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双碳”战略是我国的重要国家战略之一，是我国在国家实力、全球责任、国际认同等方面的重要体现。在经济层面上是实现产业结构化改革、金融绿色化发展、市场生态化运营的重要举措；在社会层面上是构建生态文明社会，推动生态文明发展，完善绿色发展理论的重要推手；在科技层面上也是我国产业升级、技术革新，实现绿色技术创新发展、科技多元升级的重要支撑。因而在“双碳”战略上需要厘清碳达峰、碳中和相关理论知识、构建与完善双碳系统运营体系，充分发挥“双碳”带来的区域、产业、市场等多方效益，实现区域一体化、产业融合化、技术生态化，为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战略贡献。

[关键词] “双碳”战略；环境治理；生态文明；产业结构转型；绿色经济

[中图分类号] F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2）06-0038-06

一、序言

温室效应加剧带来的气候变化已严重威胁到人类生存环境，环境治理与生态保护已成为各国政府与学者关注的焦点，随着《巴黎协定》的签署，实现“零碳”“负碳”已成为国际共识。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目前碳排放总量最大的国家，在降碳减排方面做出表率是义不容辞的。2021年，我国正式部署了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近期目标和远景目标，对我国产业整体实现降碳达峰、增汇中和有一定必要性与推动性。同时也是我国实现国内大循环、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抓手，为我国践行“两山理论”，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环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构建生物多样化全球生命共同体提供有力的理论与实践支持[1] 16-18。

二、国际共识——“双碳”战略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随着经济贸易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的社会水平、经济水平和科技水平得到空前提高，但同时也带来了部分地区生态环境不可逆的破坏，化石燃料燃烧带来的不仅是可观的经济效益，同时产生了包括二氧化碳、甲烷、二氧化硫等温室气体，加剧了全球大气温室效应。而温室效应导致全球变暖的气候变化已经严重威胁到部分地区人们的生存环境，冰川融化所带来的影响也逐步体现。因而各国经过反复磋商研讨，在国际社会上已初步达成共识：减少全球碳排放总量的提升，增加全球碳汇总量，以期实现全球碳中和，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环境治理成为全球关注重点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幅度增大，多地出现极端天气与环境异常现象。海啸山洪、地震台风在全球范围内盛行，这也让全球多国看到了温室效应带来的各种影响与危害。国际社会逐渐认识到温室效应已成为制约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障碍，从而共同着手应对气候变化，开展全球气候治理行动。2016年，全球共计175个国家签订了对环境治理有重大影响力的《巴黎协定》条约。但《巴黎协定》并非全球第一个环境条约，在此之前各国于1997年签订了《京都协定书》，以期治理日益加剧的温室效应。《巴黎协定》将目标锁定：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远低于工业化以前水平2℃以上，并努力限制温度上升到工业化以前水平的1.5℃以上[2] 57-85。美国虽在2020年11月宣布退出过《巴黎协定》，但面对全球碳排放量的日益增加和各国达成的一致共识下，在2021年宣布回归。“双碳”是缓解温室效应、应对恶劣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之一，目前已完成碳中和的国家仅有1个，而全球超过80个国家确定或正确定该国碳达峰时间和实现碳中和的时间，并将碳中和拟入法律。包括欧盟成员国在内的发达国家早已实现碳达峰，德国于1990年实现碳达峰，日本实现碳达峰的时间则为2013年。由此世界各国陆续开始确定碳中和时间，多数确定为2050年及2060年[3] 1111-1115。

（二）气候治理成为全球发展难点

自全球实现工业化以来，人类社会与经济得到空前发展。在依赖化石能源燃烧所带来的便利与发展的同时，人类活动导致气候系统发生空前变化。尤其在步入21世纪后，各国积极开展贸易、发展经济。不仅完善了国家基础设施，同时还推动全球交通业发展，促进了各国文化交流及经济交流。但在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环境影响同样不容忽视，部分生态环境遭到了不可逆的破坏。二氧化碳是温室效应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占所有影响因素的66%，而全球二氧化碳大多由人类活动产生。因此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遏制全球变暖趋势是当前全球发展的要点及难点[4] 107-113。较多温室气体排放所引起的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已逐渐凸显，像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水循环加剧，导致部分地区降雨量增加从而引发洪水、台风等灾害；同时，温室效应所带来的全球海平面上升情况也愈加严峻，气温上升导致的冰山、冰盖及冻土的融化已经影响到一些低洼地区和部分海岛国家人类生活及生存环境。气候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增大，是选择继续大量使用化石能源高速发展，忽略环境气候带来的不利影响，还是稳定发展，探寻环境与经济共同发展路径？人们选择了兼顾。因而“双碳”战略成为解决经济发展与气候治理这一重大难题的有效途径。

