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文化的交互逻辑及文化困境破解
作者:郑士鹏      阅读量:234      时间:2022-01-06

[摘    要] 文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整体系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交互逻辑关系。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巩固文化支撑,密切马克思主义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关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内涵,以文化创新和文化动能转化增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内驱力,增强文化交流和文化国际话语权,以提升文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软实力效能,充分发挥出文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功能与作用。

[关键词] 国家治理;文化底蕴;文化困境;文化支撑;文化创新

[中图分类号] G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2)01-0041-09

 

文化是人类社会在对发展道路的探寻实践中所凝练而成的智慧结晶,记录着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历史,镌刻着共同的精神基因。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重要优势之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优势。”[1]文化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的基础,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今时代,有效破解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困境,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基础,应密切马克思主义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关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内涵,并以文化创新和文化动能转化增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内驱力,进一步增强文化交流和文化国际话语权,提升文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软实力效能,继而厚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底蕴,切实发挥出文化在国家治理现代进程中的优势作用。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文化的交互逻辑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事物的发展要以物质作为本源。物质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国家治理必然离不开物质的供给,否则国家治理将成为空谈。物质作为一切事物发展的基础,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基本要素,而文化作为上层建筑,是物质在精神层面上的表现和反映。因此,国家治理是物质代表的制度秩序和文化代表的精神伦理的有机统一。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基于文化维度的维护社会有序运转的庞大系统,必然离不开文化的引领与教化,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文化也由此产生了深刻的交互逻辑。

(一)物质文化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

马克思主义深刻地表明了国家治理的基础应在社会生产关系中加以调整。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来看,人们在物质创造中不断地参与和推动着国家治理的发展,直至实现国家治理从低级向高级,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中华民族从一穷二白到繁荣发展,从百废待兴到“强起来”,其背后是强大的拼搏进取精神的支撑,是通过百折不挠的坚挺和创新而创造的强大物质文化的助推。正是由于物质文化的不断跃升,我国的国家治理具备了更加充足的物质保障,开始向着现代化的国家治理模式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出现了深层次的变化,新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对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国家治理必须要进一步适应物质文化的生产趋势,满足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唯有如此才能使国家治理真正与社会进程相契合,体现出更加鲜明的现代化特征。

进入新时代以来,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表明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然要与物质文化的创造紧密结合。物质文化的发展能够进一步使国家治理现代化满足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保障矛盾转化之下社会的有序运转。物质文化的发展也将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源、科技信息资源以及财富资源,使国家治理现代化有能力回应人民的关切,更好地满足人民的需求。由于我国国有经济、集体经济、民营经济、个体经济、外资经济以及股份制经济等多种所有制形式迅速发展,使得整体社会创造物质文化的能量得到激发,大量经济资源、技术资源、人才资源以及社会资源向国家治理现代化靠近和汇集,为国家治理现代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这表明了物质文化作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性基础,正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中发挥着坚实的保底作用和推进作用。

(二)精神文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引领

文化存在的样态反映着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及生态等诸多领域的整体发展水平,是社会治理中属于精神层面的核心内容。《易经》中提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意味着文化、人、社会与自然之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关联。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建立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基础上,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所创造和累积的一切思想成果、精神理念及其物质载体。其中,精神文化是人类社会文明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文化的发展不断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加以调节,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所采用的柔性方法和精神支撑。例如,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时期涌现出的“北大荒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庆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在改革开放后涌现出的“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特区精神”“奥运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伟大的时代精神,新时代的“抗疫精神”“黄大年精神”,特别是伟大的建党精神,这些精神文化为激发全国人民拼搏奋斗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榜样引领和智力支持。

