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至今，主要经历了“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两个重要阶段。中国学派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最新的理论成果，以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道义现实主义”“上海共生学派”三种理论流派为主要代表。如何凸显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特色，是现阶段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运用的主要依据和重要方向。从本体论维度出发，中国学派都是在“和合”的非对立概念中对世界、本国与他国的关系等进行思考。从认识论维度出发，中国学派主要是从中国经验中汲取理论资源，用中国实践论证理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从知识构建实践出发，中国学派呈现出“先认同后构建”的构建特色，理论内容多聚焦于现实实用，且不同流派之间的理论相融性较高，并呈现出内涵式发展趋势。也正是基于这些成果，在理论层面，中国学派打破了西方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垄断，发出了中国声音，提供了有别于西方的新的理论视角。在实践层面，中国学派也为中国对外关系实践提供了理论说明和理论指导，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理解，为国际关系现状的改良提供了中国方案。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本体论；认识论；上海共生学派；对外关系；中国外交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2）11-0035-09

在国际关系学学科发展中，国际关系学诞生于西方，因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从一开始就占据了主导地位，理论进展顺利，成果丰富。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因受到历史与现实诸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长期处于理论贫困状态。直至20世纪末，仍未形成真正意义的理论成果。在几代中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差距不断缩小，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逐步构建起来，形成了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道义现实主义”“上海共生学派”三种理论流派，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国际关系没有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窘境，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随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关注，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在何种意义、多大程度上彰显了“中国特色”等问题逐渐成为理论的焦点。实际上，在“构建中国学派”的倡议提出之前，学界就曾围绕是否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展开辩论，但当时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尚不深入。 目前国内学界主要从理论资源、理论基础、理论内容等方面对中国学派的理论特色展开辨析。其中，由肖欢容主编的《国际关系学在中国》一书围绕中国学派的前景、中国特色等问题作了较好的梳理[1] 64-72。总体而言，学界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主要就是中国学派）的特色辨析在内容深度层面取得一定成果，但在辨析维度层面还有一定的推进空间。

中国学派的中国特色既是构建中国学派的依据，也是衡量中国学派理论成果的标准，对中国学派的理论发展和实践价值发挥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调整，总结和回顾中国国际关系的历史演进及其最新主要理论成果，系统讨论中国学派在本体论、认识论和知识构建实践三个维度的中国特色，不仅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需求使然，而且对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如何更好发出中国声音、传递中国价值、塑造中国形象，进而更好促进中国外交实践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历程与重要成果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探索处理同世界关系方面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就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周恩来就曾提出要把对外经验进行科学的系统化，“把外交学中国化”。但由于各种原因，当时并未能够顺利开展系统的研究工作。直至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政治学的传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才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研究阶段。中国学者在批判吸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具体实践中挖掘资源，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历程

面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传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性原则，客观看待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积极成果与局限，探索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体系，主要经历了“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

“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建设阶段，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我国国际关系理论还未形成系统的研究范式。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1980年金应忠在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提交《试论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任务、对象和范围》一文，标志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进入到新的研究阶段；1987年上海首次召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会议，与会学者在会上正式提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目标。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走出了非系统化的研究状态，正式进入了“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阶段。老一辈中国学者开始遵循马克思主义指导，进行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探索，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创建与发展，始于21世纪初。2000年梅然和任晓两位青年学者提出“构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倡议，标志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进入了“中国学派”建设阶段，引起学界的广泛讨论与关注。2004年12月，在上海举行的第三次全国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提出了“创建中国理论，构建中国学派”的重要倡议；2005年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和巴里·布赞（Barry Buzan）发起讨论国际关系理论西方话语主导的现状和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缺位研究项目，为中国学派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直到秦亚青系统论述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与必然、提出中国学派的核心问题后，关于中国学派的系列争论才逐渐平息并达成一定共识。核心问题的提出为中国学派指明了立足中国问题、挖掘中国元素这一重要的构建与发展方向。与前一阶段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阶段相比，中国学派更加关注自身理论特色的构建和理论的交流互鉴，彰显出中国国际关系学理论自觉的提高。学者们遵循着不同的路径发展理论，形成系列重要成果。

