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马克思主义是具体地发展着的科学理论，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性。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行”在它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守正创新，弥合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时空距”，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而且与国家发展和时代演进产生良性互动。面对新时代新阶段党的中心任务，全党必须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有力推动“两个结合”、合理吸收外来文化、深入贯彻“六个必须坚持”，从而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并为完成这一中心任务构筑坚实的理论支撑。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共产党；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3）04-0005-10
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 16归根到底是两个“行”是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要论断，其中“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更是首次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出现。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砥砺奋进的百余年征程亦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这一论断具有重大理论意蕴和明确的实践指向。因此，全党同志必须理清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出场的理论基础，深刻领悟“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内涵要旨，进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传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一、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出场的理论基础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奠立于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语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是反教条、反僵化的“发展着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强调要在具体的条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鲜明的立场使中国共产党人在百余年的接续奋斗中不断为马克思主义注入新的内涵。
（一）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机械重复的教条
马克思、恩格斯坚持用发展的观点看待世界，同时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的理论，他们对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化的教条加以运用的行为持否定态度。马克思旗帜鲜明地反对那种脱离实际而照搬他们理论的错误做法，针对有些人把他在《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的行为，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他认为这种做法“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2] 730。恩格斯也在书信中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3]他指出那种“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一种“误解”[4]。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列宁在《我们的纲领》中明确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5] 274他认为社会党人必须维护正确的革命理论、反对毫无根据的攻击，但又不能敌视任何批评，为了使社会党人不至于落后于实际，则必须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等人的观点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是必须随着新变化、新情况的不断涌现而向前发展的“活”的理论，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运动规律和发展趋势的认识正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深化的，因此不能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地照抄到任何语境之中。正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这一属性的正确把握，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一次结合”，通过延安整风运动，确立了实事求是的路线，打破了教条主义对人们思想的沉重束缚，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扫除了障碍，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新的生命力。
（二）“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普遍性与特殊性是相统一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普遍性科学理论，不是抽象地运用到某个国家的发展实践中去，而是必须与各国特殊的、具体的、多样的历史和国情结合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5] 274-275，所以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具有特殊性的具体实践中去，才能真正使科学理论的普遍性得以彰显，如果离开具体的条件抽象地谈论马克思主义，则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普遍性将无从谈起。毛泽东深谙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认识到脱离中国实际谈论马克思主义是行不通的，必须适应中国的国情去发展马克思主义。他在1937年创作的《矛盾论》《实践论》正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之作。1938年10月，为了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使其反映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并强调：“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6]这一重要论述是毛泽东对过去革命实践的深刻总结，反映了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正是在这种思想认识的指导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这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继续推进理论创新提供了理论前提。
（三）每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
时代是思想之母。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任何一种科学理论体系都是在把握时代特征、顺应时代潮流、回答时代课题的背景下产生的，而不是人类主观臆造的结果。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7]，马克思主义正是在适应19世纪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压迫、通过革命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争中应运而生的。恩格斯则在《自然辩证法》中进一步强调：“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2] 873这一重要论述蕴含了多层含义：其一，每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历史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也概莫能外；其二，由于每个时代的历史条件各不相同，理论思维的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也会迥异；其三，马克思主义要想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就必须随着时代的演变而发展。诚然，作为科学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开创历史伟业提供了思想指引，但是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8] 291，因为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时代潮流、时代境遇，需要应对不同的时代挑战、解决不同的时代矛盾、回答不同的时代课题，所以必须根据“时代之变”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使其在与时代同频共振中保持长盛不衰。基于这种认识，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重大课题，使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我国时代发展的轨迹重合，以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程中的具体问题。
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内涵释读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蕴含着深刻的理论内涵。在中国国情和时代需求的双重塑造下，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得以出场。作为一个系统化的科学理论体系，它不仅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赓续发展，而且锻造了坚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还与国家发展和时代演进产生良性互动，展现出了巨大的思想伟力。
（一）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守马克思主义之正的科学理论体系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行”在它是守马克思主义之正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思想根底推动理论发展与时俱进，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守正创新，所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展现出了与马克思主义相同的理论特质，主要概括为四个方面。
