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晚清官员的来往信札是研究晚清历史非常珍贵的资料。出于保密等原因晚清官员在来往信札中,往往使用隐语来指代人物事件。隐语使用的常见方式有用典、借代、拆字、暗指等。通过对晚清官员信札中隐语的使用规律和隐晦表达方式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读历史事实。
[关键词] 晚清;官员信札;隐语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2)01-0090-07
信札是晚清官员之间重要的交流工具,其涉及内容甚广,不仅包括对政局的讨论,还涉及到晚清官员日常生活、学术探讨、书画鉴赏、人际关系诸方面。正因如此,晚清官员来往信札是研究晚清历史非常珍贵的资料。但是,出于保密等原因,晚清官员的信札经常使用隐语来代表特定人物或事件,这对解读相关信息带来严重困扰。本文在参考姜鸣、张百川相关解读的基础上,试图对晚清官员信札常用隐语表达方式进行初步探讨。
一、晚清信札中的隐语
晚清官员信札中的隐语主要体现在人物称呼上。信札与奏折、谕旨等公务性文字不同,具有较强的私密性。正因如此,与公务性文字直呼其名不同,信札中会出现很多当时约定俗成的称呼方式。其一是以字称呼,如张之洞被称作“孝达”、张佩纶被称作“幼樵”、王文韶被称作“夔石”,等等;其二是以号称呼,如张佩纶被称作“蒉斋”,张之洞被称作“壶公”等;其三是用字或号缀以“公”“丈”“翁”“师”“帅”等表示尊称,如张之洞被称作“香帅”,黄彭年被称作“寿丈”,潘鼎新被称作“琴翁”等;其四是用郡望称呼,李鸿章为安徽合肥人,习惯称作“李合肥”,李鸿藻为直隶高阳人,习惯称作“李高阳”,翁同龢为江苏常熟人,习惯称作“翁常熟”等;五是以爵位称呼,太平天国起义镇压后,曾、左、李等受赏封爵,曾国藩被封为“勇毅侯”,所以世人称为“曾侯”,曾死后,其子曾纪泽袭爵,曾纪泽字颉刚,也被称作“曾侯”或“颉侯”,而左宗棠先受封“恪靖伯”,后受封“恪靖侯”,遂被称为“恪靖”;六是对已去世之人以谥号称之,如“倭文端公”“林忠肃公”“曾文正公”,等等。这些称呼方式,对于不了解人物履历之人,虽说会给阅读带来困难,但都是比较明确的,还不属于隐语范畴。真正的隐语,已超出这些习惯用语方式,往往让信息更加晦暗难猜。
查姜鸣所整理的《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中,张佩纶使用隐语主要出现在几个时期,一是 “云南奏销案”弹劾王文韶时期,二是“甲申易枢”时期,三是会办福建军务时期。这几个时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政府人事变动频仍,信中所述大多涉及臧否人物、荐选官员内容,属于敏感信息。
其中最典型的一篇是张佩纶于甲申易枢后给李鸿章的一封信。
“旬日书问往复,意殊不畅。兹略言之,惟鉴及:
救僧、道是鄙人廿四以前志愿,今已灰冷。道教难兴,僧投佛缘,神意不憙。久之,僧必仍作主持。僧意甘退院,曰禅心已沾泥絮矣。
两画是立本胜于僧繇,然入神则僧繇耳,近神品全推覃溪。两画亦不必久悬密室耳。
十八参神,实以一片婆心劝神回心向道。吾非好道,但道尚畏人,可共事;神则无所顾忌,难与共事也。
廿五一偈来教云,疑某亦出谋发虑一语,为之三叹;庵主疑为僧道所累,急于自剖,则一叹;神欲用庵主,先以术吓之,而庵主已色动,则再叹;以极好之庵主,被外魔内神缠扰,而鄙人不能相助,则为之三叹。不知佛以庵主于慈航佛火精究有年,费布施钱、可布地,殊不足降伏彼法,亦怒之,故当头一棒耳。不关僧道累之,殆五台山诸开士扰扰说庵主故耳。
鄙人不好道,亦非爱僧。但僧颇受戒,其事佛诚,其待庵主亦至惜。僧为道累耳。且攻释迦者,并及吾教。僧去,儒何必留?