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发展史,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精神养料,促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积累了大量适应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国家治理经验,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同时,进一步巩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自信,突出了精神文化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国家治理在推进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出了独特的文化优势,这种优势源自于厚重的历史积淀、正确的价值取向与精神文化的传承。精神文化是人的主观意识在现实中的反映,人们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正确的价值观念作为支撑。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精神文化的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导向,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的价值引领,赋予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以价值灵魂,是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所需的物质文化的升华和提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鲜明特质的中国精神文化,具有正确的价值导向,能够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精神滋养,促使国家治理现代化在精神文化的作用下,始终紧密围绕人民群众的诉求,反映社会发展的实情,通过国家治理的形式,将精神文化造福于人民。例如,在取得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之后,我国将继续开展巩固脱贫的各项工作,围绕人民群众的职业发展、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问题,实施新一轮的帮扶行动,包括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就业扶持,等等。这一系列的国家治理措施,是精神文化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必然推动,反映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统一。

(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文化辩证统一的内在关联

物质文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而精神文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引领。反之,国家治理现代化所创造的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样态,将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创新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使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及价值观念始终保持与时代同步。国家治理在具体的发展中不断对自身进行体系优化,使国家治理的基本措施方法持续得到改良。而在这一过程中,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创造始终是动态发展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在不断贴近物质和精神文化的过程中,也吸引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不断向国家治理现代化汇流。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呈现载体,而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断向前推进的动力来源和价值参照。

国家治理与文化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水平反映了一个时期内文化的总体发展水平,而文化发展的速度和价值取向,则受到国家治理科学与否的多重影响,两者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相互促进的逻辑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能力要受到物质文化的制约,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则要受到精神文化的牵引。在国家治理逐步趋向成熟、健全、现代的过程中,大众的思想观念将出现循序渐进的转变,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创造注入了更加鲜活的力量。例如,“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成为了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经典举措。而“新发展理念”的形成得益于物质文化的保障和精神文化的丰富,使国家治理现代化更多地包含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特征,这是对物质文化创造的正向引领,也是对精神文化的实践诠释。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困境

在当前深刻的世界变局及复杂的国内发展境遇之下,我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着来自国内和国际的双重影响,世界领域的文化交融引发了我国主导价值与多元价值的冲突,凸显出了我国在文化创新和文化动能转化方面的不足。而文化话语权的长期低位,则对巩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基础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一)复杂社会思潮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安全的挑战和威胁

一个时期的文化样态综合反映了社会的整体思想观念。从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进程来看,文化安全往往关乎国家的总体安全,而文化所承载的思想观念、历史传承则影响着国家治理的战略、定位和具体实践,使文化安全成为了开展高效国家治理的基础保证。当前,来自国内与国际的社会思潮对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文化安全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和威胁。在国内外社会思潮叠加的情况下,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越来越多地需要综合考量文化变迁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从国内社会思潮形成的影响因素来看,主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的深刻变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利益分化和社会分化产生的影响。从国外社会思潮涌入与文化渗透的情况来看,主要表现为西方国家向我国输入的带有鲜明资本主义属性的思想文化与价值观念,引发了我国社会领域的思想动荡,同时也包括不断演变的历史虚无主义论调对大众思想观念的误导。从性质上讲,国内社会思潮所带来的文化风险是一种反映国内社会矛盾和问题的风险,而国外社会思潮的涌入则包含着明确的文化(亦即意识形态)渗透目的。随着全球化的深度发展与网络新媒体的普及,社会思潮的载体不断增多,使文化渗透更为隐蔽。例如,在我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了种种阻挠和干涉,提出所谓“锐实力”等言论。从根本上而言,他们是以文化为攻击点,诋毁我国国家制度,企图使得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思潮迭起,对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根基造成冲击。而这些消极言论经由一些团体和势力的网络新媒体传播,不断向大众鼓吹和渗透错误的文化观念,大肆传播“非”“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等错误社会思潮,削弱了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力量。

(二)主导价值与多元化价值的碰撞弱化了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任何国家的文化、制度和国家治理方式都包含着特定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一个时期内所创造文化和制度的核心和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2]核心价值观建设,说到底是以对社会文化发展进行价值引领的方式,对人的思想建设、道德建设、灵魂建设发挥作用。从根本上讲,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把核心价值观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和理念融入到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中,使核心价值观成为国家治理的价值导向和规范体系。我国国家治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根本价值导向,是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髓,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地位,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引领我国国家治理价值取向最科学的核心价值观。

