.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N].光明日报,2015-02-05.

[责任编辑：肖偲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