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近代以来，城市化一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主战场，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形态。随着大城市在物理空间越来越拥挤，越来越多的城市从开发物理空间为主的传统赛道，转到了一个以文化城市建设驱动城市转型发展的新赛道。随着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战略的确立和武汉成为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先行示范区的核心地，武昌古城进入到一个重要的历史窗口，它不仅是长江文化的核心载体，也是长江文化和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支撑，同时还承担着探索建设新时代长江文化新形态的历史任务。作为千年古城，武昌古城保存了长江参与中华民族建构的历史记忆、中华民族近代转型的历史记忆和中华民族作为“诗性民族”的文化基因，形成了一种承载长江历史文脉的复合文化空间。建城1800年来，武昌古城经历了从农耕社会政治-军事中心功能结构，到近代政治-经济中心功能结构，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生产中心功能结构，再到21世纪初经济-文化功能城市结构的转型和演进，形成了以楚河汉街为代表的工业生产功能社区转型文旅休闲社区，以昙华林为代表的用 “绣花”功夫“微改造”而成的历史文化街区等众多新型文化空间。在这一转型过程中，长江文化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成为区域社会发展的结构性推动力量，在武昌古城的发展进程中展现出独特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 武昌古城；长江文化；文化传承创新；文化空间；文化城市
2023年10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南昌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指出，深入发掘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出更多体现新时代长江文化的文艺精品。积极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建设一批具有自然山水特色和历史人文内涵的滨江城市、小城镇和美丽乡村，打造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武昌古城作为长江沿线城市，是长江文化的核心载体，也是长江文化和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支撑，同时承担着探索建设新时代长江文化新形态的历史使命。
一、武昌古城作为一种复合文化空间形态，承载长江历史文脉
公元223年，吴主孙权在武昌黄鹄山西北跨山筑城，“依山傍江，凭墉藉险”，取名夏口，开启了武昌建城历史。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年），武昌军节度使牛僧孺以夏口城为基址扩展而筑鄂州城，让武昌进入到东南重镇时期。明洪武四年（1371年），明大将江夏侯周德兴增拓武昌府城，“城方二十里，辟门九座”。宋明时的武昌，江面船只汇聚，里巷阡陌纵横，街面商铺丛集，府学、贡院、文庙等文化设施完备，商旅和文人学士荟萃。唐宋以降，武昌城作为长江中游政治经济中心和东南文化中心的格局一直延续至今。1800年历史的武昌古城，成为长江流域保存着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高地。
（一）保存了长江参与中华民族建构的历史记忆
几千年来，长江文化融合了羌藏文化、巴蜀文化、滇黔文化、荆楚文化、湖湘文化、赣皖文化、吴越文化等诸多元素，形成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和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在这一过程中，武昌古城借助于长江中游核心城市的地位，参与到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建构过程中。
五千年来，中华民族历经“殷周之变”“秦汉之变”“唐宋之变”和“近代之变”4次大转型，武昌古城就承载了“唐宋之变”和“近代之变”的丰富历史记忆。
除三国鼎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外，南宋抗金和岳飞北伐也是中华民族建构中的重大历史事件，武昌即深度参与这一历史进程之中，建构了中华民族深沉的集体记忆（如岳飞《满江红》的千古传颂）。在公元1134—1141年的7年间，岳飞屯兵武昌，使武昌成为岳家军驻扎大本营和北伐基地，武昌及汉阳留下的岳飞抗金活动遗迹不下17处，如武昌蛇山上的武穆遗像，岳家军操练水军处的岳家嘴，司门口九通商厦处的岳飞帅府，以及武昌忠孝门、武昌岳王庙、洪山岳松岳梅，汉阳的报国寺、报国庵、冰糖角、马沧湖、屯甲村等。在“肇造区夏”[1]的历史进程中，武昌古城保存了“何以中国”深厚的历史记忆。
（二）保存着中华民族近代转型的历史记忆
1861年汉口开埠和1889年张之洞督鄂，开启了武昌城市功能和城市布局结构的近代转型。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开埠城市”，包括武昌在内的武汉三镇领全国风气之先。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张难先在《湖北革命之动因》中概述了当时的武昌在引领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作用：“适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倡新政，改革教育，设汉阳铁厂及武昌纱麻四局，烟突十丈，矗立云霄，规模之宏，气象之伟，令人耳目一新。识时之士，入书院，考学堂，济济跄跄，如百川之朝宗。”[2] 23张之洞在武昌创办的早期工业“布纱丝麻”四局，延至19世纪90年代，武昌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纺织工业基地之一，奠定了武昌工业城市的基础。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武昌同样是全国的工业重镇之一，国家在武汉投资设立了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锅炉厂、武昌车辆厂、武昌造船厂等大型骨干工业企业，“武字头”成为一个响当当的称谓，也成为近现代民族工业的记忆载体。
