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社区作为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在联防联控、群防群治体系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社区的自治性特征决定了其在人力、资金、制度规范等方面的局限，使其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的治理优势与治理短板同时凸显，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人力资源的匮乏。疫情期间，党员作为临时补充性力量下沉参与社区治理，并借助于新兴技术治理工具帮助社区成功地控制住了疫情蔓延。无论是在疫情防控“战时应急”还是“常态治理”，党员下沉在社区治理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党员下沉社区治理也面临技术困境：一是技术使用范围受限；二是技术应用内容过于单一；三是技术考核方式不成熟；四是技术对接功能不完善。解决这些问题，一是要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平台建设，提高数据的搜集和利用效率、健全信息的传递与保护机制、搭建党员下沉社区交流平台；二是要提高精准治理与协同治理效能，提升下沉的精细度、信息的流畅度、网格的协调度；三是要加强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增加公共服务技术应用版块，并将社区工作内容逐步转向公共服务；四是要优化绩效考评和监督考核方式，完善技术考评机制，并扩大监督主体范围；五是要平衡技术可变性与制度稳定性，明确党员下沉社区基层治理技术管理规范，构建技术赋能党员下沉社区基层治理机制。
[关键词] 新冠肺炎疫情；社区治理；党员下沉；疫情防控；网格化治理；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D669.3;D267.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2）06-0044-12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社区是联防联控的第一线，也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最有效的防线”[1]，疫情期间以街道社区为单元的防控方案在全国层层落实。武汉作为疫情防控初期的主战场，在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前提下，动员党员参与，打响了党员下沉社区、充实社区力量的“第一枪”。疫情时期党员构筑起的一道道防线，不仅帮助社区解决了疫情期间出现的各种难题，走出疫情防控的困境，还为社区长期存在的治理难题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2021年7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提出，健全常态化管理和应急管理动态衔接的基层治理机制，需要构建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基层管理服务平台。因此社区治理离不开技术应用，作为基层“最后一公里”的社区组织，迫切需要提高自身的信息化建设和管理能力建设水平。而党员下沉社区提供了基层治理与变革的新契机。在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促进多元主体的协同效用，将大数据中心、道路监控、楼宇安保等技术基础设施融合于党员下沉管理过程，实现了在不打扰普通人正常生活的情况下服务每一个人，这是“绣花针”一样的基层治理水平，发挥了智治支撑作用，为解决基层问题和矛盾开拓出新的方式方法。
一、疫情推动下的技术创新党员下沉治理方式
（一）党员下沉参与社区治理的特殊契机