其一，彰显科学性。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但又反对将其当作永恒化、非历史化的理论，而是坚持以发展的观点对待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发展着的实践中适应中国之变和时代之变，从而不断回答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性的科学理论体系。其二，突出人民性。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不为少数人的特殊利益服务，而是为全人类自由解放探寻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人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在推进伟大事业的过程中深入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从而使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展现出鲜明的人民性。其三，体现实践性。马克思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 136，所以马克思主张理论必须要扎根现实，要展现出显著的实践性，通过深刻理解事物本质、准确把握事物发展规律，从而改造客观世界。在党的百余年创业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毫不动摇地推进理论创新，又以合乎时代要求的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因此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鲜明地指向现实生活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是为改变中华民族发展前景、中国人民前途命运而创立的行动指南，正确回答和解决了实践提出的诸多难题。其四，蕴含开放性。开放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性，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不断汲取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后继者因坚持开放性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演进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10]这一观点，以反对教条主义的态度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活力，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形成了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体现了理论的开放性。
（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弥合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时空距”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行”在它弥合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时空距”。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西欧，当时西欧各国已基本完成工业革命，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较快，社会化大生产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和规模，由此推动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而当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时，当时的中国已经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种特殊的国情下，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就不能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或结论。面对具体国情不同、历史条件不同的双重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解决“空间距”和“时间距”的正确方案，即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一方面，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空间距”问题，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能够彰显真理性。对于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并不能为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因此毛泽东强调“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11]，唯如此才能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百余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虽然遭遇过曲折和失误，但是在总的方向上能够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一是始终立足中国国情和中国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等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正确分析我国不同时期的基本国情，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适应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需要，从而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终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二是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创造了中国话语。实践是理论的来源，中国共产党人善于总结实践经验和历史教训，并将宝贵的实践经验不断升华为新的理论，从而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一系列以中国话语展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概言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化解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空间距”问题，即克服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面临的“水土不服”问题，使作为“舶来品”的马克思主义展现出中国特色。
另一方面，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时间距”问题，使马克思主义在时代变迁中依然展现思想伟力。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有着特殊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其产生的时代背景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直至发展到新时代新阶段的历史背景大不相同，历经170多年的时代变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最初作出的一些具体结论和具体论断已然失去效力，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丧失了真理性。面对实践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时代性问题，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牢牢把握时代特征、积极顺应时代潮流、努力克服时代矛盾、不断解决时代难题，提出了许多具有时代气息的创新理论。例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新中国成立后，提出了系统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改革开放以后，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等；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又根据新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使命，提出了中国梦、新发展理念、“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等。这些彰显时代气息的创新理论，既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没有固守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智慧。概言之，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契合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9] 376的实践要求，因此其化解了马克思主义与历史演进的“时间距”问题，保证了马克思主义在跨越170多年后依然葆有生机活力，击碎了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和社会主义“失败论”等污名化论调。
（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行”在它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归根到底是两个“行”这一重要论断，揭示了中国共产党“能”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之间的内在关系，从根本上说，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又在实践中塑造了更加坚强有力、先进纯洁的中国共产党。
党的反面经验表明，一旦忽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问题，必然遭至革命失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前期，部分中国共产党人并未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性，因此在革命过程中走了弯路。在大革命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们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问题，错误地分析了革命形势，没有认识到中国迎来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武断地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12] 956，因此主张“取消革命运动”，由此把革命的领导权拱手让给了资产阶级，从而导致大革命必然走向失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分子虽然认识到必须坚持革命领导权，但又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使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路线和政策脱离了中国国情，从而陷入教条主义的泥潭，最终也使革命遭至失败。直至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才真正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为顺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奠定了政治条件。