（三）保存着中华民族作为“诗性民族”的文化基因
自古以来，江汉平原水泽遍布，暮霭沉沉，这种地理环境既塑造了楚人浪漫奔放的族群性格，又造就了其浪漫瑰丽之文学风格。武昌和襄阳、荆州等江汉平原的中心城市将长江诗性文化的特征不断植入到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使中华民族具有了独特的“诗性基因”。中华民族这种“国族”性格的建构过程，在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的交响中，武昌历史性地“在场”：
从屈原汪洋恣肆的《离骚》《天问》，到唐代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再到李白、杜甫、崔颢、王维、杜牧、白居易、王昌龄、刘长卿、贺铸、温庭筠、元稹、秦观、岑参、刘禹锡、苏轼、杨万里、陆游、辛弃疾、姜夔、岳飞、文天祥等，其时的武昌成为诗人词客的汇聚之地。唐宋时期中国最顶级的诗人词客，大都要来一览“黄鹤”（黄鹤楼或南楼），在武昌留下作品和足迹。不仅在中国文学的高峰阶段，在中国近代文明转型时期，乃至在红色文化领域，武昌都保有众多具有典型性、象征性的历史文化遗产。根据王兆鹏教授的研究，在武汉留下诗作的诗人有数百人之多。
王兆鹏根据对大量数据的统计分析，发布了唐诗的百首名篇排行榜、十大诗人排行榜。唐诗的第一名篇是崔颢的《黄鹤楼》[3]。唐代诗人崔颢、李白在黄鹤楼留下千古绝句，更是激发了无数学子对武昌的憧憬。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典诗词就像一个“语言密码”，进入到中国人审美世界的最深处。
在中华民族“唐宋之变”的大转型中，武昌古城不仅是“国族”意识启蒙的发生地和见证者，同时还是“诗性文化”进入民族文化基因之中以建构中华民族“超越性”品质的发生地和见证者。
武昌古城自公元223年筑城以来，已拥有1800年不曾间断的历史。从三国时期长江中下游重要“军事堡垒”，到唐宋时期的“东南巨镇”、明清时期的“湖广会城”，历来是东南区域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更是近代“新学”和“新政”的源发之地。武昌起义打响了推翻2000多年封建帝制“第一枪”，中共五大在武昌召开，1992年，邓小平南方考察首站抵达武昌并发表重要讲话，英雄血脉汇聚于武昌这片热土，并得以广泛传承。基于1800年历史文脉之上的武昌古城的时代价值，体现了承载中华民族族群演进过程的历史记忆内涵。
二、武昌古城空间结构的转型过程，体现出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
建城1800年来，武昌古城经历了从农耕社会政治-军事中心功能结构，到近代政治-经济中心功能结构，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生产中心功能结构，再到21世纪初经济-文化功能城市结构的转型和演进。正是在这种转型过程中，长江文化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成为区域社会发展的结构性推动力量，在武昌古城的发展进程中展现出独特的时代价值。
（一）楚河汉街：工业生产功能社区转型文旅休闲社区的代表
1949年之后，因其独特区位和工业基础，武汉作为工业重镇进入国家的战略布局。1959年出台的《武汉市总体城市规划》提出，“武汉的目标是建设一个以纺织、冶金、汽车、机械工业为主的南方工业城市”。大武昌地区（与汉口、汉阳相对应的地理空间概念）在国家计划的主导下设立了一系列的工厂社区，如在青山片区的武汉钢铁公司、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武汉冶金设备制造公司、青山热电厂、武汉水泥厂、武汉石油化工厂、长航青山船厂等；余家头片区的武汉国棉二厂、武汉国棉四厂、武汉国棉五厂、武汉国棉六厂、武汉印染厂、武汉毛纺厂等；答王庙片区的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手表厂、武汉电视机厂、武汉无线电二厂等；石牌岭片区的武汉锅炉厂、武汉灯泡厂等；武东片区的武汉船用机械厂、武汉锻造厂等；关山片区的武汉汽轮发电机厂、武汉鼓风机厂、武汉缝纫机总厂、湖北电机厂、武汉微型电机厂、长江有线电厂、武汉汽车标准件厂、缝纫机总厂等。但经过1950—1990年40多年的发展，进入21世纪后，工业社区发展日益式微，大多数企业倒闭，部分得以保留作为工业遗产。武昌从工业中心城区开始向文化中心城区转型。
2011年9月开街的楚河汉街社区，位于武昌区东湖和沙湖之间，项目规划面积1.8平方公里，总建筑面积340万平方米，是在地方政府主导下由万达集团投资打造的以文化休闲为核心，兼具旅游、商业、商务、居住功能的武汉核心文旅休闲社区。它也就是在原武汉重型机床厂的原址上建成的武汉中央文化区。
楚河汉街社区由“楚河”“汉街”两部分组成。
“楚河”全长2.2公里，水面宽度40~70米，连通东湖和沙湖，加上滨河绿化及道路宽度达到150米，贯穿武汉中央文化区，楚河汉街不仅是商业通道，也是城市历史文化和生态景观工程以及市民休闲场所。
“汉街”商业步行街位于楚河南岸，以民国风格建筑为主体，沿河而建，总长1500米，总面积21万平方米，布置了购物、餐饮、文化、休闲、娱乐等多种业态，集合200多个国内外一流商家。
在汉街的东端，设计大师马克·菲舍尔利用中国的红灯笼符号，设计建成了汉秀剧场（外形酷似中国红灯笼）；在汉街的西端，他又设计建造一座总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的电影文化主题公园，包括10个电影科技娱乐项目，有4D影院、5D影院、6D影院、互动影院、仿真影院、黑暗骑乘、室内过山车等。除了剧场与电影主题公园，在汉街的中部，还有大众戏台，其间还点缀着屈原广场、昭君广场、知音广场、药圣广场、太极广场等，通过纪念湖北历史文化名人，以提高楚汉文化的影响力。
