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新视角NPF；作者：扎比娜·菲舍尔
从被驱赶者到“塑造者”：国际危机场景中的俄罗斯
比起25年前的那次事件（指1991年苏联解体），现如今的俄罗斯对国际危机的影响力更甚。这个国家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它的行为模式，并且明显地拓宽了其活动范围。2016年，俄罗斯作为一个行为方，为了自身利益决定性地参与了周边地区的冲突。
一、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角色转变
俄罗斯并非一直都有这样的塑造力。1990年代，新邻国未解决的领土争端对于俄罗斯来说还是一种直接威胁。鉴于自身国力衰弱，周围地区的不稳定性也被视为安全风险。在这一阶段，俄罗斯不仅是外部威胁的对象。更确切地说，它从一开始就在利用冲突向牵涉其中的邻国施压。莫斯科当时在原苏联之外地区几乎一点也不活跃。虽然俄罗斯批评西方的政策以及北约在当时的南联盟的作为，但它的塑造力无论是在政治上、军事上或是经济上都不足以对这些冲突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二十一世纪之初，俄罗斯政治精英对于威胁的感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认为当时最大的危险源于西方联盟延伸至俄罗斯的周边。俄罗斯则试图反抗这种包围。它越来越多地利用业已存在的领土争端去阻碍邻国向西方看齐。莫斯科的路线方针在维持现状和创造新的冲突条件之间摇摆。后者的实现包括通过2008年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之后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独立，而这场战争也使军事手段再次成为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政治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莫斯科和他的西方伙伴之间关于国际危机与冲突的意见分歧也越来越大。1999年北约出兵南联盟时就已经到达了第一个高峰。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和2011年干涉利比亚内政则造成了进一步的疏远。但俄罗斯在政治层面的反应比较有限。一方面，它缺少军事力量去插手这些冲突;另一方面，它一直以来都在避免与西方决裂。
俄罗斯的政策通过吞并克里米亚半岛以及顿巴斯战争进入到了第三阶段。莫斯科通过干涉他国内政创造了两起新的冲突，以便实现此前通过政治手段未能达成的目标。2014年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下台之后，无论是在克里米亚半岛，还是在乌克兰东部，都没有呈现出内战的趋势或针对俄罗斯人的种族清洗，这和俄罗斯所声称的不同。为使形势升级，需要俄罗斯的干预。在克里米亚半岛这件事上，对于莫斯科而言，关键在于确保对黑海舰队以及俄罗斯族追随者的战略控制。而顿巴斯的冲突则有利于动摇乌克兰政局。
同样，俄罗斯对叙利亚政府展开军事援助也是一个转折点。自1980年代的阿富汗战争以来，莫斯科第一次参与前苏联边界以外的军事行动。虽然2016年2月俄罗斯军队从叙利亚部分撤退，但行动是否会结束尚难以预料。莫斯科的目标是，阻碍近东地区由西方控制的进一步的“制度转变”，确保共同商定战后该地区的新秩序，反对所谓的“伊斯兰国”以及摆脱国际孤立状态。
由此可见，俄罗斯从勉强渡过危机的虚弱国家蜕变成为主动的危机塑造者和发起者。显然，俄罗斯更加系统化地利用危机，并最终通过干涉他国内政制造新的冲突，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同样，在紧挨着的邻国之外，在叙利亚战争中，莫斯科也在军事上更加活跃，而非像之前那样只批评西方的政策。俄罗斯在这里进入到了一个高度复杂、无法控制的冲突中。同时，俄罗斯也承担着风险，比如，在波罗的海举行军事演习而和北约以及美国直接进行军事对峙。
二、俄罗斯政策背后的因素是什么
影响俄罗斯关于国际危机与冲突政策的不外乎三个要素。