党的成功经验表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塑造了更加坚强有力、先进纯洁的中国共产党。其一，塑造了在理论上更加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提下，又创造性地将其与中国国情、时代背景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合乎中国需要和时代需要的创新理论，这些丰硕的理论成果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了脱离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克服了党在由幼稚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忽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重要性的错误倾向。其二，塑造了在精神上更加主动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曾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13] 1516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其精神上由被动变为主动的转折点。因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因发展着的实践而生，其中蕴含着中国人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的理论智慧，中国共产党人一经掌握这种思想理论，便展现出清醒自觉的主动精神和勇毅前行的担当精神，逐渐探索到了正确的发展道路和方向。其三，塑造了在实践中坚强有为的中国共产党。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没有先进思想理论武装的党，不可能是先进的党，也不可能在实践中取得跨越性发展和突破性成就。可以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的思想动因，正是因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实践武器，因此成就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伟业。
（四）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国家发展和时代演进产生良性互动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行”在它与国家发展和时代演进产生了良性互动。理论发展的与时俱进成为了国家和时代向前发展的思想指引，中国的面貌由贫弱交加走向富强兴盛，而国家发展和时代演进又为理论的进一步深化拓新创造了现实条件。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近代史是中国与世界发展逐渐脱轨的历史，也是“国家蒙辱”和“人民蒙难”日趋严重的历史。“国家蒙辱”表现为中国长期处于内忧外患的紧张局势之下，国家饱受战火摧残；中国逐渐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社会矛盾锐化；中国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国际地位一落千丈；长期内外交困、战乱频仍的社会现实又严重阻碍了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始终在为彻底改变“国家蒙辱”的现状而努力，而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以中国特点去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成为了解救国家危难的正确路径。在适应中国国情和中国实践的正确思想理论的指引下，经过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驰而不息地接续奋斗，中国共产党最终创建了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开创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完成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从而使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人民蒙难”表现为“三座大山”使中国人民深陷被压迫、被奴役和被束缚的命运；在旧中国人民根本无法享有政治权利；在战乱频仍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人民不得不忍受颠沛流离、饥寒交迫的窘境。中国共产党人掌握了先进的思想武器后，在实践中创造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并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消除绝对贫困，解决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备受压迫、毫无政治权利、缺乏人格尊严、饥贫交加的问题，一扫近代以来所受劫难，增强了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最终实现了从“人民蒙难”到“中国人民更加自信自立自强”的根本转变。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助推中国实现从追赶时代到引领时代的转变。近代以后，中国陷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神州陆沉、山河破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遭到西方工业文明的降维打击，中华文明蒙上尘埃，中国也由此落后于时代。具体而言，一是中华文明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由盛极一时到日渐式微，最后到文明蒙尘，中华文明失去了昔日“天朝上国”的盛世辉煌；二是从比较视域看，西方国家所创造的先进生产力、释放的经济活力、代表的科技水平等，都使中国处于比较劣势之中，给中国带来了严峻挑战和生存危机；三是西方依靠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把大一统的中国文明轰炸成“一盘散沙”，迫使中国不得不向西方学习器物、制度、思维观念等以求自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路，中国也在曲折历程中逐渐实现由落后于时代到追赶时代，最终引领时代发展潮流的深刻转变。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思想独立和行动自主，实现了由“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到“走俄国人的路”再到“走自己的道路”的深刻转变，在探索自己道路的过程中，“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4]，这种文明形态既区别于传统资本主义文明，又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文明，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和方案。另一方面，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两大奇迹”，“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15] 309，彻底改变了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落后于时代的弱势局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最终向“领跑”的跨越。
三、实践指向：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重大论断，显然具有明确的实践指向。因为进入新时代新阶段后，党的中心任务发生了转变，必须集中精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要实现这一中心任务，就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提供与时俱进的理论指导。
（一）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担当理论创新的庄严历史责任
实践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入新时代新阶段，思想理论的发展也应当迈入新的发展阶段。作为传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主体，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为第二个百年奋斗征程的理论拓新作出努力和贡献。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1] 18而要担当这一庄严的历史责任，就必须坚持不懈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一是发挥勇担重任的主动精神。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一经诞生便在为践行自身的初心和使命不懈奋斗，而完成这一伟大光荣的使命就需要在各个历史阶段开辟适应国情和时代需要的科学思想理论。所以，中国共产党人要有掌握历史主动的主体意识，时刻牢记历史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自觉投身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赓续发展的新征程之中，为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贡献力量。二是发挥尊重规律的科学精神。理论的发展有其客观规律，尊重并善于运用规律，则能掌握理论创新的主动权。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从研究党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出发，总结理论创新的规律，从而在遵循正确规律的前提下继续推进理论创新。三是发挥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创新是推动国家繁荣富强、社会持续进步、时代快速发展的不竭动力，可以说，百余年来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成就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伟业。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牢固树立创新意识，以敢为人先的精神随时根据实践中不断涌现的新情况、新挑战和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新思想和新论断，把马克思主义不断推向前进。