在全球化深度发展的形势下,多元化的价值观在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文化碰撞中激荡。当代中国正处于文化快速发展时期,多元文化和价值观念大交融现象越发突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使文化的产生及传播的方式出现了新的变化。伴随着社会主体和其利益诉求的日益多元化,在思想文化发展中涌现出主流与非主流文化共存现象,在价值取向变化中出现价值观念多元化、相对化、冲突化、庸俗化、物欲化等现象,如在当今社会上大肆流行并影响深远的消费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等错误思想观念。此外,中国仍然存在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城乡区域、东西部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依然较大,民主法治还有待健全,社会矛盾和问题不断显现,道德出现滑坡等问题导致的价值多元化乃至价值冲突,已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正视的问题。以上因素都直接或者间接导致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价值引领作用受到弱化。由此,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需要根据时代的发展和社会条件的变化对既往确定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原则作出调整。

(三)文化创新和文化动能转化滞后削弱了文化内生驱动力

文化是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生驱动力,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着智力支撑,引领着价值导向,注入着强大的精神动力。“增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动力,离不开传承基础上创新”[3]。文化的内生驱动力指的是文化自身实现创新发展的源动力,这种动力的形成和发挥主要依靠的是文化创新和文化动能的转化。其中,文化创新决定着文化内生驱动力的强弱,影响着文化发展的方向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属性。文化动能转化指的是文化发展的动力实现新的裂变,并在此基础上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而赋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是文化驱动力得以发挥的动力源泉,是衡量文化作为一种内生驱动力对一个国家治理效能、效率和效益大小的重要标准。可以说,文化创新和文化动能转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驱动力,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文化创新和文化动能转化方面取得了新成就和新突破,极大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繁荣发展。但在一些方面还存在一定的短板和不足,文化创新和文化动能转化速度放缓,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化内生驱动力的发挥。在文化创新方面,虽然我国有历史沉淀深厚和悠久的优势,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落后,导致我国新的先进文化事业起步较晚,在发展过程中与西方国家相比也错失了很多良机,使我国文化事业发展与经济等领域的发展尚不够协调。主要表现为文化产业结构有待继续优化,文化供求结构尚不平衡,文化供需矛盾不断凸显,文化还不能充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还不完善,城乡文化资源配置还需不断优化;我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产品的竞争力还需要进一步挖掘,文化顶层设计还需要不断提高等。在文化动能转化方面,文化转为现实社会生产力的能力还较弱,没能把丰富的文化资源充分转化为实际的社会生产力,文化生产力的不足直接导致了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不充分。文化动能转化能力弱使文化不能很好产生与我国文化资源相应的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我国文化的应有实力不能最大化地发挥。虽然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在我国GDP中占比逐年提升,但是所占比例相比欧美发达国家仍然偏低。文化创新和文化动能转化的滞后导致文化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生驱动力还不能充分有效发挥。

(四)文化交流中的文化话语权低位掣肘了文化软实力的效能

文明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客观现实,也是文化交流互鉴的前提和基础,尊重文明多样性才能为人类社会的科学治理创造更坚实的文化基础。“和而不同”更有利于人类文明之间的发展,历史也充分证明,文明间的差异并不必然会导致冲突,反而可以推动共同的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要从纵向的历史维度加以思索,同时也要从横向的中西维度加以衡量。新时代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将更多地涉及到文化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而话语权的强弱和地位高低,则综合展现了一个国家文化发展与国家治理的总体水平。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不仅要在传承传统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同时还应拓展视野,加强与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互鉴,汲取其他国家所创造的优秀文明为我所用,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必要的理论和实践参考。文化交流也是增强文化话语权的有效载体和渠道,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有着正向影响。当今由于我国文化发展水平相比发达国家还处于弱势,加之在当今世界文明体系中,仍然以西方文明为主导,导致我国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处于劣势,文化话语权尚处于低位。

