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EST-SWOT模型的智慧社区建设策略探索

—— 以武汉市为例

○方伶俐  韩方圆

（湖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摘    要] 随着数字技术不断发展，智慧社区作为新型社区治理模式应运而生。智慧社区对于提高基层治理能力、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有着积极作用。但受多因素交叉影响，我国智慧社区建设呈现出地域分布不均、智慧化程度不一、建设内容零散等特征。通过构建PEST-SWOT复合矩阵模型分析武汉市智慧社区建设的外部机遇、外部威胁、内在优势、内在劣势后发现，当下智慧社区建设主要存在政策支持缺乏、融资渠道狭窄及服务机构效益低下、工具理性占据主导、数据资源难以整合共享等威胁，以及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差异显著、物业服务纵深发展有限、人才培育不足、信息流通不畅、资源有限等劣势。推动武汉智慧社区的建设发展，一是把握优势-机遇（SO）策略：通过构建智慧社区建设共同体，形成治理合力，充分发挥政府供给关键资源的能力优势，打通社区、企业、居民三方合作渠道，集聚居民、社会组织、高校人才推进智慧社区建设；二是优势-威胁（ST）策略：要强化智慧社区建设的资源保障，尽快出台地区标准及扶持政策，进一步加强地区财政投入保障，并强化组织保障和社区智慧人才的支撑；三是劣势-威胁（WT）策略：要整体化推进社区物业的建设，构建具备差异化的智慧发展策略；四是劣势-机会（WO）策略：要重塑信息资源的纵向传递及横向交互模式，在畅通信息流通渠道的基础上，加强社区虚拟空间及实体社区的交互建设，用信息技术整合社区资源，为社区居民提供高效、便捷、智慧的服务。

[关键词] 智慧社区；PEST-SWOT模型；社区治理；智慧城市；基层治理

[中图分类号] D669.3；F299.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2）07-0034-10

一、问题的提出

2012年，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率先开展智慧社区试点工作，推动了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其中，北京分别从基础设施建设（网络及硬件设施）、服务体系建设（服务资源信息集成利用、服务终端统筹建设、公共服务系统建设）、管理体系建设（社区安全、安居）三个方面推进智慧社区建设。上海则在街道、镇、村等地理区域范围内，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生活服务信息化、社区管理及公共服务信息化、小区管理智能化、家居生活智能化五大方面，用信息技术整合社区资源，为社区居民提供高效、便捷、智慧的服务。

为统筹推进全国智慧社区建设，2014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出台《智慧社区建设指南（试行）》，结合各地实践成果制定了可操作的建设标准及评估指标。“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推进智慧社区建设，打造社区线上数字化平台及线下服务机构，建设便民惠民智慧服务圈，提供线上线下融合的社区生活服务、社区治理及公共服务、智能小区等服务[1]，这为智慧社区建设指明了方向。2021年10月，国家信息中心与中睿信数字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发布《智慧社区建设运营指南（2021）》（以下简称《指南》）指出，智慧社区建设要贯彻“以人为本”的社区发展理念，充分运用5G、人工智能及区块链等新兴技术，转变以效率为导向、侧重于技术应用的传统智慧社区建设模式，建设增进公共利益的智慧化、人文化、绿色化新型智慧社区，并根据社区特色、社区需求、业务重点做到分类推进。《指南》规划设计了全面建设智慧社区的宏观架构，包括用户层、应用层、平台层和基础设施层，为大范围开展智慧社区建设指明了实践路径。

从建设实践来看，目前我国智慧社区建设主要集中在东部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经济圈等经济发达城市及部分省会城市，建设领域主要集中在安防体系及物业体系智能化方面。梳理不同地域智慧社区试点工作实际来看，国内各地智慧社区建设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与区域差异，其中以上海为代表的经济发达地区智慧社区建设水平相对较高，西部地区智慧化水平相对较低。值得注意的是，各地实践中出现的共性问题一直难以有效解决，如参与智慧社区建设的主体单一、社区缺少信息化管理平台、缺乏智慧社区信息服务人才等。对此学者们提出，要转变管理型、经营型、科学型的“设计本位”为自下而上的“生活本位”，重新规划设计智慧社区[1]；其次，要围绕智慧社区建设行动者利益共同体，构建整合性行动框架模型，重构动力机制，协同推进智慧社区建设[2]；最后，要坚持需求导向，全民创新、全社会动员的总体思路，在智慧养老、智慧政务等领域重点突破[3]。

