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能力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的作用探讨

○于   洋

（吉林大学 商学与管理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 “国家发展能力”是指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治理能力，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与能量，是一个经济体生成发展体系、探索发展路径、实现经济发展的能力，包括基础能力、建构能力、更新能力三个层级。基础能力是经济发展体系本身的能力，是实现经济发展的能力；建构能力是生成基础能力、推动经济发展的能量源；更新能力是确定与更新发展路径的能力，是经济发展的指南针。对于中国而言，新型举国体制就是建构能力。中国通过新型举国体制，形成发展能量，生成了今天的经济体系，进而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的更新能力。通过党的领导，中国形成了坚守与更新并存的发展目标，指引着国家未来的发展，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总能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实现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家发展能力”是中国经济崛起的秘密所在，也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根本。

[关键词] 经济发展体系；国家发展能力；新型举国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2）07-0044-10

 

2020年，中国打赢了脱贫攻坚战，解决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贫困问题，提前完成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这一优异成绩不仅显示了中国发展模式的卓越成效，也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从中国脱贫攻坚的实践过程中可以发现，中国发展模式的核心要素，即“国家”机制的作用。“国家”机制这一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元素，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同样反映在面对新冠疫情的危机处理模式中。换言之，从经验角度来看，“国家”机制体现在中国的各个领域中，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能量源”，还决定着中国经济发展的轨道。

然而对于中国的发展模式，西方发展经济学尚未作出合理化的理论阐释。西方发展经济学在研究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对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经济与社会结构现代化进行了系统性理论构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曾明确指出：“发展经济学的许多理论都一直被看成是寻求发展中国家成功转型的理论依据，其核心要义向所谓的‘美国式资本主义’的政策框架靠拢。争论的核心是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1]作为发展经济学先驱的结构主义，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作为标准，探讨发展中国家如何转型，提出转型需要运用政府力量，实施进口替代。但结构主义的经济政策与现实出现了巨大反差，并未实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反而使这些国家陷入债务危机，从而被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替代。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从结构转向制度，提出发展中国家只有建立市场经济制度才能实现发展，结构的完善只是一个过程。但新古典主义同样遭遇了现实的反差，实施完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非但未获得发展，反而陷入停滞与动荡。林毅夫教授开创的新结构经济学修正了新古典主义单纯对市场经济的强调，将市场机制视为主要条件，而非唯一条件。除了市场机制，政府产业政策同等重要。在比较优势原则下，资源禀赋与产业结构，将持续升级，进而实现经济发展。新结构经济学将结构主义的政府作用与新古典主义的市场机制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了折衷与综合。新结构经济学也同样遭遇到现实困境，即发展中国家并非完全遵循比较优势原则来发展，更多地表现为“依附性发展”。这是新旧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同样存在理论空白的地方，也是理论脱离现实的根源所在。之所以出现此种情况，根本原因在于发展经济学是一种“目标导向”的经济发展理论。在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中，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被当作发展中国家的参照系而存在。发展经济学实质上研究的是在这个参照系基础之上，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经济发展的问题。但是学界当前对以下问题形成了思考：追求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应该是所有国家经济发展的唯一目标吗？对于资源禀赋千差万别的发展中国家，是否存在统一的发展模式或路径？观点不一而足。由此可见，西方发展经济学并未以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国情为基础，仅形成了“外部因素”决定论。面对资源禀赋及各方面差异悬殊的发展中国家，用同一标准对其进行理论约束，最终结果导向不能用于经济发展实际的理论标本。

基于此，本文提出“国家发展能力”的概念，探寻国家机制本身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国家发展能力”是一个经济体生成发展体系、探索发展路径、实现经济发展的能力，是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治理能力，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与能量。“国家发展能力”包括三个层级：基础能力、建构能力、更新能力。基础能力是经济发展体系本身的能力；建构能力是生成基础能力、推动经济发展的能量源；更新能力是经济发展的指南针。对中国而言，通过作为建构能力的新型举国体制，生成了今天的经济体系，进而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通过作为更新能力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指引中国发展的方向，造就了中国经济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的持续发展。因此，通过“国家发展能力”概念的引入，改变发展经济学的“目标导向”，立足于“手段导向”或“问题导向”，探寻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的路径，从而能够展示出经济发展的另一番图景，对中国发展模式提供新的理论解释。

