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经济建设的实践和探索过程中，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经济建设与发展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方法，即习近平经济思想。这一思想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和坚实的现实基础。从历史的维度上看，它接续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中国化和时代化的理论探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成果。从现实维度上看，它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取得的一系列历史性成就，回应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要求，是对这一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工作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反映。因此，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创新，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必然结果。

一、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创新类型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理论创新是一个政党的生命线，中国共产党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并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是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形成的。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发展的又一次飞跃。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由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创立的，以研究人类社会经济规律为主要内容的理论科学门类。根据其研究对象在历史规定性上的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分为广义政治经济学和狭义政治经济学两个类别。前者指研究人类各个社会历史形态共有的经济规律的科学，后者则是指研究人类某些社会历史形态的特定经济规律的科学。因此，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进行了深刻剖析，构建了比较完整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框架，形成了《资本论》《反杜林论》《帝国主义论》等代表性著作。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构建工作是从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苏联编写出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开始的。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学科研体系以及《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下，社会主义各国都展开了有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中国也不例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运用。毛泽东同志曾先后4次集中研读《资本论》，多次主持专题研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强调“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经济建设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同志对此评价说：“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出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作为对这一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工作的理论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逐步形成了其最新发展成果——习近平经济思想。

习近平经济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一系列理论创新。这些创新，就其在人们认识和实践的互动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及其性质，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人类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了自身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这一过程是从实践出发，形成感性认识进而上升为理性认识的过程。理论是体系化的理性认识，是对有关特定研究对象的高度概括的理性认识。所谓“理论创新”，即是指相对于先前的理性认识而言，通过新的实践活动形成更接近于研究对象本质和规律的理性认识。同时，还要用原创性的概念、范畴、观点来表达这种新的理性认识，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就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创新性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四种类型：一是提出前无先说的原创性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作出原创性贡献；二是对分散的理论进行阐释整合，形成系统理论，实现集成创新；三是进一步强调既有的理论判断，在新的现实背景下，为其增加新的理论内涵，围绕既有主题进行新的概括和提炼，推进范畴创新和话语创新；四是重申理论遗产，对一些在一定历史阶段受到忽视或误解的经济思想，予以正本清源并加以完善，开辟新的理论境界。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创新进行类型学分析，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和完整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来源、内涵和理论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二、提出前无先说的原创性理论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第一类创新形式是提出前无先说的理论范畴，在这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及“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其典型代表。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国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了一条与西方现代化有着本质差异的新式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7月召开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我们推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2022年10月召开的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在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句话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途径，从而把中国式现代化提到了根本性发展战略的高度。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就其特征而言，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具体而言，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内容：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要求则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走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经济建设和发展领域来看，就是要求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习近平经济思想提炼概括了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这一理论主线，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环节，作出了一系列理论阐释，出台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措施。党的十九大报告的第五部分阐述了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开展经济建设的总体擘画和系统构思，该部分的标题即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实际上，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新的生产方式、分配方式、流通方式和消费方式构成了一个协同总体——现代化经济体系。

针对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特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就其构建路径而言，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在述及我国2035年的发展总体目标时，又进一步提出，“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新发展格局，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这就指明了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的四个方向，即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

实现各个方面的现代化，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夙愿。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现代化有着不同的内容。新中国成立不久，现代化的目标便作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而被提出，党在这一时期对现代化的追求主要侧重于经济层面。1954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提出，“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同年9月，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四个现代化”的基本内容由此初步确定，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交通运输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1957年2月27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首次将科学文化的现代化纳入我国现代化目标。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在20世纪末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四个现代化”的说法由此正式确定下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建设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这个目标与已有的“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新型现代化具有“四化同步”的特征，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促进“四化”同步发展。2013年9月30日，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同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串联式”顺序发展不同，我国现代化是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并联式”叠加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推动“四化同步”。“四化同步”的认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现代化的整体性认识，“四化”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工业的转型升级需要建立在新兴的信息技术基础上，城镇化离不开工业化的推进，数字技术可以提高农业生产力，从而促成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新型工业化，较之增加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的传统含义，对工业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更高的要求，它强调工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要求工业生产与科技创新更紧密地结合，工业与其他产业实现协同发展，在经济效益之外兼顾工业生产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当前的工业转型升级，离不开工业技术与信息技术的结合，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就必须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核心特征是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必须遵循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客观规律，把工作重点放到促进城市群发展上，加快形成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等多层次的空间形态，开拓城镇化的内生空间，形成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新动力源。农业现代化是与城镇化相伴而生的战略需要。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三农”不仅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区域的协调发展，也是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幸福感和获得感的重要途径。要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就需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因地制宜发展农村经济，将农村的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为此，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建立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动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总的来看，走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创性贡献，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升到新的高度。

