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谓决策?

　　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的一生就是决策的一生。人的世界需要不断地抉择和决策。决策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高级表现形式，是人自由的一种表达。自由是人作为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具有的自主决策的能力。正因为自由意味着人具有强大的自主性和选择力，所以人类自古以来就总是把自由作为自己最美好的理想。可以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依赖决策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苏联大百科全书》是这样定义“决策”的：决策是自由意志行动的必要元素和实现自由意志行动的重要手段。自由意志行动要求先有目的和行动的手段，在体力动作之前完成智力行动，要考虑完成或反对这次行动的理由等等，而这一智力行动以制订一项决策而告终。《大英百科全书》把“决策”定位为社会科学中用来描述人类进行选择过程的术语。

　　在行政管理发展史中，曾有学者提出领导者的基本职能之一就是“决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组织决策管理大师赫伯特·西蒙(Herbert A.Simon，1916~2001)认为，决策贯彻管理的全过程，管理就是决策，管理是由一系列的决策构成的。西蒙是第一个认识到决策并非总是合乎理性和逻辑的人。因为决策涉及到三个重要概念：“有限理性”“不完全信息”和“满意原则”。“有限理性”指的是人们的决策能力受到认知局限——也就是在对信息的理解、处理和反应过程中的局限——的制约。人类智力的局限性制约了决策者确定最优化决策的能力。“不完全信息”指的是即使管理者评估信息的能力没有局限，他们依然无法做出最优化决策，因为他们获取的信息是不完全的。“满意原则”指的是管理决策过程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艺术，而不是简单的科学判断。在现实世界里，面对高度的不确定性和极大的模糊性，管理者必须依靠他们的直觉和判断做出看起来对自己最好的决策[1] 165。管理决策很好地表达了决策不仅需要技术，而且需要科学与艺术。因此，决策需要管理，决策者需要管理学。管理不仅是人财物的技术管理，管理还是一种人文艺术。德鲁克认为：“管理所关心的是行动和应用，而成果正是对管理的考验，从这一点来看，管理算是一种科技。可是，管理也关心人、人的价值、人的成长与发展，就这一点而言，管理又算是人文科学。”[2] 197管理“关切的是知识、自我了解、智慧和领导的根本;也是艺术(Art)，因为管理就是实行和应用，管理人员把各种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心理学和哲学、经济学和历史、物理学和伦理学的知识和见解融合在一起”[1] 197-198，而“决策(decision making)也是一门艺术，它不仅依赖系统的和科学的数量方法，而且也以创造力、直觉和经验为基础”。

　　决策是一个过程，决策行为与信息的提供有关，与决策者的态度、经验和水平有关，与情景的复杂程度有关。“决策就是管理者通过分析关于具体的组织目标和行为方案的各种选择并最终做出”判定，“以应对他们所面临的机遇和威胁的过程。一个好的决策将带来正确的目标和行动方案选择，从而提高组织的绩效，而一个不好的决策则会降低组织的绩效”[2] 161。中国决策研究者从决策方式的角度对决策进行研究，认为决策方式可分三类：其一，独裁专制型。运用必要资料，自行解决问题，做出决策。其二，协商型。听取下级集体意见，然后由领导者做出决策。其三，群体决策型。下级集体与领导者共同提出可供选择的决策方案，讨论进程中领导者仅作为组织者而不用自己的思想去影响群体 [3] 478。

　　其实，对于决策，有一种最通俗的理解，即“出主意”“想办法”“作决定”。决策是以思维为前提的一种事前工作，而思维对事情的成败与办事效率的高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决策需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呢?为什么说决策不仅关涉科学与技术，还关涉人文艺术呢?

　　二、 何谓批判性思维?

　　决策不是单纯的规定，而是思想的盛会。在决策中，管理者往往对思维的重要性与独特性会有高度的体认。其实，决策与批判性思维有不解之缘，批判性思维是决策的关键。那么，什么是批判性思维呢?批判性思维就是标划出万事万物的边界，具体来说就是在真假、善恶、美丑之间划清界限，划清界限的过程其实就是批判的过程，就是光明战胜黑暗、否定黑暗的过程。我们认为，批判性思维至少包括质疑、反思与创新这三个方面的特质：