神不能忘情于张仙,屡属师(意会)礼之。仙非从赤松游不可也(欲罗致之作韦陀,但吾非吓鬼者)。
说法乃庵主事,幸勿牵连。五斗米教天师但能捉妖,不能说法。
阎罗难共处,其习有三:曰诈,曰愎,曰粗”[1]。
文中未出现任何一个真实的名字,只有神、道、儒、僧、佛、庵主、阎罗、释迦、鬼、天师、赤松、开士、画家等等名号,此文读来看似三教大会,如坠云里雾里,可谓使用隐语的登峰造极者。姜鸣、张晓川两位先生都对此信作过解读,但惜个别之处解读未确,笔者稍后再作解读[1]。
二、晚清信札隐语使用的规律
光绪六至十年(公元1880-1884年),是晚清历史上极为特殊的时期,一方面,日本占领琉球,窥视朝鲜;另一方面,法国兴兵从越南南圻大举北侵,中日之间、中法之间都面临是战是和问题。围绕战、和问题,清流派弹章不断,影响到朝廷用人及中枢人事变化。先是光绪八年(1882年),李鸿章因母丧申请开缺守制,朝廷两次慰留,调两广总督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仍命李鸿章署北洋通商大臣,参与对法交涉事务,李鸿章坚辞不受,北洋重镇面临权力真空,张树声、张之洞等担心军机大臣王文韶占据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要津,“二张恐琅邪之来夺据此席,劝鄙许任通商”[1],于是张佩纶等开展了弹劾王文韶运动,力图引张之洞等入主枢译两署,实现人事更迭;二是光绪十年(1884年)春,因朝廷不满前线失败,借盛昱弹劾张佩纶误保唐炯、徐延旭并军机大臣之机,发动了“甲申易枢”,罢免全体军机大臣,启用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工部左侍郎孙毓汶等人组建新的军机处,醇亲王奕譞开始参预政事。这两件事都引起了朝廷的人事变动。围绕这些变动,朝廷官员及地方督抚互通声气,商量有关政务、人事事宜,也就是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些密信。
现谨就李鸿章、张佩纶、陈宝琛、醇亲王奕譞等来往信札探寻晚清信札隐语使用的规律。
一是用典。光绪六年(1880年)四月初九日,张佩纶致李鸿章信函,有“间平论及丁卯,意涉嘲讽。晴翁到津,想可面谈”[1]。丁卯,指许钤身,理由后面谈。间平,姜鸣指出代指恭亲王奕訢,但未说原因。查宋张元干《满庭芳·为赵西外寿》,有“间平襟度,濮邸行尊崇”句,赞扬寿主宋朝宗室赵氏有西汉河间王刘德、东汉东平王刘苍的气度[2]。无独有偶,光绪八年(1882年)十二月初七日,李鸿章致张佩纶信函,有“译署乏人,高阳隐为主持,情势恐易隔膜。新参皆非其选,殊为焦虑。闻东平渐愈,仲春前后方能销假,此事必待出而计议”一句,其中“东平”,即为东汉东平王。查光绪八年(1882年),恭亲王奕訢因病长期请假,枢译两署实际上是李鸿藻主持。这就更证实了无论“间平”还是“东平”指代恭亲王无疑。光绪七年(1881年)闰七月初五日,李鸿章致张佩纶,“孝章之事,钓鳌回津时,当令转属”,其中“孝章”指盛宣怀,时受李鸿章命在上海办理电报事务,理由后面谈。“钓鳌”,姜鸣认为代指山东布政使任道镕,但未说明原由。其实这又是用典之一例,“钓鳌”源于《庄子》“任公子钓鳌(鱼)”(《庄子·外物》第二十六卷)典故,宋诗人文同《寄彰明任光禄遵圣》诗即运用这一典故,诗中用“轩轩任公子,本是钓鳌人”一句称赞任遵圣,再联系到李鸿章与任道镕为儿女亲家这一事实,可以推断,这里是用以称呼任道镕。
