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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的实践探索与中国经验

来源:《决策与信息》2024年第4期 浏览:34次 发布日期:2024-04-15 17:32:44

[摘    要] 绿色发展是一个国家实现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一个成熟的现代化政党带领国家和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绵延的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始终为实现更好的绿色发展而不懈奋斗着。新时代新征程,我国从绿色空间、绿色产业、绿色生产生活、绿色体制机制四方面对绿色发展进行了深度探索,形成了坚持一个领导核心、坚持系统思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绿色指标为向度、坚持科技创新、坚持建立健全体制机制的实现绿色发展的基本经验,有助于推进绿色发展走深走实,开拓绿色发展新思路,更好践行新发展理念,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绿色保障,为美丽中国夯实绿色基础,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绿色发展经验。

[关键词] 绿色发展;生态文明;绿色空间;绿色产业;绿色生产;美丽中国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4)04-0079-11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美好生活的条件、是人类共同的生存基础,高质量的生态环境是美好生活的必然,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而绿色是高质量生态环境的具象表现,是生命共荣发展的象征、大自然的底色。

一、绿色发展的提出

“绿色发展”这一概念兴起于西方,始于人类对发展与生态环境关系的思考。新时代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对绿色发展日益重视,并使之成为一个系统的理论。

(一)国外绿色发展的提出

国外有关“绿色发展”的思想最早是由生态与发展问题延伸展开的。17世纪末18世纪初,西方古典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时将生态要素作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限制条件加以研究,并归纳总结出“环境可承载范围”这一经济限制条件。从经济学出发考虑生态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西方古典经济学家们尤其是英国的经济学家们提出了许多理论,如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对“劳动创造财富论”进行环境承载力的反思;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在其“人口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资源绝对稀缺论”;哲学和经济学家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静态经济论”。

由于机器的应用,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来对自然的索取和破坏远超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20世纪60年代,西方各国的生态因工业文明的破坏不堪重负——各种生态环境问题频发。这些生态环境问题引起了当时西方国家和学者的关注,一批学者开始对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环境问题解决的途径以及世界环境资源的未来进行反思,在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相关研究中将目光转向生态环境。1962年,美国生态作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引发公众对生态的普遍关注;1972年,“罗马俱乐部”围绕环境资源问题开展相关研究,在其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中第一次提出“全球生态危机”这一概念。在多数学者对生态表示担忧的同时,也有部分如美国经济学家朱利安·林肯·西蒙(Julian Lincoln Simon)这样的学者对生态做出乐观的估计。总的来说,这些研究是人类在20世纪走向“浅层生态学”的表现,也反映了人类生态意识的觉醒。

随着工业文明的不断发展,生态环境问题逐步向生态危机发展,生态危机随着工业文明扩张的脚步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开来,当人类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尖锐,人们开始由“浅层生态学”向更深层次、更系统全面的生态理论转向。生态理论总的来说分为生态自由主义、生态激进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三类。生态自由主义反对人类因为生态危机的发生而向自然“妥协”,强调文明发展与自然的对立性,代表人物是奥地利裔英国学者哈耶克;生态激进主义是以生态无政府主义、生态乌托邦主义、生态原教旨主义为代表的生态理论的统称,与生态自由主义截然相反,强调生态至上是其鲜明特点,代表人物是埃及学者宰克里亚·泽恩;生态马克思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能消除生态危机的方法指导生态实践,强调用生态理性解决生态危机,摈弃工业文明的资本逻辑,代表人物有德裔美籍哲学家马尔库塞、加拿大学者威廉·莱易斯、加拿大社会学家本·阿格尔等。总的来说,20世纪末,人类的生态意识开始由自发走向自觉。

进入21世纪,西方学者将解决生态危机放在生态问题思考的突出位置。美国学者福斯特和伯克特通过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彻底批判,探索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这也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中较为重要的思想之一。21世纪前20年,西方学者提出了一些与绿色发展相关的理论,各类内涵各异的绿色发展概念开始形成。