1. 社区自治与协同基础薄弱。一方面，社区作为基层自治组织，与政府并非行政隶属关系，虽然街道办事处是其最直接的上级部门，但实际上也只与社区存在指导关系，并不能像对隶属机构一样作出行政指令。而现实情况是社区与群众距离最近，涉及到百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就医、就学、就业、养老、住房等；辅助基层政府治理往往承接了街道办事处的大部分职能，而过度行政化又会造成人员少、事务多的问题。这也是多数社区转型的通病，即社区要成为“社区”，也只能凭着政治的资格，而不是凭着社会的资格[2]。常态社会下社区自治能力的欠缺并没有充分显现，遇到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突发公共危机，随着危机传播速度和波及的范围大大超出传统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单靠人力监督和开展工作的方式远远跟不上疫情扩散的速度，基层工作量的激增使社区无法同时兼顾管理与服务的功能，社区治理效率明显下降。另一方面，社区虽是基层自治组织，但社区功能的实现仍依赖于政府赋予的权威，结果就是社区在承接“上级”部门任务时往往只能被动接受。同时社区大多数情况下受制于政府，且其自身的协同性也较差，主要表现为调控力量不足、资源整合能力差、组织管理混乱等。
2. 党员下沉式参与社区治理。虽然理论上一直主张“去行政化”，但实际上社区很难“去行政化”，因此社区居委会的工作重点不是纠结其角色属性，而应聚焦其治理功能的实现[3]。疫情下如何在短时间内快速提升社区的治理能力，政府作出了党员下沉参与补充社区力量的基层治理创新举措。党员下沉社区治理就是聚焦于帮助实现社区功能，在现有资源范围内通过人员调配，将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在职党员下沉到社区，既能满足社区平常状态下职能扩展的需要，同时也可以在应急状态下有足够的人员来补充。除去社区现有的书记、主任、网格员等工作人员，将党员作为一支灵活的队伍纳入社区，下沉成为补充性人员，按照“双报到”原则调配到各自所在的社区组织。尤其是党员干部的调配一定程度可看成是组织矩阵结构的应用，党员干部一般都有工作单位并且有的还担任职务，此时下沉社区可视为临时分配到其他组织完成共同的目标，是政府机构与社区自治组织之间协同作用的微观生动表现。
（二）技术融合创新背景下党员下沉工作的开展
当前社区治理创新更多的是建立在技术与工具主义基础上，而非得益于社区制度与治理结构的转型[2]，因此谈党员下沉社区治理就无法回避技术的赋能。特别是应对疫情等特殊危机事件时传统的人海战术已不再适用，技术潜能客观上被激发出来，疫情防控的关键策略——居家隔离措施也使得技术治理成为政府治理的首选，此时社区也适时地采取了相关技术治理手段。例如技术打破了传统的手工记录方式、层层上报的效率和准确率的问题，大量重复性的耗费人力、物力的事务性工作可以交予技术解决，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基层人员负担。从最初的计算机办公自动化到政府网站、微博、微信等新平台的出现，再到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运用，治理主体也从政府不断扩展至多元参与。而下沉党员成为基层治理的又一新主体，将结合社区信息化建设，融合创新社区治理的方式，实现社区、党员、技术三者的结合。
首先，技术助力党员加速下沉参与社区网格化管理。社区践行网格化管理，对不同区域进行网格划分，并应用网格编码技术将事件融合到信息系统中，进行反馈解决。利用技术排查到问题再反馈给社区网格员，具体到相应的区域解决。而下沉党员利用社区现有的网格化治理平台可以快速接收小区居民需求，提供对应的下沉服务，网格化管理利用信息技术，组建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在实践操作、资源共享与公共服务之间建立起新型嵌合关系[4]，其中信息、智能、网络技术使得党员能更好地与需求端的民众相联系，也利于社区党组织群众路线的落实。
其次，技术改变了党员下沉社区的具体工作方式。大数据助力摸排走访工作，可以减少重复性的收集工作。类似于动员接种疫苗、人口普查等事项所需的数据信息需要工作人员把“数据地图”精细到每个人，而党员的加入使得走访形式、工作力量都得到一个很好的补充，从上门走访扩大到电话交流、书面征询、组织座谈、短信微信等，带动社区更好地收集民情民意[5]。社区利用网络平台扩展了服务机制，和群众的接触与交流能够“全天候、零距离”，党员利用及时反馈、办结反馈等技术服务平台也使得下沉工作更高效。同时一批新的技术手段配合党员下沉工作随之出现，例如广州政务服务“穗好办”App就专门增加了“党建双报到专区”版块，监管党员下沉的情况，党员可以在App首页服务报名栏参加社区发布的服务、参与社区服务签到、查看服务记录、向社区发送“文本+图片”形式的邮件等，在简化工作流程的同时又提高了工作效率。
