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强大市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浙江启示
作者:刘建国 陈志强 钟守鹏      阅读量:188      时间:2020-04-28

[摘     要] 市场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大特色,是浙江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法宝,“办一个市场,促一门产业、活一片经济、富一方群众、兴一座城镇”,成为浙江以强大市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浙江打造市场强省、以市场推动发展的成功实践,对湖北培育和打造强大中部市场具有很强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浙江;浙江经验;强大市场;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 F2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0)03-0062-09

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应对国际国内新形势、实现中美经济再平衡、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决择。湖北省委、省政府创造性贯彻中央方针政策,提出“坚定不移培育和打造强大中部市场”。这一重大战略部署,对于湖北集聚各种要素资源,构建中部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关于市场培育,浙江首屈一指,其市场年成交总额、超亿元市场数等指标连续25年居全国首位。中国社会科学院2017年发布的“中国商品市场百强”榜单中,浙江43家市场入围,义乌小商品市场、天猫商城、绍兴中国轻纺城、余姚中国塑料城等市场驰名中外、实力强大,推动浙江破解了诸多发展难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腾飞奇迹。可以说,市场是浙江改革开放的鲜明特色,成为浙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法宝。浙江打造市场强省、以市场推动发展的成功实践,对湖北培育和打造强大中部市场具有很强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市之为要:浙江高质量发展的市场牵引
  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上海期间,多次到浙江义乌考察调研,称赞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义乌之妙妙在小商品市场的崛起,拥有联合国、世界银行等世界权威机构认定的全球最大小商品批发市场。小商品市场让义乌无中生有、点石成金,帮助义乌从相对落后的农业小县发展成为实力雄厚的经济强市[1] 14。义乌的发展是浙江发展的一个缩影,“办一个市场,促一门产业、活一片经济、富一方群众、兴一座城市”[2] 21,成为浙江以市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
  (一)以市成势:市场造就了浙江由资源小省向经济强省突围蝶变
  浙江是一个资源小省,人均自然资源综合拥有量全国倒数第三。浙江又是一个经济强省,2018年GDP5.6万亿元,居全国第四位;人均GDP9.9万元,居全国第五位;人均可支配收入4.6万元,居全国第三位。浙江从资源小省迈向经济强省,最强劲的引擎就是市场。
市场强则资源聚。市场是资源汇集的中心,给浙江带来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数据流等经济要素,进而“无中生有”。浙江没有发达的畜牧业,却涌现了海宁“中国皮革城”、濮院“中国毛衫之都”;没有丰富的棉花和化纤,却诞生了绍兴“中国轻纺城”、大唐“中国袜业之乡”、嵊州“中国领带城”;没有充裕的金属矿产,却造就了永康“中国五金城”……这一系列奇迹的背后是市场的力量,市场把浙江变成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经济枢纽港”,通过吸进外部要素资源形成现实生产力,转化为自身强大的发展动力。
市场兴则经济兴。1983年以前的市场起步初期,浙江GDP尚在全国10名开外;1984年义乌兴商建市,浙江GDP首次进入全国前十;1993年起,浙江专业市场年成交总额、单个市场规模排名全国第一,其GDP也从1994年起牢牢占据全国第四的位置。由此可见,市场的发展壮大推动了浙江经济总量快速增长[3] 12。市场对浙江经济实力的推动还体现在区域辐射力上[4] 29,衢州不是粮食主产区,但依靠粮食市场成为浙江及周边地区的早稻定价中心。每年早稻收割前,江西等周边地区每天有很多电话打到衢州询问价格,衢州价格定了,他们才敢定价。