1.俄罗斯的世界观和自我感知：在俄罗斯看来，国际关系处于严重的失衡状态。因此，尽管国际体系结构原本应该是有多个中心的，但美国领导下的西方国家还是要求单极霸权。俄罗斯从中看到了畸形现象并想加以改正。当所有既存大国处于平衡状态时，才会实现国际体系的“民主化”。俄罗斯政治精英的世界观具有现实主义的思维特征。按其观点，决定国家贸易和利益的不是其内在特性，而是国际体系结构。因此，“进化”也只是西方国家为了实现其统治要求合法化的借口。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内部的变革可能也只是西方“政权更替”政策的结果。这不仅适用于乌克兰，同样适用于叙利亚。除此之外，俄罗斯还认为，这项政策最终结果就是针对俄罗斯。俄罗斯的自我感知认为，同样也在国际危机与冲突中占据中心地位的是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对于美国干涉主义的防御。在莫斯科看来，欧洲一直在丧失行为自主，在此期间不过沦为了美国的附庸。
2.能力与利益：俄罗斯在过去的十年间拓宽了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充了装备。首先就涉及军事手段和各种作战工具。在该国利益和声望聚集的前苏联地区，军事行动对于莫斯科而言愈发有吸引力。因为俄罗斯虽然经济较弱，但在军事上拥有巨大的优势。就连前苏联之外的地区，莫斯科也提高能力进行力量投射——通过加强黑海、地中海或是北极地区的俄军兵力，以及通过对核武器进行重新评估、在言论上强调核武器。然而，俄罗斯在这里的利益和潜力均受到了限制。因此，有观点认为，俄罗斯未来在前苏联地区、欧洲大陆以及近东和中东会比在世界其他地区活跃得多，也重要得多。
3.内外结合——2018年大选：对于俄罗斯领导人而言，为了显示国家的强大、取得国内合法性，外交已经成为一项重要工具。俄罗斯长期以来处于结构性经济衰退之中，可能只有通过经济和政治的深入改革才能克服。然而采取的相应办法是难以想象的，主要是因为2018年3月就要进行下一届总统选举。2017年俄罗斯的经济和社会压力将会提升，随之而来的危险就是外交会进一步沦为取得合法性的工具。鉴于自然资源减少，俄罗斯会继续干涉亚欧大陆的内政，它认为自己的利益、声誉和威望在那里受到了危害。在该区域以外，俄罗斯政策还依赖于像叙利亚这样的机遇。对此，最有可能的就是俄罗斯介入较大范围的邻国冲突——也就是说在东欧、中亚以及近东和中东。
三、结论
俄罗斯在国际危机场景中作为行为方的重要性显著增加。此趋势极有可能在未来继续存在。与此同时，自冷战结束以来，和俄罗斯就国际冲突达成共识的难度实属前所未有。原因在于俄罗斯和西方国家关系的巨大危机。但更重要的是双方对于国际冲突的感知从根本上是矛盾的。这就导致相互分配罪责给对方，且无法形成共同的解决方案。俄罗斯政治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可能性也不高。德国和欧盟应该对此做好准备，遵循三条基本路线：
1.欧盟参与俄罗斯所希望的对于欧洲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势必会破坏自身规则和价值，有造成周边地区进一步动荡的风险。俄罗斯在冲突地区违反国际法和不人道的行为同样是不被容忍的。西方也必须要继续采取与各自危机形势相适应的方式：发布清楚的官方消息，对于违反国际法行为的制裁以及提供对话。一旦美国新政府抛弃这一方针路线，那么欧洲就很有必要坚持这一立场，并相应地对华盛顿方面产生影响。
2.同时，欧洲应当努力对俄罗斯的“自卫话语”予以必要的鼓励，而要避免出现对俄罗斯的高傲姿态或是不合时宜的带有攻击性的言论。当被俄罗斯国家操控的媒体散布消息称俄罗斯和西方不久就要开战时，德国和欧洲应当冷静沉着做出反应。但同时也不能忽视必要的安抚和威慑措施，比如在波罗的海诸国。在军事领域，为了避免意料之外的紧张局势升级以及为了达成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框架下的信任和安全措施，北约和俄罗斯之间急需新协议。
3.鉴于分歧巨大，未来也很难和俄罗斯一起促进冲突的解决。因此，德国和欧盟应当集中精力推动当地处理冲突以及减轻人道主义的痛苦和不幸。未来数月，关于叙利亚战争的国际协商关键取决于俄美关系的走向。而在乌克兰，鉴于局势紧张，主要会将注意力放在减缓军事冲突以及预防冲突上。同样，在围绕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争端中，所有卷入其中的外部行为体都必须继续尝试使敌对方之间缓和。至于未来危机的发生地，比如中亚，现在已经需要寻求与俄罗斯以及中国对话。通过对话可以减少可能出现的政治动荡的不利后果。