最后，“智慧化+”建设客观上创新了党员参与社区的工作情境。现代城市生活与互联网、智能手机这些技术不可分割，智慧城市建设带动管理对象的智能化改造与升级，例如小区逐步智能化，水电费线上办理结算，不再是以前物业或者社区专人收取，意味着作为管理方的社区也需采取相适宜的治理方式，智慧社区的建设内容也涵盖到管理平台、虚拟交流平台、智能管理工具、“微信息”等[6]。当前社区治理需要智慧城市系统的配合，例如上海市社区利用以智能传感器为核心的城市运行“神经元”系统，实现了实时感知社区运行的各种基础数据，形成覆盖“小区-楼道-家庭”的“4-3-4 （件套）”综合感知体系，将智能触角深入到居民家庭[7]。加上疫情中紧急上线的防控服务平台、信息采集、数字政务、远程协同办公等智慧城市应急平台的应用，也更新了党员下沉工作开展的社区管理软硬件条件。所以党员下沉所面临的社区治理情境发生了变化，其下沉模式也朝着适应“智慧化”方向创新发展。
二、武汉市H社区技术融合党员下沉治理实践
武汉市H社区建于1999年，面积约0.62平方公里，下辖4个小区，建有4000多户，常住居民1.2万多人，属于典型的复杂社区，是由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商品房等组成的综合性社区。社区人口数量大，居民结构复杂，其中老年人口占社区总人口的11.7%，社区内有一栋政府廉租房，住有48户困难家庭。社区曾荣获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志愿队伍较为完备，用专业的社工方法培育孵化了29支社区社会组织。疫情期间人员紧缺情况出现后，开始“引援”党员下沉参与社区治理。在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下沉党员的共同努力下，H社区成为武汉市首批无疫情社区。该社区面积、人口和社区党组织情况与其他社区相类似，其在下沉治理中的表现和遇到的问题具有一定代表性，对于探讨后疫情时代党员下沉工作的展开具有借鉴意义。
（一）“战时应急”中的党员下沉实践
2020年初武汉市暴发重大公共危机事件，新冠肺炎疫情迅速蔓延，基层防控尤其是社区的作用凸显出来，武汉作为疫情初期受影响最大的城市，能将疫情迅速控制下来离不开基层的有力防控。疫情下社区防线的坚守迫在眉睫，紧急情况下武汉市动员党员下沉，成为补充社区的重要力量。湖北省直机关工委下发《关于认真做好党政机关党员进社区协助做好防控工作的通知》，省直各单位闻令而动，省直机关首批派出104个工作队，134名厅级领导带队，1307名机关党员迅速到对口社区受领工作任务，11600名党员就近到社区报到，成为防控疫情、抓实阻隔、服务群众的重要生力军。从2020年2月初开始，武汉市开始落实党员下沉充实社区工作力量，武汉H社区的疫情防控工作也迎来了新的转机。
在人员参与上，H社区疫情防控初期在仅有16名社区工作人员和各种问题交织下，防控工作的开展尤为困难。因为平均每位社区工作者大概需要服务700位居民，居民之间融合程度低，工作难度大，同时还面临着随时被感染的风险。随着小区防控力度的加大，居民完全处于居家隔离的状态，需要解决的基本生活问题快速增多，导致前期任务与后续工作量的矛盾交织，迫切需要更多的工作人员加入，此时下沉党员成为H社区工作队伍的重要补充力量。H社区拥有在册党员420名，参与下沉的党员760多名，平均年龄在50岁以内，其中年轻党员占10%，疫情期间有200多名党员参与。这些党员的职业较为丰富，有医护工作者、教育工作者、警察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前期人手不够的困境。
在组织部署上，H社区在疫情防控工作中，采用了“一套班子两条线”，第一条线是“社区党委→临时党支部→党小组”，第二条线是“社区居委会→群众工作队→群众工作组”，充分体现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工作方针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工作路线。下沉党员到社区报到后，社区迅速组建防疫临时党支部，通过请示街道党工委并同意成立后，明确了支部委员会的组成人选及工作分工，支委会成员均由一部分下沉党员干部组成。其余下沉党员按照上级的防控要求分配到五大工作小组中，即摸排隔离组、封控管理组、生活保障组、环境消杀组、路面管控组。之后再基于社区网格展开下沉工作，大部分党员就地下沉，因为其对于所居住小区的情况较为熟悉，对于后续的上门摸排、特殊人群的关照服务等具有天然优势。H社区结合防疫的工作实际，基于社区网格又成立了6个党小组，并确定了各党小组的组长人选，每个党小组的组长和小组成员大多数来自各自居住的网格，定点下沉的党员干部则编入力量相对薄弱的党小组。同时，为了加强对党小组工作的指导和帮助，并有利于临时党支部各项决议或意见的传达和落实，临时党支部规定了每一位支部委员至少要联系一个党小组，党小组又划分出各自所负责的网格（见图1）。除了下沉党员，后续还有党员志愿者和群众志愿者的加入，人数超过了200人。为进一步实现全覆盖管理，因此又在临时党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了群众工作队，再基于网格建立了6个工作组，配合相应的网格员开展工作。