（二）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多元理论成果

经过几代学者40年多年的共同努力，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特别是近20年来，学者们在继承和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既有成果的基础上，遵循着不同路径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实践经验中汲取养分，推动中国学派的构建与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倾向。2010年以来中国学派取得阶段性发展，形成了三大代表性的理论成果。

1. 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是中国传统文化“关系性”概念与西方建构主义有机融合的理论产物。2003年，秦亚青开始思考中国学派的构建与发展问题；2004年非西方国家关系理论项目的启动，增加了中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互动；加之康灿雄（David Kang）、许田波(Victoria Tin-bor Hui)等人，从不同的历史经验和互动实践出发对均势理论提出质疑的做法，给了秦亚青很大的启发。秦亚青逐渐意识到历史和文化是构建理论的重要场域[2] 9-12。于是，他逐渐将目光转向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实践，找到了“过程”“关系”这两个重要的传统文化元素，并将其融入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过程建构主义”。随后，其又在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最新成果进一步借鉴的基础上，于2015年将“关系性”作为与西方“理性”相对应的概念正式提出了关系理论，系统论述阴阳元关系、中庸辩证法等非二元对立、非冲突性思维方式，对中国对外行动以及全球治理提供理论支撑[3] 4。

2. 道义现实主义理论。道义现实主义属于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范畴，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崛起国何以成功和霸权何以衰落，即“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问题[4] 3。早在2004年，阎学通就开始关注先秦时期国家间的政治思想。此后他围绕“中国如何和平崛起”这一现实问题，将先秦诸子的思想运用于国际关系理论中，于2014年正式提出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形成《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一书。该理论在借鉴现实主义关于权力、实力和国家利益理论假定的基础上，将政治领导力作为国家实力的重要构成，指出道义即战略信誉在崛起国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5] 124。道义现实主义密切联系中国外交实践，获得了国内外国际关系学界的密切关注[6] 156-158。2013年、2019年，阎学通与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先后两次论辩中国外交。2015年12月清华大学召开“从清华路径到道义现实主义”学术研讨会，多位与会学者也对此进行了充分交流。

3. 上海共生学派。“上海共生学派”主要是指上海学界围绕“共生”概念，阐发共生哲学、东亚内生秩序对于国际关系发展的独特价值而形成的具有地域特色的学术圈派。依据研究倾向，可分为两类：一类主要以金应忠、胡守钧为代表。他们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社会共生哲学，阐发倡导国际共生的国际关系理论。金应忠通过挖掘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等相关经典著作中的共生思想，对国际社会的共生性问题进行理论论证[7]。胡守钧、李友钟等人积极论证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共生性，不断丰富共生哲学内容，为“上海共生学派”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撑[8] 15-58。另一类则是以任晓、苏长和等为代表。他们主张批判吸收传统东亚内生秩序的共生体系构建的历史经验，批判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两大历史怪圈：结盟对抗与霸权竞争，进而探讨多极背景下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必要与可能。“上海共生学派”学者与批评者，进行了严肃而公开的争论，推动了共生学派理论成果的丰富与深入。

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特色

在中国学派20多年的理论发展过程中，中国学者不断将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元素、概念融入中国学派的构建中，利用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构建的重要契机，在与国际关系理论学界积极交流的过程中，不断明晰中国学派的理论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作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最新理论成果，对中国学派的特色辨析，对于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学派的理论内容和理论构建过程在本体论、认识论以及知识构建实践三个维度中，体现出一定的中国特色。

（一）本体论维度的中国特色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本体论（Ontology）维度，主要讨论世界是什么以及本体（ego）与世界的关系，具有社会实践本体论的意蕴。总体上来说，中国学派大多都是在“和合”的非对立概念中对世界、本国与他国的关系等进行思考。