（二）必须坚持“一元指导”，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都必须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他指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16] 95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为保证自身不变色、不变质、不变味，就必须在发扬斗争精神中，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三个务必”，这一面向全党的新告诫中就包含着“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实践要求。新时代新阶段的斗争对象不仅仅是前进道路上各种有形的艰难险阻甚至是惊涛骇浪，而且还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和挑战。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一元指导”，坚定不移地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对话和交锋，在既反“左”又反右中纠正了假马克思主义思潮、批驳了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捍卫了意识形态阵地，创造了赋予中国特色和时代气息的科学理论体系。新时代新征程，面对全面深化改革道路上各种嘈杂的声音，中国共产党必须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17]的思想观念，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继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三）有力推动“两个结合”，积极回应时代课题和实践课题
“两个结合”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树常青的奥妙所在[18]，也是新时代新阶段实现党的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一方面，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的基本国情、时代的发展趋势、现实的突出问题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尤其是进入新发展阶段之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仍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这既对实践发展提出了挑战，也对理论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要充分认识“历史给定的条件”，根据我国当前的历史方位、发展阶段、国际地位、综合国力、主要矛盾等各个方面的基本国情，创造出更加符合实际的有效管用的理论成果；要深刻洞察历史发展的新趋势，在统筹“两个大局”的条件下，紧跟时代步伐、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积极应对时代挑战，创造出适应变局、引领时代的理论成果。另一方面，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作为“舶来品”，为何能被人民、实践和时代所选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主张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高度契合的。在新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人要继续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座富矿，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治国之道、道德理念、思想方法等内容贯通起来，坚持用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马克思主义，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使二者在融通互动中形成与时俱进的创新理论，探索创造出具有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话语表达方式和理论表现形式，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19]。
（四）合理吸收外来文化，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新变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开放和发展的理论体系，应当在吸收人类优秀文化成果中拓展内涵。在人类文明交往互鉴日益频繁的当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能盲目拒斥与外来文化的交流，因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15] 258。一方面，要以科学的态度看待以西方文化为主体的外来文化，借鉴吸收外来文化的合理养分。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相反地，坚持“洋为中用”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对待外来文化的基本立场。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20] 41。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必须认识到，“以西方文化为主体的外来文化是一个巨型知识系统”[21]，其创造了巨量的知识和技术，而这些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优秀成果的外来文化，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养分，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善于利用、合理吸收这些养分，使其助力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新变。另一方面，要时刻保持独立自主，警惕“西化”渗透。多样化的文明各有所长，汲取其他文明长处的尺度是要坚持“一元指导”，即不能丢失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和指导地位，如果一味照搬西方文化，则会有失去独立性而沦为西方“学徒”的风险。所以，新时代新征程推进理论创新创造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中国向度”和“世界向度”的有机统一，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积极吸收接纳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增添动力。
（五）贯彻“六个必须坚持”，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要想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深入贯彻落实“六个必须坚持”。第一，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特质，党的理论归根到底是服务于人民的理论，因此理论创新的前提就是要坚持人民至上，要根据人民的主观愿望和实际需求、依靠人民的广泛实践和无穷智慧去创造人民所认同的理论，从而更好地指导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第二，必须坚持自信自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从来不是“完美预设”的，这一发展过程既没有可供参考的教科书，更没有适应国情的现成答案，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坚定的理想信念、牢固树立“四个自信”、保持独立自主的精神，在既反僵化又反“西化”中继续谱写党的理论创新的新篇章。第三，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守正与创新体现了“变”与“不变”、继承与发展、原则性与创造性的辩证统一，中国共产党既要继承在过去的发展实践中所形成的科学理论成果，又要把握新时代、引领新时代，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创造适应伟大事业发展的新理论，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第四，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理论的根本任务在于回答和指导解决问题。中国共产党要积极聚焦现实问题，深入研究回答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以清醒的政治头脑全面剖析问题产生的因由，从而有的放矢地提出真正能够解决发展难题和社会矛盾的创新理论。第五，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国情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把握好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运用科学思维方法观察和思考当前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问题，提出具有前瞻性、全局性、整体性的创新理论。第六，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中国共产党历来是胸怀天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关注自身发展问题的同时，还要积极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继续为解决全人类普遍关切的问题和共同面对的风险挑战提出普适性的理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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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Our Times Works"
YUE San
Abstract: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our times works" features the internal logic between Marxism and China's development. Marxism is a concrete scientific theory under constant development as well as a product of history and the times, which has determined the inevitability of adapting it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our times. The reason why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our times works is that it realizes the integrity and innovation of Marxism, closes the "time and space gap" of the spread of Marxism, hones the CPC which is in the forefront of the times, and has a positive interaction with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progress of the times. In the face of the central task of the Party in the new era and new stage, the whole Party must exhibit historical initiative, adhere to the "unitary guidance" of Marxism, vigorously promote the "two adapts", absorb foreign culture in a reasonable manner, and thoroughly implement the "six musts", so as to continuously open up a new realm of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our times and build a soli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completion of this central task.