（三）协同治理成为全球推进痛点

长久以来，空气污染成为全球亟待解决的难题，根本原因在于发展与污染的并存性。早在20世纪初，英国率先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煤炭燃烧作为国家生产、发电、发热的主要能源供给，产生大量包括二氧化碳、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等在内的工业废气，进而爆发了震惊全球的“伦敦烟雾事件”，超过4000人因为空气污染丧生，英国也沦陷在烟尘黄土之中。同样的事件发生在日本，1969年，东京车辆保有量超过200万台，铅排放量的严重超标造成了超过6000人丧生，进而加快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进程：人们选择将石油和电气替代大部分煤炭燃烧的能源供给。随着全球整体科学技术水平、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人们对空气污染与环境保护的认识也逐渐提高，开始注重协同治理。协同治理的理念不只是指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两个方面的共同推进，而是指通过生态环境保护引导绿色科学技术升级、绿色金融体系构建、绿色经济市场运营、绿色城市社区开发等的共同发展。因而协同治理的宏观方向应当围绕绿色发展理念进行，通过理解绿色发展的内涵、价值及类型等概念，提升产业融合发展的速率，增强人们的绿色低碳意识，减少人均碳排放量，从而减少全球碳排放总量，进而实现经济、社会、环境、人口协同治理的目标。

三、国家共识——“双碳”战略成为我国制定的战略

“双碳”战略已成为国家战略，围绕这一战略制定政策已成为政府各级部门亟待完成的重要任务。实现“双碳”战略也不是单单要求企业进行“降碳减排”，在生产、技术上投入大量资金而不注重产出和收益。“双碳”战略一定是经济与环境共进，效益与效率兼存，只有国家各政府层级、各生产部门及消费群体达成一致共识，随后利用优质的顶层设计将“双碳”战略部署在各层级政府机关与各产业生产机构，深度落实区域碳排放总量减少、产业减碳技术升级、国家碳汇储备总量提升，多产业融合发展，才能促成科学技术整体提升，尽早实现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一）区域化：多地联动落实“双碳”战略的基本政策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辩论大会上庄严宣告：中国将在2030年实现碳排放达峰、2060年达到碳排放中和[5] 64-77 [6] 35-51。此举不仅体现了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为全世界持续发展作出贡献的担当，同样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双碳时代”。中国在提出“双碳”战略后积极开展多方面工作，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提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7] 79-87。区域化发展是我国实现“双碳”战略的重要举措，在国家制定碳中和总体战略后，多个部门及地区开始响应国家号召，推行当地碳中和政策。其中，包含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等30多个省份及地区将能源替代、节能减排、绿色发展等与“双碳”战略相关理念列入当地“十四五”规划实现目标；2021年6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在武汉开始运行；厦门于2021年7月设立了全国首个海洋碳汇交易平台。另外,国家相关部委也纷纷出台相关意见和规划，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了《关于加强县域绿色低碳建设的意见》，提出需加强县城绿色低碳建设，增强县城综合服务能力；教育部发布了《高等学校碳中和科技创新行动计划》，为“双碳”战略提供人才保障。

目前在碳中和具体实施方略上偏向于本地化与个体化，各地之间交流不够深入，阻碍了全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推进。因此，在“双碳”战略提出后，不同地区落实“双碳”政策的程度也有一定差距。区域化发展则是解决这一阻碍的有效途径，具体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探索：一是各地区应积极开展“双碳”工作的交流，深化各地对“双碳”理念的认知。二是评选“碳达峰”“碳中和”先进城市与地区，以其丰富的理论经验与实践经验带动周边城市与地区“双碳”战略的推进与实现。三是统一区域范围内碳排放权评定标准，制定适宜当地发展的碳排放标准和碳排放权标准，以经济大区为地域范围制定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城市群等为代表的“双碳”战略基本政策，规范区域内碳排放政策。多地联动，实现区域碳达峰、区域碳中和，从而实现“3060”中长期目标。