一、概念辨析

国家发展能力（Development Capability of Nation）以国家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为基础。“国家能力”这一概念源于政治学的国家主义学派，指的是国家通过执行政策实现其目标的能力(Skocpol，1985)。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国家能力”是国家的制度能力，国家能力的建构是处理全球化时期治理问题的关键，而制度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决定着国家的制度能力[2]。中国学术界对于“国家能力”的研究始于王绍光和胡鞍钢1993年出版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他们将“国家能力”界定为国家将自己的意志和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政治学界对于“国家能力”的定义存在多种观点，主要分为七类[3]：国家意志目标说（王绍光、胡鞍钢，1993）；国家权力说；国家职能说（孙明军，1999；汪永成，2002）；国家政策说（时和兴，1996）；国家行为绩效说（朱安东，等，2012）；国家与环境互动说（刘京希，1996）；综合因素说（黄宝玖，2004；史世鹏，2011）。无论哪种观点，政治学界对于“国家能力”的界定，其基本逻辑都是建立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之上的，即国家凭借其能力完成社会内各主体的诉求与目标，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合作机制的完善[4]。因此，国家能力可以分为：汲取能力、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强制能力，还有渗透能力、分配能力和调节能力。这些都是衡量国家能力的维度，因而国家能力是国家的基础性权力[5]。

与“国家能力”相关的概念是“国家治理能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国家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国家治理能力”的概念。学界对这一新概念的认识相对一致，即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6]。但是，对于“国家能力”与“国家治理能力”之间的异同尚未形成定论。部分学者认为二者相同，国家治理能力指的是国家能力在治理议题中的具体体现，集中表现为国家创造治理绩效，实现国家特定治理目标的能力（王浦劬，2019）[7]。国家治理体系等于国家权力（杨光斌，2017）[8]。传统的国家能力理论包括合法化能力、财政汲取能力等，但其理论内涵有限（杨光斌，2020）[9]。国家治理能力从属于基础性国家权力，是“基础性国家治理能力”（王绍光，2014）[10]。如果说工业化起飞阶段，以汲取能力为基础和重点的国家能力是1.0版本的话，那么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出是国家能力的升级版，即2.0版（李新廷，2014）[11]。但也有学者认为国家治理能力与国家能力不同，“治理”这种新的国家建构方式不再要求国家能力（郁建兴，2008）。二者有很多相似之处，而对国家能力的理论研究远比国家治理能力更为丰富（张长东，2014）。

不仅如此，有学者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国外学者提出“治理”时并没有主语，甚至提出“没有政府的治理”这一说法，主张摒弃依赖政府强制参与治理的观点，强调通过协商、与其他行动者沟通形成自主性治理机制[12]。西方学者对于治理的理解通常是指狭义的政府内部治理，即政府内部的管理形成。而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政府而言，治理的主体角色是“国家”，这也是由中国的国情与文化决定的，国家主导各种治理，包括社会治理、经济治理、政府治理以及全球治理[9]。中国学者在与治理理论的对话中，开始建立起具有“中国性”的治理理论——“国家治理理论”。换言之，“国家治理理论”相比西方的“治理理论”，其不同之处在于“国家”的角色定位[9]。

综上所述，“国家能力”是着眼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制度能力，“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国家能力”与“国家治理能力”在内涵上存在着一致性，都是国家实现其意志，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

但一个国家的制度不仅仅着力于管理社会的各个方面，更聚焦于国家的发展，特别是身处国际制度竞争的环境中，国家同时要着力于追求国家间的竞争优势。因此，一个国家的制度应具备另一种能力——“国家发展能力”。“国家发展能力”属于国家的制度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在发展领域的体现，是国家在国际竞争中保持优势的动力源泉，是国家实现发展的战略型能力。简言之，“国家能力”与“国家治理能力”更多地从国家权力的角度出发，着力于国家制度对社会的管理与协调；“国家发展能力”则探寻国家制度对于国家发展的推动与探索。