二是借代。以古代今,主要用于姓氏相同人物,以彼代此。如以王安石代指王姓宰辅。光绪八年(1882年)三月二十九日,李鸿章致张佩纶,“荆公今午到署,在厅事宣旨,苫次促谈两刻”,荆公,王安石别名。查此日军机大臣王文韶到津传旨。此即以王安石指代王文韶。光绪八年(1882年)十一月初十日,张佩纶致陈宝琛,谈及王文韶因云南报销案自请开缺后,枢府人事变化,“遂去荆公而用虞山、吴县,自较荆公稍胜,然亦沈文定一流耳”,说的是王文韶开缺后,翁同龢、潘祖荫受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光绪八年(1882年)十一月十六日,陈宝琛致辞张佩纶信,同样谈到王文韶被劾事,则说“慰留半山,至于再三,或存其颜面而俟其坚请耶?抑有他说?”[3],王安石号半山,这里仍指代王文韶。
隐语中以古代今之例可谓不鲜,就前述“孝章之事,钓鳌回津时,当令转属”一句中“孝章”而言即是如此,查“孝章”,《会稽典录》记载:“盛宪,字孝章,尝出行逢一童,容貌非常,宪怪而问之,是鲁国孔融”[4]。这是用“孝章”指代盛姓男子,查此与李鸿章交往较多的盛姓男子,应为盛宣怀。
以古代今的隐语在信函中往往比较集中,在光绪六年(1882年)十一月,张佩纶致李鸿章一信中有“铁路闻兴献不以为是,欲集廷议驳之。枢府以越石蒲轮特征,未可逆折,适圣俞亦有文字,乃下南、北洋调停焉”[1]。兴献,代指醇亲王奕譞,依据我们后面再谈。越石,晋代抗敌名臣刘锟(《晋书》第六十二卷),代指刘铭传;圣俞,清代书画家吴咨,这里指吴大瀓。
三是以中进士年份。如以“丁卯”代许钤身。光绪六年(1882年)四月初九日,张佩纶致李鸿章函,“间平论及丁卯,意涉嘲讽。晴翁到津,想可面谈。”间平,指恭亲王,丁卯,指许钤身,许为丁卯科进士,时受李鸿章命会同督办北洋水师,张佩纶认为其才德不孚。本年三月二十日,张佩纶曾致书李鸿章,细数其过:“上海为互市之场,日本亦通商之地,许道挟妓冶游,招摇过市,东洋迷荡,灭绝人理,至今上海之人,日本之贾,无不轻之。……其奉使日本,由吾师论其非才,是以中辍。一二有识者皆谓吾师始则节取其长,奖借后进,继则直陈其短,不护前非,古大臣之风也。……许道之不胜使,师知之,其不胜将,师岂不知之?迟迟不发者,一则情厚,以为许道文恪之少子、仁山之弱弟,家风世法,若不曲予优容,势将中坠。……然吾师拳拳之苦衷,佩纶或能曲喻,而许道殊不深知,一味矜扬,兴高采烈”[1]。
四是拆字。即将姓氏拆分。光绪七年(1881年)二月二十三日,张佩纶致书李鸿章, “卯金谬论,圣心盛怒,公论亦鄙为倾险之士。事下考功,所以眷注纯臣,保全勋旧者,已大白于天下。愿公勿畏谗,勿负气,益加敬恪,以副深恩,是则古大臣自处之道也。”“卯金”指代何人?结合前一日光禄寺少卿刘锡鸿弹劾李鸿章“跋扈不臣,俨然帝制”(《清德宗景皇帝实录》)被革职一事,此系指刘锡鸿,是将“刘”字拆成“卯金”,也可称作“卯金刀”。
五是暗指。前文所提“兴献”,指的是明代藩王朱祐杬,明宪章朱见深第四子,封藩湖广安陆(今钟祥市),死后谥号“献”,称“兴献王”,其子明世宗继位后,追谥为“兴献帝”(《明史》第十七卷),其经历与醇亲王奕譞相仿,故以兴献暗喻奕譞。此外,还以“周公”暗指恭亲王奕訢,取周公辅政之意,因恭亲王奕訢曾任议政王,后虽免去议政王称号,但长期为首席军机王大臣,如光绪七年(1881年)十一月十四日,李鸿章致张佩纶:“周公于阁下似尚心许,非外人所能谮毁,然其褊衷抑何可叹。”除用周公、兴献暗指恭醇二王外,李鸿章、张佩纶等还用“鲁殿”代恭亲王,以孟子代醇亲王等众多用法。“鲁灵光殿者,盖景帝程姬之子恭王余之所立也”,是以汉景帝之子恭王刘余指代恭亲王,也有以“灵光”代者。至于孟子如何能代指醇亲王,确实还不知何所从来。如光绪十一年(1885年)九月十五日,李鸿章致函张佩纶,谈到甲申之后无法起用恭亲王和张佩纶的原因,“佛前五对,语至万千,甫及鲁殿即变色,其馀概不敢赘。孟公绸缪备至,每谈执事,深咎挤琅琊之非,劾大臣之失,赴马尾之轻率,而惜不自敛其才锋。” 光绪十二年(1886年)三月二十三日,张佩纶致函李鸿章,谈到醇亲王视察海军之事:“孟遵海之游,壮志远图,实所心折”[1],表达了对醇亲王视察海军微服简从作风的钦佩之情。