另外，目前学界对于智慧社区建设的影响因素及环境条件研究较少，尤其是实践中忽视了对智慧社区内外部建设条件的科学评估，这是否是导致试点地区智慧社区建设效果不佳的原因，也是本研究要探讨的问题。那么，智慧社区建设受到哪些因素的推动与制约？如何才能有效推进社区智慧化建设？基于此，本文聚焦正处在城市发展转轨时期的中部城市武汉，试图找出影响智慧社区建设的内外部因素，以有效应对智慧社区建设难题，为地区建设提供策略，同时也为国内其他地区的智慧社区建设实践提供科学有效的分析框架以作参考。

二、PEST-SWOT模型的基本框架及其适用性

（一）PEST-SWOT模型的基本框架

宏观环境分析，简称PEST，是指对处在一定时空内社会中各类组织均面对的宏观环境进行分析，该方法常用于战略管理中的战略分析环节。PEST分析法将外部环境归纳为政治法律环境(Political)、经济环境(Economic)、社会文化及自然环境(Social)、科技环境(Technological)等四个方面，此四类环境因素间接影响策略的选择。

态势分析法，简称SWOT，该方法综合考虑战略主体自身的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及其所处环境机遇(Opportunities)和威胁(Threats)四个因素，主要用于战略管理中进行总体战略选择。通过发挥自身优势，有效克服劣势，抓住建设机遇，防范过程威胁，最终提出可实践的发展战略。

宏观环境分析主要考察主体发展的外部环境，态势分析既考察主体的自身条件（优势和劣势），也考察其外部环境（机遇和威胁），二者具有相通之处。本文将二者相结合起来，构建起PEST-SWOT复合矩阵分析框架（如表1）。机遇与威胁两大外部战略分析运用PEST结构，着重分析制度、经济、社会、技术四类社会环境影响因素。其中优势与劣势两大内部战略分析聚焦地区自身环境，并深入分析支持项目建设的地区实际建设条件[4]。

（二）PEST-SWOT分析框架的适用性

智慧社区作为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和智慧城市建设的缩影，是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智慧社区建设涉及多主体、多要素，其建设成功与否与外部环境因素以及社区自身因素息息相关。因此，不能单从资金、人力、技术等要素的粗放式投入模式去打造智慧社区，需要在宏观分析框架下统筹协调、适配建设，通过社区资源要素的重组和整合进行集约式发展，打造“麻雀社区”。

目前，武汉市智慧社区建设的主要模式为“政府主导、社区主体、企业参与、物业管理”。从整体情况上看，智慧社区建设尚处于萌芽阶段，以社区自发、零散化建设为主。为充分了解武汉市智慧社区建设，探索有效的建设策略，本文以武汉市六个中心城区的7个典型社区为例，一方面，通过社区实地调研获得相关资料，另一方面，对武汉市13个区全体居民开展随机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320份，回收有效问卷311份，回收率达97.18%。基于社区访谈资料及调查问卷数据，运用PEST-SWOT模型基本框架，构建起武汉市智慧社区建设的PEST-SWOT分析矩阵（如表2）。矩阵综合考量外部环境因素及内部发展因素，全面分析武汉市在智慧社区建设初期的各类影响因素，有助于及时调整建设策略，推动智慧城市与智慧社区建设的统筹考虑、同步规划、同步部署、分级推进，切实将惠民工程落到实处。

三、武汉市智慧社区建设的PEST-SWOT分析

（一）外部机遇

1. 制度层面强化智慧社区建设的政策支持与法律保障。首先，实现基层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国家治理的目标和根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智慧赋能基层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和重要举措，要加强基层智慧治理能力建设。为此，国家坚持数字惠民理念，提出城市居住区规划标准，推动智慧社区建设在一定的生活服务半径内逐步展开，依托数字化技术实现服务聚合，逐步实现城市社区服务供给与社区治理模式从独立化、低效化向圈层化、智慧化方向转变。同时，湖北省大力推进数字湖北建设，开展社会治理数字化应用。这为武汉市智慧社区建设提供了政策支持、指标参考和技术支撑。