不可否认,当前我国与世界各国在经济、军事、文化、生态等领域的互动不断加深,然而中国文化在当今国际上的认可度和话语权仍然偏弱。在文化交流方面,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尤其是在文化交流中,我国的文化地位尚没有充分体现,与西方国家的高层次文化交流机会偏少。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存有较大差距。我国文化在世界市场上文化竞争力和生命力还有待增强,文化出口能力和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尚不匹配。例如,中国虽然是世界上电影和电视剧产量最高的国家,但是出口到海外的文化产品数量偏低,远远比不上欧美、日韩等国家。在文化话语权方面,我国在世界领域的文化软实力仍需提升,话语体系亟待优化,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还不够广泛。我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被塑造”“被宣传”的形象还没彻底扭转,还没有摆脱西方文化对我国文化围困和冷落的局面,“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论调仍持续被恶意宣传。文化交流滞阻和文化话语权在国际上的低位,在很大程度上掣肘了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效能,进而影响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世界文明的接轨。

三、破解国家治理现代化文化困境的路径

筑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支撑,从根本上而言,是要密切马克思主义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关联,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引领作用,强调文化创新和文化动能转化,增强文化交流和文化国际话语权,切实发挥文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和地位。

(一)密切马克思主义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关联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最鲜亮的底色。在复杂的社会思潮之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有一个起主导和支配性的力量来实现文化引领,这个力量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的根本指导,对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马克思主义更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最鲜明的理论文化特色,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支撑体现出了区别于其他国家治理方式的独特文化属性。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密切马克思主义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关联,在文化层面上把准马克思主义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契合点。应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指导地位,依靠马克思主义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安全基础。关于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牢牢把握正确导向,守正创新。”[4]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应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目的,使理论文化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论,剖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内涵与问题,以马克思主义充分解释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所处的文化困境,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指导地位,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时代发展,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推陈出新。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行动指南,明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构成加以调整。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内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国文化的提炼,深刻反映了中国文化在当前社会发展中最高阶段的样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凝结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的、方式与价值精髓,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及个人层面,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符合新时代发展趋势的主流价值取向,极大地丰富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内涵。《决定》指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鲜明的价值主张,展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时俱进的文化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5]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的民族复兴导向价值,在社会层面的社会规范价值,在个人层面的伦理和道德准则价值,汇集成了具有深厚民族性、鲜明时代性、内在先进性及广泛包容性的主流价值文化,使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内涵得到丰富和升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充分贯穿和融入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才能促使中国文化真正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价值引领作用。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首先,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最高价值旨归,即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起点和价值归宿,确保国家治理现代化在价值取向上的科学性、合理性与正确性。其次,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5]的要求,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针对国家治理的不同维度和不同层次,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内容的经济价值体系、政治价值体系、文化价值体系、社会价值体系、生态价值体系等。再次,要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要求,丰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道德文化内容,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常态化。着力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构建理想信念教育价值体系、道德建设价值体系及法治建设价值体系,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公民素养教育、精神文明创建、文化产品创造等环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借助文化的载体,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落细落小落实,真正体现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最后,要持续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价值观中的地位,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倡导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扩展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格局,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影响力与理论说服力。对待社会上出现的多种非主流价值观,在辨清这些价值观的本质,避免对一切非主流价值观采取排斥、否定态度的基础上,积极肯定和汲取这些非主流价值观中包含的积极正能量。

