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报刊中的中国共产党形象与西部想象 —— 以《中国的西北角》《红星照耀中国》为中心的考察
作者:秦琼      阅读量:1105      时间:2021-09-10

[摘   要] 在20世纪30年代的旧中国,国民党控制的大众媒体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形象进行了长期的污名化报道。范长江和埃德加·斯诺的西行对于大众了解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形象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的西北角》和《红星照耀中国》两本书对扎根于革命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实际状况进行了如实描绘,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事实真相,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革命发展留下珍贵史料的同时也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国内外影响。

[关键词] 大众媒介;范长江;埃德加·斯诺;人类命运共同体;媒介印象;中国共产党形象;红军形象;国民党形象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1)09-0005-10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论述国家民族起源时,认为同属于一个共同体的民族情感,在民族形成过程中意义重大。它可以为民族传承提供稳定持续的心理认同来源。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更是将精神共同体视作最高层次的共同体,并认为它主要以精神和观念连接,相较于血缘共同体,精神共同体所能动员的人群范围更广、群体目标更为宏观。在传统社会,共同体意识依附于地域和血缘之上,随着社会规模的扩大,地方主义和宗族的影响减弱,共同体意识则主要借助大众媒介得到广泛传播。正如安德森指出的“报纸这个概念本身就隐然意味着,即使是‘世界性的事件’也都会被折射到一个……读者群的特定的想象之中”[1]。共同体意识中天然包含着血缘、地域的同质性,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种族和文化同质性。当共同体遭遇存续危机时,人们对于共同体的强调和认同,也就会被空前地激发出来。此时,共同体面临的危机,将会以外部/他者的形象折射出来,并被人们赋予多种含义,以凸显共同体自身的特质。

在1930年代的中国,在民族和国家存亡危机空前严重的历史阶段,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既需要抨击外部的帝国主义势力以巩固民族意识,又需要在内部建构一个正统镜像凸显执政的合理性以维持统治。因此,当我们重新审视1930年代的媒介议题时,红军及中国共产党注定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议题,而围绕着这些议题所展开的媒介叙事,其实都指向了对共同体的想象。其中,范长江和埃德加·斯诺(Edger Snow)的西行纪事,因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当时西部和中国共产党的情况而留名于历史,更因反映了其时复杂的社会意识而为后世留下了诸多的研究空间。

一、为什么要西行:“西行”前的媒介印象

1930年代,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动向,是当时的大众媒介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国民党控制的报刊对中国共产党采取污名化、片面化的报道策略,通过将红军比作农民暴动、将红军领袖塑造为残暴的独裁者,以及诉诸恐惧宣扬“共产共妻”等方式,营造出一种人人自危的媒介环境。而这种空前集中的舆论诱导,也为国民党自身留下了巨大的坑洞,通过对1930年代部分报纸内容的考察可以发现,范长江和斯诺的“西行”是历史的必然。

1. “盘旋”于西部的“赤化”危机。媒介对共产党的污名化,主要是通过将其比作历史上轮回式的农民暴动、匪祸、流寇,乃至“妓女”和“霍乱”的方式,从形象上、意义上来摧毁共产党的合理性和正义性。国民党控制的官办和民办报刊,通过长期的、系列的、图文结合的方式,不断向民众灌输共产党的危险性。通过这样一种报道方式,政党之争直接上升为政治、社会乃至私人领域的重要议程。

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在研究一战中交战双方的宣传策略后认为,“将领”是战时宣传中的关键,人们会把将领的形象与他领导的军队的正义性联系起来。1930年代,国民党控制的媒介在对共产党领袖的报道上,采取了同样的方式。第一,将红军领袖直接与历史上的张献忠、李自成类比,暗示红军每到一处,其行径与张献忠“屠川”无异。第二,把红军领袖比作苏联、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理人,激发读者的民族情绪。第三,称呼红军领袖为“皇帝”,引发民众对时犹未远的“帝制”专制记忆。第四,诬蔑红军内部不堪独裁之苦,不断出现“叛逃”。在不遗余力抹黑中国共产党时,当时的报刊还从苏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入手,企图勾勒出一个邪恶的、本质是帝国主义的外部形象。历史上,中国与沙俄多有领土争端,晚清以来,沙俄成为割据中国领土最多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报道苏联时,当时的媒介充分利用了这种民族心态,直接将苏联与沙俄等同,妄称其帮助中国共产党的行为与日本扶持伪满洲国无异。   