在技术运用上，社区原先所能依赖的基础性技术和设施整体上比较完备。H社区已经实现社区档案电子化，所有居民信息已完成录入，可以随时进行修改、调取等操作。技术人才队伍也偏向年轻化，社区工作人员大部分都可通过现代通讯技术和设备与居民保持全天候联系。发布信息手段也比较完备，例如利用美篇App等推送社区通知，并配合纸质通知，实现线上和线下的全方位信息传达。同时该社区还引进了一台自助政务服务设备，将其操作流程和上线清单都列出，居民可以自行使用查询类、打印类、网上办事类功能。关于社区党员的管理主要依靠专门的微信群组和学习强国等App上的党员版块，向政府部门报告党建文明创建活动时已可以在线上传；同时社区也接入了全国统一的党建平台，可以线上办理党员组织关系的转接等，还在原有基础上对于下沉党员的管理进行了补充及扩展。下沉党员与社区工作人员的沟通一般是对接相应的网格员，采用电话、微信、QQ等即时通讯工具直接联系，防疫手段方面借助体温检测仪设备、查看行程码等。疫情时有下沉党员自行建立了社区居民生活物资保障方面的钉钉购物团，并充当“团长”角色，维护居民购物秩序，但后期由于人员庞杂，为更好地保障各楼栋物资发放，该购物团转接到楼栋群，下沉党员从钉钉平台转出加入新群，继续管理各自所负责网格内的事务。
（二）“常态治理”中的党员下沉实践
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社区的防疫工作也随之转为常态化管理，下沉党员这一群体后续的防疫工作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政府开始转换下沉党员的政策导向，由简单动员到细化实施方案、创新下沉方式的文件出台（见表1）。根据湖北省委常委会会议发布的《湖北省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实施办法》，要求下沉党员每年到社区志愿服务20小时，该实施办法拉开了党员下沉常态化的序幕；同时武汉市委组织部印发了《武汉市居住地社区报到党员日常管理办法（试行）》，加强党员报到、服务、反馈、督促的全过程管理。H社区也依据上级政府的指示开展了党员下沉的常态化工作，一部分为居住地下沉党员报到事宜，下沉党员由疫情时的200多人增加为760多人；另一部分为单位下沉报到，例如武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武昌区行政审批局、武昌区纪委监委也支持参与H社区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3个下沉单位每天轮流分配一名党员下沉参与社区常态化工作。
在组织衔接方面，H社区依然保持疫情期间组建的临时党支部，由疫情期间担任负责人的党员继续领导，因为他们已经熟知下沉小区的基本情况，与社区人员熟悉，彼此信任。同时H社区也结合社区特色改进组织方式，例如社区党委召开下沉党员议事会，用开放空间会议方法分小组讨论并制定岗位责任清单，下沉党员认领工作岗位，亮出承诺。通过议事会形式，可以进一步了解下沉党员的特长，积极连接优质资源，还可以增进个人责任感，让下沉党员在“零负担”的状态下积极参与社区管理，优化党建引领下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
在工作内容方面，H社区下沉党员也由原来防疫物资的分配、感染数据的采集和上报、基本生活服务、老年帮扶、社区环境消毒、楼栋巡查等疫情防控工作转变为邻里关照、义务劳动、知识宣传等日常工作。社区还根据下沉党员的到岗情况，举办每月一次的党员主题日和每周一次的“周五下沉日”。基于下沉党员的职业构成充分发挥下沉党员的特长，例如安排从事法律行业或具备专业法律知识的下沉党员成立“法律帮帮团”，向居民宣传《民法典》等，帮助解答法律困惑；此外，社区还安排医护人员为居民宣传健康知识、义务看诊等。
在技术革新方面，实际上疫情期间的防疫需求客观上推动了社区的治理手段技术化（见图2）。隔离期为了解决小区居民的买菜问题，社区通过微信群采用“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党员接单”的服务模式，对于特殊群体采取包保方式，提供定向帮扶，例如H社区廉租房里的困难住户由专门网格员与下沉党员共同提供帮助。而进入常态化除前期技术优势仍旧保留外，将聚焦于应急服务功能，偏向于党员下沉报到、监督等考核方面。例如由前期的手写记录签到转入线上监督渠道，在“武汉微邻里”平台专门开发了党员报到信息管理系统，下沉党员在社区服务后，可以现场扫“活动码”生成服务纪实，上传成功后，社区实行“一事一评”，按“很好”“好”“较好”加权计分，并且在技术层面还加入了激励机制，例如下沉党员服务表现好的话，社区评定为优秀则可在原有下沉时长基础上加0.2小时。同时H社区也紧跟社会变化采取了一些新技术手段，例如该社区将自行探索的临时党支部中下沉党员的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工作流程建设等有益做法在街道通过公开的网络直播分享推广；社区新闻报道方面除去传统的新闻发布渠道之外，还加入宣传短视频等新形式。