文章来源：新视角NPF；作者：扎比娜·菲舍尔
从被驱赶者到“塑造者”：国际危机场景中的俄罗斯
比起25年前的那次事件（指1991年苏联解体），现如今的俄罗斯对国际危机的影响力更甚。这个国家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它的行为模式，并且明显地拓宽了其活动范围。2016年，俄罗斯作为一个行为方，为了自身利益决定性地参与了周边地区的冲突。
一、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角色转变
俄罗斯并非一直都有这样的塑造力。1990年代，新邻国未解决的领土争端对于俄罗斯来说还是一种直接威胁。鉴于自身国力衰弱，周围地区的不稳定性也被视为安全风险。在这一阶段，俄罗斯不仅是外部威胁的对象。更确切地说，它从一开始就在利用冲突向牵涉其中的邻国施压。莫斯科当时在原苏联之外地区几乎一点也不活跃。虽然俄罗斯批评西方的政策以及北约在当时的南联盟的作为，但它的塑造力无论是在政治上、军事上或是经济上都不足以对这些冲突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二十一世纪之初，俄罗斯政治精英对于威胁的感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认为当时最大的危险源于西方联盟延伸至俄罗斯的周边。俄罗斯则试图反抗这种包围。它越来越多地利用业已存在的领土争端去阻碍邻国向西方看齐。莫斯科的路线方针在维持现状和创造新的冲突条件之间摇摆。后者的实现包括通过2008年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之后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独立，而这场战争也使军事手段再次成为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政治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莫斯科和他的西方伙伴之间关于国际危机与冲突的意见分歧也越来越大。1999年北约出兵南联盟时就已经到达了第一个高峰。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和2011年干涉利比亚内政则造成了进一步的疏远。但俄罗斯在政治层面的反应比较有限。一方面，它缺少军事力量去插手这些冲突;另一方面，它一直以来都在避免与西方决裂。
俄罗斯的政策通过吞并克里米亚半岛以及顿巴斯战争进入到了第三阶段。莫斯科通过干涉他国内政创造了两起新的冲突，以便实现此前通过政治手段未能达成的目标。2014年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下台之后，无论是在克里米亚半岛，还是在乌克兰东部，都没有呈现出内战的趋势或针对俄罗斯人的种族清洗，这和俄罗斯所声称的不同。为使形势升级，需要俄罗斯的干预。在克里米亚半岛这件事上，对于莫斯科而言，关键在于确保对黑海舰队以及俄罗斯族追随者的战略控制。而顿巴斯的冲突则有利于动摇乌克兰政局。
同样，俄罗斯对叙利亚政府展开军事援助也是一个转折点。自1980年代的阿富汗战争以来，莫斯科第一次参与前苏联边界以外的军事行动。虽然2016年2月俄罗斯军队从叙利亚部分撤退，但行动是否会结束尚难以预料。莫斯科的目标是，阻碍近东地区由西方控制的进一步的“制度转变”，确保共同商定战后该地区的新秩序，反对所谓的“伊斯兰国”以及摆脱国际孤立状态。
由此可见，俄罗斯从勉强渡过危机的虚弱国家蜕变成为主动的危机塑造者和发起者。显然，俄罗斯更加系统化地利用危机，并最终通过干涉他国内政制造新的冲突，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同样，在紧挨着的邻国之外，在叙利亚战争中，莫斯科也在军事上更加活跃，而非像之前那样只批评西方的政策。俄罗斯在这里进入到了一个高度复杂、无法控制的冲突中。同时，俄罗斯也承担着风险，比如，在波罗的海举行军事演习而和北约以及美国直接进行军事对峙。
二、俄罗斯政策背后的因素是什么
影响俄罗斯关于国际危机与冲突政策的不外乎三个要素。