三、整合相关理论概念的集成创新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第二种创新形式，是对一些早已提出的但呈现为分散化样态的理论命题进行整合，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实现学理上的集成创新，并提高其指导经济实践工作的效果。其中，“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是习近平经济思想推进集成创新的典型代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领域逐步深化，范围涉及创新型国家建设，产业、区域、城乡、短期与长期、局部与整体、国内与国外等各方面经济关系的统筹协调，环境保护、生态修复和可持续发展，开放型经济建设，收入分配改革和共同富裕等一系列主题。例如，在创新型国家建设方面，党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强调了创新在驱动经济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经济转型中扮演的重要作用。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要“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形成促进科技创新和创业的资本运作和人才汇集机制”。十七大报告中首次出现“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提法，并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为此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加大对自主创新投入，着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支持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2015年，国务院《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指出，要开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新驱动新格局，充分释放数据红利，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力。2011年以来，我国平均每年新增1.7万家高新技术企业，到2020年底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到27.5万家，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显示，我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快速上升至2021年的第12位，中国高端和中高端技术占制造业的比重为46.4%，排名世界第13位，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成效凸显。

在注重提升经济效率的同时，党和政府也强调兼顾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概念，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指出要形成“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格局。十七大报告对“区域协调发展”作出进一步说明，指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空间格局。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必须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要“按照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完善区域政策，调整经济布局。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形成若干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党的十八大在肯定已有理论认识的基础上，提出要“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解决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

在分配环节上，倡导“共同富裕”理念，通过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实现全体人民对发展成果的共同享有。2012-2021这十年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2年的16510元增加到2021年的35128元，增加了1倍多。2012—2021年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名义增长率为9.2％，实际增长率为7.0％，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我国形成了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同时，收入分配结构持续优化，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缩小。2012年起，劳动要素收入的份额逐年上升，2012年劳动者报酬占比约为49.5%，2019年劳动者报酬占比上升至52.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的比值从2012年的2.88倍缩小到2019年的2.64倍。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128元，实际增长8.1%，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412元，实际增长7.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931元，实际增长9.7%。

既有的这些理论主题、学术研究和政策谋划分散在不同的领域，并没有成为一个系统的整体，同时也没有将这些具体的理论范畴和政策提法上升到“理念”的高度加以总结。习近平经济思想将“发展理念”这一高度凝练的主题作为切入点，提出我们的发展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作为指导理念，把分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诸多理论主题进行了系统梳理，揭示其内部联系，丰富其具体内容，使之成为一个逻辑自洽、结构清晰、内容完整的整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

就具体实践而言，必须坚持创新发展，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让经济高质量发展建立在活跃的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的基础上。在产业方面，要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在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方面，要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配置创新资源。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深化科技评价改革，加大多元化科技投入，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快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坚持协调发展，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要切实解决产业之间、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对内对外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缩小不同群体、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发展差距。2021年3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率先发展，支持特殊类型地区加快发展，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具体而言，要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坚持绿色发展，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导向，着力实施生态保护、生态修复和生态涵养，积极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坚持开放发展，解决内外联动问题。着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拓宽开放渠道，积极实践“一带一路”倡议。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坚持共享发展，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根本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为此，要完善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一方面，要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另一方面，要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四、创造性地形成新范畴和新话语的理论创新

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作出的一些理论判断，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新的现实背景下，进一步强调既有的理论判断，为其增加新的理论内涵，围绕既有主题进行新的概括和提炼，推进范畴创新和话语创新。