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主张构建与西方二元对立世界截然不同的阴阳本体世界。在这一世界中，他者与自我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存在，而是相互转化、相互依存的关系性存在。秦亚青在《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一书中借鉴并强调了费正清的观点，即在中国历史和传统东亚国际体系中，中国外交政策最成功之处在于其非暴力性：摈弃强制性手段，坚持运用外交努力和其他非强制性手段解决问题[2] 107。同时，关系理论也认为，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非冲突、非对抗和可调和，可以在互相调适的过程中找到平衡状态。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际社会是独立实体，关系理论将国际社会看作是过程。虽然实体和过程两种视角都强调变化，但前者强调的变化是指他者被自我同质，而后者强调的是双方共同变化，在保持自我特质中产生合题。整个国际社会之所以至今仍然充斥着冷战思维、零和思维，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西方二元独立冲突思维的影响。事实上，事物之间是很难完全达到同质状态的，在同质思维下国家之间的和谐发展将面临重重困难。正因如此，关系理论基于“共存逻辑”、乐观进化的变通之道，有助于跳出单一的对抗思维定式，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创造出一种可能的新方向。

“上海共生学派”体现出中国整体性的世界观。“共生”概念是“上海共生学派”的理论内核，是以古代中国的共生哲学为理论基础。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已产生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思想，这种“共生”思想背后蕴含着一种动态的和谐主义、包容主义的思想逻辑。这种“共生”世界观与中国人的“天下主义”理念，有着密切的关联。“天下”是地理、心理和社会制度三者合一的“世界”，这与西方在“异教徒意识”中形成“敌人假设”有着本质的不同。“从世界考虑”和“思考世界”是两种不同的境界。中国人更倾向于“从世界考虑”，以天下观天下的视角认识和把握世界，将自身视为人类的公共空间和共同资源，以整体、融通万物的视角去思考与世界的关系，主张寻求世界和谐发展的共生之道。西方则更多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分割，从个体的利益和诉求出发“思考世界”，遵循的是基于丛林法则的“自然之道”。

道义现实主义构建出的则是关于世界权力中心转移的、一种带有中国政治学传统的机制。道义现实主义强调道义在政治领导力中的作用，认为王权具有带头执行国际规范和维护国际规范的作用。2013年，阎学通与米尔斯海默围绕中国能否和平崛起的话题展开辩论。米尔斯海默认为征服扩张是大国崛起的必由之路；阎学通则认为，政治领导力的竞争有可能成为不同国家之间权力和平转移的有效途径。对道义与政治领导力的重视将为中国创造更多的战略选择和发展可能。此外，该理论认为获取王权和霸权是实力发生变化的过程。各国之所以接受道义规范的影响和约束，从根本上说仍然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属于现实主义范畴。总体而言，道义现实主义在本质上虽没有跳出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与现实主义拉开了距离。

（二）认识论维度的中国特色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认识论（Epistemology）维度，是探讨如何获得关于客观世界的真实知识、如何认识世界的问题。在获取客观世界的认识方面，中国学派主要是从中国经验中汲取理论资源，用中国实践论证理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但不同学派对中国经验的依赖程度和利用方式有所差异。“上海共生学派”对于中国经验的依赖程度最高，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次之，道义现实主义更多是从实证角度，借助中国经验进行理论构建。在认识世界的视角层面，中国学派体现出一种非二元的、多因素的、过程性的认识思维。

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认为，中国人是在综合考虑和研究多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的过程中认识和把握世界，体现出一种“既是也是”的逻辑特色。关系理论认为，过程和行为体，正如中国的阴阳八卦一样是共生共存的。关系理论将事物发展置于复杂的“关系场”中，在多重身份与多重关系中把握事物发展趋势、判断何种做法才是真正合乎理性，即关系理性。中国人将“关系场”视为确定自身位置和相对身份的重要场域。这与西方理论遵循单一的因果关系、强调实证主义非此即彼的逻辑，有着明显不同。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如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结构建构主义等，都是以个体理性为理论内核。他们始终把过程和行为体置于二元结构中，试图探寻过程和结果之间的线性因果关系，体现出单一的因果认识方式，本质上是西方二元对立思维的体现。总体而言，关系理论在认识世界方面，更多关注事物的生成过程而不仅仅是存在实体，强调复杂的社会关系而不是线性的因果关系。这种对关系和过程的重视和把握，彰显出中国独特的认识方式。