二、国家发展能力的结构

经济发展是一个社会生产力不断进步的过程。衡量社会生产力的进步需要从资源与能力两个方面着手。从经济活动的主体来看，主体进行经济活动的对象表现为资源，而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对资源的把握，则依赖于其能力的高低。换言之，在经济活动中，资源表现为经济活动的客体，而能力则蕴涵于主体之中，经济主体通过其能力来把握资源、操控资源。对于经济主体的价值创造活动而言，资源与能力是统一的。一方面，经济主体的能力是基于资源的能力；另一方面，经济主体的能力又是对某种资源的把握。例如一个企业的管理能力必定表现在该企业如何配置资源上，也一定来自于该企业配置资源的实践活动。从一定意义上讲，能力是经济主体配置资源、使用资源与开发资源的方式，资源是其能力施展的内容。资源与能力的关系犹如一个钱币的两面，从客体的角度看是资源，而从主体的方面看是能力。资源一定是“某种能力的资源”，未被经济主体能力所认识的资源对于该经济主体是无意义的。因此，对于现实的经济活动而言，能力具有了本体论的意蕴，能力是价值创造的源泉与动力。经济主体通过其能力配置资源、使用资源与开发资源，经济主体在这个把握和操控资源的过程中又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能力，从而再为社会创造出新的资源。如此循环过程中，经济主体实现了价值的创造，而价值创造的源泉来自于经济主体不断提升的能力。简言之，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资源和能力互动的构建过程，资源是生产力的客体部分，能力是生产力的主体单元。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其所拥有和获得的各种资源，该国在对这些资源的配置、使用与开发过程中，生成了相应的产业与“能力”。而该国家进一步发展的路径，则由这个“能力”所决定。这种“能力”，就是“国家发展能力”，它包括三个层级的能力：基础能力、建构能力、更新能力。

     基础能力（Basic Capability）是一个经济体通过经济发展体系实现经济发展的能力，是经济发展体系本身的能力。各个经济体依托基础能力配置资源、使用资源与开发资源，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一个经济体的基础能力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市场经济能力、产业网络体系、技术创新能力。市场经济能力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机制，主要是指依托市场机制实现资源配置的能力，在经济发展中起基础作用；产业网络体系是经济发展的基石，是指一个经济体所拥有的产业网络的系统性与控制力，这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技术创新能力是经济发展的根本，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是实现持续进步的关键，也是国际竞争的焦点。

建构能力（Construct Capability）是一个经济体生成基础能力，生成经济发展体系的能力。建构能力是构建经济发展运行机制、产业发展条件的动力，属于一个国家的制度能力。建构能力致力于生成基础能力，是一个经济体实现经济发展的能量源。例如中国通过新型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形成发展能量，在产业体系、市场机制和许多重大技术创新上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因此，建构能力是一个经济体的发展能量。

更新能力（Update Capability）是一个经济体感知、把握、转变内外部资源以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是确定与更新发展路径的能力[13]，是经济发展的指南针。经济发展总是充满不确定性，这需要一个经济体的领导层具备审时度势、适时调整发展方向和路径的能力，才能使经济发展具有动态变化趋势，避免陷入僵化局面。更新能力不属于常规能力，是更新国家资源和业务形态的能力，属于国家的“战略决策能力”，归属于决策部门控制，渗透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是一个国家整体性、系统性、全局性的治理能力。例如，中国改革开放所表现出来的转型能力，通过改革开放整合与重构中国的资源、能力、产业体系、经济体制，实现了中国经济的腾飞，因而属于更新能力。但是，更新能力不仅仅局限于改革开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产生的发展理念转变，也属于更新能力。