Keywords: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our time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spirit of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Chinese modernization;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收稿日期] 2022-12-15
[作者简介] 乐三（1995-），男，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李利林]
[摘 要]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马克思主义是具体地发展着的科学理论，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性。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行”在它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守正创新，弥合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时空距”，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而且与国家发展和时代演进产生良性互动。面对新时代新阶段党的中心任务，全党必须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有力推动“两个结合”、合理吸收外来文化、深入贯彻“六个必须坚持”，从而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并为完成这一中心任务构筑坚实的理论支撑。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共产党；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3）04-0005-10
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 16归根到底是两个“行”是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要论断，其中“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更是首次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出现。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砥砺奋进的百余年征程亦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这一论断具有重大理论意蕴和明确的实践指向。因此，全党同志必须理清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出场的理论基础，深刻领悟“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内涵要旨，进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传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一、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出场的理论基础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奠立于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语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是反教条、反僵化的“发展着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强调要在具体的条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鲜明的立场使中国共产党人在百余年的接续奋斗中不断为马克思主义注入新的内涵。
（一）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机械重复的教条
马克思、恩格斯坚持用发展的观点看待世界，同时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的理论，他们对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化的教条加以运用的行为持否定态度。马克思旗帜鲜明地反对那种脱离实际而照搬他们理论的错误做法，针对有些人把他在《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的行为，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他认为这种做法“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2] 730。恩格斯也在书信中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3]他指出那种“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一种“误解”[4]。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列宁在《我们的纲领》中明确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5] 274他认为社会党人必须维护正确的革命理论、反对毫无根据的攻击，但又不能敌视任何批评，为了使社会党人不至于落后于实际，则必须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等人的观点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是必须随着新变化、新情况的不断涌现而向前发展的“活”的理论，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运动规律和发展趋势的认识正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深化的，因此不能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地照抄到任何语境之中。正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这一属性的正确把握，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一次结合”，通过延安整风运动，确立了实事求是的路线，打破了教条主义对人们思想的沉重束缚，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扫除了障碍，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新的生命力。
（二）“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普遍性与特殊性是相统一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普遍性科学理论，不是抽象地运用到某个国家的发展实践中去，而是必须与各国特殊的、具体的、多样的历史和国情结合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5] 274-275，所以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具有特殊性的具体实践中去，才能真正使科学理论的普遍性得以彰显，如果离开具体的条件抽象地谈论马克思主义，则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普遍性将无从谈起。毛泽东深谙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认识到脱离中国实际谈论马克思主义是行不通的，必须适应中国的国情去发展马克思主义。他在1937年创作的《矛盾论》《实践论》正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之作。1938年10月，为了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使其反映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并强调：“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6]这一重要论述是毛泽东对过去革命实践的深刻总结，反映了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正是在这种思想认识的指导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这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继续推进理论创新提供了理论前提。
（三）每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
时代是思想之母。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任何一种科学理论体系都是在把握时代特征、顺应时代潮流、回答时代课题的背景下产生的，而不是人类主观臆造的结果。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7]，马克思主义正是在适应19世纪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压迫、通过革命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争中应运而生的。恩格斯则在《自然辩证法》中进一步强调：“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2] 873这一重要论述蕴含了多层含义：其一，每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历史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也概莫能外；其二，由于每个时代的历史条件各不相同，理论思维的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也会迥异；其三，马克思主义要想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就必须随着时代的演变而发展。诚然，作为科学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开创历史伟业提供了思想指引，但是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8] 291，因为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时代潮流、时代境遇，需要应对不同的时代挑战、解决不同的时代矛盾、回答不同的时代课题，所以必须根据“时代之变”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使其在与时代同频共振中保持长盛不衰。基于这种认识，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重大课题，使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我国时代发展的轨迹重合，以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程中的具体问题。
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内涵释读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蕴含着深刻的理论内涵。在中国国情和时代需求的双重塑造下，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得以出场。作为一个系统化的科学理论体系，它不仅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赓续发展，而且锻造了坚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还与国家发展和时代演进产生良性互动，展现出了巨大的思想伟力。
（一）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守马克思主义之正的科学理论体系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行”在它是守马克思主义之正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思想根底推动理论发展与时俱进，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守正创新，所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展现出了与马克思主义相同的理论特质，主要概括为四个方面。