(二)中国绿色发展的提出

我国学者对于绿色发展的探索起步相对较晚,但较之于国外研究具有后发优势:从时间上看,中国对于绿色发展的研究晚于国外,但能从国外数个世纪的探索中直接汲取理论精华。从理论上看,国外对环境问题和绿色发展的探索经历数个世纪才达到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高度,而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故而一开始中国的绿色发展之路就要优于国外。20世纪50年代,我国开始对环境保护议题展开研究。改革开放后我国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研究逐渐系统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术界对绿色发展的相关研究日益丰富。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两类:第一类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发展方式的绿色;第二类从生态文明的角度研究绿色发展;第三类从技术的角度研究绿色发展的实现。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纵深发展,实现更高水平的绿色发展成为中国走好、走稳、走远发展之路的必需,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投入有关绿色发展的研究。总的来说,绿色发展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寻求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发展,这一观点是各类研究的基本共识。

此外,绿色发展也得到了我国国家领导人的关注。2015 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指出:“绿色发展是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1] 29在习近平看来,绿色发展是发展理念也是发展举措,对不同领域的绿色举措是有差异的,在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差异化要求下,要严格推动政策落实到位。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对于绿色发展的相关论述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因地因时因势部署全国绿色发展格局,突出重点兼顾一般,有针对性地解决绿色堵点。习近平先后对北京、海南、湖北等地绿色发展相关议题进行考察调研,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绿色发展格局的构想。第二,对推进绿色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及时研判,与时俱进创新理论、政策。面对新旧发展理念、新旧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的冲突,习近平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绿色发展的新观点。2020 年3月在杭州视察时,习近平强调绿色空间建设,指出要重视城市公园建设,让公园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平等共享的绿色空间。2020年4月在北京,习近平强调生态即财富,在参加首都植树造林活动时提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民群众共同拥有的一种财富,要能够做到为人民种树、为人民创造幸福。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就绿色发展进行了四个方面的部署:一是要在发展方式上进行绿色转型;二是要进一步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工作;三是要注重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以及持续性;四是要稳步推进碳达峰和碳中和。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利用自然、保护自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确立为基本国策,把可持续发展确立为国家战略,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领国家绿色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2] 41

总的来说,绿色发展就是以生态为本位来发展社会经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实现生命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的价值导向是可持续,其主要手段是低碳、循环、可持续三位一体发展,其主要着力点在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绿色空间三个方面,其主要驱动力来源是绿色科技创新,其主要评价指标是生产力与绿色综合指标。

二、绿色发展的科学内涵

绿色发展,是以生态和生命为发展导向的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方式,是人类探寻发展道路的未来指向。绿色发展概念是在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探索实践中逐渐明晰的,具有丰富的内涵。