     国家发展能力的三个分支理论是一种层级关系：基础能力实现经济发展，建构能力生成基础能力，更新能力更新基础能力与建构能力。如图1所示。

     首先，建构能力生成基础能力。市场经济机制、产业网络体系、技术创新能力，这些基础能力属于现代化的基本能力。对于后发展国家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形成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具备生成的能量。建构能力通过资源整合，“赋能”于基础能力，建立市场机制、培育产业网络、资助技术创新，成为了生成基础能力的“能量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存在没有生成基础能力能量的情形。任何国家的基础能力都要依赖于国家的建构能力作为“能量”来形成，区别只是不同国家的建构能力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但是，并非所有的经济体都具有“自主性”的建构能力，有相当多的经济体依赖别国的建构能力来实现发展，这就是“依附”的来源。

其次，更新能力调整基础能力与建构能力。经济发展充满不确定性，而经济发展的路径具有路径依赖性，导致经济发展有可能陷入“锁定”。因此，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必须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一个国家凭借其更新能力，实施转轨、调整或更新经济体制、产业体系，即调整或更新基础能力。与此同时，为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国家也必然调整建构能力，以实现基础能力的更新。因此，更新能力通过更新基础能力和建构能力，实现更新经济发展方向与路径，从而保证经济发展具有持续性。更新能力具有全局性、长远性、整合性的特征，使经济体具有“战略性”的发展能力。

     综上，国家发展能力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与能量，能够生成经济发展的条件与路径。国家发展能力由三个层次的能力构成，他们的关系是：基础能力是经济发展的直接力量，实现经济发展；建构能力是经济发展的能量，生成基础能力；更新能力是经济发展的指南针，调整基础能力与建构能力，更新经济发展路径与方向。

三、建构能力与中国经济发展能量

现代经济是一个专业化分工体系，经济发展是一个分工演进的过程，也是一个“报酬递增”的实现进程。“经济进步过程的要旨在于：在大量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条件下，协作与创新形成了一种动态组合。简单地说，就是对作为协作、大规模劳动分工、报酬递增和新知识联合产物的经济增长的不断演化与发展。”[14]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市场日益扩张，需求日益增加，刺激产量不断上涨，产量增加引发的规模效应使得商品和服务越发便宜，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也诱发了更多的需求，从而带来了进一步的分工演进。随着市场的扩张，在一个更大的市场上，创新和技术变迁的成本就可以分摊到更多的消费者身上，新发明和改良品就能更快、更便宜地到达每个消费者的手中，于是进一步带来了发展。这样的一个经济发展进程，就是“生成”与“建构”的过程，其中必定存在着生成与建构的能量。这种生成与建构的能量，一方面是经济主体行为的结果，因而归属于经济主体的“能力”；另一方面，其形式是多元的，既可以是市场自生的能量，也可以是主动建构的能力。而建构能力就是一种经济发展的主动性建构能量。

 

建构能力（Construct Capability）是一个经济体生成基础能力，生成经济发展体系的能力。建构能力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生成基础能力的三个方面上。首先，通过建构能力，生成市场机制。市场机制表面看是市场的价格机制自发配置资源的过程，但实质上是一个复杂的制度系统。一个国家通过建构能力，构建制度结构，以保障市场机制有效运行，因而称之为“生成”。其次，通过建构能力，形成产业体系。世界各国都通过制定产业政策，促进和推动产业体系的形成与完善。其背后的产业政策所构成的推动力，即为建构能力。最后，通过建构能力，推动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各国都非常重视。但是，随着复杂性的提高，实现技术创新日益困难。这就需要借助国家的力量，整合资源与人才，通过大范围社会协作跨越复杂性，实现技术创新，这一点在全球各国屡见不鲜。其背后的主导力量，即为国家的建构能力。因此，建构能力致力于生成基础能力，是一个经济体实现经济发展的能量源。