  (二)以市兴产:市场促进了浙江42个重点产业集群发展壮大
  浙江最大的经济底盘是布遍全省的42个重点产业集群,像杭州装备制造、温州鞋业、宁波服装、平湖光机电、台州医药化工等。这些产业集群实力雄厚,2016年中国社科院公布的中国“百佳产业集群”,浙江上榜24个。浙江产业集群的发展离不开市场,与市场彼此支撑、互促互进。
  搞活一个市场,兴起一方产业。江苏横扇镇和浙江濮院镇的羊毛衫产业兴衰分化很能说明问题。上世纪70年代末横扇镇羊毛衫产业已初具规模,2002年羊毛衫专业户达到300多户,横机5万台,从业人员5万人,但最终衰落了。濮院镇羊毛衫产业也在同时期起步,但目前已发展成年成交额400亿元的羊毛衫集聚区,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羊毛衫名镇”。横扇和濮院,相距仅60公里,产业相同,起步相近,却一兴一衰,什么原因?奥妙就在市场。濮院镇1988年建立起羊毛衫市场,横扇镇却没有,横扇大部分羊毛衫需到濮院市场销售,这样大部分利润被濮院的批发商、零售商赚走了,结果横扇的羊毛衫产业因没有市场走向衰落,濮院的羊毛衫产业则依靠市场逐步做大了。
  兴起一方产业,才有更大市场。消费者对商品样式的需求是不断变化的,如果市场没有生产能力,就不能快速提供适销商品,市场也不能继续做大。围绕市场建立生产基地,并根据市场信息不断产出为市场所欢迎的商品,市场才能长盛不衰。一个有生命力的市场是与相应产业集群互为因果的,并在空间上走向重合。绍兴1988年建立中国轻纺城,吸引大量企业入驻,1995年就形成了国内最大的轻纺产业集群。产业集群又带动绍兴、萧山、桐乡成为全国最大的面料和化纤市场,这两个市场再带动形成马桥镇、杨汛桥镇经编产业集群,大唐镇袜业产业集群,余杭布艺产业集群,以及新昌地区纺织机械企业集聚,浙江因此成为全国化纤产业第一大省,中国轻纺城2018年交易额突破2000亿元。这样的好戏在浙江大地上频频上演,围绕各个专业市场形成了“一乡一品”“一县一业”的特色产业集群[3] 13,也成就了浙江强大的制造实力(如表1)。


  (三)以市育新:市场孵化了浙江层出不穷的新经济新动能
  互联网经济是当前我国最重要的新经济,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最具典型性。马云曾在北京、上海创业,但在杭州才成功。为什么浙江能够成就马云,成功孕育阿里巴巴?实际上,浙江不仅赶上了互联网新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的三轮产业大转型,浙江都是重要引领者,其背后依然是市场的力量[5] 16。
  市场带来创新灵感。亚当·斯密指出,市场规模是技术进步与创新的源泉。产业创新的动力来源于对行业痛点和新需求的突破,而行业痛点和新需求只有在市场上才更容易被发现。浙江的市场提供了发现痛点和新需求的平台,伴随着痛点的解决或者新需求的实现,创新元素源源不断地涌现。阿里巴巴之所以诞生在浙江,是因为其致力于解决的痛点正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这个痛点只有在拥有千千万万中小民营企业的浙江市场感受才更加彻底。痛得越彻底,破解痛点的需求就越强烈;需求越强烈,新业态的创新就越容易出现。
  市场集聚创新要素。余姚中国塑料城2016年成立中国塑料研究院,吸引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第53研究所把在济南的塑料研发基地整体搬迁过来,并带动北京化学工业研究院设立两家子企业,从事改性工程塑料和高分子塑料材料研发生产。海宁皮革城耗资20多亿元,建设工业设计基地、时尚产业园和国际面辅料中心,提升原创设计能力,目前已形成从原料供应、产品设计,到成果转化、规模生产完整的文创生态体系,设计能力已国内领先、接轨国际。
  市场提升创新能力。在市场的作用下,浙江经济循环形成了“市场-资源-产业-市场”的独特模式,这与资源依附性经济体的“资源-产业-资源”区域经济循环区别很大[6] 16-17。前者的起点是市场,市场集聚资源,通过产业能力形成商品,商品扩大市场规模,最后由市场转移到消费者手中。后者的起点在资源,把本地资源加工成商品,商品卖出去后再挖掘本地资源。以市场为核心的经济体,能够借力发展,随市场转型而转型;以资源为核心的经济体,资源枯竭之时便是经济体萎缩之日。当前很多金属类资源城市面临资源枯竭转型之困,永康中国五金城却生机勃勃、越做越大,其核心逻辑就在于城市的动力源是市场而不是资源。
  (四)以市造城:市场推动了浙江如火如荼的城镇化
  浙江城镇化水平高,且发展均衡。2018年,全省城镇化率68.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9.32个百分点。城乡收入比为2.036:1,全国最低。人均GDP最高的杭州和最低的丽水,差距比为2.2:1,居全国第二低位。县域经济实力强大,2018年全国百强县,浙江入围21个。特色小镇发端于浙江,最成功的也在浙江。影响浙江城镇化进程的动力因素很多,但起基础性推动作用的还是市场。