（二）产业化：多产融合推进“双碳”战略的基本方针

产业发展是国家经济的保障，也是“双碳”战略实现的有力支撑。据多位学者与相关机构预测，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在经济上的消耗可达到100万亿人民币以上，巨大的经济代价对我国经济市场、金融市场来说无疑是一项巨大挑战。碳达峰、碳中和不意味着只进行环境保护与降碳减排，社会与经济的提升也是“双碳”战略关注的重点方向。而产业支撑在经济发展中尤为重要，没有产业支撑的经济市场都是空谈。在实现绿色发展的同时，也应大力发展我国各大产业，提升产业效率、增加产业赋能。同样地，实现碳中和也不是某单一产业的职责。虽然目前在发电、发热、水泥等重工高能产业上碳排放总量较高、占比较大。但是同样要关注以农业、畜牧业、水产养殖业为代表的第一产业及以旅游业、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的排放效率。近年来，第三产业的碳排放增长速率最高，农业生产中产生的碳排放量也不容小觑。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的指导方针，要实现绿色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则需要提升制造业、建筑业等高排放工业产业的能源利用效率；而要实现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则需要多产业转型发展，将绿色科技合理应用于各产业发展的系统之中；而最终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实现全国碳中和目标，则需要各产业融合协同发展。创造更多产业发展的可能性，在提升绿色发展水平的同时，增加经济收益、产业效益。进而推动“双碳”技术的提升，推进国家整体科技水平，实现我国社会与经济体系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三）生态化：多方共赢达到“双碳”战略的基本要求

生态化是我国实现“双碳”战略的基本导向，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主义国家[8] 4-73，204-205。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由此可见，生态化建设已然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着力点。生态化同样也是我国实现“双碳”战略、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驱动力。实现“双碳”战略需要多方努力、协调达成，不仅在政府政策拟定上体现，同时还应在生产部门、消费个体上付诸实践。

在资源供给方面，应寻找新的能源替代资源，使用可燃冰、氢能和电能等清洁低碳的原材料，避免在原材供给上的资源浪费、资源污染等情况出现，加大生态补偿力度。这是实现“双碳”战略，推动我国生态化建设的重要基础；在企业生产方面，应以清洁能源逐步替代传统的化石能源，推进产业能源改革，增强企业环保意识与环境责任，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生态效率。提升企业产能，在不减少产品供给的前提下，改良企业生产技术、优化企业生产流程，落实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在产品消费方面，增强国民生态意识、加大消费端负责任环境行为的约束力度，使人们能够自觉开展低碳活动、进行低碳消费，减少不必要的资源及能源的浪费。这是我国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条件。通过深化生态改革，达到社会、资源、环境、经济等多方面的协调发展、共同发展。

四、价值提升——“双碳”战略推动社会与经济的发展

“双碳”战略对各产业有一定要求，使产业更注重低碳性、生态性和可持续性。但一味地注重技术提升，反而容易忽略产业自身经济收益与生产效率。因此在产业生产方面的价值提升有一定的迫切性与必要性。在产业经济方面进行结构化调整与转型，实现产业高质量产出、高质量运营、高质量管理，推动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稳定发展。积极落实国际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金融可持续、产业可持续、环境可持续、资源可持续等多方面持续发展战略，践行“两山理论”，将生态文明建设不仅落实在政策上，也要在基层实施上持续、稳定发力，搭好根基，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同发展[9] 26-32。

（一）产业价值提升：加速我国产业结构化转型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也素有“基建狂魔”之称，由此也反映出，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产业发展重心主要放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上。我国在土地相关的碳排放量高居世界榜首，同时第二产业发展带来的燃煤发电量激增是我国碳排放总量提升的主要原因。研究发现，自2000年以来，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3倍之多，约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四分之一。

“双碳”战略的提出势必改变这一现状。首先，在产业类型上，“双碳”战略的实施意味着会淘汰一部分排放不达标、环境影响大的产业，这些产业会被更低碳、更环保的新兴产业所替代。数字产业、能源产业及金融业将在实现碳中和目标中得到发展，产业种类随之增加。其次，在产业供给上，新型材料的应用得到了有力支持，更多的低碳材料、零碳材料被应用于各产业的发展，随着3D打印技术的发展与提升，在生产材料需求上得到了有效提升。在产业政策上，更加重视绿色低碳与产能提升，引导企业注重生产的高标准、高质量与高速度。采取“ESG模式”推动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投资”，并逐步落实我国碳交易市场的搭建和碳税政策的推行。最后，在产业结构上，“双碳”战略可以促进我国各产业的结构调整，从高污染、高产量向低污染、优产量进行转型，增强各产业长远发展的能力。

（二）经济价值提升：推动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10] 60-68。“双碳”战略适应当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现状，也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手。在我国实现2030年碳达峰时段中，要求区域范围内整体实现碳排放达到峰值，且不再上升。这就要求各部门与产业在科技创新上有一定突破，尤其是能源产业、制造产业和交通业等几个碳排放量“大户”。因此，在发展中寻找煤炭燃烧产生能源的替代品、提升化石能源燃烧的能源效率、改良制造产业的制造工艺，使整体制造结果更高效、更低碳，利用氢能、电能等清洁资源替代传统的燃油车显得尤为重要。

