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生赋能与内生激活：新内生发展视角下乡村文化治理机制研究

○贺   芒  李心雨

（重庆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重庆 400044）

[摘    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将乡村文化振兴摆在重要地位。乡村文化是依托乡村公共空间而产生的文化形态，既能作用于个体思想与行动，又是联结乡村社会的符号象征和精神纽带，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关键作用。通过引入新内生发展理论，围绕资源、参与、认同三要素，构建乡村文化治理机制的分析框架，结合J村文化治理实践经验，得出以下结论：一是乡村文化振兴背景下，乡村内生要素和外生要素呈现出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关系形态；二是在内生要素和外生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乡村文化治理的三重机制分别由农民的文化需求催生、多元主体的行动助推和精神世界的建构与支撑产生；三是乡村文化治理机制包含资源互补机制、主体联结机制和价值统合机制，即需求催生资源互补机制、行动助推主体联结机制、精神支撑价值统合机制。优化乡村文化治理，首先要立足乡村资源禀赋和特有人文社会资本，激活乡村文化治理的内生动力，提高农民参与文化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其次要用好主流文化、组织化手段和数字技术等外在助推力，赋能乡村文化治理，优化乡村治理结构，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最后要依据乡村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境，分类探索乡村文化治理路径，优化乡村文化治理体系。

[关键词] 乡村振兴；乡村文化治理；乡村文化资源；新内生发展；文化重塑

[中图分类号] G2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3）10-0022-09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将乡村文化振兴摆在重要地位。乡村文化是依托乡村公共空间而产生的文化形态，能够作用于个体思想与行动，是联结乡村社会的符号象征和精神纽带，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关键作用。然而，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推进，乡村文化在城市文化的冲击之下日渐衰落，表现为乡村文化的空心化和精神的空虚化[1]，引发乡村价值信仰歧殊、公共权威衰退、社会角色消逝等文化失调问题，乡村治理体系存在解构风险[2]。因此，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如何重塑乡村文化，焕发乡村文化在社会治理领域新的生机与活力，是当前乡村文化治理亟须解决的现实难题和理论困惑。

文化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中重要的一环。我国在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之后，文化治理的研究日益增多，但有关文化治理的概念和内涵，学者们众说纷纭，并未形成统一共识。总体来看，学界从三方面对文化治理进行了界定。一是将文化视为治理手段，即运用文化进行社会治理。比如严火其等认为“将文化振兴作为国家‘软治理’的有效工具，可以打通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3]。二是将文化看作治理对象，通过行政主导、社会参与等方式实现对文化的有效治理，“不能仅仅将文化当作工具来治理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更要看到文化本身同样也应该是被治理的对象”[4]。三是综合上述两种观点，认为文化既是治理的对象，也是治理的手段和工具，如吴理财等提出文化治理是“多元主体以合作共治的方式治理文化，并利用文化的功能来达成政治、社会和经济等多重治理目标的过程”[1]。立足于既有观点，本文认为文化治理的综合主义进路既对文化进行治理，同时又注重发挥文化的治理功能，更有助于解决当前乡村文化凋敝和乡村治理乏力等问题。