1.俄罗斯的世界观和自我感知：在俄罗斯看来，国际关系处于严重的失衡状态。因此，尽管国际体系结构原本应该是有多个中心的，但美国领导下的西方国家还是要求单极霸权。俄罗斯从中看到了畸形现象并想加以改正。当所有既存大国处于平衡状态时，才会实现国际体系的“民主化”。俄罗斯政治精英的世界观具有现实主义的思维特征。按其观点，决定国家贸易和利益的不是其内在特性，而是国际体系结构。因此，“进化”也只是西方国家为了实现其统治要求合法化的借口。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内部的变革可能也只是西方“政权更替”政策的结果。这不仅适用于乌克兰，同样适用于叙利亚。除此之外，俄罗斯还认为，这项政策最终结果就是针对俄罗斯。俄罗斯的自我感知认为，同样也在国际危机与冲突中占据中心地位的是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对于美国干涉主义的防御。在莫斯科看来，欧洲一直在丧失行为自主，在此期间不过沦为了美国的附庸。
2.能力与利益：俄罗斯在过去的十年间拓宽了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充了装备。首先就涉及军事手段和各种作战工具。在该国利益和声望聚集的前苏联地区，军事行动对于莫斯科而言愈发有吸引力。因为俄罗斯虽然经济较弱，但在军事上拥有巨大的优势。就连前苏联之外的地区，莫斯科也提高能力进行力量投射——通过加强黑海、地中海或是北极地区的俄军兵力，以及通过对核武器进行重新评估、在言论上强调核武器。然而，俄罗斯在这里的利益和潜力均受到了限制。因此，有观点认为，俄罗斯未来在前苏联地区、欧洲大陆以及近东和中东会比在世界其他地区活跃得多，也重要得多。
3.内外结合——2018年大选：对于俄罗斯领导人而言，为了显示国家的强大、取得国内合法性，外交已经成为一项重要工具。俄罗斯长期以来处于结构性经济衰退之中，可能只有通过经济和政治的深入改革才能克服。然而采取的相应办法是难以想象的，主要是因为2018年3月就要进行下一届总统选举。2017年俄罗斯的经济和社会压力将会提升，随之而来的危险就是外交会进一步沦为取得合法性的工具。鉴于自然资源减少，俄罗斯会继续干涉亚欧大陆的内政，它认为自己的利益、声誉和威望在那里受到了危害。在该区域以外，俄罗斯政策还依赖于像叙利亚这样的机遇。对此，最有可能的就是俄罗斯介入较大范围的邻国冲突——也就是说在东欧、中亚以及近东和中东。
三、结论
俄罗斯在国际危机场景中作为行为方的重要性显著增加。此趋势极有可能在未来继续存在。与此同时，自冷战结束以来，和俄罗斯就国际冲突达成共识的难度实属前所未有。原因在于俄罗斯和西方国家关系的巨大危机。但更重要的是双方对于国际冲突的感知从根本上是矛盾的。这就导致相互分配罪责给对方，且无法形成共同的解决方案。俄罗斯政治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可能性也不高。德国和欧盟应该对此做好准备，遵循三条基本路线：
1.欧盟参与俄罗斯所希望的对于欧洲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势必会破坏自身规则和价值，有造成周边地区进一步动荡的风险。俄罗斯在冲突地区违反国际法和不人道的行为同样是不被容忍的。西方也必须要继续采取与各自危机形势相适应的方式：发布清楚的官方消息，对于违反国际法行为的制裁以及提供对话。一旦美国新政府抛弃这一方针路线，那么欧洲就很有必要坚持这一立场，并相应地对华盛顿方面产生影响。
2.同时，欧洲应当努力对俄罗斯的“自卫话语”予以必要的鼓励，而要避免出现对俄罗斯的高傲姿态或是不合时宜的带有攻击性的言论。当被俄罗斯国家操控的媒体散布消息称俄罗斯和西方不久就要开战时，德国和欧洲应当冷静沉着做出反应。但同时也不能忽视必要的安抚和威慑措施，比如在波罗的海诸国。在军事领域，为了避免意料之外的紧张局势升级以及为了达成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框架下的信任和安全措施，北约和俄罗斯之间急需新协议。
3.鉴于分歧巨大，未来也很难和俄罗斯一起促进冲突的解决。因此，德国和欧盟应当集中精力推动当地处理冲突以及减轻人道主义的痛苦和不幸。未来数月，关于叙利亚战争的国际协商关键取决于俄美关系的走向。而在乌克兰，鉴于局势紧张，主要会将注意力放在减缓军事冲突以及预防冲突上。同样，在围绕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争端中，所有卷入其中的外部行为体都必须继续尝试使敌对方之间缓和。至于未来危机的发生地，比如中亚，现在已经需要寻求与俄罗斯以及中国对话。通过对话可以减少可能出现的政治动荡的不利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