此外,在报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时,不仅详细报道欧洲各国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排斥态度,还格外详细介绍了日本共产党的活动。考虑到当时的中日关系,这种报道无异于诛心——连日本人都害怕共产党

2. 丧权、内斗的国民党形象。当国民党控制的大众媒介在不遗余力抹黑共产党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漏洞”。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众已经越发意识到国民党报刊的不可信。

1930年代之前,除当时政府机关的公告之外,红军或者“赤匪”的消息都是散见于报刊,与众多国内消息共享拥挤的版面。到了范长江和斯诺西行之前,红军已经是各大报刊重点关注的对象。1928年前后,在报刊中“赤匪”只是盘踞江西兴国一带的“土匪”。关于长征的真实情况,虽然几乎不可能出现在报刊上,但民众可以通过报刊的标题,“看”到红军是如何一步步从江西出发,足迹遍布贵州、云南、四川的。譬如当时的报刊上有这样几则新闻——《川北赤匪图扰盐区之失败》(《盐务汇刊》,1933年第29期)、《四十三师固守乐安击溃赤匪详情》(《扫荡》,1933年第10期)、《琼崖赤匪即将肃清》(《中央周刊》,1933年第240期)。同时,读者还“看到”了红军规模的不断扩大。最早,媒体以“赤匪”称呼红军,慢慢地出现了第一、三、五、八军团的身影,西路军也成为国民党重点防范的对象[2]。红军不仅没有如国民党报刊一贯叫嚣地那样“消失、溃败、覆灭”,反而越来越壮大,越来越与“土匪”“流寇”相区别,而呈现出正规化的军事组织架构。

其实早在1930年,就有一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疑问:“剿共”已成为全国一致的呼声了,政府派遣军队架构人民组织民团,宜乎区区丑类,可以一鼓荡平了,何以自十六年(1927年)十二月十一日共产党在广州实行工农暴动以来,不到3年,而祸乱竟波及到全国呢[3]?到了1933年,在大众媒介笔下损失惨重甚至屡屡陷于绝境、“自相残杀”、不断“投诚”的红军,依然活跃着且越发壮大。《老实话》(1933年第7期)发表了余立的长文,文中不但详细介绍了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一带的活动,并用骁勇善战来形容朱德,同时还出现了“中共中央”等中性表述。

国民党控制的报刊,通过建立一些对立的二元结构,如“剿匪/通共”“追击/逃跑”“邪恶/正义”“正统/非法”等将共产党置于对立面。这种结构本身就容易激发读者的兴趣,蕴含着特有的新闻性,通过与土匪、流寇并列的方式,抹黑共产党形象,再用诉诸恐惧的方式,把公共领域的政治斗争诉求转移到私人生活领域,以“共产共妻”的口号蛊惑民众。这种连篇累牍的报道把“共产党”变成了1930年代最重要的媒介议题之一。凡是能够进一步建构或者解构这个议题的内容,都会引发受众的关注。此外,在解释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时,国民党控制的报刊把苏联与帝国主义并举,以图激发民族情绪。但是也留下了疑问:如果苏联及其制度是邪恶的,那为什么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一样可以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什么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如火如荼,难道各国人民都“缺乏智识”吗?

于是当时的报刊上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言论:“国民党前途如何,将视其最近期内能否恢复国民信任以为断”“察中国现状,种种表现,简直使吾人不敢相信今日之中国尚为一有可救可为之中国,事实表现之最显著者,莫如此四分五裂之割据形势也”“此种局面……甚至坐使国家陷于崩溃之势”[4]。“我国党轴,内政不修勇于私斗,怯于击侮,每遭一次屠杀一次夺地,不过兴奋一时,绝不发愤图强以谋根本抵抗之法”[5]。连何香凝都说“一个弱国的国民,在世界上还有什么兴趣活着,连强国的一条狗都不如”[6]

国民党在利用报刊对共产党进行污名化建构时,其实也将自身置于了“他者”境地。这种长期的污名化建构,确实可以将一些粗浅、抽象的概念与对象捆绑起来,但作为参照物的自身所蕴含的意义,如果不足以填补对立概念时,人们反而会以镜鉴的心态对待建构者。中国共产党到底怎么样,苏区之外的民众难以了解,但国民党却是他们切实的当下——民众心中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山河破碎、主权沦丧、内忧外患的共同体情感,且直接指向国民党当局。在范长江和斯诺西行之前,大众媒介已经为他们的书写提供了空间。与其说他们是去发现真相,不如说他们是去解决问题的——西行势在必行(也许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斯诺能够在“白军”跟踪之下,顺利抵达苏区)。