乡村振兴视域下，我国乡村文化治理研究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方面，着眼于国家视角开展乡村文化治理研究。该视角强调党和国家在乡村文化治理中的主导地位[5]，通过科学的文化治理方式，对乡村文化加以领导、管理和监督，实现乡村文化的社会转型、重塑与嬗变[6]。将乡村文化治理路径划分为政府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的行政化路径、以完善国家治理为目的的文化产业化路径和强调意识形态传播与政治教化的媒介化路径[7]。另一方面，关注乡村社会具体场域的文化治理。乡村社会孕育了深厚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又反过来维护与整合乡村基本秩序和社会稳定[8]，在乡村社会具体场域中，对乡村特有文化的挖掘与利用能够唤起农民的心理认同和价值归属。比如，有学者关注到孝文化在乡村治理实践中的黏合作用，主张通过发挥孝文化的规训、教化功能，营造乡村共同体，实现乡村善治[9]。还有学者基于乡村民俗艺术“耍歪官”案例，透视民俗的社会功能，指出应重视民间文艺传统，发掘乡村本土文化，将其引入乡村治理领域，进而消弭乡村社会治理的薄弱环节[10]。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从国家外生力量赋能和乡村内生力量激活两方面对乡村文化治理进行了探究。国家视角下的研究涉及政府主导文化供给和基层治理，政府介入激活地方内生文化资源，激发乡村文化活力；乡村社会具体场域的研究则主张关注乡村特有文化基础，要求乡村治理因地制宜，充分调动农民主体性，为本文提供了诸多启发。但是，既有研究忽视了乡村文化治理中内生和外生要素的相互作用及其对治理成效的深刻影响。那么，在乡村文化治理中，内外部要素是如何相互作用以重塑乡村文化，并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这一乡村文化治理过程的具体运作机制是怎样的？基于此，本文从新内生发展理论视角出发，通过引入资源、参与、认同要素，结合J村文化治理实践，深入剖析乡村文化治理机制，以期为乡村治理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二、外生赋能与内生激活：乡村文化治理机制的分析框架

新内生发展理论源于20世纪90年代，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Ray)基于对外生发展理论和内生发展理论的反思，正式提出新内生发展理论。该理论融合了外生与内生两种理论，构建内外互动的混合动力模式[11]。提倡从整体视角关注区域发展，基于当地资源和当地参与，并以当地与周边环境的动态互动为主要特征，强调当地资源和外部资源的交织融合以及系统内外部的协调联动[12]，适用于分析各类乡村发展问题。结合不同学者对新内生发展理论的阐释和当下中国乡村文化治理的实际状况，本文借鉴张文明等论述的新内生发展逻辑与路径[13]，引入资源、参与、认同要素，搭建乡村文化治理机制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首先，资源是乡村内生和外生文化资源的统称，是激活乡村治理内生动力的基础要素。文化是人类全部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涉及一定时空范围内社会成员的道德观念、互动方式、行为取向和精神寄托[2]。乡村文化治理以文化资源为前提。乡村社会的文化基础由乡村公共文化经年累月积淀而成，承载了农民群体的互动体验和情感联结，为建构基层治理秩序营造良好环境氛围，蕴含丰富的民俗传统、道德规范、乡规民约等内生文化资源。乡村外生文化资源见诸国家自上而下传播的当代主流文化，对乡土文化具有引领、改造和化育作用，推动乡村社会的有序运行和发展。乡村内生和外生文化资源相互交织、相得益彰，催生资源互补机制，能够最大化内生文化资源的价值，并借助外生资源之力驱动乡村有效治理。

其次，参与是乡村文化治理的过程要素，包含乡村内生行为主体和外生行为主体的参与，是基层行政主体统筹与整合乡村文化资源，在村民自组织的支持下，通过广泛、深入的群众动员凝聚村庄共识，促成集体行动[7]，并向政府、企业等主体争取行为支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内生主体主要是基层行政主体、村民自组织和农民群众，外生主体则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在外务工人员等。乡村内生主体和外生主体相互连接，共同参与到文化治理当中，助推主体联结机制运转，既是内外部文化资源价值得以实现的关键途径，也是重塑乡村文化和生活秩序、提升乡村文化治理效能的必由之路。

再次，认同是巩固乡村文化治理成果、支撑治理体系持续运作的保障要素，为乡村文化治理注入精神动力，具体表现为内生和外生行为主体对乡村文化治理成效的认可。农民群众是乡村文化治理的主体力量，各行为主体对内生文化资源的挖掘与利用，能够唤起农民群众的文化共识，增强其身份归属感，激活其主体性；外生文化资源的介入引领乡村群众树立正确的价值共识，价值认同初步达成。与此同时，基于资源互补机制和主体联结机制的文化治理实践初具成效，反馈作用于内生和外生行为主体，进一步强化了外部主体对乡村治理系统的支持和农民主体的价值认同，价值统合机制得以形成。