绿色发展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是在新的经济发展条件下应运而生的新理念以及在这一理念引领下产生的新发展方式。习近平深刻指出:“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3] 198,“就其要义来讲,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3] 207。综合来看,绿色发展的核心要义可以凝练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实质,“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文明要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发展道路。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绿色发展的理论实质。马克思在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时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4] 161人类从无法认识自然时的畏惧,到认识自然时的趋利避害,再到掌握自然规律时的利用自然,在对自然认知的不断深化中,人类对于自身与自然关系的认知经历了一个由“人是自然的孩子”转化为“人是自然的主宰”,再转化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过程。在前一个转化中,人类基于自身利益对自然进行了极端的索取与改造,这种不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使人类的发展与自然的发展背道而驰,但冰冷的生态灾难使人类重新认识到人与自然万物是共生共荣的。人类开始重新审视自身发展与自然发展的趋势。我国在发展过程中也曾经出现过违背自然规律的做法。为了弥补过去发展对自然的破坏,避免未来发展中对自然造成破坏的可能,习近平指出:“绿色发展,就其要义来讲,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这个规律谁也无法抗拒。”[2] 431绿色发展不是在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制造出一种新的对立,也不是只顾生态不顾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因噎废食,而是要通过调整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而使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更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也进一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绿色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是广大人民与自然的共生共荣。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是绿色发展的文明要义。人类文明因优渥的生态环境而兴,而生态环境的恶化倒退又往往成为文明失落的重要影响因素,文明兴衰与生态兴衰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文明多诞生于水土优渥的地带,然而人类如果不珍惜自然,文明同样会因环境的恶化而衰亡。人类历史上几大文明古国的发展变迁就验证了这一观点。环境作为文明存在的自然基础,一旦恶化乃至积重难返,文明发展就会失去生存的条件,最终衰亡。近代以来,人类对自然的肆意开发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也数次为文明的发展敲响警钟,比如20世纪“世界八大公害事件”就是自然对人类错误行为的一次严厉警告。21世纪以来,全球气候变暖的速率逐年攀升,由此导致的全球海平面上升已经使得一些岛国的国土消亡进入倒计时,同时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现象的发生次数也显著增多,生态的结构性、系统性问题频发。这些历史教训和现实灾难无不在告诫世人:务必重视生态与文明兴衰之间休戚与共的客观规律。我们必须始终如一地遵循并利用好这一规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实现绿色发展的科学道路。“两山”理念体现了人类对生态环境价值的理性认知,明确了实现生态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并行不悖的核心理念,突出了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手段,凸显出生态环境的优先性地位。绿水青山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经济价值,问题在于如何更好地实现绿色发展。“两山”理念是习近平在浙江余村考察时提出的。20世纪70年代,浙江省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依靠开山挖石、兴办水泥厂等企业来摆脱当地贫穷落后的困境,在竭泽而渔的短期效应下,当地居民收入增加,经济也一度实现了快速发展。然而对自然的无节制索取很快使当地生态环境恶化,随之而来的污染问题也严重危害着当地村民的身体健康,粉尘环境使很多村民出现了严重的健康问题。为遏制生态环境恶化,余村关闭了污染严重的水泥厂;为了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两不误,余村探索发展环境友好经济绿色的生态旅游业,最终实现了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在当地考察时高度肯定了余村人的做法,并通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生动形象的表达方式,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本质联系。绿色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有效途径,当前我国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开局阶段,开发“绿色”经济动能对实现现代化意义重大。只有守护好一方绿水青山,才有机会创造出充满财富的金山银山。

三、绿色发展的实践探索

由于近代中国工业起步晚,中国对于绿色发展的探索跟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起步较晚,但中国对于绿色发展的探索用力颇深,从绿色空间、绿色产业、绿色生产生活、绿色体制机制四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取得了可观成就。

(一)构建绿色空间格局的探索

绿色空间,是绿色发展的场域基础。构建高质量的、科学优化的绿色空间是绿色发展自然空间的结构性基础。在构建绿色空间格局的探索中,中国始终坚持绿色空间体系的健全完善,注重绿色空间多用途的协调分配,筑牢修复生态系统这一绿色空间的根本基底,为绿色空间格局的开拓提供纵深。

首先,对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的优化。国土空间是国家规划绿色空间的基本盘,基本盘的统筹规划是绿色空间格局的主框架。我国统筹全国国土情况、人口分布、经济分布、生态资源分布,以功能区为划分依据统筹规划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形成全国统一、权责清晰、科学高效的国土空间格局。以“多规合一”、统筹优化、主体突出的规划要求不断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其次,对生态系统的修复保护。生态系统修复保护是绿色空间可持续的重要手段。自然万物共存于生态系统之中,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依靠的,我国通过初步建立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这三大途径推动生态系统修复保护,以系统思维、综合手段、法律保障为抓手,坚持突出源头治理的重点,以自然恢复为主、生态保护优先的思路整体推进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构筑,巩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自然根基。

再次,对重点区域绿色发展的推动。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既要突出“绿色”这一经济指征,也要突出空间上的经济发展重点。通过推动重点区域绿色发展,以点带面进而推动全国绿色发展工作;通过总结重点区域绿色发展的有效模式,为重点区域周边及辐射区域的绿色发展提供样板参考。目前我国的绿色发展重点区域有五个,分别是京津冀、长江经济带、长三角地区、黄河流域、粤港澳大湾区,通过共抓保护、生态优先、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导向,各重点区域的绿色发展取得了扎实成果。

最后,对美丽家园的建设。城乡是人们聚居活动的主要空间,是人们生活的家园,绿色空间的构建离不开美丽家园的建设。绿色的美丽家园,是生态宜居的美丽家园。我国牢牢抓住生态宜居这一导向,通过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城市,打造绿色生态宜居的和美乡村,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生态宜居美丽家园建设。突出环境污染治理和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城乡建设活动,将我们的家园建设成鸟语花香、水清天蓝、人地和谐的宜居之地。