二、《中国的西北角》:复杂多义的共同体书写

1930年代的中国,尽管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初具“现代”雏形,但西北在人们的印象中依旧是与“春风不度玉门关”“长烟落日孤城闭”等意境相联的。国人对于生活在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也知之甚少,民国政府虽然提倡“五族共和”,但社会上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意识依旧大行其道④。范长江也说,“东边的朋友们对于西北的想象,总犯两种错误。一种人是消极的态度,总觉得西北是荒凉与苦寒,难宜人类生活,因此不愿到西北来。一种是过火的乐观态度,受报章杂志不真实的宣传所影响,以为西北已经开发建设成了一块崭新的地区,争先恐后的想来观光瞻仰。后者可以说中了报纸杂志的毒害”[7] 8。在这样的背景下,范长江的西行见闻就显得格外重要。他在为时10个多月的考察中,重点关注两个问题,第一,西部的现状,包括西部的经济发展情况、民族情况。第二,西部是否孕育着中国的未来——西部是否具有现代化的前景、红军的前途。

1. 汉文化中心意识与西式现代化。在第一个问题上,范长江的态度并不乐观。尽管他认为西部地区也有其可取之处,但工业基础落后、社会闭塞、民族杂多的现状,直接影响了发展,西北并没有成为“一块崭新的地区”。可以说,在他的笔下,西部依旧是属于过去的。

范长江的通讯是以游记的方式记录沿途所见所闻,他每到一处,就将此处的名人胜迹娓娓道来,譬如写绵阳为“蜀汉时代之陪城……庞统被射死的落凤坡,就在绵阳到成都中间的德阳县境内”[7] 3。这种写法虽然能够拉近读者的心理距离,但其内在的观念依旧是传统游记中“智者乐山、仁者乐水”的——通过描写一地的风俗人情,来表达某种道理。譬如当他看到西部农民在国难当前还能安贫乐道时,则写道“他们哪里知道,在现在中国经济情势下面,他们的生活,只有一天一天的低落下去,绝无改善之可能”[7] 59!在考察西北地区回族、藏族情况时,范长江也是持类似的态度。他认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很难发展成现代社会,并把“汉化”视为少数民族先进与否的标准。范长江见土司时,“杨氏以极流利之汉语相寒暄,其院内及客室中布置,完全如汉人中上等人家……杨氏衣汉式便服,衣料亦为舶来品之呢绒等货。记者颇惊此边陲蛮荒之中,竟有此等摩登人物也”[7] 46。他还认为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难以发展出先进的政治体制,尽管首领们已经汉化,但在对待民众时“则采(取)完全封建的、神权的方法,毫无近代有力的政治机构,更丝毫无民族主义之意识”[7] 47。不过范长江也敏锐地看到了西北地区民族问题的紧迫性,“青海内部包括了非常重要的民族问题,我们掩耳盗铃的不想解决的办法,只是马马虎虎的设了一个‘省’,这和新疆设省一样,没有把新疆问题丝毫解决。所以我们不能把青海作为‘省’来研究,只能作为特殊势力来看待”[7] 89

在第二个问题上,范长江也比较悲观。他认为西北不可能发展成为真正的现代社会,西北地区经济落后、人民智识低下、民族矛盾丛生,而红军更是“农民暴动的军事组织”。“中国红军彻头彻尾为农民暴动的军事组织,愈到现在,情况愈为明显”[8] 124。不过范长江也承认关于红军的见闻,多数是道听途说的。他自己也在书中写到藏兵告诉他,“见万音附近放有二三百具红军死尸,多为冻死病死者,此等死尸之臂腿正被其未死之‘同志’割煮以充饥!藏兵虽野,睹此亦惊悸不已”[8] 264。而谈到共产党为什么不能取得胜利,范长江也不讳言:“都市支配农村、大都市支配小都市、上海支配中国的内地,而伦敦与纽约又支配了上海。毛泽东和朱德他们在农村中拼命将近十年,至今还没有把中国政权争夺到手,就是他们还没有力量把支配中国的几个大都市把握得着!”[8] 225时年25岁的范长江,在对待西部和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上,他的心态和认识都是不成熟的。虽然他承认西部也在发展,内陆的现代化也波及了西部,但他认为城市才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主力。