三、党员下沉社区治理常态化技术困境
（一）技术使用范围的受限性
首先，社区信息共享能力有限，党员所能使用的社区资源很少。比如武汉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实行的是市、区、街三级联合资源共享机制，在市一级建立监控中心，反馈调度平台及数据中心，在区一级建立监控中心、调度平台及数据中心，指挥室则在街道一级建立[8]，社区在信息化体系中不是共享者，使用数据需要向街道办申请。社区信息存在“只上不下”的情况，部分数据政府不愿共享，导致部分数据来源不同，缺乏统一规划，使社区网络治理平台不能很好地与政府部门实施联动，造成服务割裂[9]。而且并非所有的社区都有较高的信息化水平，除一线城市外，我国大部分城市及农村地区的社区治理主要还是依靠网格员与居民的线下沟通，居民和居委会的单向交流，有些社区甚至连电脑等基础的硬件设施都不具备[10]，档案电子化亦未完成，社区本身信息化短板导致下沉党员能获取的一手资料较有限。
其次，技术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党员和群众。一方面有的下沉党员本身就不太熟悉技术的使用，对互联网工具掌握得不充分。同时由于一些数据资源对下沉党员不开放，这也直接造成下沉时一些信息的获取不通畅，大量与之相关联的事项需要通过重新收集来获取，影响效率的同时还可能因为繁琐影响工作积极性。党员缺乏资源的共享平台，信息的检索、变更等属于社区工作人员的权限，出现重复填报各种表格、多头扎堆检查的现象，使得社区力量更加稀释、分散。另外有的服务对象也对技术不熟悉，例如在疫情期间老年人为主的小区里，许多独居老人就无法使用微信购菜“点单”模式。
（二）技术应用内容的单一性
第一，社区技术平台建设并未与数字化改革同步。社区智慧建设实践中政府主导较强，往往缺乏针对性，忽略了社区规划和社区交往等，缺乏内生动力就难以形成有效且持续的模式。政府主导下的社区智能管理，也未畅通居民的参与渠道，技术在社区层面的应用场景很少。虽然政府政务服务应用正逐步完善，但缺乏一些针对社区的技术平台，社区治理依托的技术基础很单一，还停留在初期和表面。例如疫情防控过程中使用更多的是常见的微信群、QQ 群等信息发布平台，人工智能、无人机、医疗机器人的使用空间仍未得到有效释放，智能技术特别是硬件设备在防控一线的应用还比较有限[11]，由此党员下沉社区所能使用的技术平台也很少，影响工作效率。
第二，技术的应用核心功能主要以发布信息为主，政务服务方面的线上应用处于停滞状态。例如H社区的微信公众号分为三个版块，“缤纷社区、四方联动、政务服务”，但目前仍无法使用。虽然政府提倡整合社区应用，防止过多的技术应用造成基层负担，但在相应减少技术负担的同时也没有形成完善的线上服务应用。另外疫情期间社区尝试过许多应急管理方面的技术开发，服务内容也就往往不自觉地偏向应急管理，使得党员下沉的任务也还是侧重于应急服务，但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社区并没有那么多任务供选择，从而滋生出“抢单”“扎堆做任务”的现象。实际上应更多地向社区基础服务功能转向，以技术服务功能的丰富促进党员服务内容更加切合现实需求。
（三）技术考核方式的不成熟
一方面，社区资金受限，无法负担耗资巨大的先进技术的投入和维护，因此其使用的技术手段大部分来自于政府机构直接安排的嵌入任务，从而存在是否符合社区管理实际、是否会逐渐成为完成上级任务附属工具等问题。例如疫情常态化下为有效监督党员下沉社区，武汉市推出“武汉微邻里”，由党员将其下沉实践以拍照的形式上传至小程序，而社区人员仅能根据党员自己上传的数据（下沉活动时长、活动内容等）进行审核，对于是否真的做了亦或只是拍完照上传的情况，技术上还无法显示和区分，无法对下沉的具体表现进行评价和反馈，形式下沉（“拍照下沉”）的情形有存在空间。再加上社区工作人员是没有被授予相应强制执法权的，实际上社区再分派相应的人员去监督党员也确实存在困难，正如H社区工作人员说到，“社区也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不可能每次安排任务时都派专门的人监督着，而且我们与下沉党员不存在隶属关系，如果别人不愿意干，我们也是无权干涉的”。