　　其一，质疑。决策过程的起点是发现问题，发现问题起于求异性、反问性的质疑。在提出问题、通达真理之途，质疑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从词源上讲，“质疑”一词的希腊文是“探究”(skepsis)，“质疑者”(skeptikos)指探究者或研究者。赵林先生认为，批判是一种很重要的素养，“这种素养就是你敢于对你熟悉的世界进行怀疑、进行批判。这种素养，一般人并不具备，一般人对于自己生活的世界有一种惯性，这种惯性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一般人很难从根本上超越。但是这些可以带给你这样一种素质，这就是智慧”[4] 4。批判就是对一切信念和知识都表达一种疑惑，追根究底，彻底省察，不受既有信仰的摆布，不受现存观念的束缚，不受已有模式的限制，不接受任何现成的答案。张志扬先生指出：“根本不怀疑，只有认同，当然说不上怀疑的能力和能否越界。有了怀疑，即有了不认同的意向但不一定有什么怀疑的根据，更不一定有跨越界限的能力，即使有了为什么怀疑的根据，也不一定就能保证越过界限。所以，怀疑——怀疑的根据——越界的能力，依我看，恐怕要算进学入思的看家本领。” [5] 93

　　既然决策不是一种单纯的科学判断活动，因此，我们所主张的批判与包括科学批判在内的其他一切批判的方向都不相同。如果说科学批判往往是实证化的、针对结果和证据的批判，是“形而下”的质疑和检验;那么，我们所主张的批判则是前提性的批判，即直接向前提和基础发问，对作为思想的根据与出发点的信念进行审察，对思想的尺度、标准和方法进行考验，是“形而上”的追问和批判。这种批判更有利于在决策中质疑人类已有的信仰和知识体系，去探索更广阔、更深层、更可信的真理。

　　真正的批判性思维不崇拜任何东西，不屈从于任何外在的权威。黑格尔带着赞赏的口吻说，思想上的质疑精神具有真实的、深刻的性质。质疑就是以人的理性作为最后的尺度来清算各种偏见和教条。舍斯托夫说：“世上最令人憎恶、最令人厌恶的，莫过于一个人自以为无所不知，以为自己能回答所有的问题。” [6] 144他还说：“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能说自己善良、拥有真理。” [6] 145决策过程需要批判性思维，通过批判性思维，决策过程从发现问题开始，到提出各种不同的方案，表达不同的主见。通过批判性思维的质疑，决策的基础更丰实，决策的结果更具有可取性。

　　其二，反思。反思就是指在决策中要有“反反复复”“翻来覆去”的思考。“反思”即“反向而思”，其对立面是“顺思”即“顺向而思”。有学者指出：“反向思维和顺向思维是相对的。我们所讲的反向思维，主要指敢于打破旧的传统观念，反其道而‘思’之，从反面提出问题，制定方案。比起发散性思维来，反向思维具有更强的创新性。”[7] 26如果不对现有的决策经常进行反向思考，管理就会陷入僵化，思维就会变得凝固，决策就会变成“一言堂”。反向思维说的就是要把否定与批判精神带入决策之中。

　　决策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寻找、不断接近真理的过程。决策过程在不断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中前行，在“头脑风暴”中辨别出未来的方向。决策过程一路与反思判断相伴而行。反思判断不同于规定判断，反思判断的“思”先天地给予决策过程更多的激荡力量、个人声音。在《判断力批判》“第一导论”中，康德指出，科学的规定判断的基本特征是“以普遍归摄特殊”，即先给定普遍的法则、原理和规范，然后以此去统摄特殊的个别的情况 [8] 81-89。而“反思的判断力的功能仅仅见之于统摄作用不可能存在的地方;反思的判断力自己给自己制定规律，即颠倒统摄规律的规律”[9] 111 。“规定判断力根本上要求‘撇开可能的经验规律的所有多样性’，把特殊归摄于普遍的原理之下，是逻辑的;反思判断力则要求从多样性出发，撇开概念、规则，在特殊中寻求普遍，是自由的”[8] 88。简单地说，反思判断的基本特征是“从特殊出发寻求普遍”。规定判断力指向外部世界，目的在于通过对客观对象进行规定，获得客观知识;反思判断力则指向内心感受，目的在于通过对表象形式在主观心灵中引起的诸认识能力的自由协调活动。

　　借助于反思判断，决策过程立足于人的自由世界展开对于真理的寻找。在反思判断中，决策从个人的生命体验出发，立足于鲜活的现实而不是外在条规，可以凝聚起每个人最内在的特性、智慧与经验。个体独特的新发现才是决策的“深层岩浆”与“原始动力”。所以，从反思判断出发的多样性体验，经过实践世界的反复修葺，呈现出一种规律性表达，必有助于决策科学性的完成。