其次，新出台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对居民个人数据信息所有权做出明确规定，它保障了居民个人的信息安全及信息权利，为武汉智慧社区建设提供法律保障。在确保居民数据信息安全并享有直接收益的情况下，《个人信息保护法》减轻了居民对个人信息数据泄露商用的担忧，有利于推动居民主动将个人数据信息提供给社区企业，实现智慧社区建设内容和提供的服务与居民需相匹配，从而增强居民参与智慧社区建设的信任度和支持度。

2. 经济层面提供智慧社区建设的财政支持与企业参与路径。“十三五”时期，武汉市地区生产总值从2016年11531.42亿元增长到2020年15616.06亿元，增幅达35.4%。武汉市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提升，有利于进一步加大城乡社区治理的财政投入力度，为智慧社区建设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2019年，武汉市信息技术产业营业收入增幅达12.2%，智能制造产业总产值增幅达16.9%。随着武汉市信息技术产业及智能制造产业总产值不断攀升，在智慧社区建设过程中政府通过PPP模式引入社会资本，充分发挥政府与本地信息、智能制造企业的优势，达成企业、政府、社区三方合作框架协议，为武汉市信息技术及智能制造企业参与社区建设提供契机。

3. 社会层面扩大智慧社区建设的居民基础。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武汉社区大范围引入了应用于社区场景的智能化应用，如智能测温系统、人脸识别门禁系统、健康监测信息收集小程序、社区团购App、武汉“微邻里”社区服务系统等。诸多智能化应用广泛融入武汉市各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中，社区服务方式从线下转移到线上线下并举，增强了居民对智慧社区建设的认知度和接受度，为渐进式铺开智慧社区建设提供了居民基础。课题组调研发现，被调研者中70%以上的武汉居民听说过智慧社区，其中20%的居民有较深入的了解且参与意愿显著。可见居民对智慧社区建设的接受意愿强烈，支付意愿较高，在未来的建设中可有效发挥居民的主体作用。

4. 技术层面优化智慧社区建设的基建条件。2019年，湖北省提出在全省开展5G“万站工程”项目规划。作为省内重点建设城市，武汉多线开展信息通信工作。一是推进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武汉市现已完成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接联点（综合监测系统）工程建设，推进网间带宽扩容。二是大力推进5G基站建设。武汉市政府投资近2亿元支持基站建设，在建设期间推进光纤到户两项强标工作，不断提高光纤到户通信设施质量。随着5G基站在汉高速度、大范围铺开建设，2021年武汉提出要建成双千兆全国首批示范城市，尤其是要加强政、企、学三方合作推进千兆宽带小区改造。5G基站初步建设及未来社区内双千兆网络服务的实践应用，这两项措施将整体更新社区信息通信及网络设施，使其成为武汉市智慧社区建设的技术支撑，在社区场域内为在线教育、在线办公、远程医疗等提供高速快捷的网络服务，也为实现居家生活场景内万物互联提供网络联机能力。

（二）外部威胁

1. 制度层面缺乏支持智慧社区建设的地方规划。继智慧社区建设提出以来，湖北省先后出台《智慧社区 智慧家庭入户设备通信及控制总线通用技术要求》《智慧社区 智慧家庭设备设施编码规则》等政策。但这些政策仅包括智慧社区建设子系统中的智慧家庭系列，以及家庭内部相关设施设备和业务的融合互通，对于建设主体、推进思路等方面的总体规划仍然不足。截至目前，武汉市尚未出台明确的智慧社区建设的地方标准，同时亦缺乏智慧社区建设的配套组织保障、政策保障、资金保障，尤其是目前智慧化建设主要集中于社区智慧养老等单一领域，在整体推进智慧社区建设的系统性、标准化、地方性方面仍有不足。