（一）有关市场和政府关系的理论创新

有关市场和政府关系问题的理论判断和深刻论述，是习近平经济思想推进这类理论创新的重要代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围绕政府与市场关系进行了持续深入的研究。这一探索随着时代发展而逐步深化，不断形成新认识、新论断、新理论。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并明确提出：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关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

近年来，有关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认识随着实践发展进一步深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突破了以往只强调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提法，把市场和政府的作用结合起来。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市场和政府关系的认识指明了方向，为构建“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新型市场政府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随着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认识的深化，党和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有关政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有效地提高了政府治理水平，发挥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畅通经济国内大循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必然要求，这就要求政府积极有为，主动搭建有关平台、渠道，保障资源自由配置。2015年，国务院《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指出，政府可以通过运用大数据技术，搭建向社会各界开放形成公共数据资源合理适度开放共享的法规制度和政策体系，2018年底前建成国家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率先在信用、交通、医疗、卫生、就业、社保、地理、文化、教育、科技、资源、农业、环境、安监、金融、质量、统计、气象、海洋、企业登记监管等重要领域实现公共数据资源合理适度向社会开放，带动社会公众开展大数据增值性、公益性开发和创新应用。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指出，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统筹推进现代流通体系硬件和软件建设，发展流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完善流通领域制度规范和标准，培育壮大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物流企业，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2022年4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出台，分别从“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进一步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组织实施保障”这几个方面提出了建议和要求，为我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提供了思想指导和路径方向。

在转变政府管理职能方面，针对我国当前市场体系还不完善，市场的开放性、竞争的公平性和运行的透明度有待提高，部分基础产业和服务业价格关系尚未理顺，要素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等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包括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探索实行负面清单准入管理方式，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健全优胜劣汰的市场化退出机制。

习近平经济思想不局限于处理市场与政府关系，还进一步提出要深刻理解和自觉维护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把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关系放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贯彻执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经济工作是党的中心工作，党的领导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无论是有效市场的运行，还是有为政府的调控，都是在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下进行的。必须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面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的科学化、法治化水平和专业化能力，不断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二）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的理论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新常态”，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2015年，中央作出一个判断，即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面对我国经济发展道路上的新挑战、同时也是新机遇，在新的经济实践背景下，习近平经济思想围绕重大现实主题进行理论上的新概括、新提炼。在这一过程中，习近平经济思想作出了一系列概念创新和话语创新，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在这个类型的创新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这对新概念的提出是典型代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的变化，不断深化对经济形势和任务的认识，针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临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复杂局面。为此，一方面，必须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投资、消费和进出口需求的管理，特别是把提振需求的重点放在国内需求和居民消费需求上。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供给方面，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在需求方面，要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

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结合起来，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大创新成果之一，这种创新不仅体现在理论分析上，也体现在话语和概念的推陈出新上。长期以来，需求和供给是现代经济学分析的一对重要范畴，西方经济学正是在需求和供给的基础上建立起分析框架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由于生产资料主要归私人所有，私人企业是以追逐剩余价值和利润作为主要目标的，政府无法通过政策措施直接下达指令给私人企业，而只能通过一些政策信号和市场参数来引导企业行为。因此，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着力点不可能放在供给侧。为此，西方经济学提出了以“总需求管理”为核心内容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并由此作出了一系列制度安排。

对我国来说，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被确定下来，供给和需求都能够成为是国家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基本手段。但是，两个方面的宏观调控手段，其着力点是不同的。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经济运行中的总量性问题，注重实施逆经济周期的短期调控，主要通过调节政府税收、财政支出、货币信贷总量、利率汇率等来刺激或抑制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阐释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的辩证关系：“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这表明，习近平经济思想抓住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特点，明确提出供给侧进行“改革”和需求侧实施“管理”的经济发展思路，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举措落到实处，这是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高度凝练和概括基础上所取得的重大创新。同时，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创新和话语创新提供了示范标杆。