　　其三，创新。决策的过程是一个系统工程，决策有着科学的路径。按照决策的思维方式划分，决策可以分为理性决策和行为决策。前者偏于逻辑理性，后者偏于艺术直觉;前一种决策之路明晰性高，后一种决策之路独创性强。西蒙认为，愈往高层，领导人就愈无法找到符合决策的明确程序，这就往往要依靠高级管理人员本身的经验、判断力、直觉和创造力。如果决策不想墨守成规，那就必须走向创新。在这个意义上说，批判性思维就是要突破常规性思维而走向创新。

　　创新亦是时代的要求，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力的国家，难以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不可能占据综合国力竞争的制高点。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今天，必须大力……弘扬改革创新精神，树立创新理念，培育创新文化，让一切创造的源泉充分涌流，让一切创新的热情充分焕发，使中华民族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10] 10。趋时更新，本来就是中国文化的主脉。今日，全球化所导致的文化竞争的加剧，使得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日益成为决策能否在竞争中掌握主动权的关键因素。一种决策如果远离自我批判的精神，必然就会失去自我创新的能力，那么，这种决策就难免日暮途穷了。创新意味着不愿意受传统习惯、陈规陋习和环境的束缚，不满足于现状;对权威不害怕、不迷信。成功的决策，意味着从新的角度看待常规性问题，并用创造性的方法来诠释问题。怎么才能做到创新呢?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都需要独立思考，以推进创新。正如《决策的艺术》一书的作者所言：“先进行独立思考，在向他人咨询可选方案之前，先让你自己的思维任意驰骋一番……。暂时忽略别人的意见有时是必要的，让你自己的创造力先自由地驰骋一段时间吧。一旦你过早地引入他人的思路，特别是那些专家的思路，你会过早地放弃自己的思想。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诺伯特·威纳，20世纪最有创造力的天才之一，对于遇到的新的科学问题总是要自己先花上一些时间想一想，然后再来阅读有关学术论文。”[11] 54-55

　　批判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消极性的否定与消灭，批判也是肯定性的建构与创新。我们不能为了批判而批判，批判的目的是为了积极的建构，决策过程正是这样一个批判建构的过程，在批判建构的过程中，决策走向了创新。批判蕴含着一种质疑精神，但这种质疑不是随心所欲的摒弃，不是简单地、消极地、抽象地否定一切知识，不是鼓吹蒙昧主义，而是理性的深刻反思与谨慎考察，并在这种反思和考察的基础上，使人无止境地探索新知和真理，最终做出一系列的创新决策。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社会，唯有决策创新的团队，才能取得更高的成效。

　　三、决策中批判性思维缺位的弊端

　　其一，批判性思维缺位导致“决策腐败严重”。

　　批判性思维虽然有助于决策的完善，但是，由于批判性思维是从质疑开始，所以它往往在决策中受到冷遇和排斥。在决策过程中如果决策者远离批判性思维，进行个人独断，极易导致决策的片面性、主观性，进而还会导致管理无效率，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据有关媒体报道，原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指出，领导干部因决策失误带来的巨大浪费，比装进个人腰包，情形更为严重。有的领导干部贪污几百万元，这当然是腐败;但有的领导大笔一挥而造成决策失误，可能一下子就损失几十个亿，这也应该算是腐败。可以把这种腐败称之为“决策失误式腐败”。陕西省榆林市一位副市长在《一个副市长眼中的基层行政十弊》一文中直截了当地说，“决策失误是最大的腐败”。2002年全国审计机关查出由于违规担保等决策失误，给国家造成了70多亿元的损失;2005年全国共查出各类违法违规问题金额2900多亿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于决策失误造成的。

　　透过决策式腐败，我们看到的是决策中对批判性思维的拒绝。批判性思维强调决策者要有自我批判的勇气，要有自我反思的习惯。同时，决策者也要容得下别人对自己的批评之声、质疑之音。我们知道，成功的决策基于对信息的掌握，但是，任何决策者都不可能掌握全部的信息和资源，所以，决策者必须重视他人的意见，尤其是那些反对的、否定的、质疑的、批判性的意见。许多学者认为，人与人要和谐相处，首要的是尊重他人的相异性和独特性，而不是消灭相异性，唯我独尊。用强求一致的唯我论得来的“和谐相处”“相通相融”，总是脆弱的 [12] 404。决策过程也是这样，尊重与吸取他人的不同意见，不仅能防止决策失误式腐败，规避决策风险，而且能使决策得到优化。