2. 经济层面融资渠道狭窄及服务机构效益低下。从全球范围来看，目前智慧社区建设的融资渠道主要有公私合作模式，政府出资、非营利机构及企业合作建设模式，以及民间基金会出资支持社区自建模式等三种[5]。课题组调研发现，武汉市智慧社区建设中，公私部门合作不够充分，社区公共服务及政务服务支出主要由武汉市财政负担，社会力量参与有限，融资渠道狭窄，极易导致在地方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可投入智慧社区建设的资金流不稳定。就武汉市蓬勃发展的智慧养老而言，现行情况下老年居民对养老类科技服务产品的购买意愿相对较弱，购买能力也相对低下，公私合作的发展模式缺乏长效运营机制。

其次，智慧服务机构入驻风险高、效益低。在申请引入服务项目前期，社区一方面缺乏对居民购买力进行科学评估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于智慧服务机构的资格审查权限在街道一级，因此，社区无法精准掌握居民需求情况及机构的服务内容与服务能力。加上社区之间、社企之间缺少互动，进而在单一社区半径内智慧化公共服务的供给大于需求，导致资源闲置浪费，最终在需求信息严重匮乏、供需失衡的情况下，社区企业的经营效益急剧下降。与此同时，政府出台的企业扶持政策与其绩效挂钩，且相关建设扶持资金存在垫付情况，无法对提供公共服务的民营机构进行兜底保障。在政策保障不足的情况下，最终形成“居民不需要，企业留不住，社区白忙活”的局面。社区内需不足导致供过于求、风险高、收益低成为提供智慧化服务的企业和机构的痛点与难题。

3. 社会层面工具理性占据社区建设的主导地位。智慧社区建设一般会经历从信息技术为辅，到管理理念与技术方案相结合，最终打造线上线下的社区空间，实现社区人机协同治理的三大阶段[6]。目前武汉市智慧社区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除部分试点社区具备系统化政务数据管理平台外，信息技术普遍只运用于社区安防、楼栋管理、线上数据收集等最基础的管理部分。调查显示，居民线下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较低，每半年一次、一年一次及不愿意参加社区活动的居民占调查者总数的46.95%。服务居民线上互动交流的平台建设滞后，网络生态发育不足。线上线下社区空间的双重封闭导致社区内部的社会资本相对薄弱，也进一步降低了居民共同参与智慧社区建设的支持度和积极性，再加上社区文化培育的不足弱化了智慧社区的人文精神，进而迫使社区共同体逐渐分化。

4. 技术层面数据资源难以整合共享。政府部门间数字资源的流通传递是加强协同合作的重要方式。社区治理中，应用数据资源实现了从事后伤害补偿向事前伤害预防的治理模式转变。智慧社区建设涵盖了居民、商家、物业、政府等多主体，提供商业服务、物业服务、公共服务、政务服务四大服务内容，涉及横纵政府部门的数据链条、社区商圈内部的数据资源管理、物业公司前台管理与软件科技开发公司的后台数据检测链，以及社会组织与社区数据链条等。由于各个专项应用的标准化数据接口不一致，社区相关的数据资源无法实现在多主体、多层面间共享、流通、整合，从而形成了单一主体的“信息孤岛”，数字治理的规模效应难以扩大。

（三）内在优势

1. 区位优势明显，助力智慧社区建设资源整合优化。作为长江经济带上的核心城市，武汉被确立为中心引领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依托特殊的区位优势，武汉广泛吸收中部城市发展建设的政策资源，优化社区功能，搭建中部智慧产业集聚平台，从而以地域优势为建设基础，辐射带动城市社区及周边城市智慧化发展，形成推动智慧社区建设的政策、产业、人力等资源集聚效应。

2. 人才优势突出，提供智慧社区建设的人才支撑。作为我国重要的科教基地之一，武汉市智慧社区建设有着充足的新型技术类及管理类人才资源储备。尤其是2020年4月出台的《武汉市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为智慧社区建设赋予了创新发展活力。该办法通过等级晋升与年度考核结果相挂钩、开辟优秀工作者进入公务员队伍及事业单位的通道、强化待遇保障等方式，吸纳专业素质高的年轻人才进社区，有力地推动基层社区建设队伍朝职业化、专业化、年轻化发展。