(三)以文化创新和文化动能转化增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内驱力

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的成效反映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能力和水平,而文化则是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的“软手段”。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先进文化创新发展的过程,而先进文化的创新发展则又加速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当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进入深水区,多种社会矛盾复杂交织,社会主要矛盾出现了根本性变化,人民对更高质量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进一步增长,使国家治理现代化更进一步地关注和观照着大众的文化诉求。从本质上来看,社会主要矛盾的防范和化解,除了要靠物质文化水平的提升以外,还需要依靠精神文化的力量缓解和消除各种矛盾,进而有效弥补国家治理现代化单纯依靠制度而出现的漏洞和弊端。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力量的主要呈现方式是文化创新与文化动能的有效转化。因此,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文化力量的强劲释放,应加强文化创新和文化动能转化,释放出文化创新和文化动能转化的无限活力与潜能,实现文化创新和文化动能转化的同频共振。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首先,应从人的治理现代化角度,加快文化创新和文化动能的转化。人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参与者,是运用国家治理各项制度的责任主体。人的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决定着国家治理的整体现代化水平。加快文化创新和文化动能的转化,就是要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激发出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物质和精神文化的内在的、自主的创新发展力量。为此,应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把握人民的文化诉求,充分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巨大文化发展力、创造力,推动多元主体共同为夯实国家治理的文化支撑而通力协作。与此同时,需加强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引导人民有序、理性地参与政治文化生活,增强大众社会责任意识,提升公民个人的素养和能力。其次,应通过经济建设进一步打牢物质文化基础,并通过文化创新和文化动能转化,满足人民对更高精神文化享受的需要。应加快新时代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使文化产业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助力。关于发展文化产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确保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4]。为此,应持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激发文化的创新活力,对标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破除束缚文化创新和文化动能转化的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要健全并优化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使文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惠民工程中发挥出积极的作用。同时应大力发展新时代的文化产业,实现文化产业与多产业的融合,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化产品的创新与供应。与此同时,应加强文艺创作引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培育出一批有品位有格调有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的文化出版物,确保弘扬主旋律、充满正能量的文化作品更好地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服务。再次,通过文化创新和文化动能转化,促进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科学的顶层设计,而这种顶层设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法律、制度、体系、机制等。法律、制度、体系和机制能否满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顶层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受当时文化创新和文化动能转化的影响。这需要通过不断的文化创新和文化动能转化,促进文化与时代发展相适宜,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相统一,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四)增强文化交流和文化国际话语权,提升文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软实力效能

文化的比拼已经成为当前各国综合国力较量的重头戏。世界人民对多元文化的渴求,加快了各国之间文化传播的交流与往来。尽管如此,目前西方文化仍然占据着世界文化话语权的主导地位,我国在巩固和增强中国文化话语权方面仍然有较长的路要走。因此,在世界大发展大变局的形势下,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不断拓展国际视野,增强文化交流和文化国际话语权,使文化交流成为传递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核心主张的重要载体。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首先,应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文化交流是综合展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价值理念、措施方法的重要途径,要在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坚持平等对待各种文明,秉持兼容并包、相互尊重的原则,实现各种文明和不同文化之间平等有效交流。同时,在文化交流中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围绕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传播力度,大力实施文化产品“走出去”战略,综合展示中国国家治理的文化魅力与底蕴,为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力量,充分诠释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质创造良好的文化条件。此外,在文化交流中,应守住文化底线,警惕和防止出现文化和制度上的错误导向,避免对国家治理现代化作出不适宜的文化解读,继而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其次,提升文化国际话语权。当今中国正在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不仅需要过硬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作为基础,还需要以强大的文化国际话语权赢得中国的世界地位,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软实力。在参与全球治理中,应努力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软实力根基,大力传播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包含的价值观念,有力地驳斥“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国家治理现代化崇尚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应对人类共性难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再次,积极借鉴世界国家治理的有益成果和先进经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脱离世界文明发展大道,不但不能实现文化的快速发展,不能使国家治理向着现代化迈进,反而会使自身出现颠覆性的错误和倒退。基于此,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不能脱离世界文明发展的轨道,也不可能自我封闭和独善其身,而是要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深刻认识国家治理多样性的特点,借鉴和吸收各国各民族创造的文化成果,在吸收和超越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完善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模式,真正发挥出文化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Z].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2]  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3]  冯刚,王振.以文化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价值意蕴[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6).

[4]  习近平在湖南考察时强调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子 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湖南新篇章[N].人民日报,2020-09-19.

[5]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

 

[责任编辑:邹立鸣]

 

The Interaction Logic between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Culture and the Solution to the Cultural Dilemma

 

ZHENG Shipeng

 

Abstract: Culture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overall system of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and there is a close interactiv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consolidate cultural support, close the cultural connection between Marxism and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enrich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with socialist core values, and transform the cultural content of strengthen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with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cultural momentum. Drive, strengthen cultural exchanges and cultural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soft power efficiency of cultur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function and role of cultur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Keywords: national governanc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dilemma; cultural support; cultural innovation

 

[收稿日期] 2021-09-30

[作者简介] 郑士鹏(1983-),男,山东滨州人,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