  市场扩大,带来城镇繁荣。1982年义乌市尚未建立市场时,城市建成区仅2.5平方公里;90年代市场快速发展时期,城市用地规模进入飞速发展阶段,据统计,其专业市场成交额每增加1亿元,城市建成区面积可增加114亩;2017年市场交易额达1493.2亿元时,建成区面积己扩张到103.4平方公里,较1982年增加100多平方公里。城市扩大的本质是人气集聚,1982年义乌人口为56.84万,到2017年底,全市常住人口为183.47万,15年净增126.63万人。常住人口中户籍人口仅80万,外地人口达103.47万人,包括来自199个国家的外国人。市场就像一座强大的磁场,帮助义乌实现了由一个落后小县城向百万人口大都市的蜕变。
  以市造城,方能生生不息。市场带来制造业集聚,促进传统商贸业崛起,进而带动交通、电信、金融、餐饮、娱乐、房地产、旅游等行业发展,城镇规模也由此扩大[7]。这种“以市兴产、以产促城”的城镇化是内生型的城镇化,非常有生命力,其动力来自经济规模的扩大和第二、三产业在区域经济中地位的逐渐上升。宁波城镇化的背后是全市专业市场的发力,带动全市GDP由1978年的20.17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9850亿元,增长488倍;产业结构由32.3:48.1:19.6优化到3.2:51.8:45.0,农业比重减少到4%以下,第三产业占比增加25.4个百分点。先有市场、产业,后有城镇,城镇化就不会陷入“空城”困境,乡镇也因有独特产业支撑而魅力无穷,这也是浙江特色小镇不易被复制的原因。
  (五)以市开放:市场造就了浙江走向全球的开放型经济
  浙江是一个典型的开放型经济体,2018年全省进出口、出口、进口总值分别为2.85万亿元、2.12万亿元、7337.2亿元,分别居全国第四位、三位和六位,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9.3 %、12.9%、5.2%。东部沿海的区位优势固然给浙江开放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浙江开放不仅仅是沿海城市的开放,更是内陆的开放。
  浙中地区内陆开放的基础仍然是市场。义乌不沿边、不靠海,但其强大的市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商客,使其迅速成为浙江日用工业品融入国际经济、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平台。2018年义乌商品出口到世界212个国家和地区,净出口额达到2521.6亿元,出口标箱107.49万个。截至目前,全市境外企业经批准在义乌设立办事处(代表处)5000多家,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3万多名外商常驻义乌[8],在义乌金融机构开设账户近万个,联合国难民署、家乐福亚洲总部分别在义乌建立采购中心,义乌已成为全国重要的日用品出口基地和最大的内陆海关[1] 15。全球海运前20强企业有15家在义乌设立办事处,“义新欧”中欧班列写入中国-西班牙两国联合声明,义乌被确定为浙江省三个“大通关”建设重点之一。2019年1月,浙江省委、省政府批复《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验区框架方案》,并专门设立省政府派出机构——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验区管委会,推动义乌国际贸易便利化持续深化。义乌开放的实践表明,内陆开放的关键在市场和产业,有外面需要的东西,就能引得八方来客,形成开放格局。
  (六)以市活商:市场培育了浙江实力强大的民营企业群体
  民营经济发达是浙江的品牌和优势,在最新公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上榜93家,连续20年居全国第一位。2017年,浙江民营经济创造增加值33831亿元,占GDP的65.4%。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与浙商想经商、敢经商、善经商的发达市场基因密切相关,而这些都离不开市场的培育[9]。
  市场丰富了经商机会。市场汇集大量商业信息和产品商机,让周边群众看到机会想创业。永康中国五金城每天有无数信息在市场里传导,哪种产品近期热销,马上就有人“嗅出商机”造出来;哪种产品本地供应跟不上,马上就有人组织外地货源补充缺口,极大地助推了当地创业经商气氛。