六是联系上下文用隐语。晚清官员信札中经常出现“贵宗人”一词,借以指代与收信人同姓某人。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二十一日,张佩纶致李鸿章:“贵宗人处已代致意,日内幸与之一书。此等处万勿忘忽为祷”,“贵宗人”指李鸿藻,刚刚在甲申易枢中被罢黜军机并被降职调用。除了姓氏关联外,还有与周围人物关系的关联方式,尤其是君臣、父子关系等,如李鸿藻因籍贯直隶高阳,常被尊称为李高阳,但因慈禧太后被人称为“老佛爷”,所以也被称为“高僧”。光绪八年(1882年)六月初十日,张佩纶致李鸿章,谈到黄彭年重新起用之事,希望李鸿章出面做些工作,说到“若我公于谢函中向高僧一说法,则未可知。”希望李鸿章向李鸿藻打打招呼。光绪八年(1882年)八月十二日,张佩纶致李鸿章:“朝鲜之役,清议深以诈力为非,众口一词。询其所以,当由辟疆铺张过盛使然。幸内议得视为奇功,赏必不薄耳”[1]。“辟疆”为何人,就要联系前此一封信。光绪八年(1882年)五月初五日,李鸿章致张佩纶:“振公荐贤之举,鄙意亦嫌太骤,固争之而不能免,几失其乔梓之欢。然足见其求贤若渴,出于至诚矣。潜公微词戢争止沸,自可镇遏浮嚣,惟留侯处处要好,未免意兴顿沮。鄙致尊处书则已向伊乔梓朗诵一过,不欲当面输心背面笑也。”此信中,振公,指张树声,字振轩;留侯,汉代张良封为留侯(《汉书·张良传》),也代指张树声。张良有子为张辟疆(《史记·吕太后本纪》),可以推断此处“辟疆”当指张树声之子张华奎。
还有人、事的关联。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二十日,李鸿章致张佩纶“神闾全不解事,乃有此调度耳。”神、闾,分别指醇亲王奕譞、阎敬铭,前者曾管神机营,故以“神”称之,后者借用“闾阎”一词代指。
根据以上的隐语使用规律,再结合习惯称谓以及历史事实,我们可以对一些信札进行一下解读。
光绪八年(1882年)九十月间,陈宝琛致张佩纶信札谈到江西官场:“太白诗名自贺监来为之减损,大抵廉俭是所长,拘滞闇懦是所短,凡事守旧,惟求无过,小处精核,大处模糊,请托复不能峻绝。故汪伦以盛气陵之,洪厓以虚架耸之,经笥先生谓其偏执处可恨(惟恐属僚瞧不起),巽懦处可怜(惟恐得罪人),诚笃论也(是好人是好官,却不是好督抚,私评如此)。然此公久有引退之志,若易河阳来,则情面殆有甚焉”[1]。太白为李白的字,此处指代李文敏,光绪四年至八年(1878-1882年)为江西巡抚;汪伦指代汪鸣鸾,光绪六年(1880年)二月前为江西学政;洪厓,亦作洪崖、洪涯,黄帝臣子伶伦的仙号,指代洪钧,光绪六年二月起为江西巡抚。
光绪八年(1882年)五月初七日,张佩纶致李鸿章:“越南消息,传闻异辞。越石以病乞解职,以君然代之,从公议也。……天子起公之意甚坚,深虑郑公不获终丧,而曲江行将赴关。”越石,晋名将刘锟,此代刘长佑以病辞云贵督;君然,东汉名将岑彭(《后汉书》第十七卷),此代岑毓英,以福建抚署云贵督;郑公,唐郑国公魏征,曾向唐太宗谏武官起服:“国家草创之初,武官不格丧制,天下今既安定,不可仍夺其情”,这里指朝廷很可能不会让李鸿章丁忧终制,而被夺情;曲江,张九龄,韶州曲江人(《新唐书·张九龄传》),此代张树声,李鸿章丁忧期间受命署直隶总督。
光绪八年(1882年)十一月十六日,张佩纶屡次弹劾王文韶,陈宝琛劝张佩纶:“吾丈且少竢毋轻发,能游说芳邻,召壶公入,或援潜邱为助,庶有着手处。”[1]壶公,张之洞别号壶公、抱冰;潜邱,阎若璩字潜邱,指代阎敬铭。陈宝琛希望王文韶自请开缺后,张佩纶能想办法让张之洞入总理衙门,再借力于阎敬铭,以增强中枢力量。