对于中国而言，建构能力有一个明确的俗称——“新型举国体制”。所谓“新型举国体制”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形成发展能量，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中国70多年的经济发展，新型举国体制发挥了巨大作用。首先，作为建构能力的新型举国体制，建构了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通过新型举国体制实现技术创新的例子比比皆是，“两弹一星”、高铁、航天工程、新高基，都可见新型举国体制的作用。可以说，通过新型举国体制，借助国家动员力量，组织社会大协作，是中国技术进步的核心能量。其次，作为建构能力的新型举国体制，形成了中国的产业体系与产业网络。中国产业体系的形成经过两个主要阶段，一是计划经济时期，通过“整合型建构能力”，借助计划经济体制，降低了工农交换的交易成本，实现了从农村提取剩余，为工业化积累了资本，初步建立了新中国的产业体系。二是改革开放之后，通过“赋能型建构能力”，兴建基础设施，兴建开发区，招商引资，构建了比较优势，吸引大量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形成了今天中国完备的产业网络体系，促进了中国经济崛起[15]。最后，作为建构能力的新型举国体制，生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其建立市场经济的思路是顶层设计与渐进性改革。通过建构能力的顶层设计，中国引进并构建了市场经济。在市场机制的盲目性引发经济危机时，中国同样通过新型举国体制，实施逆周期调控，化解经济危机，从而获得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

     基础能力是经济发展的直接性能力与专业性能力，由不同专业的社会精英所控制和运行。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就是今天的美国，美国由私人垄断资本组成的政治精英通过利益同构，建构了美国精英集团与资本的利益共同体；通过观念同构，将美国的意识形态远播世界，从而掌握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精英与社会精英，其结果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能力被美国影响和控制，导致这些发展中国家丧失了自主性的建构能力，形成了对美国的“依附”。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往往比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强的观念同构能力，从而使得全球很多国家的发展能量被“他国”掌控。因此，观念同构比利益同构更具力量。

总之，建构能力是一个国家生成基础能力，生成经济发展体系的能力。中国的建构能力蕴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中，因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能量，也是中国的核心能量与最大制度优势。

四、更新能力与中国经济发展探索

一般认为经济发展是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即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演化过程。对于发展中国家，基于现代化的经济发展进程，就是一个以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范本”的发展过程，但现实的经济发展成果并不令人满意。林毅夫教授根据世界银行的增长报告明确指出：“尽管在21世纪这种高速且持续的增长扩展到了撒哈拉沙漠以南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但这样的增长仍然只是特例，而不是普遍现象。多数发展中国家遭遇过长期持续的增长乏力。1960-2009年间，仅约三分之一的低收入国家达到了中等及以上的收入水平。尽管中等收入国家在支撑全球增长中的权重不断上升，但其中许多国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在1960年已经取得独立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中，到2009年几乎四分之三的国家仍然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或倒退回低收入国家行列。”[16]由此可见，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之间仍存在着巨大差距。不仅如此，世界银行2005年的一份重要研究报告表明，在指导政策制定者方面，不存在唯一的、普适的规则。它建议政策制定者不要过度依赖简单的公式和对“最佳实践”所做的令人难以捉摸的探索，而要更多地依赖对每个国家经济自身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以找到一到两个经济增长的紧约束条件。……就促进增长而言，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在不同时间节点）需要不同的政策选择；经济增长需要的那些“大的原则”，如稳健的货币、产权、开放、自由市场等，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它们的实现依赖于各国特定的环境和信息[16]。同样，世界银行最重要的增长报告《增长报告：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战略》提出了如下观点：快速、持续的经济增长不是自发产生的，它需要一个国家政治领导人的长期承诺，这个承诺需要以耐心、坚持和现实主义来实现[16]。由此可见，经济发展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进程，仅以发达国家作范本，是难以实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唯有根据自身的资源与情形，确定符合自身条件的发展路径，才可能实现经济发展。

更新能力（Update Capability）是一个经济体感知、把握、转变内外部资源以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是确定与更新发展路径的能力。换言之，国家的更新能力是一个经济体根据自身条件，结合外部环境，探索经济发展路径的能力。更新能力是用来拓展、修改、创造常规能力的高阶能力，是获取新的资源配置的战略惯例[17]。更新能力不属于常规能力，是更新国家资源和业务能力的能力，因而属于国家的“公共能力”，归属于决策部门，是一个国家整体性、系统性、全局性治理能力的体现。因为更新能力是战略惯例，而惯例与理念高度相关，因而更新能力表现为一种与发展理念相匹配的“领导力”。例如中国改革开放所表现出来的能力是一种转型能力，整合、重构了中国的资源和能力，因而属于更新能力。更新能力不仅仅局限于改革开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发展战略理念的转变也是更新能力。