  市场提振了经商信心。市场为众多尚未建立起自身销售网络的中小企业提供了共享式销售网络,使企业产品更容易卖出去,让经商更容易成功。丽水庆元香菇市场总成交额占全国食用菌市场交易量的1/4,形成了“全国买不到的香菇可以在庆元香菇市场买到,全国卖不出去的香菇可以在庆元香菇市场卖出去”的市场效应,使当地居民做食用菌生意更有信心。
  市场降低了经商门槛。市场分工把非常复杂的最终产品分解为众多简单的中间产品,为不具备全部技能的企业提供了介入生产的可能,让做企业更加容易。温州鞋业市场把鞋的生产分解为七大类数十种中间产品,大量中小企业可以通过生产不同的中间品,进入制鞋产业链。
  市场缓释了成本风险。市场的经营场所比较固定,交易规模又保证了买卖双方信息占有比较对称,从而提高了交易双方的互相信任度,使履约成本、监督成本、违约可能性等一系列不确定性风险成本大大降低。同时,市场上下游产品供应比较丰富,能为企业节省大量原材料和配件的搜寻、运输成本。
  (七)以市增信:市场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发展难题
  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这一问题在浙江也存在,但程度较其他省市轻。截至2018年末,浙江小微企业贷款余额2.3万亿元,占全部企业贷款余额的40%,占比居全国第一位。浙江中小企业融资相比其他区域较为畅通,同样与市场相关。
  市场扩大了融资抵押物范围。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小企业普遍缺少土地、房产等抵押物,其拥有的设备、门店因变现能力差不被银行认可。但处于同一市场的企业,大多是围绕相同产品或上下游进行生产经营,其设备和商铺在市场内具有一定的通用性,容易在市场上转手,银行就可以放宽抵押物范围,开展设备、商铺抵押贷款业务。义乌小商品市场、湖州织里中国童装城就有非常成熟的商位抵押融资业务。
  市场降低了金融机构信贷成本。银行对中小企业放贷成本较高,包括搜寻成本、信息成本、议价成本、决策成本、监督交易成本等。市场内部各种信息在市场主体间进行充分传递,商业银行比较容易从其他企业、行业协会或政府部门了解企业经营和财务信息,进而提高信贷效率。在这种低成本激励下,建行浙江省分行在全省各分支行建立了若干小企业(经营)中心,专注小企业融资业务。
  市场缓解了中小企业信贷风险。小微企业信贷风险除经营风险外,银行普遍担忧的是变更贷款用途和骗贷风险。在某个特定市场中,企业往往专注于市场相关的行业,不会随意多元化经营,这就降低了变更贷款用途风险发生的概率。另外,由于市场能给企业带来上下游配套和共享品牌、市场网络等好处,市场内企业经营往往更加注重“基业长青”,较少出现单个中小企业“打一枪换个地方”的机会主义风险。
  二、市在人为:浙江做大做强市场的“有形之手”
  浙江省各级党委、政府聚焦做大做强市场这一战略目标,紧紧围绕市场深化改革、推动建设、优化服务,终于把浙江打造成全国商品市场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领先省份[10]。
  (一)省级积极引领
  1979年至1990年,市场初创时期。1979年,浙江省革委会(省政府)颁布《关于农村集市贸易管理的暂行规定》,决定开放杭州、宁波、温州三市农副产品市场[11]。1982年,省政府印发《关于疏通商品流通渠道,开拓日用工业品销售市场的若干意见》,要求各部门通力合作,积极开拓市场。1985年,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要组织、培育、建设市场,全省共建立148个各类贸易中心(批发市场)。1986年,省政府下发《关于发展山区商品生产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要求建设市场、发展市场。1990年,省委提出建设金属、化工等10多个批发为主、现期货相结合的大型生产资料市场和1~2个全国性综合生产资料市场的目标,各地随即掀起兴建市场的热潮。
  1990年至2005年,市场扩张时期。1991年,浙江省政府发出《关于进一步办好城乡市场的通知》, 提出“谁建场谁受益”原则,直接推动全省社会各方兴办市场新局面的形成。1992年,省政府在绍兴召开市场建设现场会,进一步推进全省市场建设,到1993年,浙江商品市场年成交总额、单个市场规模已居全国第一位,由此奠定市场大省地位。1996年,省政府确立建设市场强省的目标,并于1998年印发《关于促进商品交易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明确了“突出重点,扶优扶强,巩固发展全国性、区域性大市场”的具体目标。1999年,省政府选择20个省重点市场,实行“一场一策”重点扶持。2001年,省委、省政府出台《浙江省商品交易市场发展“十五”规划》,推进“二次创业”,着力发展一批全国龙头市场和区域性骨干市场。2002年,省政府下发《关于规范商品交易市场管理的意见》,加强和规范市场管理。2004年,省人大颁布《浙江省商品交易市场管理条例》,将市场发展纳入法治化轨道。