这意味着下沉工作质量主要依靠下沉党员自觉性，那么此时技术监督本是为了提高下沉原单位和社区对党员的管理水平，但技术的不成熟导致其并没有起到监督的作用，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另一方面，技术考核方式的关联性与匹配度不强，技术未实现与原有工作绩效考核挂钩，同时也没有能自动匹配人与任务的系统，很大程度上还是处于无序的状态。由于党员下沉工作与其年度考核等有一定的相关性，到了年底考核的节点，社区往往会出现大量党员扎堆认领任务的情况。社区同一时间内下沉党员人数较多，而需要由下沉党员完成的任务并不多，于是出现钻空子、走过场的情形，如扎堆站岗等不良现象，对小区居民的生活反而造成困扰。从下沉任务完成主要依靠的技术平台来看，技术无法实现对日常工作绩效的约束，比如H社区限定了下沉活动的人数，规定每次活动的上限人数为50人，这时大量的下沉党员会在社区业主群等平台“抢单”，而“抢单”没有相应的标准和技术限制，导致有的人将下沉任务在几天之内全部做完，不免有突击完成任务之嫌，应该在技术层面增加限制固定时段内接受任务频次的管理机制。
（四）技术对接功能的不完善
1. 缺乏下沉党员与社区治理体系中其他主体的互动技术。物业平时和业主接触最多，尤其是疫情期间协助社区进行摸排工作，一些基础设施完善的小区，已探索出许多适合本小区的应急手段，而物业就充当了相当的援助协调角色，因此物业管理的重要性也在逐渐上升，例如云南省昆明市住房与建设局发布关于举办《昆明市物业管理条例（听证稿）》听证会的公告，明确强化了党建引领作用，将物业管理纳入社区治理体系。所以社区治理目前离不开与物业、业委会等主体的通力协作，但现实是这些自治组织与社区的联系平台很少，更不用说与党员互通信息了。下沉党员与除社区之外的其他主体的技术互动应用基本没有，有些本来可以从物业获取的信息却不得不重复走访收集。
2. 涉及到多元主体间应急与常态下的技术对接矛盾。公共危机治理中取得的技术管理成果不能因为其在常态化时期使用频率不高就将其束之高阁，因为无法预测危机何时再次发生。疫情期间许多小区能够快速获得生活物资，离不开小区物业公司、业委会的配合，其中不乏一些值得政府借鉴的管理方式。例如小区微信群的交接，群组是物业公司组织建立的，住户认可本物业提供服务的能力，是群众自治的生动体现。后期由社区接管这些小区群时，由于社区不如物业熟悉管辖范围内的居民情况，特别是更多的住户信息，社区人员还需向物业咨询，尤其是一些做得好的物业，群众反而更希望仍旧由物业进行管理。此时下沉党员如果贸然参与治理，群众不免会产生抵触情绪，因此，在双方互不了解的情况下，应避免过度介入摩擦。
四、技术赋能党员下沉社区治理的常态化机制
（一）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平台建设
1.提高数据的搜集和利用效率。疫情期间开展了多次全面的摸排工作，对于排摸数据、居民自行填报健康状况数据、密切接触者数据、公共场所视频监控数据、移动设备运营通讯商和社交媒体等定位数据，通过技术治理的平台和工具应用[12]，显著提升了疫情特殊危机事件下一线人员的无接触服务能力，在适当改造组织信息结构的基础上优化和提高了组织内部协调性。针对如何将这些信息利用起来，避免重复性收集工作的问题，可以建立相应的专门领导小组、成员、机构来维护信息数据库和信息资源共享平台，与社区内其他事务互联互通。完善共享平台的最终目的是将数据利用起来，因此应适当让社区和下沉党员接触工作需要的定位、健康等相关数据，提高工作效率。
2. 健全信息的传递与保护机制。信息传递不及时很容易催生谣言，面对一个情感表达渠道越来越丰富的社会，安抚负面情绪，及时沟通离不开微信、电话等技术形式，这是化解底层情绪的有益补充。此时信息保护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一旦泄露则更容易引发社会矛盾，例如疫情期间发生过社区工作人员将感染人员信息外泄，使得感染者遭受网络暴力的事件。党员下沉参与社区治理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居民的原始数据，知情者增多使得基层治理信息被使用、会在哪些场景被使用、是否会对居民隐私造成影响的不确定性增加[13]。所以需要健全数据收集、存储、传输、使用、销毁等诸多环节的保护机制，确保接触到信息的使用者不会将其另作他用。
3. 搭建党员下沉社区交流平台。党员下沉社区的治理经验不应成为一时风尚，而应立足社区疫情防控实际，回应党员下沉社区的热点问题、焦点问题，充分发挥学术交流平台的“智库”功能[14]，将有益的下沉党员探索实践在专门的平台上进行展示，有利于社区思考、优化体现社区特色的党员下沉服务。同时也可以利用新技术整合下沉党员的社会和人力资源，建立党员干部下沉社区抗疫的资源库，有利于发挥党员的示范效应，实现社区、党员、网络信息技术的有机融合。