更新能力具有两个作用：一是更新基础能力与建构能力；二是更新发展方向与路径。基础能力实现经济发展，属于操作层面的能力，更新能力是推动生成基础能力的能量，二者的共同特性在于实现和推动经济发展的目标一致。但经济发展充满不确定性，一个经济体必须具有探索和更新的能力，才不至于出现战略失误，同时避免基础能力与更新能力的僵化和发展路径迷失。因而，更新基础能力与建构能力的能力、更新发展路径的能力，即更新能力。

对于更新能力而言，首先是更新，当外部环境出现变化或者危机时，具有更新能力的经济体，往往能识别出这些信号，着手提前布局，从而实现转型。其次是长远规划，具有更新能力经济体都具有连续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其发展目标制定遵循连续性、整体性、全局性，从而保证经济发展具有持续的动力和明确的方向。再次是代际传承，具有更新能力经济体，其发展规划都具有良好的代际传承性，新一代不随意否定上一代的决策，只进行修正与调整，从而保证经济发展的持续性与动态性。

中国制度的更新能力源自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发展战略理念的转变鲜明地展示了中国的更新能力。举例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历史演变就是如此。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第一次提出了“总体布局”的概念。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由此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精神文明建设，构成了“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到党的十三大调整为经济、政治、文化现代化“三位一体”战略目标。而党的十六大报告在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到党的十八大，则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个方面，制定了新时代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目标。从“三位一体”到“五位一体”，历届领导层都会根据现实需要进行更新与调整，同时又继承前人的道路，表现出鲜明的长远规划性与代际传承性，也展示了鲜明的问题指向性[18]。

掌握中国国家发展更新能力的中国共产党，不仅仅更新与调整中国发展的路径，也调整和更新着中国发展的基础能力与建构能力。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以及今天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都是基础能力的更新与调整。同样，作为中国建构能力的新型举国体制，在计划体制时代表现为“整合”，而今天则是“赋能”。从“整合”到“赋能”的转变，鲜明地展示了更新能力的重要作用。

所以，更新能力是一个经济体更新发展方向和发展路径的能力，是决定国家未来的能力。更新能力要求领导者具备长远规划性和变革型，既要面对外部环境具有更新的魄力，又要做到代际传承的稳定，从而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五、结论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禀赋千差万别，不可能存在一致的发展模式和路径，因而也不能用一个参照系去规范。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应当立足自身条件，构建发展路径。中国通过新型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形成发展能量，生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产业体系和技术创新能力，从而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则是中国的更新能力。有了党的领导，中国的经济发展总是审时度势、与时俱进，从而确保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需要不断强化和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形成推动经济发展的稳定能量，持续地赋能产业体系、技术创新与市场机制，从而实现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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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甘小梅 胡   梁]

 

A Probe into the Rol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Capability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YU Yang

 

Abstract: "National development capability" refers to the country's governance capability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he driving force and energy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s an economy's ability to generate a development system, explore development paths, and achiev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cluding basic capabilities, There are three levels of construction ability and renewal ability. Basic ability is the ability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ystem itself and the ability to realize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struction ability is the energy source to generate basic ability and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renewal ability is the ability to determine and update the development path, and is the compa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China, the new national system is about building capacity. Through the new national system, China has formed development energy, generated today's economic system, and then created China's economic miracle, and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China's renewal ability. Through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China has formed a development goal of coexistence of adherence and renewal, which guides the country's future development, so that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 always assess the situation and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National development capability" is the secret of China's economic rise and the foundation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achieve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 economic development system; national development capability; new national system;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收稿日期] 2021-10-20

[作者简介] 于洋（1970-），男，吉林长春人，经济学博士，吉林大学商学与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发展能力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