楚河汉街开业后，2011年国庆假期吸引客流超过200万人，成为全国假期人流排名前三的热点区域。2022年8月，武汉市楚河汉街被命名为第二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楚河汉街是武昌区一个重要的休闲文化消费空间，它标志着武昌城市空间从工业中心驱动模式转向文化消费驱动模式。武昌答王庙空间功能和结构的变化，不仅仅体现在武昌城市的工业生产和文化休闲功能的调整，更多体现为一个长江中游核心城市的转型过程。
（二）昙华林：用 “绣花”功夫“微改造”而成的历史文化街区
昙华林是武昌城区历史悠久而又保存较好的一个历史街区，位于武昌区西部，毗邻湖北中医药大学武昌校区，地处城墙内的花园山北麓与螃蟹岬（亦名城山）南麓之间，随两山并行呈东西走向，全长1200米，占地面积102万平方米，早在唐代宝历元年即初现雏形，距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
明清时期，昙华林是湖广各地秀才下榻备考之地，也是清廷地方军事衙门（戈甲营）所在地。1861年汉口开埠后，昙华林一带逐渐形成华洋杂处、比邻而居的中西文化交汇之地。先后有意大利、英国、美国和瑞士等国的传教士在此传教、办学和设立医院，成为近代武汉历史文化最为集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老街区。在1.02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域内，散布着仁济医院、文华书院（华中师范大学前身）、文华公书林、石瑛故居、朴园（钱基博老宅）、瑞典教区、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三厅、翟雅阁等历史建筑52处，目前保存完好的建筑有49处。其中，市级文物保护单位3处，优秀历史建筑21处。
昙华林保留着长江文化从古代到近代转型的丰富历史记录。张之洞等人在此兴办新式中、小学堂达10所之多。外国教会学校也在此择地而建，包括西式医院在内达8所之多，中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学科在此建立；中国学堂和西方教会学校隔街相望。这里也是一大批辛亥武昌首义仁人志士的活动地点，如吴禄贞领导的“花园山聚会”，刘静庵领导的“日知会”等。陈独秀、李大钊于此讲学，董必武、陈潭秋于此创立了武汉第一个中共组织。此地也是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三厅旧址所在地。1938年，国共合作，国民政府机关从南京迁入武汉，三厅在此成立，郭沫若任厅长，隶属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直接领导，在此荟萃了文化界精英300多人，形成了文化抗敌统一战线，成为当时中国“文化抗战”的策源地。作为一种制度形态的中国文化行业体制于此发端。
进入21世纪，昙华林作为历史街区因年久失修而破败不堪，要在分布着52处中西合璧建筑的约1平方公里的昙华林街区内做整体改造又面临着所有历史街区共同的难题：
（1）规划建设层面上的开发限制和收益倒挂。受黄鹤楼俯视线控制、山体保护限制、历史建筑和历史风貌保护等政策限制，昙华林改造只能采取“少拆少建、少拆不建、整治不拆”等“微改造”方式，对比普通旧城改造“拆少建多”的开发模式，建筑容积率倒挂导致单位面积成本剧增，当期收益与当期成本严重倒挂。而作为准公共产品，社会资本不愿进入，政府财政难以承担，成为昙华林改造的一道难题。（2）政策层面上产权不清，谈判困难，技术层面压力大，对市场的吸引力弱。昙华林街区70%左右民居建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私房、公租房、计划分配房、企业改制房、违章搭建房等为主，面积30~50平方米房屋占总量的50%左右，分布零散、面积狭小、设施落后、空间不规则。房屋产权涉及公有产权、私有产权、单位产权、军队产权、宗教产权等，权属复杂、难以整合。微循环道路体系不健全、区域通达性较弱，停车场、公共卫生间等配套功能欠缺，电气线路、房屋危旧等安全隐患突出，发展空间不足，空间品质低劣。街区内业态以小餐饮、小旅馆、小画室、小创意作坊等为主，虽然业态丰富多样、氛围较浓，但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产业规模、产业品牌和产业链条。
在全国各地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建设历史文化街区的大背景下，虽然有部分文化创意人士有进入昙华林的意愿，但与庞大的街区人口基数相比仍微不足道，导致街区人群结构长期得不到改善，新锐力量难以进入，新业态无法导入和落地，历史文化资源和创意的外溢价值无法得到体现。
2020年11月，习近平在南京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将长江的历史文化、山水文化与城乡发展相融合，突出地方特色，更多采用“微改造”的“绣花”功夫，对历史文化街区进行修复。武昌区贯彻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和历史街区建设的国家战略，在文化保护传承和文旅融合的目标下，使昙华林历史街区的改造和修缮工程得以加速推进。
2003年，武昌区政府正式开始对昙华林进行项目规划，2005年启动昙华林历史街区保护改造工程，2006年武昌区政府在制定昙华林历史风貌街区项目保护规划同时，也制定了武昌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以“艺术村”的目标定位，吸引和引进了半亩园美术馆等众多文创企业与艺术家入驻，逐渐形成以昙华林艺术街区、湖北美术学院为载体的集文旅休闲、艺术设计等业态为一体的文创产业集聚区，开启了昙华林空间更新与业态创新的历程。2008年，湖北省委省政府和武汉市委市政府审议通过了《武昌千年古城保护与复兴规划》，先后实施了首义文化区、都府堤革命风貌街区、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长春观-宝通寺宗教文化区、户部巷汉味风情街区等文化建设项目。
2005年街区改造启动后，武昌区政府先后投入21.2亿元，针对昙华林开展了街区道路整治、历史建筑修缮保护、历史街区的保护性开发等一系列保护和改造举措，并采取收购旧宅、民居的方式，来扩大文化产业发展空间、打造文化创意产业园，遵循“街区、景区、社区、园区、校区”五区融合的发展思路，将创意社区建设与旧城改造工作紧密结合，打造成具有武汉特色的文化+设计+旅游的创意社区，吸引了120余家文化企业入驻。
用“微改造”的“绣花”功夫，再现了昙花林的历史风貌、旅游街区和创意高地的内涵与特征。