其一，彰显科学性。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但又反对将其当作永恒化、非历史化的理论，而是坚持以发展的观点对待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发展着的实践中适应中国之变和时代之变，从而不断回答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性的科学理论体系。其二，突出人民性。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不为少数人的特殊利益服务，而是为全人类自由解放探寻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人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在推进伟大事业的过程中深入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从而使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展现出鲜明的人民性。其三，体现实践性。马克思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 136，所以马克思主张理论必须要扎根现实，要展现出显著的实践性，通过深刻理解事物本质、准确把握事物发展规律，从而改造客观世界。在党的百余年创业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毫不动摇地推进理论创新，又以合乎时代要求的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因此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鲜明地指向现实生活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是为改变中华民族发展前景、中国人民前途命运而创立的行动指南，正确回答和解决了实践提出的诸多难题。其四，蕴含开放性。开放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性，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不断汲取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后继者因坚持开放性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演进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10]这一观点，以反对教条主义的态度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活力，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形成了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体现了理论的开放性。
（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弥合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时空距”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行”在它弥合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时空距”。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西欧，当时西欧各国已基本完成工业革命，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较快，社会化大生产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和规模，由此推动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而当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时，当时的中国已经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种特殊的国情下，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就不能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或结论。面对具体国情不同、历史条件不同的双重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解决“空间距”和“时间距”的正确方案，即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一方面，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空间距”问题，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能够彰显真理性。对于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并不能为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因此毛泽东强调“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11]，唯如此才能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百余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虽然遭遇过曲折和失误，但是在总的方向上能够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一是始终立足中国国情和中国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等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正确分析我国不同时期的基本国情，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适应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需要，从而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终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二是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创造了中国话语。实践是理论的来源，中国共产党人善于总结实践经验和历史教训，并将宝贵的实践经验不断升华为新的理论，从而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一系列以中国话语展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概言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化解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空间距”问题，即克服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面临的“水土不服”问题，使作为“舶来品”的马克思主义展现出中国特色。
另一方面，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时间距”问题，使马克思主义在时代变迁中依然展现思想伟力。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有着特殊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其产生的时代背景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直至发展到新时代新阶段的历史背景大不相同，历经170多年的时代变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最初作出的一些具体结论和具体论断已然失去效力，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丧失了真理性。面对实践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时代性问题，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牢牢把握时代特征、积极顺应时代潮流、努力克服时代矛盾、不断解决时代难题，提出了许多具有时代气息的创新理论。例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新中国成立后，提出了系统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改革开放以后，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等；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又根据新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使命，提出了中国梦、新发展理念、“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等。这些彰显时代气息的创新理论，既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没有固守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智慧。概言之，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契合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9] 376的实践要求，因此其化解了马克思主义与历史演进的“时间距”问题，保证了马克思主义在跨越170多年后依然葆有生机活力，击碎了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和社会主义“失败论”等污名化论调。
（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行”在它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归根到底是两个“行”这一重要论断，揭示了中国共产党“能”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之间的内在关系，从根本上说，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又在实践中塑造了更加坚强有力、先进纯洁的中国共产党。
党的反面经验表明，一旦忽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问题，必然遭至革命失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前期，部分中国共产党人并未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性，因此在革命过程中走了弯路。在大革命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们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问题，错误地分析了革命形势，没有认识到中国迎来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武断地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12] 956，因此主张“取消革命运动”，由此把革命的领导权拱手让给了资产阶级，从而导致大革命必然走向失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分子虽然认识到必须坚持革命领导权，但又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使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路线和政策脱离了中国国情，从而陷入教条主义的泥潭，最终也使革命遭至失败。直至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才真正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为顺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奠定了政治条件。