光绪八年(1882年)十二月十八日,李鸿章致张佩纶:“顷阅邸抄,鄂案已结。家兄笃老,已无宦情,惟平生孝友忠爱,远近尚无闲言。太冲报复微嫌,必欲深文周内,若非圣明俯鉴,枢辅斡旋,何能稍留情面?殊知感激涕零,不知所报。”太冲,左思,字太冲、泰冲,晋代文学家(《晋书·左思传》),其《两都赋》曾引起洛阳纸贵,宋代邓林有诗《左太冲》,此代指左宗棠。光绪七年(1881年)十一月,时任云南道监察御史邓承修,疏陈湖北财政,并劾李瀚章,清廷派左宗棠查办,革道员杨宗濂,李瀚章旋亦解任。
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二十七日,醇亲王奕譞致书翁同龢,谈及总理衙门人事变化,“子房初识,乃一孟浪少年,少按即塌,须大加历练,始克负荷,日前译署一疏,奉有措词过当,迹近要挟,申斥之旨,至今伏而不出,其嫩可知”[5]。子房,张良,字子房,指的是张佩纶。光绪九年(1883年)十一月十一日,张佩纶刚任总理衙门大臣不久,致函李鸿章:“奉初六钧教,以佩纶参谋译署,谬承奖勖,悚惕曷任。”甲申易枢后,张佩纶为让恭亲王重新出山,利用新任军机不谙洋务的弱点,疏请军机大臣兼署总理衙门大臣,以达到曲线救国目的,结果受到申饬。
三、关于张佩纶密札的解读
经过上述对隐语使用规律的探讨,我们再回头看看张佩纶那篇典型的密札,进行解读,就更能接近历史的真实。
1. “救僧、道是鄙人廿四以前志愿,今已灰冷。道教难兴,僧投佛缘,神意不憙。久之,僧必仍作主持。僧意甘退院,曰禅心已沾泥絮矣。”僧,即高僧,指李鸿藻,道,即乐道堂主人,指恭亲王奕訢,神,即醇亲王奕譞,佛,指慈禧太后。此句说的是:本年三月二十四日以前,张佩纶曾想曲线救国,以总理衙门名义上书请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但遭申斥,遂断了这个念头。但是恭亲王奕訢难以再主持朝政,李鸿藻虽和慈禧太后投缘,但醇亲王并不喜欢他,所以久而久之,李鸿藻必然仍主持政务,但李鸿藻已不想再任军机,“禅心已沾泥絮矣”。
2. “两画是立本胜于僧繇,然入神则僧繇耳,近神品全推覃溪。两画亦不必久悬密室耳。”两画,说的是阎立本、张僧繇两位画家,代指新任军机阎敬铭、张之万。覃溪,清代书法家、文学家、金石学家翁方纲,字覃溪,代指翁同龢,此时与醇亲王奕譞交往甚密,甲申易枢后,与其信函交驰,为其参谋时政。此句说的是:阎敬铭虽比张之万更有才干,但奕譞更看重张之万,特别推崇翁同龢,所以将来,阎敬铭、张之万都不会久任军机,“不必久悬密室”,倒是翁同龢可能成为新贵。
3. “十八参神,实以一片婆心劝神回心向道。吾非好道,但道尚畏人,可共事;神则无所顾忌,难与共事也。”这句的意思是:三月十八日拜见奕譞,是想劝其与奕訢和衷共济,毕竟奕訢对人敬畏,可以共事,而奕譞则无所顾忌。
4. “廿五一偈来教云,疑某亦出谋发虑一语,为之三叹:庵主疑为僧道所累,急于自剖,则一叹;神欲用庵主,先以术吓之,而庵主已色动,则再叹;以极好之庵主,被外魔内神缠扰,而鄙人不能相助,则为之三叹。不知佛以庵主于慈航佛火精究有年,费布施钱、可布地,殊不足降伏彼法,亦怒之,故当头一棒耳。不关僧道累之,殆五台山诸开士扰扰说庵主故耳。”因前面有“一偈来教”,遂以“庵主”代李鸿章。法,看似是指佛家说法,实际上是一语相关,盖此时李鸿章正与法国议和,一时难有端绪。此句说的是:李鸿章来函认为张佩纶参与盛昱弹劾一事,怕被奕訢等人连累,急于上书表明心迹,而奕譞想以李鸿章议和,“先以术吓之”,慈禧太后则因为李鸿章议和不成,心中恼怒,予以当头棒喝。但这些都与“僧道”无关,实际上是朝廷众多官员对李鸿章主和不满,以致各位“菩萨(开士)”“扰扰说庵主故耳”。