“上海共生学派”强调在共生的关系视域下，思考国家存在及国家间互动的问题。在东亚共生秩序之下，地域内的国家不论强弱、大小均可在共生秩序的关系网之中寻找合适的身份定位，在自愿和协商下建立起符合双方意愿的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构建出一个多中心、交叉性的共生关系网络[9] 155。这一秩序在共生关系场中，维持着某种意义上真正的自愿与平等。这一点可以从共生体系和持久关系包含的五大要素看出：多种形式的互动往来、朝贡贸易、交往的自愿性、和平共存与礼尚往来、共同合法性，即“朝贡为表，谋利为里”[8] 134-151。这种关系得到维系的内里，根本在于各国实利的驱动。内生秩序并不只是将一时的利益得失作为行动的唯一依据。友好关系的维持能够减少双方的摩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这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均有很大的区别。中国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的大局意识和长远考量，便很好地体现了这种共生的、发展性的认识方式。

道义现实主义理论遵循仍然是实证主义路线，分析不同变量对结果的影响，在认识论维度的中国特色相对不明显。

（三）知识构建实践的中国特色

中国学派与其他理论学派一样，在理论构建的过程中均会涉及到理论的核心问题、核心概念、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探讨，并从不同的历史经验中汲取理论营养。但在理论构建过程、理论内容、理论体系以及理论发展趋势等方面，中国学派也呈现出一定的中国特色。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就理论知识构建过程而言，中国学派呈现出“先认同后构建”的构建特色。理论知识构建涉及的是知识形成的过程，包括理论内容构建和理论身份认同，二者的前后顺序是划分理论构建模式的重要依据。西方主要采用的是“先构建后认同”的方式。以英国学派为例，该学派实际是以伦敦经济学院为学术发源地，马丁·怀特、赫德利·布尔等一群志同道合的学术群体围绕国际社会展开研究[10] 4-31。在取得一定理论成果后，他们进一步围绕是否存在“英国学派”这一派别展开讨论，在辩论中逐渐形成“英国学派”的理论身份认同。这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构建的一般方式。中国学派的构建则体现出截然不同的过程。中国学派以构建独特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为目标。学界先针对构建中国学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讨论，达成构建中国学派的共识，实现中国学派的理论身份认同。此后，学者汲取不同的理论资源和历史经验，不断丰富中国学派的理论体系。不同的建构顺序，对于理论发展的弹性空间与拓展方向都有很大影响，这需要后续进一步研究和讨论。

其次，中国学派的理论内容具有较强的现实实用倾向。秦亚青提出中国学派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如何融入国际、如何实现中国的身份认同；中国崛起对于世界格局、世界中心、国际秩序可能产生较大的影响。通过理论解释这一客观成果是中国学者的责任，对于中国的国际身份认同也有帮助[5] 126。又如“上海共生学派”关于共生国际关系体系的构建与“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倡议与实践更是相融相通。由此可见，中国学派的构建从来都不是书斋里的理论，而是对现实问题的回应与反思。“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德国理论的彻底性的明证，亦即它的实践能力的明证”[11] 11。只有面对现实的彻底的理论，才能真正在实践过程中发挥真正的现实价值。

再者，中国学派不同流派之间的理论相融性较高。一是中国学派不同理论的核心概念具有较多的耦合点。例如“上海共生学派”的东亚共生秩序，强调的是如何在关系中确定身份、确定符合双方关系的规范。大国小国之间之所以可以接受共生状态，实际上是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所强调的“关系性权力”在共生秩序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二是中国学派大多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理论资源，因此不同理论大多涉及到整体论、关系、共生共存以及王道论等思想。这本质上就体现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和合主义[12]。由此可见，中国学派不同理论流派之间并不是自成体系，而是相通相融的。但目前，中国学派的不同理论流派主要还是围绕自身的理论逻辑进行细化阐述。如何推动中国学派理论体系的整体构建、实现中国学派理论内部的耦合，进而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集合体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视野中，不断彰显中国特色、传达中国价值、塑造中国形象，还需要学者们的共同努力。

最后，中国学派呈现出内涵式的发展趋势。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以向外扩张的构建方式为主。同样以英国学派为例，该学派的理论研究范围并不仅仅是基于英国，而是囊括欧洲大部分国家。这种向外扩张的放射性理论研究范式，为其理论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现实场域。英国学派在更加丰富的现实问题中不断实现理论的修正、创新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理论的实践运用范围。而中国学派三种主要成果则是中国处理与世界关系的历史经验的理论升华的结果，呈现出内在指向的、防御性的理论构建方式。中国学派在例证理论合理性时，更多以本国实践为例，较少运用到国际行为的分析之中。事实上，不论是向外扩张的发展路径，还是向内延伸的理论构建，均有其理论发展逻辑的内在依据，并不能随意评判孰优孰劣。关键在于如何博采众长，探索多元的理论构建路径，以期为中国学派的理论生长，提供更加丰富的构建指向。