2. “西方—东方、现代—落后”的二元观念结构。1875年,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被杀,因不满清政府的处理结果,英国提出交涉,要求清廷派使者赴英国亲自解释。郭嵩焘背负着“通好谢罪”的使命出使英国。他自上海启程,途经新加坡、马六甲、印度洋、红海等地最终达到伦敦,历时50余天。期间他将详细记录行程的日记整理为《使西纪程》一书寄回总理衙门,希望给朝廷办理外事时提供一些参考。郭嵩焘在书中提出了几个观点:西方政教优于中国;西方强盛在于民主;闭关锁国不可行;西方的教育更为务实。在洋务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背景下,郭嵩焘看到了仅仅学习西方的“器物”是不可行的,西方强盛的根源在于政治制度。而50年后,当范长江游历西北的时候,帝制已除,东南沿海地区已经拥有了一批现代都市,尽管它们内里依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式的,但表面上已与西方世界无异。

在范长江的笔下,我们时不时可以见到他以纽约、巴黎、伦敦乃至东京来比附西部的一些地方,在见到藏王寨时,更形容它是“上海的国际大饭店”。所以当时范长江对于中国未来的设想,依旧是社会精英的主流看法——政治上建立西方式的体制,经济上实行自由贸易,文化上发展现代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与郭嵩焘的《使西纪程》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想要寻找实现国家独立富强之“道”。但是这种寻找是建立在“现代/传统”“进步/落后”的二元价值观念的基础之上的,只不过一个向外一个向内,但却都是以西方世界作为中国发展的参照物的。中国该往何处去?中国是否可以发展出独特的东方式的发展道路?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没有找到答案。

3. 西部的战略空间定位。尽管范长江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西北地区很难发展出真正的现代文明,但他并不认为要就此放弃西北。他认为中国的希望依旧在西北,不过他是从民族生存和国防安全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的。就在《中国的西北角》出版不久之后,1936年日本对内蒙心生蚕食之意。面对这一形势,范长江写了一系列文章为西北的未来鼓与呼。“记者在西北旅行一年归来,深觉西北大有可为,尤以西北人诚笃勇敢,将来定可致力于国家”[8] 336。西北之所以落后,是因为长期以来“传统的‘征服’、‘羁糜’、‘利用’等政策”以及不平等的民族意识横行。同时,他敏锐地指出,日本经营新疆表面上是“防共”,其实是以此为借口想要深入中国腹地,而当时苏联对新疆的经营也应该引起国人重视。因为“历史上,我们看到汉族要向西北发展,必须取得河西以为根据,而即使要保全西北,亦绝对不能放弃河西”[8] 326。范长江是从国家和中华民族整体生存的高度来看待西北的地位和价值的。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因时代的苦闷,逼得到各地去视察”[9]的范长江,他的诉求无疑是代表中国人的主流看法的。正如他自己所说:“一代文章,其所记述者乃当时当地之事物。”[8] 57所以,即便他在《中国的西北角》中认为西北发展不出真正的现代文明,但在他看来西北也孕育着中国的未来——只要西北还在,中华民族就有广阔的腹地以保存实力,就有重新站起来的希望。

范长江的西部之行,虽然为当时的人们了解真实的西部提供了诸多材料,但从本质上来说,《中国的西北角》指向了一个意义复杂又含混的共同体。在民族与国家的建构上,它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将“汉化”作为重要的标准,这既是千百年以来主导的民族意识的残留,又是文化中心意识的表现。在旧制度亟待变革,新制度尚在探索的时期,这种无意识的民族主义,既不利于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还会为未来留下极大的政治隐患。而在社会制度和社会治理上,《中国的西北角》除了将“现代”作为重要的标准外,也将精英治理模式视作理所当然,对共产党所代表的工农联合则表现出明显的不信任。对于西部地区的战略定位,则是将其定义为“韬光养晦、卷土重来”式的缓冲空间,因而对于西部的风土人情,范长江的书写始终是带有猎奇意味的。那么在这样一种文化书写中,西部空间就必然呈现出一种怪异的色彩:它似乎是有未来的,但它又以一种传统且落后的方式,处处宣召着它的不合时宜。