五、重申理论遗产的反思性创新

重申理论遗产的反思性创新，是对于那些由前人提出的，但在一定时期被忽视、误读、曲解甚至批判的经济思想，予以正本清源并加以完善，重申这些理论遗产的重要意义，并将其推进到新的境界。在这一类情况中，“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即是一个典型例证。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明确了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方针，在处理对外经济关系上，既不放弃对外开放、合作交流的机会，同时又以自身为基本出发点。以此为出发点，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初步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完整工业体系，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技术成果，建设了一大批基础设施项目，制造了一大批拥有自主产权的投资品和消费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性机遇，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以国际市场作为主要标的市场，形成了比较优势为基础、出口导向为支撑、外循环为主要通道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对外开放模式，在一段时期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绩。

西方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宣称，各国应从自身资源禀赋特点出发参与国际分工，对于本国不具备优势的产业和技术，可以采用国际贸易的方式弥补缺陷。正是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外循环为主、两头在外的出口导向战略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主导政策。这种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在取得一些发展成绩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导致一些本土企业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仅获得微薄的制造利润，难以实现产业升级，一些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综合竞争力的关键性技术被“卡脖子”。习近平经济思想重新阐发了独立自主搞建设的重大意义，提出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开展技术创新并推动经济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视察中国商飞设计研发中心时所指出的：“中国是最大的飞机市场，过去有人说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这个逻辑要倒过来，要花更多资金来研发、制造自己的大飞机。”

所谓大飞机（Large passenger aircraft，别称大型客机）一般指的是指最大起飞重量超过100吨的运输类飞机，包括军用大型运输机和民用大型运输机，也包括一次航程达到3000公里的军用飞机或乘座达到100座以上的民用客机。拥有中国人自己的大飞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全国人民的夙愿。自主研发并制造大飞机，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水平和军事技术水平的重要指标，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也关乎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国就组织各方面技术力量，耗时10年研制了运-10大型运输机，从而将我国的航空科技水平提升到世界先进水平。改革开放后，运-10系列的商用化进程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停滞，随着外国飞机涌入中国市场，我国的航空制造业一度沦为别国飞机的“来料加工厂”，但我国研制自主商用大飞机的努力从未停止。2003年，大型飞机首次进行了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立项论证。2006年，大飞机被确定为《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未来15年力争取得突破的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2007年大飞机项目正式获批。

自主研制大飞机，一方面需要相应的科技和政策支持，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充足的资金、完善的运作机制和体系化的协作网络。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家制度优势体现出来。2008年，六家国有资产公司联合入股组建中国商飞公司。它是实施国家大型飞机重大专项中大型客机项目的主体，也是统筹干线飞机和支线飞机发展、实现我国民用飞机产业化的主要载体。2009年，多家国有企业合资组建了多元化企业中航商发，并于2016年重组并入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负责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的研发制造和生产。自此，国内的大飞机制造力量完成了集结，大飞机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2008年，干线客机C919研制项目正式启动；2017年5月，C919完成首飞，2022年12月9日，随着全球首架C919交付东航，国产大飞机走完了设计、研制、生产、取证、交付的全过程。

自主研制大飞机，是我们立足国内航空大市场，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地构建国内经济大循环的一个缩影。长期以来的实践表明，市场换不来技术，比较优势不能代替内生能力。《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习近平总书记在《建议》起草的有关情况向全会作的说明中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抉择，也是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在党的二十大上所作的报告中，习近平指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此，应当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必须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发展。我国有14亿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万美元，是全球最大和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具有巨大增长空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遭遇过很多外部风险冲击，最终都能化险为夷，靠的就是办好自己的事、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理论创新，就是在恢复“独立自主”思想指导地位的基础上，更为全面地把握国内外经济关系所作出的理论突破，这也将成为未来相对长一段时间内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重要理论基点和政策出发点。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经济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理论贡献的几种类型并非彼此孤立，各不相干。在大多数情况下，这表现为某种理论创新特别突出、尤为鲜明，其他类型理论创新交织其中，互为补充，由此共同构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一科学完整、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对习近平经济思想进行类型学分析，不仅要明确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原创性特征，更为重要的是，要把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解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又一次飞跃，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这实际上是把党的理论创新放在一个连续的历史脉络中加以把握，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接续传承地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突破的优良作风和宝贵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