三、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国际影响

面向现实、面向世界，既是理论不断更新发展的现实要求，更是理论发挥现实价值的理论使命使然。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13]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局势瞬息万变，不断明晰中国学派的特色，不仅是增强中国学派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话语权，对于中国、世界的发展而言，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理论层面

1. 中国学派打破了西方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垄断，发出中国声音。从目前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趋势来看，在全球化的大浪潮下多元化发展成为一个突出的特点。阿米塔夫·阿查亚认为，秦亚青的关系理论具有全球性的关怀，很好地体现出中国学派的价值[14] 14；埃姆雷·杰米尔(Emre Demir)[15]、推·多(ThuyT．Do)[16]等也认为，中国学派的构建有助于丰富此前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理论。这种多元对话，对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学派来说都是一个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过程。中国学派理论话语权的提高，对于中国的国际交往具有重要意义。当今国际社会不少国家仍然主要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思考中国的种种外交行为，这会大大扭曲中国为实现世界共同发展的目的和立场。国际社会作为一个包容性的存在，应该容许不同的制度、不同的文明进行尝试性的融合。以原有固定的价值体系进行抵制和防御并不利于世界的和平发展；另外，正因为不同国家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中国学派自身可以进一步思考如何更好实现理论表达与国际文明的接轨。例如“中国学派”这一称呼本身，是否反而会加深西方话语体系对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防御心理？

2. 中国学派提供了有别于西方的理论视角。国际关系研究本应以促进各国和谐、共同发展为根本的价值旨向。不同国际关系理论呈现出的文化属性，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国际关系的整体氛围和具体实践。当前国际关系理论主要以西方个体理性为理论核心，具有强烈的强者文化与弱者文化之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成为了命运共同体，国际关系的主导理论已然无法解释很多全球性问题。因此，我们需要运用全球性的思维构建新型的国际关系体系，营造全球共生的文化氛围。全球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应以融合包容的态度对待地方性要素的参与。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学派只是其中一个范例。人类之所以会从普通物种中进化，关键在于人类的思考力，如果这样的思考力只是对“适者生存”丛林法则的贯彻，让个人利己主义无限制地在国际交往中弥漫，在人类交往中泛滥。试问，这样的理论文化属性，真的利于人类的长远发展吗？任何理论都应有一定的人文情怀和社会期许，这也是每一个研究者不可忘记的初心和原则。

（二）实践层面

1. 中国学派为中国在对外关系实践提供了理论说明和理论指导，有助于增进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理解。“上海共生学派”关于构建共生国际体系的倡议，传达的是中国非二元冲突的共生发展理念；道义现实主义强调中国建立的是以道义为优先、国家实力为基础的“德威并重的战略信誉”，与我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构想高度一致。而关系理论的提出更加论证了中国的和平崛起绝不是神秘性的，中国是在寻找各国互惠互利的共生之道中找到了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中国传统的互容式思维，更加注重世界的包容与共生，因而能够更好促进国际关系的向好转化与和谐发展。中国采取的系列发展战略和国际倡议并非一时的想法，而是中国自古积淀下来的中国思维、中国价值、中国态度的集中表达。我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为世界提供了处理当代国际关系、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理念和中国智慧。

2. 中国学派为国际关系现状的改良提供了中国方案。对于国际关系实践而言，国际社会的长远发展关键在于形成一定的共生思维、维持平衡互动的组织原则和制度性规范。中国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国际社会的关系网中，践行不扩张不称霸的共生共赢理念。面对国际重大事件，中国始终积极表明中国立场、发出中国声音，以实际行动展现大国担当。这里以东亚内生的朝贡体系为例，该体系实际是以地域国际的共同认可为基础，等级划分的本质不在于剥夺和占有，或者以此获取其他朝贡国的资源，关键在于利用这种划分充分发掘自身优势带来的把控权，用权力换取维护自身发展和共同发展的制度协定。为何当时的边陲地区即使不加入朝贡体系，却也不想它遭到破坏？正是因为这种等级体系维护了他们的自主发展权。这对于当今独立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独立自主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国家发展安全感建立的重要基础。当整个国际社会形成尊重各国自主发展、倡导构建和平共生的世界秩序时，国际发展安全感也将逐步建立起来。各国在普遍安全的国际环境中将更加注重自身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减少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朝贡体系这种平衡共生、非剥夺性思维，在促进各国平等、协商、合作等方面的价值，值得继续深入挖掘。