党的成功经验表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塑造了更加坚强有力、先进纯洁的中国共产党。其一，塑造了在理论上更加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提下，又创造性地将其与中国国情、时代背景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合乎中国需要和时代需要的创新理论，这些丰硕的理论成果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了脱离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克服了党在由幼稚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忽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重要性的错误倾向。其二，塑造了在精神上更加主动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曾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13] 1516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其精神上由被动变为主动的转折点。因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因发展着的实践而生，其中蕴含着中国人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的理论智慧，中国共产党人一经掌握这种思想理论，便展现出清醒自觉的主动精神和勇毅前行的担当精神，逐渐探索到了正确的发展道路和方向。其三，塑造了在实践中坚强有为的中国共产党。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没有先进思想理论武装的党，不可能是先进的党，也不可能在实践中取得跨越性发展和突破性成就。可以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的思想动因，正是因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实践武器，因此成就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伟业。
（四）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国家发展和时代演进产生良性互动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行”在它与国家发展和时代演进产生了良性互动。理论发展的与时俱进成为了国家和时代向前发展的思想指引，中国的面貌由贫弱交加走向富强兴盛，而国家发展和时代演进又为理论的进一步深化拓新创造了现实条件。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近代史是中国与世界发展逐渐脱轨的历史，也是“国家蒙辱”和“人民蒙难”日趋严重的历史。“国家蒙辱”表现为中国长期处于内忧外患的紧张局势之下，国家饱受战火摧残；中国逐渐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社会矛盾锐化；中国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国际地位一落千丈；长期内外交困、战乱频仍的社会现实又严重阻碍了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始终在为彻底改变“国家蒙辱”的现状而努力，而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以中国特点去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成为了解救国家危难的正确路径。在适应中国国情和中国实践的正确思想理论的指引下，经过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驰而不息地接续奋斗，中国共产党最终创建了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开创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完成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从而使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人民蒙难”表现为“三座大山”使中国人民深陷被压迫、被奴役和被束缚的命运；在旧中国人民根本无法享有政治权利；在战乱频仍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人民不得不忍受颠沛流离、饥寒交迫的窘境。中国共产党人掌握了先进的思想武器后，在实践中创造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并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消除绝对贫困，解决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备受压迫、毫无政治权利、缺乏人格尊严、饥贫交加的问题，一扫近代以来所受劫难，增强了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最终实现了从“人民蒙难”到“中国人民更加自信自立自强”的根本转变。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助推中国实现从追赶时代到引领时代的转变。近代以后，中国陷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神州陆沉、山河破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遭到西方工业文明的降维打击，中华文明蒙上尘埃，中国也由此落后于时代。具体而言，一是中华文明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由盛极一时到日渐式微，最后到文明蒙尘，中华文明失去了昔日“天朝上国”的盛世辉煌；二是从比较视域看，西方国家所创造的先进生产力、释放的经济活力、代表的科技水平等，都使中国处于比较劣势之中，给中国带来了严峻挑战和生存危机；三是西方依靠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把大一统的中国文明轰炸成“一盘散沙”，迫使中国不得不向西方学习器物、制度、思维观念等以求自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路，中国也在曲折历程中逐渐实现由落后于时代到追赶时代，最终引领时代发展潮流的深刻转变。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思想独立和行动自主，实现了由“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到“走俄国人的路”再到“走自己的道路”的深刻转变，在探索自己道路的过程中，“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4]，这种文明形态既区别于传统资本主义文明，又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文明，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和方案。另一方面，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两大奇迹”，“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15] 309，彻底改变了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落后于时代的弱势局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最终向“领跑”的跨越。
三、实践指向：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重大论断，显然具有明确的实践指向。因为进入新时代新阶段后，党的中心任务发生了转变，必须集中精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要实现这一中心任务，就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提供与时俱进的理论指导。
（一）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担当理论创新的庄严历史责任
实践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入新时代新阶段，思想理论的发展也应当迈入新的发展阶段。作为传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主体，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为第二个百年奋斗征程的理论拓新作出努力和贡献。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1] 18而要担当这一庄严的历史责任，就必须坚持不懈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一是发挥勇担重任的主动精神。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一经诞生便在为践行自身的初心和使命不懈奋斗，而完成这一伟大光荣的使命就需要在各个历史阶段开辟适应国情和时代需要的科学思想理论。所以，中国共产党人要有掌握历史主动的主体意识，时刻牢记历史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自觉投身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赓续发展的新征程之中，为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贡献力量。二是发挥尊重规律的科学精神。理论的发展有其客观规律，尊重并善于运用规律，则能掌握理论创新的主动权。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从研究党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出发，总结理论创新的规律，从而在遵循正确规律的前提下继续推进理论创新。三是发挥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创新是推动国家繁荣富强、社会持续进步、时代快速发展的不竭动力，可以说，百余年来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成就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伟业。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牢固树立创新意识，以敢为人先的精神随时根据实践中不断涌现的新情况、新挑战和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新思想和新论断，把马克思主义不断推向前进。
（二）必须坚持“一元指导”，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都必须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他指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16] 95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为保证自身不变色、不变质、不变味，就必须在发扬斗争精神中，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三个务必”，这一面向全党的新告诫中就包含着“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实践要求。新时代新阶段的斗争对象不仅仅是前进道路上各种有形的艰难险阻甚至是惊涛骇浪，而且还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和挑战。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一元指导”，坚定不移地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对话和交锋，在既反“左”又反右中纠正了假马克思主义思潮、批驳了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捍卫了意识形态阵地，创造了赋予中国特色和时代气息的科学理论体系。新时代新征程，面对全面深化改革道路上各种嘈杂的声音，中国共产党必须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17]的思想观念，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继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三）有力推动“两个结合”，积极回应时代课题和实践课题