三、《红星照耀中国》:团结、自由的共同体想象

在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问世之后不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则从另一个角度,为当时的中国人提供了全新的共同体想象。斯诺在书中描述了一个与国统区截然不同的新世界,为向近代以来不断从西方寻求独立富强之道又屡遭挫败的中国人提供了全新的景象。同时,其丰富的一手资料,也震撼了被国民党报刊反共宣传所荼毒的国人,使他们看到了充满人格魅力的共产党领袖和极具个性的边区人民。

1. 西部世界的“新”生活:变革世界的东方智慧。斯诺在边区生活了4个多月,他的写作围绕着几个方面展开。第一,红军领袖形象,红军士兵群像。第二,边区的生活情况,涵括了生产、娱乐、教育、经济体系等。第三,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系。

第一,领袖形象和士兵群像。1930年代在国民党控制的报刊中,毛泽东和朱德是“出镜”频率极高的两个名字,并且总是与“匪徒““流窜”等词语相连。在这些报刊中,毛、朱都是“素质低下”、出身“卑微”的农民。这种长期一边倒的报道方式,除了建立简单的概念外,并不能给读者留下更多、更深刻的印象。斯诺也说:“他(毛泽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个被标上如此高价码(指蒋介石悬赏25万银元通缉毛泽东)的东方人,他的脑子里究竟装着些什么?”[10] 5在斯诺的笔下,周恩来是“体态颀长”“说英语”“头脑冷静,善于逻辑推理”[10] 40的青年军官。毛泽东看起来是个“林肯式的人物,身材比一般的中国人要高……一双大眼睛,目光如炬,高鼻梁,颧骨饱满。我得出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知识分子的面容”[10] 52。斯诺还将当时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对毛泽东心存疑虑,归因于毛泽东农民式的、不拘小节的生活习惯。因为毛泽东本人知识丰富,熟悉古今历史,广泛阅读西方哲学著作“是个人文主义者;他认定人类有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10] 56。并借红军战士之口,讲述了毛泽东平易近人,没有派头,在物质上也没有过多追求,他和周恩来唯一的奢侈品就是蚊帐。此外,在描写邓发、贺龙、朱德、林彪、李克农、林伯渠等人时,也强调了他们身上对于知识、对于普通民众的尊重。

而在描写红军战士时,斯诺注意到了红军战士们蓬勃的生命力和乐观的精神。譬如在讲到红军战士来自五湖四海、几乎都是苦出身时,斯诺认定在他们乐观的背后蕴含着比快乐“更高层次的幸福感”[10] 47。斯诺通过红军战士纠正称呼、拦住没有通行证的彭德怀等几个情节,讲述他们具有强烈的自尊心和平等意识。

第二,边区生活画卷。斯诺详细描写了苏区的方方面面,包括边区人民的饮食、娱乐和劳作。在这些详细描写中,国民党报刊的攻讦不攻自破。更为重要的是,斯诺通过民众自述和实地考察,将当时西方国家尚在斗争的社会议题,如男女同工同酬、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等展现在读者眼前。通过斯诺的描写,人们看到了一个人民安居乐业、军民同乐的社会。

第三,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斯诺在采访了中共领袖和苏区人民之后,得出结论“共产党拥护共产国际、与苏联团结一致,这些都是基于自愿……对于他们而言,苏联的作用在于它是一个令人信服的、活生生的榜样,能够为他们带来希望和信仰”[10] 222。斯诺的这种判断恰好解决了国民党控制的报刊造成的疑问——苏联之所以能继续发展,是借助了制度的优越性,共产党“也”不过是在向外部学习,寻求独立发展之道罢了。在《红星照耀中国》中的共同体想象主要与三种观念相关——对传统的态度、对当下的判断,以及对未来的想象,而这三种观念,恰好与1930年代乃至近代中国的诉求紧密相连。

近代以来,中国不断向西方寻求富民强国之道,古代中国代表的农耕文明与近代西方象征的海洋文明,也就天然地进入了二元对立的观念结构中。范长江就是带着这种心态游历西北的,而在《红星照耀中国》的文本世界里,这种观念结构其实也存在着。只不过它主要通过共产党人的自述,以隐射旧中国的方式显示出来。譬如在毛泽东的自述中,他与父亲的关系——他似乎对“富农”父亲保持警惕,从不过分亲近,母亲去世后,父亲则直接消失在毛泽东的自述中。周恩来则称自己出身于“没落的旧中国家庭”[10] 47;彭德怀因幼时顽劣祖母竟要溺死他,而他的父亲和继母都表示同意[10] 298。红军战士普遍都是苦出身,不堪资本家、地主或军阀的压迫,愤而投身革命。