3. 信息化优势显著，为智慧社区发展注入数字活力。根据《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1）》新一轮评估结果，武汉市被列为中部地区唯一一个具备较强数字经济竞争力的特色开拓型城市。武汉市通过聚焦“光芯屏端网”创新平台体系，不断加强地区数字经济、数字产品品牌建设，围绕居民生活服务，为智慧社区建设注入数字发展活力。

4. 智慧化建设需求鲜明，扩大智慧社区建设的居民基础。数据显示，2015至2020年期间，武汉市城镇常住居民年人均消费支出从23943.05元上涨到31115元，增幅达30.0%。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及消费水平的提高，居民对智慧社区建设需求稳步提升，尤其是对社区生活环境和各类公共服务品质的要求不断提高，如打造舒适安全、智能快捷的社区生活环境，提供开通线上办结渠道等政务服务，设立个人电子医疗档案、精细化养老等公共服务，加强社区险情预警的物业服务等。

（四）内在劣势

1. 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差异显著，地方性建设标准难以统一。数据显示，武汉市现有老旧小区2074个。老旧社区及新建商品房社区不仅在基础设施规模上差异明显，而且质量上也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部分传统式街坊社区及单一式单位社区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如绿地不足、公共空间缺失，一些建设年代较早的老旧小区还存在供水、排水、供热等基础性问题及安防隐患。截至2020年底，武汉已启动684个老旧小区改造，基本完成改造383个小区[2]。武汉市政府计划在“十四五”末期全面完成2000年之前建设的老旧小区改造任务[3]。从现有情况来看，初期老旧小区改造工程仍然以基本类基础设施改造内容为主，提供社区居民基本生活的保障。智慧便民类公共服务设施改造在规划当中留有一定的计划空间，但还需要考虑小区实际、居民意愿及财政预算，已修缮的老旧小区大多仍不具备智慧化改造升级的基础条件。

正因为新旧社区基础设施的巨大差异，在智慧社区建设推进过程中，需要全域范围内统一规划水、电、气、热等生活设施、社区宽带等信息基础设施及安防预警设施，往往要耗费更多的资源确保做好前期准备。同时，由于新旧社区内在的差异，社区居民对公共产品智慧化升级的接受度也大相径庭。智慧化升级是否必要？谁来承担升级费用？各承担多少？地方政府在出台此类公共设施的智能化升级标准时，既要考虑新旧社区的基础设施差异，也要考虑不同类型社区的建设成本，还要充分考虑居民的接受度，建设标准统一难度大，这也是相关政策迟迟未能出台[7]的重要原因。

2. 物业服务纵深发展受限，智慧化服务水平低下。武汉市物业管理协会发布的《2021武汉市物业管理行业发展报告》显示，武汉市2074个老旧小区全部选定红色物业服务模式，其中包括企业托管模式、企业接管模式、业主自治模式、共管模式四类。一方面，依靠热心群众的业主自治及共管模式的专业化水平严重不足。由退休居民、热心群众、党员等组建起来的社区自治物业，主要承担简单的社区环境维护工作，诸如房屋修缮、管道疏通等专业化较强的服务则需由专业修缮人员担纲。对于技术性更强的社区智慧门禁系统的维护、社区安防设备的监测等物业服务来说，这两类物业的治理模式显然无法满足专业化检修、常态化监测的需要。加之居民组织化程度不高，依靠居民自治所提供的物业服务往往供给不足，社区被迫承担自治物业的相关职能，因而增加了社区基层工作者的工作难度及工作压力。另一方面，居民与物业公司议价导致物业服务升级转型困难。传统的物业管理模式主要为事后补偿维修，新型智慧社区的物业服务模式则向事前预防转变，如烟雾报警、楼道起火预警，等等，这意味着需要更多的经费支撑。由于居民对公共领域危机防范意识的不足，缴纳有限的物业费不足以享受智慧化物业服务，在政策支持有限的情况下，全域内物业服务的智慧化转型升级困难。