(二)优化绿色产业体系的探索

绿色产业体系是绿色发展的经济脉络。构建绿色优化的产业体系是绿色经济运行的结构性基础。在优化绿色产业体系的探索中,我国始终注重在产业动能上拓新、在产业结构上调整、在产业空间上优化,多力并举在保量增长的前提下提质拓新,开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首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发展。经济发展要实现绿色转型、产业体系要实现结构优化升级,离不开科技创新这一动力和保障。所谓绿色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即高技术赋能、高绿色科技转化的新兴产业。我国通过大力扶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使之成为国家经济绿色发展的重要引擎,成为绿色产业体系构建的排头兵,有利于提高产业发展科技力,提高经济发展含金量。

其次,对资源型产业的发展引导。资源型产业是产业体系中较为粗放的一种产业,属于较为传统和基础性的产业模式,要实现产业体系的绿色优化,资源型产业的发展引导是基础性工作。在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前提下,我国积极引导资源型产业绿色发展,以环境承载力为红线,严控“三高”产能规模,将传统的粗放产业发展模式转变为精细化、高效率资源利用的产业模式,助力产业结构优化。

最后,对产业区域的优化布局。产业区域是产业在地理上集中的表现。现代产业体系,尤其是绿色产业体系的构建,离不开产业区域的优化布局。传统产业区域的形成是政府政策和市场竞争双重作用的结果,而现代化的产业区域布局需要更系统的考量、更全局的思考、更精准的落实。我国为实现产业区域优化布局、优化生产力布局,为形成布局合理、集约高效、协调协同的现代化产业发展格局,通过各产业要素的通盘把握,综合考虑区域间分工协作的情况,推动相关产业向更具发展条件和潜力的地区集聚。

(三)转变绿色生产方式的探索

绿色生产方式,是绿色发展中生产推进的应用层面,是绿色发展的肌肉组织。将传统的生产方式转变为绿色的生产方式是绿色发展在经济生产上的实操应用。在转变绿色生产方式的探索中,中国始终坚持系统思维,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统一起来,以能源革命、减污降碳推进清洁生产。通过传统产业转型、能源绿色发展、交通运输绿色应用、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合力推动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变。

首先,对传统产业的绿色转型。传统产业的生产转型是绿色转型的重中之重,要实现绿色转型,必须将各产业链条各产业环节的生产统筹起来,必须以绿色理念贯穿产业生产全过程。我国以技术创新、模式创新、标准创新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实现产业生产节能、减排、增效,助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产体系的形成。

其次,对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的推动。能源是生产的基础,要实现绿色生产,能源的绿色开采和绿色使用是首当其冲的。我国在稳中求变的总基调上推进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确保能源供应,扩大清洁能源供应比例和清洁能源消费使用比例。在国家现有能源资源的基础上通盘谋划,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成效显著。

再次,对绿色交通运输体系的构建。交通运输是产业生产中的重要一环,是生产间流动的重要媒介。要实现绿色生产,构建绿色交通运输体系是必不可少的。我国幅员辽阔,交通运输能源消耗大,由此带来的各种增加环境负担的排放也多。为实现交通运输体系的绿色转化,我国以运输装备升级为技术突破口,以提高组织效率和推进交通用能结构转型为管理突破口,双管齐下推进环保低碳运输发展,加快绿色交通运输体系的构建。

最后,对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推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资源是生产的前提。同时资源是有限的,仅从生产角度考虑,自然资源终有一天无法满足生产需求,并且资源的利用效率也直接关系生产的效率。我国为实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推进,以小资源消耗换大经济效益,加快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尽可能为子孙后代留下更多自然财富。

(四)践行绿色生活方式的探索

绿色生活是绿色发展的最终端口,是经济社会生产后的消费闭环。绿色生活是绿色发展的价值旨归。绿色发展归根结底是为了让人类的发展更高质量、更可持续,让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而绿色生活是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绿色发展实践。在绿色生活方式的探索中,我国从绿色教育、绿色生活创建、绿色消费引导三方面入手,推动全民培育绿色意识,自觉践行绿色生活,共同推进绿色发展。