在共产党人的自述中,过去及它所依赖的传统社会,是他们想要告别、斩断、乃至彻底变革的对象。因此,尽管毛泽东等人的传统文化造诣颇高,但在《红星照耀中国》的文本世界里,毛泽东幼时印象最深刻的歌谣却是日本歌谣《黄海之战》:“春天里,绿色的田野真可爱……这里是一幅新景象。”[10] 97他在自述教育经历时也是如此,对传统教育抱有强烈的对抗意识,不避讳对近代涌入的“西学”的强烈兴趣。同时,斯诺也注意到红军战士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是几乎从未流露出思乡之情,有的甚至根本就不记得故乡了。有学者指出,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存在着两种形态的民族主义:一种民族主义产生于西方侵略之下,因而具有较强的种族内涵;而另一种民族主义,则是晚清以文化和宗教为主要内涵的民族主义,它以较小的社会群体作为认同的基础[11]。从内涵上来说,第二种民族主义是滕尼斯所言的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原始共同体的表征。在种族生存大过民族、地区生存的情况下,原始共同体所能够动员、整合的社会力量是非常有限的。而在边区,通过共产党人的自述,斯诺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打开另一扇窗口——阶级是超越地区、民族和国家的。在“阶级”的作用下,第一种民族主义和第二种民族主义实现了合流,进而衍生出更高层次的精神共同体。在这个精神共同体的观念系统中,“有国才有家”是最浅近的,其核心观念则是中国人的理想未来。

但是,与五四运动以来对传统文化和社会的彻底否定不同,《红星照耀中国》的文本世界中,传统社会也未必都是坏的——因为它不仅催生了封建制度、官僚、买办、殖民地,还孕育了变革社会的重要力量。斯诺说,红军几乎都有悲惨的过去,徐海东苦力出身,他“真诚地相信中国的穷人、农民和工人,都是好人——他们善良、勇敢、无私、诚实——而有钱人却坏事做尽”[10] 247。正是在传统社会中的悲惨经历,才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变革世界的决心,相较于国民党而言更加强烈。通过辩证看待传统社会和它的底层人民,把二者剥离开来,以此也就在城市工人、贫民、农民之间,建立起了超越职业和地域、超越“剿匪/通共”的政治斗争逻辑的更高层次的联系。

2. 西部的“新”精神:团结的“人民”与“个人”的出现。对于当前的形势判断,《红星照耀中国》虽然也着墨甚多,但考虑到当时国共两党势力对比,以及西部地区闭塞落后的现实。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持久战、游击战等理念的阐述,与边区生活画卷较之,则略微有些逊色。斯诺展示了边区的生活画卷,并且敏锐地捕捉到了“人”在边区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塑造了一批具有人格魅力的革命领袖,具有高度自尊、乐观向上、积极的红军战士形象,具有开阔的眼界、关心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的农民。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的报刊中是节节败退、困守西北的,即便中国共产党人能够以阶级联合工农,又是否会再次陷入封建社会循环式的农民起义呢?《红星照耀中国》给出了答案。在斯诺的笔下,红军的识字率达到 60~70%,并且有独特的、因材施教的教育方式。每到一地,就教当地的农民读书识字。64岁喂马的老李告诉斯诺,“我已经能认识200多个字了,红军每天教我识4个字。我在山西生活了64年,从来没人教过我写自己的名字”[10] 290。而红军剧社的演出是“众乐乐”的,颇有“肖托夸夏季教育集会”的遗风。红军剧社“真诚并且迫切的宣传目标,就是要震撼并唤醒中国农村的亿万民众,唤起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唤起他们的人权意识,克服儒教道教中怯懦、消极、僵化的信条,对他们进行教育和劝导”[10] 85。当此之时,蒋介石以儒家“礼义廉耻”为核心的“新生活运动”亦如火如荼。两相对比,同强调勤洗澡、不随地吐痰相比,在1930年代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边区开展的扫盲、关注国际形势、讲解中日战争近况的行为,无疑更加适合时代需求。