  2005年至今,市场提升时期。2006年,省政府制定《浙江省“十一五”商品交易市场发展规划》,提出“整合、改造、创新、提升”的思路,促进传统市场向新型市场迈进。省政府转发省工商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商品交易市场提升发展的意见》,加强对市场转型的宏观管理,推动市场进一步做大做强。2006年至2008年连续三年召开全省重点市场提升发展会,共投入87亿元资金改造市场。近几年,为应对“互联网+”新形势,相关部门出台了《大力推进网上市场快速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浙江省网上交易市场管理暂行办法》等,推动市场转型升级,进一步巩固了浙江市场在行业内的话语权[12] 1-11。
  (二)地方勇于探索
  浙江各地从自身实际出发,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创造性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做大做强市场的战略部署,在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推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市场发展的重大举措。以义乌为例,自1982年第一代小商品市场诞生以来,义乌市委、市政府为推动小商品市场建设,进行了五次大探索。
  第一次是1984年前后,提出“兴商建市”战略,把小商品市场建设作为政府促进地区发展的主抓手,在义乌火车站附近建市20亩,建成国内首家县级专业商品市场。第二次是1992年前后,提出“以商促工、贸工联动”战略,鼓励发展小商品制造业,解决“如果当地没有制造能力,就不能快速提供大量适销小商品,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就面临瓶颈”的问题。第三次是1996年前后,提出“划行规市”战略,对既有市场进行空间调整,把同类小商品归到同一个市场空间,提升集聚性、专业性。第四次是2000年前后,为应对我国加入WTO挑战,提出“国际贸易城”战略,到2005年义乌国际贸易额超过国内贸易额,标志着义乌从以内贸为主向内、外贸并举成功转型。第五次是近10年左右,在“互联网+”推动下,提出“网络商城”策略,建立淘宝大学、淘宝村、淘宝城,到2013年,义乌地区网商卖家账户超过实体商户数量,标志着义乌成功拥抱互联网,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13] 9-15。
  三、市之为鉴:浙江对湖北打造强大中部市场的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7年发布的“中国商品市场百强”榜单,湖北只有2家,与浙江的43家相差甚远。河南、安徽、江西、湖南、山西分别入围4家、3家、1家、1家、1家,中部各省市场建设普遍落后。湖北若能对标浙江先行一步,就可能率先释放市场蕴含的巨大要素集聚动能,进而强力辐射周边,真正建成“中部支点”。
(一)高度重视市场对高质量发展的牵引作用,进一步提升“强大中部市场”的战略定位
  浙江实践表明,市场不仅仅是促进流通的买卖场所,更与产业集聚、创新驱动、城镇化深化、内陆开放、民营经济发展、中小企业融资等休戚相关[14]。要深刻认识市场的重大战略价值,既立足湖北,积极利用自身优势打造强大中部市场;又跳出湖北,充分利用市场集聚资源优势,助推湖北高质量发展。
  战略定位再提升。浙江鲜明提出,没有市场大省就难以有浙江的经济大省,没有市场强省就难以有浙江的经济强省[3] 13。湖北应对标这一战略定位,把打造强大中部市场放在“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的牵引力量”的战略高度来谋划和推进,以此提升产业实力、创新能力、城镇化水平、开放层次和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战略统筹再强化。统筹好市场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旧动能转换、十大战略性新型产业发展等,以市场推动改革创新和产业发展。统筹好市场与“一芯两带三区”区域和产业发展战略,用市场集聚空间发展资源。统筹好市场与水、陆、空重要交通节点和重要物流设施建设,形成良好的要素流动条件。统筹好市场与沿江、沿路、自贸区等重点开放区域建设,发挥市场对开放性经济的支撑作用。
(二)加快推动市场与产业、创新互促互进,趟出市场群、产业群、创新群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浙江实践表明,市场的持久繁荣,必须有产业和创新资源的强劲支撑。浙江市场之所以长盛不衰,就在于没有孤立地“就市场建市场”,而是在兴商建市的同时,积极推动科工贸联动发展,最终形成“专业市场+产业集群”相互依存、共同繁荣的局面。武汉汉正街在改革开放前期盛极一时,但2000年以后进入了一段较长的低谷期,最大原因就在于汉正街缺少一个强大的制造业基地,没有把“买全国、卖全国”转化为“买全国、销地造、卖全国”,没有形成“市场-产业-市场”的循环,这是汉正街当年最要害的战略错过,要特别警醒。