首先,对生态文明教育的持续推进。绿色生活的实现离不开绿色观念的形成,而观念的形成是一个过程,需要教育、引导、宣传。中国持续推进生态文明教育,通过学校绿色教育、社会绿色宣传、政策绿色引领立体施策,系统推进生态文明观念入脑入心,推进人民绿色意识的形成。具体而言:推动生态文明教育进学校进课堂;持续开展全国节能宣传周、中国水周、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全国低碳日、全民植树节、六五环境日等活动的社会宣传;制订出台《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引导规范人民绿色生活。多措并举推进绿色生活理念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社会牢固树立勤俭节约的消费理念和生活习惯,积极引导和动员全社会参与绿色发展。

其次,对绿色生活方式的广泛推广。绿色观念形成后必须落实到日常的生活、学习、工作中。而绿色生活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总的来说就是人们的衣、食、住、行、用。我国以广泛开展节约型机关引导社会绿色生活创建,推动绿色学校、绿色家庭、绿色社区、绿色消费活动的建设和推广。值得一提的是,在绿色饮食方面,大力倡导粮食节约、反对食品浪费,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绿色饮食深入人心。

最后,对绿色产品的消费促进。绿色产品消费是绿色生活的重要部分,也是绿色发展的重要环节,是助推绿色经济的关键。只有促进绿色产品的消费,国家经济版图中的绿色比例才能在良性循环中逐步扩大。我国在扩大绿色产品消费的探索中,健全政府绿色采购制度、实施能效水标识制度、完善绿色产品认证采信推广机制,以完善的制度为绿色产品消费增强信心、提供指引;以各种绿色税收财政政策刺激新能源汽车、绿色家电、绿色建筑等绿色产品的消费;推动绿色流通主体建设——通过线上线下平台共建,规范扩大共享经济、二手交易、循环消费,通过各种手段丰富绿色消费品类,扩大绿色消费群体。

四、绿色发展的中国经验

在中国绿色实践的不断深入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积累了许多绿色发展的成功经验,在理论、制度、体系等方面形成了有建设性和世界性的经验成果,这些绿色发展的中国经验也为世界各国的绿色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一)坚持一个领导核心统筹推进绿色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2] 188。中国的绿色发展之路,最本质和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党的领导。绿色发展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力量,好的领头羊可以使团队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能量。历史已经强有力地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幸福,党百年来的生态文明发展之路和新时代以来绿色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也一再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更绿色的发展。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党对绿色发展的领导,走好新时代的绿色发展之路。

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是我国实现绿色发展的根本保证。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新时代以来,我们之所以取得生态文明建设巨大成就,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实现“四个重大转变”,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

对于世界各国而言,实现绿色发展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通常是各国政府或执政党。绿色发展是涵盖国计民生的发展,是涉及社会生活生产、自然环境保护发展、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必须要有一个能团结所有力量的强有力的政府、执政党,将方方面面的力量统一协调起来。同时,绿色发展是综合手段也是长线的实现过程,需要各国在践行绿色发展时接力奋斗,一代接着一代干。因此稳定的国内政治领导和政策的持续性必须得到保证,这同样需要坚持一个领导核心。

(二)坚持系统思维

绿色是美好生活的基础,是人民群众的期盼。小到城镇绿色节能改造、建筑光伏一体化,大到环境托管服务的推行、绿色环保产业的壮大,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任重而道远,迫切需要“致广大而尽精微”地转变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以系统观念推动绿色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我们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2] 41。这为站在新的起点上实现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坚持以系统思维推进生态治理,是绿色发展的关键之策。

绿色发展是涵盖绿色经济、绿色行动、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绿色消费、绿色金融、绿色投资、绿色出行、绿色空间、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绿色城镇、绿色观念的系统。绿色发展不是单一的经济发展,也不是单纯的生态环境保护,而是二者相统一和谐的发展,不能只注重绿色经济发展而忽视人民绿色生活福祉,也不能因噎废食,只顾生态环境保护而限制社会生产生活发展。