综合上述分析，围绕资源、参与、认同三要素，本文梳理了“文化催生—行动助推—精神支撑”的逻辑主线，构建乡村文化治理机制的分析框架。该框架具体表述为：乡村在外生文化资源的引领下，充分发掘与利用内生文化资源，激发农民主体性，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能，通过多元主体的参与和支持行为，提升乡村文化治理效能，凝聚价值共识，进而巩固、支撑乡村文化治理实践的可持续性推进。

三、案例呈现：J村文化治理的实践图景

遵循案例研究的典型性原则，本文选取巴中市D乡下辖的J村作为案例，理由如下：第一，J村是四川省传统村落保护村，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为乡村文化治理提供了充足的内生文化资源。第二，J村村委会高度重视保护村庄传统文化资源，通过编撰口述史、开展传统节日庆祝活动、创建民俗博物馆等举措传承与发扬本村优秀传统文化，调动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文化治理的积极性。第三，J村文化治理成效显著，2021年9月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笔者运用实地调研与线上跟踪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多种渠道收集资料，并采取“三角验证”法增强所获资料的信度与效度。收集到的资料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深度访谈资料。对J村村委会成员、乡贤及村民等30余人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整理录音文稿。二是参与式观察资料。在田野调查中，与调查对象同吃同住，参与调研对象的相关活动，撰写观察日志。三是内外部二手资料。具体涉及国家乡村文化治理方面的政策文本、J村文化治理的互联网信息资料以及J村村委会提供的相关文本资料等。

（一）基础要素：内生资源与外生资源相得益彰

资源是乡村文化治理的基础性要素，包含内生和外生文化资源。一方面，内生文化资源蕴含深厚的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是乡村得以发展和存续的精神土壤，对内生文化资源的挖掘与利用有助于培育文明乡风，提升乡村治理效能。J村为四川省传统村落保护村，人文历史文化丰厚，不仅有“忠、勇、仁、义”的巴人文化，还有“智勇坚定、排难创新、艰苦奋斗、不胜不休”的红军文化。为更好地保护、传承与发扬优秀传统文化，J村村委会发起编撰口述史，将村民们口口相传的本土文化记录在册，唤醒了村民们尘封的精神文化记忆，也系统地发掘、整合了优秀传统文化；创建民俗博物馆，号召村民捐赠自家老物件用以陈列，同时民俗博物馆对外开放，村民可以随时参观展览，追溯村庄历史发展，活化了民俗博物馆，有利于传承优秀历史文化。

另一方面，外生文化资源输入乡村内部，将其先进性融入乡村文化，并根植乡村土壤[14]，对乡村文化发展起引领作用。J村对外生文化资源的利用体现为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开展移风易俗行动和乡风文明建设实践。面对以往存在的大操大办陋习，J村成立了红白理事会，由村干部和乡贤担任理事会成员，提倡“红事新办、白事简办”，严格规定限制酒席规模，抵制盲目攀比与竞争的不良之风。在乡村振兴进程中，乡村文化重塑不应封闭于乡村社会内部，而需以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辩证认识为依据，正视乡村文化处境，推动乡村文化再生产[15]。J村文化治理实践中，主流文化对乡土文化进行积极正向引导，乡土文化又援引主流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移风易俗行动并未摒弃J村传统的三礼会习俗，“生之有礼，死之有礼，葬之有礼，我们的长辈死了，要开三礼会，表彰他的功劳，提出我们后代侍奉他的缺点，你做的不对，要严厉批评的”（20220801JPCL001），而是避免风俗异化，沿袭优良习俗，发挥其教化功能。内生文化资源与外生文化资源相得益彰，为乡村文化治理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

（二）过程要素：内生主体与外生主体相互连接

社会系统需具备足够数量的行动者才能达成社会系统内部整合及社会系统和文化模式之间的整合[16]。行动者的参与实践是乡村文化治理的过程要素，在这一过程中，内生主体与外生主体相互连接，实现对文化资源的整合与利用。基层行政主体、村民自组织、乡贤和普通村民是内生主体，通过文化重塑和文化治理功能发挥实现乡村社会善治。J村村委会意识到文化对于凝聚村民价值共识和规范村民行为的重要性，采取多种举措保护与传承村庄优秀传统文化，并动员乡贤和广大村民参与其中，激活内生行为主体。外生主体则包括政府和各类社会力量。其中，政府为J村文化建设给予政策指导和经费支持，企业家、知名人士和村庄在外务工人员等社会力量则提供资金捐款、媒体宣传之类的援助。