5. “鄙人不好道,亦非爱僧。但僧颇受戒,其事佛诚,其待庵主亦至惜。僧为道累耳。且攻释迦者,并及吾教。僧去,儒何必留? ” 释迦,佛教教主,此指清流领袖李鸿藻,所以“吾教”,即指包括张佩纶等在内的清流党人。张佩纶告诉李鸿章,自己力图挽救“僧道”,并不是喜欢他们,而是李鸿藻为人忠诚,待李鸿章也很好。但此时以李鸿藻为首的清流党人受到攻击,李鸿藻去后,自己也不愿留。
6. “神不能忘情于张仙,屡属师(意会)礼之。仙非从赤松游不可也(欲罗致之作韦陀,但吾非吓鬼者)。”张仙,代指张姓官员,张良曾言:“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5],考虑到后面有“吾非吓鬼者”,遂为张佩纶自称。赤松,道教代表赤松子,指代恭亲王奕訢,奕訢号“乐道堂主人”。这句是张佩纶表明心迹的话,即不愿与“神”共事。
7. “说法乃庵主事,幸勿牵连。五斗米教天师但能捉妖,不能说法。”“说法”,也是一语双关,即中法议和之事。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二十七日,李鸿章致函张佩纶,“万一福酋议有头绪,欲附片密请台旆来津,为援儒人墨之举,亦示天下以公非真欲主战者,未知尊意何如?”张佩纶予以婉谢,嘱咐“幸勿牵连”,并强调“但能捉妖,不能说法”。
8. “阎罗难共处,其习有三:曰诈,曰愎,曰粗。”阎罗,代阎敬铭,表时难与共处。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二十二日,张佩纶曾经致函李鸿章评价阎敬铭:“奈丹老于洋务隔膜,于治理苛碎,断非救时宰相”[1]。
四、晚清官员其他隐晦的表达方式
除用隐语的方式达到保密的效果外,晚清官员也用其他的隐晦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通报信息。
一是用中医术语。光绪八年(1882年)十一月十六日,陈宝琛致张佩纶信:“近日医家但求合于古方,不深辨病候,以治膏肓,何能奏效?吾丈苦心孤诣,鄙人独知之耳。更生归,吾道不孤,盍为酌进一方。”(《汉书·张良传》)表面上谈中医药方,实际谈的是清流派在风闻弹劾上不讲策略,以致于帮不上张佩纶的忙,所以寄希望于“更生”归,助其一臂之力。“更生”,宝廷,号更生,清流四大名谏之一。
二是用暗码。光绪十年(1884年)闰五月二十九日陈宝琛曾与张佩纶商以“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为暗码。”“传电暗码用‘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二语,如隔二则用‘内’,隔三则用‘存’之类”[1]。甲申易枢后,清流派受到重创,除李鸿藻被罢军机降职调用外,张佩纶受命会办福建船政,陈宝琛会办南洋,随曾国荃参加上海与法议和事务,二人在通电上不得不对敏感问题进行保密。
三是自创电报密码。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月十八日,张佩纶致函李鸿章,提出私人通电使用自创电报密码事:“来电用密红本,此本电局有之,最易泄漏。而秣陵止有仲彭处一册,每一电至,就试馆借译,辄使人彻夜不得寐。电信新法,则更家经户诵矣。楚宝有鉴于此,另编电启新本,屡属寄致钧处。蒉以懒问世事,时复因循,兹乘吴锡宝之便寄呈,如有密语,似可用之。彭、蒉均有此册也。”[1]“楚宝”,张士珩,安徽合肥人,李鸿章外甥,曾入李鸿章幕府,甲午战后因被人参劾盗卖军火被革职。“仲彭”,李经述,李鸿章之子。张佩纶赐环后,续娶李鸿章小女李鞠耦。可见,这是家人间私人通电,为保密起见,甚至编了一本电报密码。