3. 现有社区人才培育不足，智慧社区建设动力缺失。以社区书记为代表的政治型人才，其行动者意愿及偏好影响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社区文化培育及社区服务的智慧化发展水平[5]。调研发现，智慧社区整体建设较为落后的社区主要特征为：社区核心行动者在社区服务选择上以被动接受街道委派的任务为主，缺乏创新意识及方案规划，因而社区层面向街道办争取项目资源时处于劣势地位。与此同时，社区普遍缺乏智慧化发展所需的科技服务型人才。首先，社区内科技产品的维修维护人才短缺，由于日常维护不足导致高成本智能设备出现故障的几率上升，加之修复难度大、成本高，损坏的智能设备闲置成为一次性消耗品。其次，社区工作者大多只具备基础性办公软件应用能力，普遍缺乏数据分析能力，无法有效发挥数据在事前预警、过程分析、决策、创新中的效能，无法满足善治需要。

4. 多部门垂直管理下信息流通不畅，智慧社区建设信息资源有限。智慧社区建设主要以数字化信息为纽带，将居民、社区治理方、服务供给方联结起来，实现数据流通。目前，基层信息的填报工作模式为社区收集——逐层上报——后台录入——居民查询。社区工作者日常需要面对不同的职能部门，多部门垂直管理模式往往引发基层信息收集重复且上报数据滞后等问题。例如，武汉市区一级推广使用的“微邻里”平台，其收集的各社区数据由后台管理方掌握，作为使用方的社区却无法掌握本社区实际情况。社区治理的实际需求信息与各职能部门所需信息不匹配，社区信息管理的行政化趋向，容易将“智慧”一词异化为利用信息化设备机械汇总信息的过程，导致智慧社区建设出现偏差。

四、推动武汉市智慧社区建设与发展的策略选择

根据PEST—SWOT分析框架，结合不同的建设环境及社区资源组合，本文构建起武汉市智慧社区建设的战略矩阵，以为各社区开展不同阶段的智慧化改造提供本土化策略（如表3）。

（一）优势-机遇（SO）策略——构建智慧社区建设共同体，形成治理合力

社区共同体理论将城市社区从简单到复杂划分为情感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治理共同体三类，智慧社区的建设则旨在实现第三类。具体而言，其目标是通过信息化技术手段将政府、社区、居民、企业及社会组织等多元治理主体汇集到社区数字平台，通过整合重组社区多主体资源，在维持社区情感及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打造治理共同体。其中的关键在于集合多元主体，发挥其积极作用，整合不同主体的资源，形成治理合力[8]。智慧社区建设共同体涵盖政府、社区、企业、居民、社会组织、高校在内的六大主体，链接政策、资金、人才、信息、技术、服务六项资源（如图1）。

一是要发挥政府供给关键资源的能力优势。上级政府承担着制定智慧社区发展战略的重要责任，包括智慧社区建设的技术标准、主要内容、组织保障、评价指标及适配措施等，同时政府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也是智慧社区建设项目落地的关键。具体而言，中央政府设计智慧社区建设的总体框架，地方政府制定地区差异化发展战略。在建设前期，主要由具备强大资源调配能力的政府投资建设智慧社区数字平台、优化老旧社区基础设施、支持企业智慧化项目进社区等，通过政策规划与资金扶持为社区建设、企业投资增添发展动力。

二是要打通社区、企业、居民三方的合作渠道。企业作为专业的服务供给方，服务的智慧化程度、服务质量、服务价格是企业与社区及居民达成双向合作意向的关键因素。社区是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资源协调者，是其他主体间达成沟通合作的粘合剂，解决矛盾冲突的中间人。在智慧社区建设中，社区承上整合政府提供的政策资源及资金支持，对下引入企业方的专业服务资源。为避免盲目引入公共服务项目及相邻社区服务同质化现象，社区需要充分调研居民需求，以社区间联合为手段引入差异化智慧服务企业，进一步扩大社区企业的服务半径、拓展社区居民可享受的服务资源。在企业和居民双方供需平衡的基础上，企业通过合法渠道向辖区居民购买“健康”数据等，发挥企业数字化服务优势，在合作社区内实现智慧养老、线上教育、健康医疗、商业服务等数字产业服务链的发展。