内生主体和外生主体的连接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外生主体主动介入，具体表现为地方政府的主动作为和外部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二是内生主体争取外部支持，表现为村庄通过初具成效的文化治理实践向地方政府争取财政支持，以及举办特色文化活动，邀请在外务工人员返乡助力乡村建设。面对地方政府过于注重完成行政指标，忽视村民文化需求的实际状况，J村的文化治理之路并不顺畅，“零几年我个人出资三万五千块钱去申报这个红色文化的项目，找了私人的关系去联系，零几年几万块钱什么概念，可以在巴中市买一套房子了。这整个过程其实是很艰辛的，当年遇到很多挫折，说起来都很辛酸”（20220729JPCC001）。J村村干部坚持搜集、整理红色文化资源，上报地方政府，在政府支持下打造了J村红军烈士陵园，以红色文化滋养民众。J村还积极争取社会力量支持，组织庆祝传统节日活动，村民们自办宴席、唱歌跳舞、舞龙耍狮，并借此机会广泛邀请在外务工人员和文化界人士参与，以此链接外部主体。在传统节日庆祝活动中，设置村民议事环节，“下午我们就有个议事会啊，大家在一起，对我们村发展提出啥子要求，有啥子建议，大家在说”（20220801JPCC001），鼓励本地村民和在外工作人员为村庄发展建设建言献策。

（三）保障要素：内生认同与外生认同相互支持

认同是乡村文化治理的保障要素，包括内生认同和外生认同。一方面，内生认同指的是内生主体之间高度的吸引力和赞成度，能够引导其培育共同的价值追求和思想观念。除了组织编撰口述史、创建民俗博物馆、庆祝传统节日等文化活动之外，J村还致力于保护红军树、传统民居等乡村文化景观，优化公共文化供给模式，既让村民对村庄传统文化有了更加深入、系统的了解，强化村民对村庄的共同记忆，凝聚村民情感，又加强了村民之间的交流交往，增进了彼此的情谊，达成有序的村庄人情互动。村民们不仅仅是基于“投入—回报”的理性计算参与村庄公共事务，而是重视村庄社会互动对日常生活意义完满的作用，有利于维护村民的日常生活秩序，满足村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另一方面，外生认同主要是指外生主体对乡村文化治理成效的认可，对乡村文化治理起反馈支撑作用。当前，虽然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导致乡村面临一定程度的文化危机[17]，但是须知传统文化仍然具备“形散神聚”的转换特征[18]，因此，如若能够利用好这一特征，凝聚乡村文化共识，将对乡村文化治理大有裨益。J村通过举办传统节日庆祝活动，使得从村庄走出去的在外务工人员能够重拾对村庄的价值共识和归属感，始终心系家乡故土，愿意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成功回引了十几名大学生返乡创业。此外，J村文化治理取得显著成果，获得地方政府肯定与支持，“我18年，特别是去省上开会，就非常认可，他说我没想到你一个小小的村支书你能做到这样”（20220801JPCL001），支撑文化治理实践的进一步开展。