四是一语双关。此种用法,前面已提及。光绪十一年(1885年)四月初五日,张佩纶致李鸿章信中附一函请代寄张之洞,“月初到戍,次律邠州,非贾生长沙,勿怅恨。公宣劳,吾学道,各努力求丹祈雪,断不必振轩一保,葛藤至今,不愿多受人荐,妨自立地。”“求丹祈雪”,为双关语,表面上是求道和求雪,实际上是在表达希望张之洞要多做阎敬铭的工作,而自己一心求道。所以,他特意叮嘱李鸿章“若嫌字多,公节之数语亦可。惟丹雪一语勿删为要”。
[参考文献]
[1] 姜鸣整理.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2] 张元干.满庭芳·为赵西外寿[M].北京:中华书局,2009.
[3] 陈星整理.陈宝琛张佩纶往来信札[M].陈绛校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4] 李昉.太平御览:第四百四十四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0.
[5] 翁万戈整理.翁同龢文献丛编之四·中法越南之争[M].上海:远东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李利林]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Use of Enigma in Official Letter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YAN Fudong
Abstract: The correspondence letters of officia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re very precious materials for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For reasons of confidentiality and other reasons, officia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often used cryptic words to refer to personal events in their correspondence. The common ways of using lingoes include allusions, deductions, dismantling characters, allusions, etc.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the usage rules and obscure expressions of cryptic expressions in official letter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it helps us to better interpret historical facts.
Keywords: Late Qing; official letter; lingo
[收稿日期] 2021-10-09
[作者简介] 闫富东(1973-),男,黑龙江望奎人,湖北省版权局工作人员,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