更为重要的是,在农民中开展识字活动、讲解国际形势、强调平等、宣传民族统一战线和长期抗战,让斯诺笔下的农民们充满了令人向往的想象。斯诺笔下的红“小鬼”会忧心外号令外国读者笑话而惴惴不安;刚脱盲不久的农民就急于办板报。斯诺在红军大学演讲时,学员们过于关注国际形势,他因无法解答而感到窘迫。更有当地农民向斯诺打听西班牙人民阵线左翼联盟的斗争情况。这一切都让鲁迅笔下麻木不仁、围观砍头、乐于吃人血馒头的中国人消失不见了。“看到他们,你会觉得中国并非没有希望”[10] 273。五四运动以来的改造国民性的呼吁,在《红星照耀中国》的世界里得到了回应。尽管两种改造本质上是不同的,但救亡压倒启蒙的时代导致了某种错位。

此外,在《红星照耀中国》的自述中,中国共产党人不讳言激烈的民族矛盾,导致红军在途经四川、云南等地时损失了大量人马。但是不同于当时的主流“汉化”态度,中国共产党对这些少数民族是尊重的,并鼓励他们在国民革命结束后建立自治“政府”。斯诺也写到了西北“四马”。他采访了红军中的回民军团,惊讶地发现信奉唯物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竟然不干涉宗教——回民军团不仅做祷告,还上红军政治班。更难的是,长征时期还处于激烈对抗阶段的民族问题,在边区竟然得到了解决。回族红军战士告诉他,回汉是兄弟,是华夏大地的一份子,他们有共同的敌人,如果阿訇反对革命“人民”就会惩罚他。斯诺使人们看到,即使有着不同的背景,拥护不同的偶像和文化,但回民也好、藏民也好,他们都是求生存的“普通人”,他们都害怕被压迫、被奴役,都渴望新生活。在1930年的时代背景下,共产党在边区的政策,为几千年来中国的民族问题提供了合理且现实的解决思路,使人们看到了跳出民族中心论、反复陷入统治和叛乱的对立境况的可能性,而从阶级的高度把民族统一在“人民”的话语中,则为争取战时后方的稳固提供了更加实际的做法。

1930年代,当国民党控制的媒介不断发起舆论迫害,把共产党塑造成农民暴乱式的封建独裁集团时,他们所采用的策略是从外到内的——因为信奉的制度邪恶,所以人就邪恶。斯诺反其道而为之看到了人的重要性。他从人入手,为当时已经濒临亡国灭种危险的国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12]。在斯诺这里,西部空间实现了文化意义的转移——从落后闭塞转向充满希望的、东方式的生存智慧与文明。

通过斯诺的书写,《红星照耀中国》成功建立起了一种未来的想象。通过把血缘、业缘、地缘、宗教信仰等统一在“人民”和“阶级”的话语中,《红星照耀中国》使当时的人们看到了跳出地区偏见、宗族社会礼法桎梏、民族中心论和职业区隔,在最大范围内团结所有人、发动所有人的可能性,为恢复国家主权、民族独立而奋斗的可能性。“原来中国还有这样一块地方——陕北。那是和我所厌恶的国民党统治的旧社会和丑恶的十里洋场上海完全不同的一块净土”[13]。《红星照耀中国》让1930年代苦闷、焦虑的国人看到,在古老的西部,蕴含着民族国家共同体继续生存、独立发展、不断进步的希望。

范长江和斯诺的写作,几乎同时结束于“西安事变”之前,但两者对于未来的判断却是相反的。通过1930年代前期的媒介书写,我们看到了一个艰苦卓绝、决不妥协的中国共产党,也看到了红军是如何突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建立革命根据地的。1936年之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大众媒介的议题也从内战转向全面抗战。共产党在媒体上的形象和地位,也逐步发生了显著变化。但回望历史,斯诺笔下的边区依旧熠熠闪光。

 

注释:

① 1935年,时年25岁的范长江在《大公报》的支持下,从上海出发经由四川,深入西北腹地考察。他将途中见闻以旅行游记的形式陆续发表在报纸上。1936年,这些旅行游记以《中国的西北角》为名集结出版,一时洛阳纸贵。无独有偶的是,当范长江的系列通讯在国内引起关注的时候,埃德加·斯诺也在筹备他的西北之行。1936年,在宋庆龄的协助下,斯诺得以进入重重封锁下的陕甘宁边区。是年底,他离开边区重返上海,将他的见闻发表在英文《密勒氏评论》报上,引发巨大轰动。为了让更多人了解真相,复社召集一批人秘密翻译、刊印了斯诺的系列文章,并以《西行漫记》的名字将其传播开来。