  市场与产业联动发展。紧紧把握“办一个市场,兴起一方产业;兴一方产业,才有更大市场”规律,牢固树立产业与市场互动发展理念,推动大市场与大产业相伴而生、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走出一条产业群、市场群融合发展的路子出来。在抓好重点市场建设的同时,围绕交易量大的成熟市场深入实施引商转工战略,大力发展市场紧密型产业,把“集散型”市场变成“产地-集散”结合型市场,既做强市场,又做大产业。
  市场与创新联动发展。只有市场没有生产基地,必然受制于人;只有市场没有研发基地,引领不了行业方向,最终会走向衰亡,一个有生命力的市场,一定会带来高端创新元素集聚。要“小题大做”,对标义乌小商品市场、绍兴轻纺城、海宁皮革城等先进市场,打造“市场-产业-创新”联动的完整供给生态体系,打通市场反馈、研发设计、中试生产、规模生产、市场销售、市场再反馈的循环链条,在更高水平上提升湖北的制造能力和供给实力。
  (三)聚焦聚力消费、工业优势的市场转化,破除“唯禀赋论”建市场观念
  浙江实践表明,一个区域拥有的良好禀赋固然可以促进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但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并不完全取决于区域禀赋,只要有需求,就能建市场。余姚中国塑料城不产一颗塑料原料,但立足于国内塑料消费,建成了中国最大的塑料市场;义乌不沿边、不靠海,交通区位优势也不明显,但立足于全球对小商品的需求,建成了世界第一大市场。打造强大中部市场,必须破除“唯资源论”“唯区位论”,千方百计把内需实力转化为市场建设动力,切实做到“两个转化”。
  一是把强大消费转化为商品市场。2018年湖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83万亿元,居全国第六位,消费过千亿元的城市达到6个,其中武汉市的规模、增幅分别居全国副省级城市第二、第一位,但湖北强大的消费能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57.4%,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4个百分点。原因在于湖北消费不少来自省外供给,强大的消费没有形成强大的市场,没有形成与市场配套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实力,没有在供给侧转化为本省经济综合竞争力。建议围绕湖北强大的内需规模和结构,加强相应的市场建设,把内需规模优势转化为市场实力,进而提升供给实力。
  二是把工业优势转化为配件市场。湖北有17个产值过千亿元的行业,但部分行业的规模优势没有转化为零配件市场优势,制约了行业发展。湖北汽车产业整车优势突出,但整车与零配件产值比仅为1:0.3,与国际成熟汽车产业地的1:1.7相差太多,这直接导致全省汽车产值在行业深度调整期出现下滑趋势。再看浙江,其整车禀赋优势不突出,却抓住了省域及周边汽车配件需求痛点,打造出全国最大的两个汽车配件市场——海外海杭州汽车城和浙江汽配城,大大带动了其汽车零配件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制造能力。建议大力发展配件市场,把湖北大工业优势转化为配套市场优势,集聚上下游资源和创新元素,提升制造业在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上的控制能力,推动湖北由制造大省向制造强省迈进。
  (四)充分发扬“五敢”精神和“两干”作风,用足用好“政府之手”促进市场发展
  浙江实践表明,市场是非常昂贵的公共产品,不会自动形成,政府须在尊重“市场之手”基础上,积极引导而不能放任自流。1992年至1998年是浙江市场建设的加速发展期,这一阶段,浙江省委省政府年年有文件,各个市县月月有行动,“八五”期间,浙江共投入资金68.1亿元建设市场。湖北打造强大中部市场,同样离不开各级党委、政府的积极作为、强力推动。
  牢牢把握主动权。借鉴杭州、嘉兴、绍兴、义乌等地经验,牢牢抓住市场建设的主动权,根据本地优势,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推动市场发展,以市场的发展和提升带动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提升。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充分发挥政策的引导、调控和服务作用,实现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有机结合。