（1）历史文化展现地。保护和改造修缮了52处中西建筑风格融合的历史建筑，包括文华大学礼拜堂、翟雅阁、仁济医院、瑞典教区旧址、石瑛故居等，利用历史建筑诠释了昙华林作为长江中游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汇集地的符号内涵，展示了武昌古城的文化底色和风貌。
（2）地方非遗文化体验载体。规划建设了昙华林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馆、非遗楚香沉浸式体验馆、马应龙非遗体验馆等，集中展现了58个非遗文化项目，包括民间文学、扬子江传统糕点制作技艺、马应龙眼药制作技艺、民俗等8大类。利用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作为老武汉的文脉之源，建设集文创产业、旅游、商业、休闲于一体的城市文化·艺术街区，积极开发文创产品，包括手绘风格和小昙昙 IP 衍生设计两个系列，打造了“昙华邮局”“小昙昙的秘密花园”等主题文创店铺，依托线上线下两个渠道，提升IP知名度和美誉度。
（3）提升旅游公共服务系统。结合历史街区特点，规划建设了智慧街区旅游服务系统，包括提供街区宣传和导览服务、统一电商平台；街区配备了无障碍通道、无障碍车位、无障碍厕位等；街区聘请了8名讲解员，并可实时监测街区人流状况。
经过十多年的“微改造”，昙华林历史街区成为武汉及长江中游区域著名的历史文化休闲街区，受到了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游客的青睐，昙华林成为“最武汉最文艺”的地方、十大打卡网红地之一。2020年昙华林总客流量近400万人次，2021年近800万人次。受疫情等因素的影响，2022年全年总客流量近550万人次，月均游客45.83万人。2023年伊始，街区人流量大幅增加，春节期间，日均客流量4万人次，总客流量达到30万人次，实现营收超2000万元，其中外地游客占46%左右。2023年“五一”期间总游客量达到26万人次，单日最高达7万人次。进入2023年以来，到访游客358.74万人，月均人数59.79万人。2023年，昙华林获评“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
随着现代化社会的来临，城市功能由生产性城市向文化消费城市转型，城市居民除了希望拥有便利的生活基础设施，也开始关注城市休闲功能和美学价值。创意经济的突飞猛进加剧了城市向体验型空间转变的速度，城市的发展由工业化生产转向以文化消费体验为主的时代，人们的消费习惯不再仅仅停留在基本的生活需求方面，开始注重更独特、更具有生活舒适性的消费体验，大众消费的个性化、体验化和美学化逐渐凸显[4]。文化成为城市发展新的动力机制。汉街和昙华林的意义，在于它重新创造了一个让市民能够体会到在历史象征意义体系中行走和体验的机会，以一种看似简单的运动方式，建构一种社会学意义的交往空间。它本质上是在历史街区空间上叠加文化旅游休闲空间及其运行机制的结果，体现了现代文化城市建设的基本内涵和时代价值。
三、结语
近代以来，城市化一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主战场，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形态。经过40年来的快速发展，我国大多数大城市在物理空间的快速扩容中日益逼近“天花板。”随着大城市在物理空间上越来越拥挤，越来越多的城市从开发物理空间为主的传统赛道，转到了一个以文化城市建设驱动城市转型发展的新赛道。
所谓文化城市，就是一种以历史文化资源、文化资本和新技术及三者的融合共生为主要生产要素，以现代生产性服务业、设计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为主要产业形态，以人的知识、智慧、想象力和创造力为驱动力，推动实现以城市经济结构转型和社会结构升级为目标的城市发展形态。城市物理空间的开发利用客观上存在着“天花板”，而文化城市建设则在数字信息技术的加持下，其“天花板”越来越高。长江流域的一批城市都具有建设文化城市的潜质。武昌古城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案例。
随着2022年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战略的确立和武汉成为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先行示范区的核心地，武昌古城进入到一个重要的历史窗口；作为古城武昌和长江沿线的核心城市，其城市增长的引擎业已进入到创意（知识）驱动、技术驱动和文化驱动“三驾马车并行”的时代。
当代中国文化传承创新的国家宏观战略框架，赋予了武昌古城在中华文化传承创新中的时代价值。建城1800年的武昌古城，本质上是一个历史武昌、当代武昌和未来武昌的三维城市空间的复合体，同时也是一个由长江山水自然地理空间、荆楚文化符号空间和城市制度机制空间所组成的超级文化空间，这一超级空间支撑了城市居民和外来游客的生产生活和游憩等社会交往活动，从而形成了一个超级文化再生产装置。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武昌古城不仅是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武汉先行示范区的重要支点，更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一个创新性平台。
注释：
①习近平主持召开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强调 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华网，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3-10/12/c_1129913439.htm。
[参考文献]
[1] 谭凯.肇造区夏[M].殷守甫,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2]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3] 王兆鹏的大数据证明唐诗第一是《黄鹤楼》，名作多在落后地区完成[EB\OL].360doc个人图书馆,2017-05-16.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502/02/30648473_6501
92400.shtml.
[4] 吴军,叶裕民.消费场景：一种城市发展的新动能[J].城市发展研究,2020,(27).