四、治理机制：乡村文化治理的内外联动机制

（一）需求催生资源互补机制

文化需求指的是文化主体在一段时期内对某种文化产品和服务需要的心理诉求和情感表达，涵盖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形式、内容、数量与质量等，不仅涉及农民自身获得感和幸福感，还关系到其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19]。行政主导的乡村文化治理通过“文化下乡”的方式，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取得了一定进展，实现了对乡村公共文化场所和设施、公共文化活动和制度规范的普惠性重构，但是却疏于分析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差异化需求，难以回应农民在地化的独特文化需求。实际上，乡村社会孕育着深厚的民俗传统和历史文化，在地化的文化内容和知识体系扎根乡村沃土，历经上百年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发展，构筑了乡村社会的灵魂[20]，是乡村文化治理首先应当关注、改造和宣扬的对象。农民对文化的需求催生内生行为主体发掘与整合本地特色乡土文化资源，进而促成文化的在地化生产与转换。J村通过建设公共文化场所和发起公共文化活动，活化乡土文化。在文化场所的建设方面，J村打造了民俗博物馆和红军烈士遗址，陈列的物件大多来自村民自发捐赠，承载的历史事迹在村民之间口口相传，发挥了文化的规范、化育功能，也有助于提升村民的文化自信。在文化活动的组织方面，J村留守老年人居多，村民们极其热爱传统民俗艺术，村委会便根据村民实际需求发起庆祝传统节日活动，这一活动高度契合村民们的生活方式，赢得了广泛参与和支持，“我们最终达到什么效果，老百姓我自己园里有啥菜，拿坨肉啊、米啊、油啊，他到时间就来”（20220801JPCC001）。活动中，村民可以加入健身队、舞龙队、耍狮队等任意感兴趣的自组织文艺队伍，参与表演，并将这些文艺活动开展到了日常生活中，极大地满足了自身文化需求。与此同时，在尊重农民文化需求的基础上，主流文化以其正向特征引导乡土文化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同时吸纳乡土文化的积极成分用以规范农民行为、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内生文化资源和外生文化资源的有机融合与互补。

（二）行动助推主体联结机制

乡村文化治理要求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到治理当中，政府承担领路人的职责，发挥文化自组织力量和农民自主性作用，强调政府、农民和社会组织等不同性质、不同向度的力量相互协调、平等合作地运行[21]。在乡村文化治理中，多元主体的协调行动体现为对文化资源的挖掘、整合以及利用文化资源实现“刚柔并济”式治理，既保障了农民文化权益，同时有助于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体而言，基层行政主体筛选和梳理乡村文化资源，并借助乡贤的威望和公信力，组织和动员农民参与文化建设，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能，将零散的文化资源整理为有效的文化形态。J村编撰口述史、创建红军烈士陵园和民俗博物馆、组织庆祝传统节日等文化活动均离不开村民和文化自组织的集体贡献与智慧。再者，乡村文化再生产过程和结果能够激发农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从而真正实现农民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J村建立了村民说事会制度，鼓励村民参与村级事务管理，村民定期参会表达生产生活诉求，商议、决策和监督村庄发展事务。此外，村民还积极参与村庄公益性事务，“村里面的集体事务还是大家很踊跃积极地去参与，很多事情你靠公益性岗位不能解决，更多地还是要发动大家，自觉地、无偿地”（20220801JPCW001），强化村庄内部凝聚力。