总体而言，中国学派在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取得的系列成果，已经引起国际学界的关注和辩论。这对于中国学派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检验和挑战。作为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尝试，中国学派不断从中国传统、中国经验中挖掘理论资源，并结合中国当今实践突出中国学派的特色。内莱·诺赛尔特（Nele Noesselt）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很大程度上是以传统的中国哲学、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为主要基础的[17]。任何理论都要基于一定的文化背景和地域经验，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中国学派在突出自身特色的同时，更要注意面向世界，实现理论的普适性认同。比如如何回应国际关系理论对中国学派存在的中国中心主义倾向、例外主义的质疑，如何平衡好理论的学理性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如何超越中国经验、充分发挥中国学派的世界价值，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和践行的重要课题。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也是解决一个国家和全球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关键所在[18]。中国学派今后的发展，同样应该坚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9]，坚持对话而不对抗，在交流中不断完善，为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作出中国的理论贡献。

[参考文献]

[1] 肖欢容.国际关系学在中国[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5.

[2]  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3]  秦亚青.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2).

[4]  阎学通.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5]  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J].国际问题研究,2014,(5).

[6]  Xuetong Yan.From Keeping a Low Profile to Striving for Achievement[J].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2014,(2).

[7]  金应忠.国际社会的共生论——和平发展时代的国际关系理论[J].社会科学,2011,(10).

[8]  任晓.共生——上海学派的兴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9]  任晓.论东亚“共生体系”原理——对外关系思想和制度研究之一[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7).

[10]  张小明.国际关系英国学派——历史、理论与中国观[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  余潇枫,章雅荻.和合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范式[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7).

[13]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共产党员网，2016-05-19.https://news.12371.cn/2016/05/19/ARTI1463594345596569.shtml.

[14]  阿米塔夫·阿查亚,董贺.全球国际关系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两者是否兼容[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2).

[15]  Emre Demir.The Chines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yth or Reality?[J].All Azimuth,2017,(2).

[16]  Thuy T Do.China's Rise and the 'Chinese Drea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J].Global Change,Peace and Security,2015,(1).

[17]  Nele Noesselt.Revisiting the Debate on Constructing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J].The China Quarterly,2015,(222).

[18]  肖阳.新发展阶段的历史方位判断与国家战略能力提升[J].决策与信息,2021,(10).

[19]  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J].对外经贸实务,2017,(6).

[责任编辑：汪智力 朱苗苗]

The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 '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LIN Xiaojiao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has gone through two important stages :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hines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he Chinese school is the latest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of China '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t is mainly represented by the three theoretical school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 relational theory ', ' moral realism ' and ' Shanghai symbiosis school '. How to highlight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 '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s the main basis and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China '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t this stage. From the ontological dimension, the Chinese school is thinking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orld, its own country and other countries in the non-opposition concept of " harmony.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pistemology, the Chinese school mainly draws theoretical resources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and demonstrates the rationality and legitimacy of the theory with Chinese practice. Starting from the practice of knowledge construction, the Chinese school presents the constru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 first recognition and then construction. " The theoretical content focuses more on reality and practicality, and the theoretical compatibility between different schools is high, showing a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trend. It is also based on these results,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the Chinese school to break the Wester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scourse monopoly, issued a Chinese voice, providing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different from the West. At the practical level, the Chinese school also provides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and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China 's foreign relations practice, enhance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 understanding of China, and provides a Chinese solu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Keywor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 chinese school ; ontology ; epistemology ; shanghai Symbiosis School ; foreign relations ; chinese diplomacy

[收稿日期] 2022-07-26

[作者简介] 林小娇（1997-），女，福建漳州人，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