[责任编辑：朱晓松 胡 梁]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文化和旅游融合视野下长江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研究”（编号：21ZD04）成果。
[作者简介] 傅才武，湖北崇阳人，历史学博士，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摘 要] 近代以来，城市化一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主战场，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形态。随着大城市在物理空间越来越拥挤，越来越多的城市从开发物理空间为主的传统赛道，转到了一个以文化城市建设驱动城市转型发展的新赛道。随着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战略的确立和武汉成为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先行示范区的核心地，武昌古城进入到一个重要的历史窗口，它不仅是长江文化的核心载体，也是长江文化和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支撑，同时还承担着探索建设新时代长江文化新形态的历史任务。作为千年古城，武昌古城保存了长江参与中华民族建构的历史记忆、中华民族近代转型的历史记忆和中华民族作为“诗性民族”的文化基因，形成了一种承载长江历史文脉的复合文化空间。建城1800年来，武昌古城经历了从农耕社会政治-军事中心功能结构，到近代政治-经济中心功能结构，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生产中心功能结构，再到21世纪初经济-文化功能城市结构的转型和演进，形成了以楚河汉街为代表的工业生产功能社区转型文旅休闲社区，以昙华林为代表的用 “绣花”功夫“微改造”而成的历史文化街区等众多新型文化空间。在这一转型过程中，长江文化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成为区域社会发展的结构性推动力量，在武昌古城的发展进程中展现出独特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 武昌古城；长江文化；文化传承创新；文化空间；文化城市
2023年10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南昌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指出，深入发掘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出更多体现新时代长江文化的文艺精品。积极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建设一批具有自然山水特色和历史人文内涵的滨江城市、小城镇和美丽乡村，打造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武昌古城作为长江沿线城市，是长江文化的核心载体，也是长江文化和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支撑，同时承担着探索建设新时代长江文化新形态的历史使命。
一、武昌古城作为一种复合文化空间形态，承载长江历史文脉
公元223年，吴主孙权在武昌黄鹄山西北跨山筑城，“依山傍江，凭墉藉险”，取名夏口，开启了武昌建城历史。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年），武昌军节度使牛僧孺以夏口城为基址扩展而筑鄂州城，让武昌进入到东南重镇时期。明洪武四年（1371年），明大将江夏侯周德兴增拓武昌府城，“城方二十里，辟门九座”。宋明时的武昌，江面船只汇聚，里巷阡陌纵横，街面商铺丛集，府学、贡院、文庙等文化设施完备，商旅和文人学士荟萃。唐宋以降，武昌城作为长江中游政治经济中心和东南文化中心的格局一直延续至今。1800年历史的武昌古城，成为长江流域保存着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高地。
（一）保存了长江参与中华民族建构的历史记忆
几千年来，长江文化融合了羌藏文化、巴蜀文化、滇黔文化、荆楚文化、湖湘文化、赣皖文化、吴越文化等诸多元素，形成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和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在这一过程中，武昌古城借助于长江中游核心城市的地位，参与到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建构过程中。
五千年来，中华民族历经“殷周之变”“秦汉之变”“唐宋之变”和“近代之变”4次大转型，武昌古城就承载了“唐宋之变”和“近代之变”的丰富历史记忆。
除三国鼎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外，南宋抗金和岳飞北伐也是中华民族建构中的重大历史事件，武昌即深度参与这一历史进程之中，建构了中华民族深沉的集体记忆（如岳飞《满江红》的千古传颂）。在公元1134—1141年的7年间，岳飞屯兵武昌，使武昌成为岳家军驻扎大本营和北伐基地，武昌及汉阳留下的岳飞抗金活动遗迹不下17处，如武昌蛇山上的武穆遗像，岳家军操练水军处的岳家嘴，司门口九通商厦处的岳飞帅府，以及武昌忠孝门、武昌岳王庙、洪山岳松岳梅，汉阳的报国寺、报国庵、冰糖角、马沧湖、屯甲村等。在“肇造区夏”[1]的历史进程中，武昌古城保存了“何以中国”深厚的历史记忆。
（二）保存着中华民族近代转型的历史记忆
1861年汉口开埠和1889年张之洞督鄂，开启了武昌城市功能和城市布局结构的近代转型。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开埠城市”，包括武昌在内的武汉三镇领全国风气之先。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张难先在《湖北革命之动因》中概述了当时的武昌在引领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作用：“适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倡新政，改革教育，设汉阳铁厂及武昌纱麻四局，烟突十丈，矗立云霄，规模之宏，气象之伟，令人耳目一新。识时之士，入书院，考学堂，济济跄跄，如百川之朝宗。”[2] 23张之洞在武昌创办的早期工业“布纱丝麻”四局，延至19世纪90年代，武昌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纺织工业基地之一，奠定了武昌工业城市的基础。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武昌同样是全国的工业重镇之一，国家在武汉投资设立了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锅炉厂、武昌车辆厂、武昌造船厂等大型骨干工业企业，“武字头”成为一个响当当的称谓，也成为近现代民族工业的记忆载体。