（三）精神支撑价值统合机制

文化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外在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是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满足人民的情感皈依[22]。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凝结、聚合形成了农民主体的精神家园，也是农民主体决心为了共同的需要和期望而和谐相处、努力奋斗的心理起点[23]。J村文化治理建构了村庄的精神世界，满足了村民的精神需求和价值期待。首先，J村文化治理强化了村民相互之间和村民对村庄的认同，缓和了村民关系，化解了村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我们搞文化最成功的就是老百姓的参与，没搞活动之前，我们村的现状就是很多矛盾，可以说各个地方都是孤立的，老百姓也没得联系”（20220801JPCC002）。其次，J村文化治理通过征集村民意见、号召村民捐赠传统物件和讲述历史文化故事等方式动员村民参与文化建设，唤醒村民的主人翁意识，激发了村民参与、管理和监督村级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最后，吸引村庄在外流动人员回乡，发展成为新乡贤，积累和丰富村庄人力资本。J村回引了13名大学生返乡创业，发展肉牛养殖、粮油种植、农产品加工等产业形态，结合地方特色文化打造电商品牌，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销售农产品，带动村民致富，从而助推村庄经济发展，完善村庄人口结构，延续村庄文化脉络。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针对乡村文化治理中内生要素和外生要素如何有效互动及相互作用的关键问题，基于新内生发展理论视角，结合J村文化治理实践，引入资源、参与、认同三要素，本文探究了乡村文化治理的内在运作机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乡村文化振兴背景下，乡村内生要素和外生要素呈现出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关系形态，具体表现为内生资源和外生资源的相得益彰、内生主体和外生主体的相互连接以及内生认同和外生认同的相互支持，形塑与重构乡村文化治理场域。第二，在内生要素和外生要素相互作用过程中，乡村文化治理的三重机制分别由农民的文化需求催生、多元主体的行动助推和精神世界的建构与支撑而得以产生，充分体现了以农民文化权益为中心的多元共治内核。第三，乡村文化治理机制包含资源互补机制、主体联结机制和价值统合机制。首先，需求催生资源互补机制，结合地区资源优势和农民文化需求开展乡村文化治理，通过挖掘乡村自身文化资源优势，同时发挥主流文化的引领与吸纳作用，有助于实现内生文化资源和外生文化资源的有机融合与互补。其次，行动助推主体联结机制，激活乡村内生自治力量，并借助行政力量赋能，能够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形成良好有序的乡村文化治理秩序，建立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长效联结机制。最后，精神支撑价值统合机制，文化共识与成效反馈有利于增强内生主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争取外生主体的关注与行为支持，从而实现价值统合。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立足乡村资源禀赋和特有人文社会资本，科学引导，给予政策和技术支持，激活乡村特色文化资源，逐步形成生产要素，形成经济发展优势[24]，激活乡村文化治理的内生动力，提高农民参与文化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将乡村资源优势转化为促进文化高质量建设发展的驱动力。二是利用主流文化、组织化手段和数字技术等外在助推力，赋能乡村文化治理，优化乡村治理结构，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构建多元共治的乡村文化治理格局。三是依据乡村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境，分类探索乡村文化治理路径，优化乡村文化治理体系。针对文化资源禀赋较好、内生主体参与较强的村庄，可重点实施以地方赋权和互动协商为指向的治理策略，提升农民自我效能感，发挥村庄内生力量推进文化治理的作用；针对文化资源禀赋薄弱、内生主体参与不足的村庄，应结合当地社会文化基础投入相应人、财、物资源，以外生力量赋能村庄文化建设的创新性探索，进一步凝聚村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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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汪智力 朱苗苗]

Exogenous Empowerment and Endogenous Activation : A Study on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Rural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Endogenous Development

HE Mang, LI Xinyu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pos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placed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at an important position. Rural culture is a cultural form based on rural public space. It not only influences on individual thoughts and actions, but also serves as a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and spiritual link connecting rural communities. It plays a key role in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By introducing the new endogenous development theory, focusing on the three elements of resources, participation and identity, 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 mechanism. Combining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cultural governance in J village,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drawn: Firs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endogenous factors and exogenous factors in rural areas show  intertwined and mutually influential relationships. Second, in the proces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endogenous factors and exogenous factors, the triple mechanism of 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 is generated by the cultural demands of farmers, the actions of multiple stakeholders, and the construction and support of the spiritual world. Third, the 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 consists of three-layer mechanisms—resource complementarity mechanism, subject connection mechanism and value integration mechanism, which are also called demand-driven resource complementarity mechanism, action-driven subject connection mechanism, and spirit-supported value integration mechanism respectively. To optimize 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 it is necessary, firstly, to rely on rural resource endowments and unique human and social capital, activate the endogenous power of 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 and improve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cultural governance. Secondly, external driving forces such as mainstream culture, organizational means, and digital technology should be utilized effectively to empower 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 optimize rural governance structures, and improve governance efficiency. Finally, based on the specific context of rural social development, exploration of 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 paths should be classified and the 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 system should be optimized.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 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 ; rural cultural resources ; new endogenous development ; cultural reshaping

[收稿日期] 2023-06-17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化嵌入视域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研究”（编号：22BSH132）、2020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项目“新时代西部城市社区公共空间协商治理机制创新研究”（编号：2020CDJSK01YJ05）成果。

[作者简介] 贺芒（1970-），女，四川巴中人，文学博士，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公共文化服务、基层治理研究；李心雨（1998-），女，山东烟台人，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