（二）提高精准治理与协同治理效能
1. 提高下沉的精细度。要借助科学的技术手段加强对下沉党员的管理，社区需要加强智慧党建平台建设，党员可以通过实名认证注册，经验证正式进入党建数据库。党组织可以借助这一数据库随时掌握党员动态，加强对流动党员的管理[15]。在此基础上有利于对下沉党员进行合理的配置，如果任务不繁重，就无需所有党员出动，而是“按需分配”，因为部分党员平时在原岗位上本就任务繁重，需要做出平衡才能使下沉效果更好。具体来讲下沉单位可以根据原单位的特性认领不同领域的下沉任务，例如汉口学院思政部的教师党员下沉社区，开展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化成果宣传。另外也可以按照所在社区具体需求，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社区服务工作，例如参与清理住宅小区公共场所乱堆乱放杂物，整治环境卫生。还有的党员对社区网格员指定的楼栋业主开展人口普查，完成信息采集上报。智慧技术作为精细化治理的重要工具，应用于下沉管理，使管理更加程序化、精细化、理性化。
2. 增强信息的流畅度。新通讯技术作为政府变革的“赋能者”，在社区治理同样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现代通讯技术不仅成为公众表达个人观点、协同思考和行动的工具，而且打通了不同部门之间的信息梗阻，形成了一种开放的沟通诉求环境。在智能手段运用的基础上，将支部建在网上，着力提高党员全天候感知信息的能力，同时依靠数字化技术赋能提升协同效率，合理调控各方力量，例如党员分布在各自辖区内收集信息，对“模糊地带”可通过在线会议等现代信息通讯手段，共同决策、协调行动[16]。互通信息还可以帮助组织部门做好统筹协调，确保不同社区下沉党员力量的相对均衡，避免机关党员常态化下沉的盲目性、随意性，实现市、区、街道、社区四级组织体系充分联动[17]。
3. 整合网格的协调度。将社区网格中居委会辖区进一步网格化为片区，片区网格化为楼栋，分别设立网格长及网格员，有些社区在推进网格化管理中，由于现有工作人员力量不足，很多网格员都是从各个部门、行业临时抽调、召集而来。当中很多网格员本身就有各种社区工作任务，而网格化工作需要经常串门入户、收集民情，繁重的任务也让他们很难扎实进行工作[8]。下沉党员加入可以减轻部分基层负担，让工作安排从无序变为有序，可以通过“流程再造”，打通线上和线下，由社区主导、多方参与，推动网格中心规范化建设，将先进技术的运用与既有工作模式进行重新整合，完善社区线上线下一体化政务服务管理，协调党员与现有网格管理技术的沟通平台，有利于推进国家行政力量进一步下沉到基层。
（三）着重加强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1. 增加公共服务技术应用版块。公共服务的技术应用不仅是社区治理缺失的方面，同时也是整个政务服务中未完善的薄弱环节。完备的技术服务应该既可以为居民提供应急服务也可满足日常生活需求，因此常态化党员下沉内容需要切合实际，涉及到生活服务设施的供给、线上服务（如订餐、买菜）的补充、就医设施与交通安排等。而且当前大多数社区沿用疫情时的“群众点单、社区派单、下沉党员接单”的服务模式，导致党员干部只得单方面地等待社区派单，缺少了主动参与的内生动力，所以需着力打造统一、简单好用的社区服务信息平台，推行资源清单、需求清单、项目清单等“菜单式”管理，增强工作的便利性，提升服务的针对性，保障党员干部的服务与居民需求的精准对接[18]。
2. 社区工作内容转向公共服务。在常态化防控期间，相应地也要注重社区工作者和下沉党员转向服务性任务。由于社区服务能力参差不齐，要根据社区构成人员的学历、年龄等“因才”分配任务，鼓励党员参与社区日常服务，不断优化服务队伍。减少服务人群偏差，注重少数困难群众的同时也要覆盖大多数普通居民的民生项目，实现社区活动多样性。减少形式大于内容的项目，多围绕子女就学、老人就医、邻里纠纷、社区安全、环境保护等实实在在的民生问题，开展相应的咨询活动。同时社区也可以根据居民需求和党员特长细化设置不同类型的岗位，供下沉党员认领，针对一些特殊群体可以采取“一对一、多对一”等模式提供定向帮扶并形成长效机制。
（四）优化绩效考评和监督考核方式
1. 完善技术考评机制。建立完整的党员下沉社区的绩效挂钩机制。有党员担心下沉社区会脱离本职工作组织，离开组织视野，影响到工作考核晋升，这种担忧可以用技术来得以化解，消除组织和个人的监督盲区。例如武汉市下沉党员使用“武汉微邻里”将下沉任务的完成情况拍照上传，作为工作留痕。但目前技术层面还未实现与原有工作绩效挂钩，因此未来可以将党员本职工作考评机制融入技术考评机制，促进下沉工作的有效评价，提高党员下沉的积极性。