（三）保存着中华民族作为“诗性民族”的文化基因
自古以来，江汉平原水泽遍布，暮霭沉沉，这种地理环境既塑造了楚人浪漫奔放的族群性格，又造就了其浪漫瑰丽之文学风格。武昌和襄阳、荆州等江汉平原的中心城市将长江诗性文化的特征不断植入到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使中华民族具有了独特的“诗性基因”。中华民族这种“国族”性格的建构过程，在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的交响中，武昌历史性地“在场”：
从屈原汪洋恣肆的《离骚》《天问》，到唐代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再到李白、杜甫、崔颢、王维、杜牧、白居易、王昌龄、刘长卿、贺铸、温庭筠、元稹、秦观、岑参、刘禹锡、苏轼、杨万里、陆游、辛弃疾、姜夔、岳飞、文天祥等，其时的武昌成为诗人词客的汇聚之地。唐宋时期中国最顶级的诗人词客，大都要来一览“黄鹤”（黄鹤楼或南楼），在武昌留下作品和足迹。不仅在中国文学的高峰阶段，在中国近代文明转型时期，乃至在红色文化领域，武昌都保有众多具有典型性、象征性的历史文化遗产。根据王兆鹏教授的研究，在武汉留下诗作的诗人有数百人之多。
王兆鹏根据对大量数据的统计分析，发布了唐诗的百首名篇排行榜、十大诗人排行榜。唐诗的第一名篇是崔颢的《黄鹤楼》[3]。唐代诗人崔颢、李白在黄鹤楼留下千古绝句，更是激发了无数学子对武昌的憧憬。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典诗词就像一个“语言密码”，进入到中国人审美世界的最深处。
在中华民族“唐宋之变”的大转型中，武昌古城不仅是“国族”意识启蒙的发生地和见证者，同时还是“诗性文化”进入民族文化基因之中以建构中华民族“超越性”品质的发生地和见证者。
武昌古城自公元223年筑城以来，已拥有1800年不曾间断的历史。从三国时期长江中下游重要“军事堡垒”，到唐宋时期的“东南巨镇”、明清时期的“湖广会城”，历来是东南区域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更是近代“新学”和“新政”的源发之地。武昌起义打响了推翻2000多年封建帝制“第一枪”，中共五大在武昌召开，1992年，邓小平南方考察首站抵达武昌并发表重要讲话，英雄血脉汇聚于武昌这片热土，并得以广泛传承。基于1800年历史文脉之上的武昌古城的时代价值，体现了承载中华民族族群演进过程的历史记忆内涵。
二、武昌古城空间结构的转型过程，体现出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
建城1800年来，武昌古城经历了从农耕社会政治-军事中心功能结构，到近代政治-经济中心功能结构，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生产中心功能结构，再到21世纪初经济-文化功能城市结构的转型和演进。正是在这种转型过程中，长江文化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成为区域社会发展的结构性推动力量，在武昌古城的发展进程中展现出独特的时代价值。
（一）楚河汉街：工业生产功能社区转型文旅休闲社区的代表
1949年之后，因其独特区位和工业基础，武汉作为工业重镇进入国家的战略布局。1959年出台的《武汉市总体城市规划》提出，“武汉的目标是建设一个以纺织、冶金、汽车、机械工业为主的南方工业城市”。大武昌地区（与汉口、汉阳相对应的地理空间概念）在国家计划的主导下设立了一系列的工厂社区，如在青山片区的武汉钢铁公司、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武汉冶金设备制造公司、青山热电厂、武汉水泥厂、武汉石油化工厂、长航青山船厂等；余家头片区的武汉国棉二厂、武汉国棉四厂、武汉国棉五厂、武汉国棉六厂、武汉印染厂、武汉毛纺厂等；答王庙片区的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手表厂、武汉电视机厂、武汉无线电二厂等；石牌岭片区的武汉锅炉厂、武汉灯泡厂等；武东片区的武汉船用机械厂、武汉锻造厂等；关山片区的武汉汽轮发电机厂、武汉鼓风机厂、武汉缝纫机总厂、湖北电机厂、武汉微型电机厂、长江有线电厂、武汉汽车标准件厂、缝纫机总厂等。但经过1950—1990年40多年的发展，进入21世纪后，工业社区发展日益式微，大多数企业倒闭，部分得以保留作为工业遗产。武昌从工业中心城区开始向文化中心城区转型。
2011年9月开街的楚河汉街社区，位于武昌区东湖和沙湖之间，项目规划面积1.8平方公里，总建筑面积340万平方米，是在地方政府主导下由万达集团投资打造的以文化休闲为核心，兼具旅游、商业、商务、居住功能的武汉核心文旅休闲社区。它也就是在原武汉重型机床厂的原址上建成的武汉中央文化区。
楚河汉街社区由“楚河”“汉街”两部分组成。
“楚河”全长2.2公里，水面宽度40~70米，连通东湖和沙湖，加上滨河绿化及道路宽度达到150米，贯穿武汉中央文化区，楚河汉街不仅是商业通道，也是城市历史文化和生态景观工程以及市民休闲场所。
“汉街”商业步行街位于楚河南岸，以民国风格建筑为主体，沿河而建，总长1500米，总面积21万平方米，布置了购物、餐饮、文化、休闲、娱乐等多种业态，集合200多个国内外一流商家。
在汉街的东端，设计大师马克·菲舍尔利用中国的红灯笼符号，设计建成了汉秀剧场（外形酷似中国红灯笼）；在汉街的西端，他又设计建造一座总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的电影文化主题公园，包括10个电影科技娱乐项目，有4D影院、5D影院、6D影院、互动影院、仿真影院、黑暗骑乘、室内过山车等。除了剧场与电影主题公园，在汉街的中部，还有大众戏台，其间还点缀着屈原广场、昭君广场、知音广场、药圣广场、太极广场等，通过纪念湖北历史文化名人，以提高楚汉文化的影响力。
楚河汉街开业后，2011年国庆假期吸引客流超过200万人，成为全国假期人流排名前三的热点区域。2022年8月，武汉市楚河汉街被命名为第二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楚河汉街是武昌区一个重要的休闲文化消费空间，它标志着武昌城市空间从工业中心驱动模式转向文化消费驱动模式。武昌答王庙空间功能和结构的变化，不仅仅体现在武昌城市的工业生产和文化休闲功能的调整，更多体现为一个长江中游核心城市的转型过程。