　　其二，批判性思维缺位导致“决策效率低下”。

　　决策不仅是一个系统工程、一种科学行为，决策更是艰难的质疑与反思的过程。艾赛亚·伯林说：“如果不对假定的前提进行检验，将它们束之高阁，社会就会陷入僵化，信仰就会变成教条，想象就会变得呆滞，智慧就会陷入贫乏。社会如果躺在无人质疑的教条的温床上睡大觉，就有可能会渐渐烂掉。要激励想象，运用智慧，防止精神生活陷入贫瘠，要使对真理的追求持之以恒，就必须对假设质疑，向前提挑战。”[13] 4行政管理活动中，如果我们的决策照搬照抄传统的陈旧模式，不考虑当下实际情况，就会出现严重的倒退。决策就是要反对流行的俗见。如果我们的决策，没有创新意识，没有怀疑立场，工作就会出现负效率。比如，20世纪90年代，国内曾出现了开发区建设热，不少地方不顾实际情况，从省到市到乡甚至村一级，都纷纷建设开发区。结果事与愿违，不少开发区既荒芜了大片土地，又损失了巨额资金。又如世界上最失败的水利工程之一——埃及阿斯旺水坝，水坝的建设自1960开始，历时10年，耗资9亿美元。阿斯旺水坝的建设虽然被政府所期待，但是阿斯旺水坝建设的结果是文化遗产惨遭灭顶、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下游地区蔓延血吸虫病。阿斯旺水坝建成多年之后，众多专家综合考评阿斯旺水坝建设的决策，都说这是一个效率极低的决策。

　　四、决策中批判性思维的实践

　　在研究决策的论著中，许多是从科学的角度、经济学的角度对决策进行定量分析的，从定性的角度对决策进行研讨的论著不多，从思维的角度对决策进行研究的论著更是少之又少。可以说，决策的分析方法很多，但决策的思维论述较少。其实，决策与思维密切相关，有专家指出：“决策过程，是一个思维的过程。决策过程，就是决策者(或决策集团)根据自己对客观事物、问题的认识，经过头脑的分析加工而探索、研究出来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办法、途径。”[7] 导言 决策者要有自己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在克服个人独断的前提下同时超越毫无新意的“炒现饭”式决策。

　　一个善于决策的人，不是对事情有了百分之百的把握再去决策。决策总带有一定风险，事情都清楚了才去“决策”，算不上决策。一点风险都不敢冒的决策，绝不能算高明的、卓有成效的决策。成功的决策者是一个独立思考敢于负责的决策者，他首先要做到不盲从于众人的压力和权威。所以，决策者与执行者不同。执行者的思维路向与行为模式重在遵守，但是，决策者的思维路向是创新在前。这一点最明显地体现在三峡大坝工程的决策过程中。

　　三峡大坝工程的决策经过了几十年的酝酿、探讨、论证和可行性研究。“三峡论战”影响久远，20世纪50年代反三峡(工程)，因为那个时代没有能力。院士潘家铮对《瞭望》新闻周刊说，反对三峡大坝工程，这对三峡论证也大有好处，质疑有利于工作的改进。正如爱因斯坦所述：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是一个数学上的实验上的技术而已。提出一个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都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20世纪90年代，许多专家从生态学的角度批评修建三峡大坝工程，促使众多专家与公民关注三峡生态环境、生态安全问题。三峡大坝工程的建设经过了民主化的过程，抵挡住了来自世界各方的压力及批评之声。如今，三峡大坝工程开始造福于人民。可以说，三峡大坝工程的建设在反复审视与不断批判中取得了胜利。三峡大坝的胜利就是决策的胜利。

　　批判性思维中，无论是“批”还是“判”，从词源学上考察，都与“利刀”有关，这至少表明批判是十分艰苦的工作，有时甚至还得流血牺牲。但任何时候，社会都需要有些不满于现状的异类，勇敢地站起来对他们所面对的现实生活发起强烈的批判，从而为正确决策开辟道路。最后让我们用伟大的批判家康德的话来表达对决策的期许：

　　“我们的时代是真正的批判时代，一切都必须经受批判。通常，宗教凭借其神圣性，而要求别人不加伪饰的敬重，理性只会把这种敬重给予那经受得住它的自由而公开的检验的事物。”[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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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肖偲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