2. 扩大监督主体范围。目前党员下沉工作负责主体主要是社区和本人工作单位党组织，为了最大程度避免监督盲区，可探索实行社区管理与反馈监督相互分离的模式。一是利用技术来监督技术，应用网格化技术实施系统的编码和精确定位，用以监督党员任务完成时长等，引入电子监察效能机制提高数字化网格化社区管理效能。二是鼓励接受下沉服务的群众进行反馈，建立类似于点评功能的技术平台，群众可以及时地给予服务反馈，形成全方位的服务评价体系，保证党员下沉效果落到实处。
（五）平衡技术可变性与制度稳定性
1. 明确党员下沉社区基层治理技术管理规范。根据技术嵌入对政府的行政服务等有赋能作用的情况，将其与党员下沉结合，则会进一步促使政府事权的下放，因此需要明确党员下沉社区治理的技术管理规范。党员下沉社区的责任链实现，如党员履职、考核、监督、问责等方面，利用现代技术可以起到监督的一部分作用，但技术只是提供了一个责任认定的依据，对于失责后如何承担以及责任划分等长期难题仍需依靠稳定的机制。下沉党员只有在服务基层中形成工作机制，打造服务品牌，持续有效发力，才能不断加强基层党组织的高标准建设[19]。同时也要谨防工具理性占据主导趋势，尤其是技术的超强应用，例如对健康码技术的刻板使用，出现小区业主与下沉党员发生冲突的情况，这就需要制度规范来补充、更正技术无法预测或者出现错误的情况，明确技术缺位的管理制度。社区治理纷纷引进技术因素，逐渐以技术解决方案为主导，但可能造成自由、平等、权利等价值迷失，所以需要审慎对待技术，避免盲目地投入巨大的技术建设，而应循序渐进，先鼓励挖掘已有技术的潜能。
2. 构建技术赋能党员下沉社区基层治理机制。在新技术手段运用基础上，合理调控社区力量，建立资源共享和共同行动的联动机制，实现技术革新、规则变迁与社会行动之间的良性互动与耦合[16]。浙江省历来积极应对自然灾害（台风居多），而遇到疫情时浙江多数社区能迅速组织起来，这离不开其提供数据基础设施和数字跟踪平台的能力以及社区日常管理中形成的多主体长期信任合作；浙江采用三种颜色（绿色、黄色和红色）来管理居民和任何想进入社区的人的健康状况，社区基于信息技术的健康监测系统提供了一种高效、灵活的机制[20]，其社区治理是技术化与多主体合作良好的典型。随着疫情防控成为社区常规工作，应该逐渐将一些适用于应急防控阶段的互联网工具转向常规管理手段，保持党员经常性参与社区常规事务的长效机制，才能在面对突发事件时达成管理默契。因此制度的稳定性在于保证制度供给，适应不断出现的新技术使用和党员工作新情境，形成技术、制度、党员间的良性互动。
五、结语
我们处在一个越来越不可知的社会环境之中，尤其是对于公共危机事件的预防与化解需要发挥每一颗螺丝钉的作用，强调社会治理的重心下移至基层。同时从大的制度环境上看，中央到基层政府都在积极推动先进技术应用到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高之上，基层政府的决策者也有极大的热情在社区治理中引入智慧技术[7]。技术已经在实践过程中证明了它存在的价值，例如当前疫情防控已经离不开定位技术，它可以迅速追踪到一个人所有的活动轨迹，提高了社区排查的效率，社区作为城市运转的重要基础子系统[21]，其工作模式依托技术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故而，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党员下沉社区参与基层治理在技术嵌入社区治理的背景下，探索出了一条补充基层治理力量的治理方式，两者的相互融合带来了基层组织、制度体系的调适与变革过程。技术赋能党员下沉实践处于初期阶段，技术支撑作用还未完全发挥出来，还有很多需要改进之处，但作为有益的基层治理实践，为下一步的党员下沉实践改革开辟了新思路，给社区治理创新提供了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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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汪智力]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机制与路径研究——府际协同治理的视角”（编号：2020YJC810018）成果。
[作者简介] 杨文慧，武汉轻工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杨丞娟，经济学博士，武汉轻工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府治理创新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