② 对共产党的污名化报道,参见《湘赣两省剿匪条例》(《江西省政府公报》,1929年第5期)、《我们为什么要打倒中国共产党》(《中央半月刊》,1929年第4期)、《赤匪彭黄输诚之经过:跳梁赤匪瓦解不远》(《时时周报》,1931年第2卷第15期)、《妓女:赤匪》(《扫荡画报》,1932年第22期)、《赤匪消灭的可能性》[《中华周报》(上海),1932年第56期。作者自述曾于1930年左右,担任“剿赤军”右翼集团军总司令部宣传队队长一职]、《最近江西赤匪之三岔路线:赣南赤匪分裂的前因后果》(《扫荡周报》,1932年第20期)、《赤匪形势日劣》(《圣教杂志》,1931年第20卷第8期)等文章。污名化手法可参见《中央周刊》,该报曾在1931年第155期上刊发系列文章《第一必须深明赤匪之毒害与罪恶》《第二必须断绝赤匪思想言论与其出版物》《第三青年男女为赤匪所惑陷入歧途其家长或学校必须负纠正约束之责》,并通过“赤色帝国主义所以毁灭吾民族之毒计,即在以思想上与物质上之诱惑……使其破坏家庭……其在赤匪蹂躏之区,自八岁以上四十岁以下之男女,皆威胁之,使任焚杀淫劫种种残忍暴戾之工作”。另刊发《赤匪罪恶》《赤匪毒害》《赤匪之来源》等文,声称“一般民众因生活艰苦、知识薄弱,多被赤匪裹挟入伙,而各地盗匪流氓,更以臭味相投”。

③ 如《日本第二次共产党案纪事》,《国闻周报》1929年第6卷第45期;《日警破获朝鲜共产党》,《坦途》1928年第10期;《苏俄支配下之外蒙经济状况》,《新亚细亚》1932年第2期。

④ 如吴龢在《西南铁道系统与中国西北国防及其他——实业计划研究之三》设立四大铁道系统,“其目的盖所以联络南方大港,使与中国西南各地发生密接关系,以繁荣此荒漠少人烟之苗蛮巢窟,而固我边围者也。”(《新亚细亚》1932年第2期,第9页),认为建设西部是为了拱卫内地。又如李钦文《新疆之经济状况》提到新疆,“民间之风气是闭塞的,智识又是很幼稚的。”“新疆土民的生活情形,大部分是不脱游牧时代的生活。其户口若干,到现在还没有详切的调查……缠头回人乃是新疆东部的土民,其所作实大都是从事于耕种及畜牧……纯粹的中国人有三种。”“新疆可航行的水道是很少的……交通的方法又是极幼稚……多是赖骆驼及其粗笨的车辆。”“新疆省的制造品,除了该省所需的用品以外,其余自制的是很少,这是因为工业很幼稚”(《新亚细亚》1932年第2期,第19-27页)。

  

[参考文献]

[1]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  佚名.赤匪西军情况与民众应有之注意[J].湖南省政府公报,1934,(190).

[3]  海君.共产党与中国社会[N].共产半月刊,1930-04-15.

[4]  敏书.读大公报社论后再论统一[J].人民周报,1933,(81).

[5]  胡成熙.川滇康边区建省议[J].新亚细亚,1932,(2).

[6]  何香凝.告黄埔同学书[J].新亚细亚,1932,(2).

[7]  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8]  邹小丹,等.范长江新闻文集[Z].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

[9]  方蒙.范长江传[M].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

[10]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M].王涛,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

[11]  王国斌.民族的构建:亚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认同[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

[1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3]  中国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研究会.《西行漫记》和我[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

 

[责任编辑:李利林]

The Imag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n the 1930s and the Western Imagination

—— An investigation centered on "The Northwest Corner of China" and "Red Stars Shining on China"

 

QIN Qiong

 

Abstract: In old China in the 1930s, the mass media controlled by the Kuomintang carried out long-term stigmatization reports on the imag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Red Army. The westward journey of Fan Changjiang and Edgar Snow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understanding the true imag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Red Army. "Northwestern Corner of China" and "Red Star Shining on China" truthfully portray the actual condition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Red Army rooted in the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allowing more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truth and leaving precious 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the r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Red Army.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expanded the Communist Party's domestic and foreign influence.

Keywords: mass media; Fan Changjiang; Edgar Snow;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media impression; the imag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image of the Red Army; the image of the Kuomintang

 

[作者简介] 秦琼(1987-),女,湖北红安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讲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