（二）昙华林：用 “绣花”功夫“微改造”而成的历史文化街区
昙华林是武昌城区历史悠久而又保存较好的一个历史街区，位于武昌区西部，毗邻湖北中医药大学武昌校区，地处城墙内的花园山北麓与螃蟹岬（亦名城山）南麓之间，随两山并行呈东西走向，全长1200米，占地面积102万平方米，早在唐代宝历元年即初现雏形，距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
明清时期，昙华林是湖广各地秀才下榻备考之地，也是清廷地方军事衙门（戈甲营）所在地。1861年汉口开埠后，昙华林一带逐渐形成华洋杂处、比邻而居的中西文化交汇之地。先后有意大利、英国、美国和瑞士等国的传教士在此传教、办学和设立医院，成为近代武汉历史文化最为集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老街区。在1.02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域内，散布着仁济医院、文华书院（华中师范大学前身）、文华公书林、石瑛故居、朴园（钱基博老宅）、瑞典教区、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三厅、翟雅阁等历史建筑52处，目前保存完好的建筑有49处。其中，市级文物保护单位3处，优秀历史建筑21处。
昙华林保留着长江文化从古代到近代转型的丰富历史记录。张之洞等人在此兴办新式中、小学堂达10所之多。外国教会学校也在此择地而建，包括西式医院在内达8所之多，中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学科在此建立；中国学堂和西方教会学校隔街相望。这里也是一大批辛亥武昌首义仁人志士的活动地点，如吴禄贞领导的“花园山聚会”，刘静庵领导的“日知会”等。陈独秀、李大钊于此讲学，董必武、陈潭秋于此创立了武汉第一个中共组织。此地也是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三厅旧址所在地。1938年，国共合作，国民政府机关从南京迁入武汉，三厅在此成立，郭沫若任厅长，隶属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直接领导，在此荟萃了文化界精英300多人，形成了文化抗敌统一战线，成为当时中国“文化抗战”的策源地。作为一种制度形态的中国文化行业体制于此发端。
进入21世纪，昙华林作为历史街区因年久失修而破败不堪，要在分布着52处中西合璧建筑的约1平方公里的昙华林街区内做整体改造又面临着所有历史街区共同的难题：
（1）规划建设层面上的开发限制和收益倒挂。受黄鹤楼俯视线控制、山体保护限制、历史建筑和历史风貌保护等政策限制，昙华林改造只能采取“少拆少建、少拆不建、整治不拆”等“微改造”方式，对比普通旧城改造“拆少建多”的开发模式，建筑容积率倒挂导致单位面积成本剧增，当期收益与当期成本严重倒挂。而作为准公共产品，社会资本不愿进入，政府财政难以承担，成为昙华林改造的一道难题。（2）政策层面上产权不清，谈判困难，技术层面压力大，对市场的吸引力弱。昙华林街区70%左右民居建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私房、公租房、计划分配房、企业改制房、违章搭建房等为主，面积30~50平方米房屋占总量的50%左右，分布零散、面积狭小、设施落后、空间不规则。房屋产权涉及公有产权、私有产权、单位产权、军队产权、宗教产权等，权属复杂、难以整合。微循环道路体系不健全、区域通达性较弱，停车场、公共卫生间等配套功能欠缺，电气线路、房屋危旧等安全隐患突出，发展空间不足，空间品质低劣。街区内业态以小餐饮、小旅馆、小画室、小创意作坊等为主，虽然业态丰富多样、氛围较浓，但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产业规模、产业品牌和产业链条。
在全国各地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建设历史文化街区的大背景下，虽然有部分文化创意人士有进入昙华林的意愿，但与庞大的街区人口基数相比仍微不足道，导致街区人群结构长期得不到改善，新锐力量难以进入，新业态无法导入和落地，历史文化资源和创意的外溢价值无法得到体现。
2020年11月，习近平在南京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将长江的历史文化、山水文化与城乡发展相融合，突出地方特色，更多采用“微改造”的“绣花”功夫，对历史文化街区进行修复。武昌区贯彻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和历史街区建设的国家战略，在文化保护传承和文旅融合的目标下，使昙华林历史街区的改造和修缮工程得以加速推进。
2003年，武昌区政府正式开始对昙华林进行项目规划，2005年启动昙华林历史街区保护改造工程，2006年武昌区政府在制定昙华林历史风貌街区项目保护规划同时，也制定了武昌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以“艺术村”的目标定位，吸引和引进了半亩园美术馆等众多文创企业与艺术家入驻，逐渐形成以昙华林艺术街区、湖北美术学院为载体的集文旅休闲、艺术设计等业态为一体的文创产业集聚区，开启了昙华林空间更新与业态创新的历程。2008年，湖北省委省政府和武汉市委市政府审议通过了《武昌千年古城保护与复兴规划》，先后实施了首义文化区、都府堤革命风貌街区、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长春观-宝通寺宗教文化区、户部巷汉味风情街区等文化建设项目。
2005年街区改造启动后，武昌区政府先后投入21.2亿元，针对昙华林开展了街区道路整治、历史建筑修缮保护、历史街区的保护性开发等一系列保护和改造举措，并采取收购旧宅、民居的方式，来扩大文化产业发展空间、打造文化创意产业园，遵循“街区、景区、社区、园区、校区”五区融合的发展思路，将创意社区建设与旧城改造工作紧密结合，打造成具有武汉特色的文化+设计+旅游的创意社区，吸引了120余家文化企业入驻。
用“微改造”的“绣花”功夫，再现了昙花林的历史风貌、旅游街区和创意高地的内涵与特征。
（1）历史文化展现地。保护和改造修缮了52处中西建筑风格融合的历史建筑，包括文华大学礼拜堂、翟雅阁、仁济医院、瑞典教区旧址、石瑛故居等，利用历史建筑诠释了昙华林作为长江中游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汇集地的符号内涵，展示了武昌古城的文化底色和风貌。