三是突出居民、社会组织、高校的人才集聚优势。社区是区域内广大居民的自治组织，居民群众是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9]，居民在打造智慧社区过程中扮演了建设者及消费者的双重身份。居民可向社区企业合法提供个人基础数据资源，同时通过居民组织化挖掘社区特色，发挥居民自治的重要力量。社会组织具有优质的志愿者服务资源，调动社会组织参与建设人文智慧社区，可有效避免因技术变迁而忽视老年群体为代表的“边缘群体”。高校承担着培养社区治理新型人才的重要责任。一方面，在学校教育中要将社区治理与信息化技术相结合，培养兼具人文情怀及专业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将高校人才资源汇集到基层社区，既为高校人才提供理论实践场所及成果转化平台，也为社区吸纳复合型人才做准备[10]。

（二）优势-威胁（ST）策略——加强智慧社区建设的资源保障

资源保障体系建设是系统性补齐地区智慧化建设短板的重要手段，是支撑智慧社区建设的基础条件。全面推进智慧社区建设必须依托完备的资源保障体系，主要包括政策保障、资金保障及组织保障三个方面。

一是出台地区标准体系及扶持政策，完善制度保障。首先，在武汉市智慧城市建设框架下制定智慧社区建设标准，尤其要加快协调制定区级间、部门间、社区间智慧化技术应用标准，打通横向及纵向间的信息交流渠道，为智慧社区发展提供配套的微观制度环境。统一建设标准后，政府部门及社区应依据科学的社区评估指标定期对智慧服务机构提供的智慧化公共服务、商业服务、物业服务等服务的数量及质量进行评估，实现居民需求与服务内容相适配，建立科学合理的企业进入、退出机制，从而实现社区智慧化服务企业进得来、稳得住、出得去。

二是加强地区财政投入保障，建立多来源资金长效机制。构建政府引导的多元投入机制，发挥各市场主体力量，逐步拓宽智慧社区建设融资渠道。在智慧社区建设中明确投资建设各主体责任，合理划分政府、物业、居民、企业投资建设范围及比重，积极调动居民及社会力量参与建设。在提供智慧化商业服务及民营智慧化公共服务方面，可采取政府支持，企业投资，居民付费的建设原则。在提供智慧化政务服务、公益性公共服务及大型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初期主要由政府全额出资采取服务外包、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等模式提供服务。在优化智慧社区公共环境等方面，则由物业企业及社区居民协商提供社区特色服务，如智能声控、导航机器人等。

三是强化组织保障，加强社区智慧人才支撑。加大对社区工作者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养培训，培养技术及管理能力兼备的复合型人才，建立高素质、专业化的技术及管理人才队伍。

（三）劣势-威胁（WT）策略——整体推进社区物业建设，构建差异化智慧发展策略

打造物业城市模式，将社区治理及物业服务职能合理划分。第一阶段，整体推进武汉市社区物业建设，重点针对无物业的老旧社区及低效的自治物业社区等，在政策支持下逐步将原属社区职能范围的物业专业化管理职能分离出去，为社区硬件基础设施提质升级做准备，让居民切实可感社区内智慧化水平有所提高。第二阶段，针对目前武汉市城区的老旧社区、单位制社区、新建商品房社区等，制定差异化智慧发展策略。由于各个社区的人口构成、资源情况各异，社区各具特性，物业企业在推动智慧化社区建设过程中首先要结合社区特性，提供符合社区发展需要的物业服务。如针对老年群体居多的老旧小区，开展渐进式转型，线上线下双轨进行；以中青年为主的社区，以智享生活为宗旨，研发智慧社区移动客户端，基于互联网和移动设备满足服务需求，通过客户端便利生活缴费、查看社区公告、提供周边购物，等等，做到因地制宜，合理施策。

（四）劣势-机会（WO）策略——重塑信息资源的纵向传递及横向交互模式

首先，畅通信息流通渠道。发挥信息产业发展优势，加快转变基层社区信息的被动收集模式，在社区内建立居民信息收集库，利用企业网络云资源存储社区信息，对行政部门开通访问权限，高效依规实现数据自由提取。同时，开展建设社区间信息互通平台，加快社区间信息流通，进一步整合社区数字资源。