  久久为功抓落实。浙江由市场小省到市场大省,再到市场强省,有赖于全省各级党委政府一年接着一年干、一届接着一届抓,形成了极富特色的市场推动发展之路。湖北打造强大中部市场,必须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坚守市场强省战略不动摇,遵循抓市场就是抓经济的理念不动摇,持续推进市场硬件完善、功能拓展、业态提升的工作不动摇,真正使工作围绕市场转、城市围绕市场建、产业围绕市场育[1] 15,努力形成强大中部市场,进而将其打造成提升湖北供给实力的助推器、促进区域平衡发展的压舱石、推升湖北内陆开放层次的加油站、赋能创新兴商的动力源。
  
[参考文献]
[1]  “义乌发展经验”调研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J].今日浙江,2006,(6).
[2]  陈一新.打造市场强市 助推浙中崛起[J].政策瞭望,2012,(12).
[3]  巴音朝鲁.加快商品交易市场向现代流通业态转型[J].浙江经济,2003,(23).
[4]  李长江.加快市场流通大省向市场强省转变[J].今日浙江,1999,(15).
[5]  应雄,吴志鹏,李涛,张少博.关于浙江市场转型升级的几点建议[J].浙江经济,2012,(21).
[6]  朱家良.“资源小省”和“经济大省”——对浙江经济发展战略的一点思考[J].探索,1988,(2).
[7]  陈旭炜.产业集群与中小企业融资:基于浙江的实证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3.
[8]  王惠莲. 外商商会在推进义乌综合改革试点中的作用机制研究——以义乌的韩商会为例[J].商业经济,2015,(2).
[9]  周斯婷.专业市场环境与中小企业创业绩效实证研究[D].杭州:浙江工业大学,2008.
[10]  纪峰.专业市场推动下的城镇化研究——以浙江省为例[D].金华: 浙江师范大学, 2007.
[11]  阮建青.基于产业集群模式的农村工业化萌芽与成长机制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08.
[12]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浙江专业市场发展回眸[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13]  李晓鹏.城市战略家[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4.
[14]  葛传斌.浙江省中小企业集群网络关系链研究[D].杭州:浙江工业大学,2004.

[责任编辑:李利林]
Enlightenment from Zhejiang Promoting Quality Development with a Strong Market

Liu Jianguo, Chen Zhiqiang, Zhong Shoupeng

Abstract: The market is a major feature of Zhejiang's reform and opening up. It is an important magic weapon for Zhejiang to liberate and develop productive forces. "To run a market, promote an industry, live an economy, wealthy people, and build a town. Vivid portrayal of strong markets dri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Zhejiang's successful practice of building a market strong province and market-driven development has strong enlightenment and reference for Hubei to cultivate and build a strong central market.
Keywords: Zhejiang; Zhejiang experience; strong marke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作者简介] 刘建国(1971-),男,湖北孝感人,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工作人员;陈志强(1975-),男,湖北阳新人,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工作人员;钟守鹏(1986-),男,湖北钟祥人,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