而在实现碳达峰之后，最关键的阶段实际是2030年至2060年的碳中和阶段，碳中和要求在碳达峰的基础上，通过节能减排、增加碳汇等举措使我国的碳排放得到吸收，直至全国生产和吸收的碳排放总量达到零碳甚至负碳。因而碳中和相对于碳达峰在技术上要求更高、在降碳减排的政策上要求更严、在降碳减排的途径上要求更广。另外，实现碳中和目标要求增加碳汇的储备，其目的是增加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效率，使二氧化碳可以被吸收，这就要求企业在生产活动中更注重对碳汇的保护以及其他可增加碳汇的能力。因此，“双碳”战略的提出可以催化我国各产业技术提升，催生与低碳高产相关的一系列新兴产业，从而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三）战略价值提升：推进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

可持续发展战略最早在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上提出，大会提出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成为各国负责任行为的体现[11] 8-15。而“双碳”战略的提出无疑为我国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方向。在“双碳”战略下，要求政府出台有效可行的奖惩政策，为社会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要求企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环境效益得到长久提升。企业健康持续的发展为我国经济提供动力，从而促进环境治理达到一定的成效；要求人民增强负责任环境行为的意识，自发、主动去保护和维护我国经济与环境的协同发展，为实现我国绿水青山，造福子孙后代打下坚实基础。许多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便实现了碳达峰，并将自己国家的碳中和时间定在2050年或2060年。

我国作为全球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达峰至中和的时间仅为30年，这意味着我国实现“双碳”战略的整体压力较大，需要付出比发达国家更多的努力。但我国早在21世纪初就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为我国按期实现碳中和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提供了借鉴经验[12] 1-7。因此，在实现“双碳”战略的过程中应继续坚持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以“两山理论”为基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长远目标，实现我国碳中和战略目标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

五、结语

我国实现“零碳”目标道阻且长。2021年是我国实现“双碳”战略的元年，在短短10年间达到全产业、全区域碳排放达峰，并在之后30年内实现碳中和远景目标，需要付出大量人力、物力与财力。本研究介绍了碳达峰碳中和的发展历程，厘清了“双碳”战略区域与产业发展的理论基础与实施方向，并通过对国家多战略影响分析了“双碳”战略与其他战略的关联性与互推性。国家战略的制定绝不是未经考虑就推出，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只有全面理解“双碳”战略的理论内涵、价值诉求、实际意义与实施路径，才可以实现我国长期持续的“零碳目标”，助推我国经济、产业结构化转型，从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进而通过多战略目标的协同实现，为我国实现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远大目标作出贡献[13] 215-220+227。

[参考文献]

[1]  马勇,郭田田.践行“两山理论”:生态旅游发展的核心价值与实施路径[J].旅游学刊,2018,(8).

[2]  李慧明.全球气候治理的“行动转向”与中国的战略选择[J].国际观察,2020,(3).

[3]  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战略情报中心先进能源科技战略情报研究团队,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情报研究部生态文明研究团队,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文献情报中心资源生态环境战略情报研究团队,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战略情报部生物与信息情报研究团队,郭楷模,孙玉玲,裴惠娟,陈伟,滕飞,秦阿宁,李娜娜,曲建升.趋势观察:国际碳中和行动关键技术前沿热点与发展趋势[J].中国科学院院刊,2021,(9).

[4]  邓旭,谢俊,滕飞.何谓“碳中和”？[J].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21,(1).

[5]  郭朝先.2060年碳中和引致中国经济系统根本性变革[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

[6]  周宏春,霍黎明,李长征,周春.开拓创新 努力实现我国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J].城市与环境研究,2021,(1).

[7]  常庆欣,邬欣欣.新发展理念对抢抓碳达峰窗口期的引领效应研究[J].理论学刊,2021,(6).

[8]  洪银兴,刘伟,高培勇,金碚,闫坤,高世楫,李佐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笔谈[J].中国社会科学,2018,(9).

[9]  任栋栋.习近平“两山论”的科学内涵、重要意义与实现路径[J].决策与信息,2021,(8).

[10]  宋国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社会学研究[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5).

[11]  董亮,张海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全球及中国环境治理的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1).

[12]  孙新章.中国参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战略思考[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1).

[13]  马勇,李丽霞,任洁.神农架林区旅游经济—交通状况—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J].经济地理,2017,(10).

[责任编辑：胡   梁 朱苗苗]

[作者简介] 马勇，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管理哲学博士，湖北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高层次人才“万人计划”领军人才，主要从事生态旅游与绿色发展研究；江函哲，湖北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