（2）地方非遗文化体验载体。规划建设了昙华林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馆、非遗楚香沉浸式体验馆、马应龙非遗体验馆等，集中展现了58个非遗文化项目，包括民间文学、扬子江传统糕点制作技艺、马应龙眼药制作技艺、民俗等8大类。利用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作为老武汉的文脉之源，建设集文创产业、旅游、商业、休闲于一体的城市文化·艺术街区，积极开发文创产品，包括手绘风格和小昙昙 IP 衍生设计两个系列，打造了“昙华邮局”“小昙昙的秘密花园”等主题文创店铺，依托线上线下两个渠道，提升IP知名度和美誉度。
（3）提升旅游公共服务系统。结合历史街区特点，规划建设了智慧街区旅游服务系统，包括提供街区宣传和导览服务、统一电商平台；街区配备了无障碍通道、无障碍车位、无障碍厕位等；街区聘请了8名讲解员，并可实时监测街区人流状况。
经过十多年的“微改造”，昙华林历史街区成为武汉及长江中游区域著名的历史文化休闲街区，受到了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游客的青睐，昙华林成为“最武汉最文艺”的地方、十大打卡网红地之一。2020年昙华林总客流量近400万人次，2021年近800万人次。受疫情等因素的影响，2022年全年总客流量近550万人次，月均游客45.83万人。2023年伊始，街区人流量大幅增加，春节期间，日均客流量4万人次，总客流量达到30万人次，实现营收超2000万元，其中外地游客占46%左右。2023年“五一”期间总游客量达到26万人次，单日最高达7万人次。进入2023年以来，到访游客358.74万人，月均人数59.79万人。2023年，昙华林获评“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
随着现代化社会的来临，城市功能由生产性城市向文化消费城市转型，城市居民除了希望拥有便利的生活基础设施，也开始关注城市休闲功能和美学价值。创意经济的突飞猛进加剧了城市向体验型空间转变的速度，城市的发展由工业化生产转向以文化消费体验为主的时代，人们的消费习惯不再仅仅停留在基本的生活需求方面，开始注重更独特、更具有生活舒适性的消费体验，大众消费的个性化、体验化和美学化逐渐凸显[4]。文化成为城市发展新的动力机制。汉街和昙华林的意义，在于它重新创造了一个让市民能够体会到在历史象征意义体系中行走和体验的机会，以一种看似简单的运动方式，建构一种社会学意义的交往空间。它本质上是在历史街区空间上叠加文化旅游休闲空间及其运行机制的结果，体现了现代文化城市建设的基本内涵和时代价值。
三、结语
近代以来，城市化一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主战场，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形态。经过40年来的快速发展，我国大多数大城市在物理空间的快速扩容中日益逼近“天花板。”随着大城市在物理空间上越来越拥挤，越来越多的城市从开发物理空间为主的传统赛道，转到了一个以文化城市建设驱动城市转型发展的新赛道。
所谓文化城市，就是一种以历史文化资源、文化资本和新技术及三者的融合共生为主要生产要素，以现代生产性服务业、设计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为主要产业形态，以人的知识、智慧、想象力和创造力为驱动力，推动实现以城市经济结构转型和社会结构升级为目标的城市发展形态。城市物理空间的开发利用客观上存在着“天花板”，而文化城市建设则在数字信息技术的加持下，其“天花板”越来越高。长江流域的一批城市都具有建设文化城市的潜质。武昌古城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案例。
随着2022年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战略的确立和武汉成为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先行示范区的核心地，武昌古城进入到一个重要的历史窗口；作为古城武昌和长江沿线的核心城市，其城市增长的引擎业已进入到创意（知识）驱动、技术驱动和文化驱动“三驾马车并行”的时代。
当代中国文化传承创新的国家宏观战略框架，赋予了武昌古城在中华文化传承创新中的时代价值。建城1800年的武昌古城，本质上是一个历史武昌、当代武昌和未来武昌的三维城市空间的复合体，同时也是一个由长江山水自然地理空间、荆楚文化符号空间和城市制度机制空间所组成的超级文化空间，这一超级空间支撑了城市居民和外来游客的生产生活和游憩等社会交往活动，从而形成了一个超级文化再生产装置。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武昌古城不仅是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武汉先行示范区的重要支点，更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一个创新性平台。
注释：
①习近平主持召开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强调 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华网，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3-10/12/c_1129913439.htm。
[参考文献]
[1] 谭凯.肇造区夏[M].殷守甫,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2]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3] 王兆鹏的大数据证明唐诗第一是《黄鹤楼》，名作多在落后地区完成[EB\OL].360doc个人图书馆,2017-05-16.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502/02/30648473_6501
92400.shtml.
[4] 吴军,叶裕民.消费场景：一种城市发展的新动能[J].城市发展研究,2020,(27).
[责任编辑：朱晓松 胡 梁]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文化和旅游融合视野下长江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研究”（编号：21ZD04）成果。
[作者简介] 傅才武，湖北崇阳人，历史学博士，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