“要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5] 173。世界各国在实现绿色发展的过程中需要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实现绿色发展各环节各方面重点突出、均衡发展,不能是单纯粗放的各管一摊、相互掣肘。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以系统思维实现现代化的绿色发展。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绿色发展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我们党努力奋斗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绿色发展是为了中国人民福祉的探索,是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的发展,因此绿色发展是从人民对当下和未来的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是以发展成果全体人民共享为结果的发展模式。绿色发展更注重发展的全面性,它实现的绝不是某一个群体、某一个地区、某一个产业的利益。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部署,深刻体现了人民与绿色发展的内在逻辑,以人民为中心的绿色发展理念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体现。“环境就是民生”,要通过走绿色发展之路来推进民生工作,平衡保护和发展之间的关系。绿水青山赋予我们的不仅仅是自然财富,也是经济财富,同时精神财富的创造也要建立在良好生态环境的基础上。绿色发展要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优质的生态生活为导向,用绿色政绩为民造福。

从世界视角出发,绿色发展更是要实现全人类的绿色利益,关乎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和生态利益、绿色产品和绿色生活,这些绝不是少数人的私有财产,世界各国要提高思想站位,立足本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立足区域共同利益、立足人类共同利益去实现绿色发展。

(四)坚持以绿色指标为向度的绿色发展

绿色指标是绿色发展的发展向度、评价向度,是区别于旧有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区别于传统GDP指标衡量发展水平的全新评价标准。

当前绿色发展的主要指标参数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绿色环境指数,包含植被指数、空气指数、水体指数、土壤指数、生物指数;二是绿色经济指数,包含绿色生产指数、绿色生活指数;三是绿色素质指数,包含绿色教育指数、绿色观念指数。其中前两个指标是刚性指标,后一个指标是柔性指标。

绿色环境指数是传统的刚性生态指数。就植被指数而言,主要从植被覆盖率和植被覆盖增长率两个方面评价;就空气指数而言,主要从空气优良天数、优良天数动态变化指数、大气污染物指数、大气污染物动态变化指数四个方面评价;就水体指数而言,主要从地表水、地下水、水源地水、生态保护地水这四类水的总量指数、动态变化指数、污染指数、分级水质的各项指标及动态变化指数来评价;就土壤指数而言,主要从地表土壤、地下土壤、矿藏资源地、耕地良田、沙化土地这五类土地的污染、保护、改善、变化情况来评价;就生物指数而言,主要将城镇、农村、自然区域、生态保护区的生物指数依据各区域的环境情况分级设定生物指标来进行监控、评价。

绿色经济指数是绿色发展下的经济指数。就绿色生产指数而言,其重点是符合绿色标准的经济效益指数和绿色经济转化指数;就绿色生活指数而言,其重点是公民对绿色产品的消费指数,即绿色产品占公民日常消费的比例。绿色生活方式的践行状况,如绿色出行、绿色餐饮、绿色服装、绿色居家、绿色殡葬等。

绿色素质指数是绿色发展的柔性指标。就绿色教育指数而言,主要从学校绿色教育时长、社会绿色公共服务比例、绿色文化产品指数来评价;就绿色观念指数而言,主要从绿色公德、绿色价值观念、绿色生活观念(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来评价。

(五)坚持科技创新推动绿色发展

习近平深刻指出,要“依靠科技创新破解绿色发展难题,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2] 495。实现绿色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不是建立在高科技上的绿色发展,不是真正意义的绿色发展。绿色科技创新是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和根本手段,旨在通过绿色科技对各生产力要素的渗透过程,变生产力各要素的基本循环模式为绿色循环模式,并减少生产力各要素的投入、促进生态价值最大化,从而实现绿色发展。

总的来说,绿色发展的源驱动力是绿色技术,主要包括能源、材料、生物、清洁生产、污染治理、资源回收、环境监管七个方面的技术创新。新时代以来,中国的绿色发展对技术创新的要求不断提高,绿色科技“由单项技术、单项工艺、单种产品的创新,向大规模、集成化、深层次创新转变,聚焦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开发节能环保集成技术,提供绿色制造系统解决方案”[6]

绿色发展包括低碳发展和循环发展,通过绿色科技创新实现循环发展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环境污染危害。低碳发展和循环发展是当前应对全球性气候问题,建设环境友好型经济的重要举措。循环发展是一种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发展模式,它主张通过“资源-产品-废物-再生资源”的科学循环,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和谐发展。绿色发展最重要的技术基础在于能源利用方式的转变。在技术路线上通过改善能源结构、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主要把握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的技术利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共赢。