其次，加强社区虚拟空间及实体社区交互建设。为应对地域化社区面临的个性化挑战，通过加强虚拟社区共同体建设，构建社区多元化线上交流平台，以低成本方式连接社区居民，培育居民互助的社区网络生态空间，并形成常态化的互助帮扶机制，如社区线上跳蚤市场、社区线上自习室等等。通过扩大社区居民的交流范围，丰富交流内容，打造特色社区网络交流平台，逐步建立起居民间的信任感，从而真正释放社区自治的活力[11]。

[参考文献]

[1]  王迪.智慧社区发展的未来趋势：从设计本位到生活本位[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8).

[2]  吴旭红.智慧社区建设何以可能?——基于整合性行动框架的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20,(4).

[3]  吕康娟,黄俐,霍伟伟,王梦怡,王硕,解松川.上海智慧社区发展模式与实施对策[J].科学发展,2017,(2).

[4]  安瑞霞,王武林.基于PEST-SWOT的贵安新区社区智慧养老可行性研究——以星湖社区为例[J].老龄科学研究,2017,(2).

[5]  张年,孙景乐.智慧小区建设与运营（综合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6]  谌宗武.大数据时代“智慧社区”建设的现实问题及困境突破[J].现代商贸工业,2021,(22).

[7]  黄一倬,张天舒.智慧社区的差异化应对——基于我国城市社区不同类型的研究[J].城市学刊,2019,(2).

[8]  邵春霞.数字空间中的社区共同体营造路径——基于城市社区业主微信群的考察[J].理论与改革,2022,(1).

[9]  吴非,董实忠.新时代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经验与未来趋势[J].决策与信息,2021,(6).

[10]  李宽.城市社区共同体的生成机理:从陌生人到熟人[J].重庆社会科学,2016,(5).

[11]  葛天任,溥雨欣.新兴技术能否破解“共同体困境”——数字政府、智慧社区与敏捷治理[J].社会治理,2020,(2).

[责任编辑：汪智力]

Exploration of Smart Community Construction Strategy Based on PEST-SWOT Model

—— Take Wuhan City as an Example

FANG Lingli, HAN Fangyuan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smart community emerges as the times require as a new community governance model. Smart communities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improving grassroots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and meeting people's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However, due to the overlapping influence of multiple factors,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ommunities in my country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different degrees of intelligence, and scattered construction content. By constructing a PEST-SWOT composite matrix model to analyze the external opportunities, external threats, internal advantages, and internal disadvantages of Wuhan's smart community construc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current smart community construction mainly includes lack of policy support, narrow financing channels, low efficiency of service agencies, and rational instruments. Threats such as dominance and difficulty in integrating and sharing data resources, as well 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level of community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limited in-depth development of property services, insufficient talent training, poor information flow, and limited resource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mart communities in Wuhan, the first is to grasp the advantage-opportunity (SO) strategy: by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mart community construction, forming a governance synergy,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government's ability to supply key resources, and opening up three-party cooperation channels between communities, enterprises and residents, Gather residents,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college talent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ommunities; the second is the advantage-threat (ST) strategy: to strengthen the resource guarante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ommunities, issue regional standards and support policies as soon as possible, further strengthen regional financial investment guarantees, and strengthen organizational Guarantee and support of smart talents in the community; the third is the disadvantage-threat (WT) strategy: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properties as a whole, and build a differentiated smart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fourth is the disadvantage-opportunity (WO) strategy: to reshape the information The vertical transmission and horizontal interaction mode of resources, on the basis of smooth information circulation channels, strengthen the interactiv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virtual space and physical community, us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integrate community resources, and provide efficient, convenient and intelligent services for community residents.

Keywords: smart community; PEST-SWOT model; community governance; smart city; grassroots governance

[收稿日期] 2022-04-20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2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国家级项目“基层智慧治理创新实践的困境与优化路径研究——以武汉市智慧社区为例”（编号：20221051201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方伶俐（1981-），女，湖北黄石人，管理学博士，湖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公共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韩方圆（2001-），女，湖北宜昌人，湖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