“两个结合”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树常青的奥妙所在[18]，也是新时代新阶段实现党的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一方面，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的基本国情、时代的发展趋势、现实的突出问题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尤其是进入新发展阶段之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仍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这既对实践发展提出了挑战，也对理论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要充分认识“历史给定的条件”，根据我国当前的历史方位、发展阶段、国际地位、综合国力、主要矛盾等各个方面的基本国情，创造出更加符合实际的有效管用的理论成果；要深刻洞察历史发展的新趋势，在统筹“两个大局”的条件下，紧跟时代步伐、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积极应对时代挑战，创造出适应变局、引领时代的理论成果。另一方面，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作为“舶来品”，为何能被人民、实践和时代所选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主张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高度契合的。在新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人要继续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座富矿，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治国之道、道德理念、思想方法等内容贯通起来，坚持用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马克思主义，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使二者在融通互动中形成与时俱进的创新理论，探索创造出具有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话语表达方式和理论表现形式，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19]。
（四）合理吸收外来文化，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新变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开放和发展的理论体系，应当在吸收人类优秀文化成果中拓展内涵。在人类文明交往互鉴日益频繁的当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能盲目拒斥与外来文化的交流，因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15] 258。一方面，要以科学的态度看待以西方文化为主体的外来文化，借鉴吸收外来文化的合理养分。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相反地，坚持“洋为中用”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对待外来文化的基本立场。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20] 41。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必须认识到，“以西方文化为主体的外来文化是一个巨型知识系统”[21]，其创造了巨量的知识和技术，而这些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优秀成果的外来文化，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养分，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善于利用、合理吸收这些养分，使其助力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新变。另一方面，要时刻保持独立自主，警惕“西化”渗透。多样化的文明各有所长，汲取其他文明长处的尺度是要坚持“一元指导”，即不能丢失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和指导地位，如果一味照搬西方文化，则会有失去独立性而沦为西方“学徒”的风险。所以，新时代新征程推进理论创新创造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中国向度”和“世界向度”的有机统一，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积极吸收接纳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增添动力。
（五）贯彻“六个必须坚持”，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要想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深入贯彻落实“六个必须坚持”。第一，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特质，党的理论归根到底是服务于人民的理论，因此理论创新的前提就是要坚持人民至上，要根据人民的主观愿望和实际需求、依靠人民的广泛实践和无穷智慧去创造人民所认同的理论，从而更好地指导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第二，必须坚持自信自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从来不是“完美预设”的，这一发展过程既没有可供参考的教科书，更没有适应国情的现成答案，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坚定的理想信念、牢固树立“四个自信”、保持独立自主的精神，在既反僵化又反“西化”中继续谱写党的理论创新的新篇章。第三，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守正与创新体现了“变”与“不变”、继承与发展、原则性与创造性的辩证统一，中国共产党既要继承在过去的发展实践中所形成的科学理论成果，又要把握新时代、引领新时代，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创造适应伟大事业发展的新理论，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第四，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理论的根本任务在于回答和指导解决问题。中国共产党要积极聚焦现实问题，深入研究回答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以清醒的政治头脑全面剖析问题产生的因由，从而有的放矢地提出真正能够解决发展难题和社会矛盾的创新理论。第五，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国情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把握好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运用科学思维方法观察和思考当前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问题，提出具有前瞻性、全局性、整体性的创新理论。第六，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中国共产党历来是胸怀天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关注自身发展问题的同时，还要积极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继续为解决全人类普遍关切的问题和共同面对的风险挑战提出普适性的理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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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Our Times Works"
YUE San
Abstract: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our times works" features the internal logic between Marxism and China's development. Marxism is a concrete scientific theory under constant development as well as a product of history and the times, which has determined the inevitability of adapting it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our times. The reason why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our times works is that it realizes the integrity and innovation of Marxism, closes the "time and space gap" of the spread of Marxism, hones the CPC which is in the forefront of the times, and has a positive interaction with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progress of the times. In the face of the central task of the Party in the new era and new stage, the whole Party must exhibit historical initiative, adhere to the "unitary guidance" of Marxism, vigorously promote the "two adapts", absorb foreign culture in a reasonable manner, and thoroughly implement the "six musts", so as to continuously open up a new realm of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our times and build a soli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completion of this central task.
Keywords: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our time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spirit of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Chinese modernization;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收稿日期] 2022-12-15
[作者简介] 乐三（1995-），男，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李利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