(六)坚持建立健全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

推进绿色发展,离不开坚强的领导核心、离不开系统布局、离不开人民期盼、离不开评价向度、离不开科技创新,更离不开制度保障。实现绿色发展不仅是一个发展问题,还是一个体制问题、法律问题,而由于绿色发展涉及国家经济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其体制机制的构建完善更是一个系统问题。

当前绿色发展制度的构建完善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相关绿色法律的修订;二是对法律执行监督管理的体制机制完善;三是市场化的绿色发展体制机制的构建。

法治建设方面。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要使绿色发展真正成为一项国策,就必须从国家根本大法高度对其进行规定。我国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宪法,为绿色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此外,还应制定各种专门性法规。就已有经验来看,应对已有的主要、重要自然资源设立专门的保护性法规,诸如江/河保护法、土地资源保护法、森林/草地保护法、湿地保护法等;对有污染风险的环境要素依据自然环境类别分类制订污染防治法规,如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地污染防治法等。

监督管理方面。法律需要执行,执行需要监督,监督同样需要规范。要依靠制订各行政法规落实各主体的责任,完善评价考核体系,细分奖惩举措。具体而言,政府应落实监管责任,完善推进绿色发展目标评价考核制度,既评价考核绿色发展落实情况,又评价考核监管责任落实情况;企业应落实绿色发展市场经济的主体责任,对自身遵守绿色法规和自觉践行绿色发展要求的情况负责。

健全市场化机制方面。绿色发展,不仅要靠法律政策,也要靠市场的自我选择、自我转化、自我升级。要通过政府法律政策推动市场自我调节转型,从治理入手到产出为终。首先,创新完善绿色发展中污染治理和能源节约的价格机制,通过税费优惠政策引导市场主体在产业生产中自觉节约资源,对生产污染排放进行绿色处理;其次,推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制度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建立健全,更直接地体现“两山”理念,使绿色本身转化为经济效益,使绿色产品更多地成为市场的选择;最后,完善绿色数字经济体制机制,发展绿色金融,构建多层次绿色金融产品,形成绿色数字经济市场体系。

五、结语

中国已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7]。绿色发展,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中国画卷。这张美好蓝图的实现离不开党的领导,离不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离不开绿色发展的不懈探索,更离不开中国人民的团结奋斗。要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不断探索、总结,让绿色成为美丽中国最鲜明、最厚重、最牢靠的底色,让人民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为后世子孙留下可持续的绿色希望和继续探索人类文明可能的坚实基础。

人是自然的产物,与自然同呼吸共命运。保护生态环境、推动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繁衍、文明延续的必由之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以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与世界共享,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为建设一个美丽的世界而不懈奋斗。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Z].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2]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3]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6]  韩鑫.我国工业绿色发展成绩亮眼[N].人民日报,2020-08-26.

[7]  王林清,魏海勇,陈海嵩,等.“推进中国式绿色现代化的智力支持、法治保障和教育普及”笔谈[J].决策与信息,2023,(4).

[责任编辑:胡   梁 朱苗苗]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and Chinese Experience of Green Development

 

YU Wentao, DAI Shengpeng

 

Abstract: Green development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a country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 is the only way for a mature modern political party to lead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to achieve a better life. It is a realistic problem related to the continuation of future generation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lways worked tirelessly to achieve better green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and new journey, China has carried out in-depth exploration of green development from four aspects : green space, green industry, green production and life, and green system and mechanism. It has formed the basic experience of realizing green development by adhering to a core of leadership, adhering to systematic thinking, adhering to people-centered, adhering to green indicators, adhering to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adhering to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It is helpful to promote green development, open up new ideas for green development, better practic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provide a solid green guarantee for building a socialist modern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 and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lay a solid green foundation for beautiful China. Provide green development experi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glob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words: green development ;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 green space ; green industry ; green production ; beautiful China

 

[收稿日期] 2024-01-24

[作者简介] 余文涛,男,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戴圣鹏,男,江西南昌人,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与人类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黑格尔哲学、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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