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中央苏区党的 布尔什维克化建设
作者:赖纪卿,谢从高      阅读量:365      时间:2020-03-06

[摘     要] 1925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布尔什维克主义无产阶级政党的目标。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周恩来对中央苏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建设有许多重要论述。他强调要坚决肃清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要注重党的组织建设,全面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要正确开展党内两条战线斗争,坚决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同时还提出了党对红军、政权和群众组织实行领导的正确原则和方法。周恩来这些有关党的建设的理论建树和实践活动,不仅对中央苏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还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成为毛泽东建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 周恩来;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0)02-0005-09

 

“周恩来同志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颗璀璨巨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不朽旗帜。”[1] 8-9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周恩来同志“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等领域作出了理论建树,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 8。1926年12月调任中央组织部秘书和中央军委委员以来,周恩来就进入了中共中央工作。1927年5月在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央军事部长,成为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同年7月中旬,中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改组,成立了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周恩来成为临时常委会5位成员之一。同年11月初,迁到上海的中央决定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周恩来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后又任中央组织局主任,直接担负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处理,由此成为党中央的核心领导人之一。1928年7月,在党的六大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安排周恩来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并兼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周恩来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因而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作为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周恩来投入大量的精力在党务工作和党的建设研究中。虽然他当时还未到达中央苏区,但始终密切关注中央苏区的军事斗争和党的建设,苏区中央局就是在他的提议和指导下组建的,从而统一了全国苏维埃区域党组织的领导。因此,他不仅参与推动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形成,而且也对中央苏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一、坚决肃清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

 

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是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建设的重要原则。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是多方面的,而思想建设贯穿于党的建设的中心环节。党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都离不开思想建设,都要以思想建设为基础,以思想建设作保证。因此,在思想理论上加强党的建设,是建设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首要条件。北伐战争失败以后,党的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农村,党的组织基础开始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构成,党的活动基本上是在分散的农村游击环境下进行的。这就决定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意识会大量地涌入到党内来,因此无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意识的矛盾就成为当时党内的主要矛盾。党的八七会议后,中央领导同志和共产国际也都曾看到,大量的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加入党内,必将给党的建设带来重要影响。但是,多数同志只注意改变党的成分,而忽视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当时党内普遍存在着一种形式主义的错误,即认为要克服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唯一的方法就是大量引进无产阶级,增加工人成分比例。针对这一偏颇,周恩来清醒地认识到党产生的历史条件,在党内最早提出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意识的主张,他从两个方面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作了深刻的分析和阐述。

一是强调要坚持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加强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坚决肃清党内存在的各种小资产阶级意识。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从血的教训中开始认识到克服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重要性。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但随后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又出现了“左”倾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给党和革命造成新的损失。面对这一摆在全党面前、必须认真回答的全新课题,当时负责中央组织工作的周恩来,用大量的精力来研究党的建设。他认真总结党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从党的实际情况出发,正确地回答了如何克服党内小资产阶段意识这一问题,为当时中央苏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建设指明了方向。1928年11月,在为中央起草的《告全体同志书》的第四部分中,他就明确地指出:“党的政治路线上许多不正确思想的来源,固然是客观环境的反映,然而党的组织还没有布尔什维克化,党内还存在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2] 8在这里,他提出了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命题,即要端正党的政治路线,保证正确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必须克服组织观念上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为有针对性地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他还科学地分析了当时党所处的客观环境及对党造成的影响,指出:“到现在党的组织仍然还没有强大的无产阶级的基础,仍然存在有许多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尤其在成分上,农民占百分之七十五,那么这种小资产阶级意识还有大大发展的可能。”[3] 717因此,“要使党布尔塞维克化,第一要加强无产阶级的基础,同时要继续改造党的组织,尤其要坚决的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意识”[3] 717。这就是说,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就是要着重肃清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意识。为此,他详细列举了小资产阶级意识在党内的各种表现,并号召大家坚决团结起来,将其扫除干净。同时还提出了肃清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正确途径,即“强固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发展党内政治的讨论,提高政治的水平线;党员的职业化;支部生活的改进”[2] 12-13等。周恩来的这些重要论述,清楚地说明了无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意识的矛盾是当时党内的主要矛盾,也是党的建设中必须要着重解决、长期重视的问题。此外,周恩来还指出:“加紧党内的政治教育,提高党的理论,这是从积极方面消灭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正确的出路。”[4] 709这说明,克服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主要是靠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教育。在1929年9月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周恩来也同样指出:“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决不是幻想目前红军可以吸收广大工人成分来改变红军倾向的。”[5] 517这说明仅靠增加工人成分来肃清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在当时中国的具体环境下是不现实的。因此,要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即使党员出身大多数是农民,仍然可以把党改造成布尔什维克化的党。毛泽东就是根据这封“九月来信”的指示精神,总结红军中党与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的丰富经验,写下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份决议不仅吸收了周恩来的建党思想,而且为在农村条件下进行党和红军的建设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二是坚决批判“左”倾唯成分论,反对形而上学地过分强调领导机关的工人化和排斥打击知识分子干部的行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党内严重存在着片面强调工人成分,排斥、打击出身知识分子的党员干部的“左”倾错误。六大以来,在反对机会主义的问题上,党内又出现了两种偏差:一种是形式主义的“唯成分论”,一种是过火的“惩办主义”。于是,当时党内一方面出现了机械地规定领导机关工人成分比例,使领导机关工人化的现象。“把工人干部当作偶像,对知识分子干部不分别看待”,甚至说“知识分子的作用完了,今后只有依靠工农干部”[2] 180-181,使工人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相互对立。针对这种过“左”的唯成分论,周恩来不仅坚决地批判,而且还精辟地指出:“因反机会主义而变成反知识分子,这是很错误的。知识分子虽然很多动摇,但是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来奋斗的人亦不少。在无产阶级中也不少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意识而染有小资产阶级意识的。许多同志不明这个道理,于是放着反对小资产阶级意识不谈,专门反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个人,而造成了党内的工学界限,增加党内的纠纷。这种观念根本上仍是小资产阶级意识。”[4] 706同时,他还明确指出:“只是机械的找些工人分子进来,而不加以积极的教育,或则机械的规定指导机关工人成分的比例”“这种引进工农分子的方法,是毫无意义的。”[3] 718-719另一方面,当时党内还有很多人认为,只要从组织上作简单的人事撤换,就能肃清小资产阶级意识。于是,不分清是非、只追求个人责任的“惩办主义”就盛行起来。对此,周恩来指出:“反机会主义主要的是要肃清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但有些同志竟专门攻击个人,因此而放轻了对于机会主义观念的批评,仿佛某几个人如果打倒了,机会主义便可肃清。殊不知机会主义的来源很深,决不是排除了几个人就能把机会主义肃清的。诚然,党对于那有系统的执迷不悟的机会主义分子,只有尽情驱逐,才能坚固本身壁垒,但是主要的还在攻击一切机会主义的观念,使全党同志有明白的认识,然后党的政治路线,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4] 705周恩来的这些思想,不仅纠正了我们党当时在如何保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上的认识偏差,而且还初步奠定了我们党如何正确对待、处理出身知识分子的党员干部的政策基础。

 

二、注重党的组织建设,全面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

 

无产阶级的力量在于组织,“它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6] 526。所以,中国共产党要想成为不可战胜的政党,就必须是一个统一的、有组织的整体。为此,在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同时也必须注重党的组织建设,特别是民主集中制建设。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建设的基本任务。大革命失败后,全党的组织系统都遭到了严重摧残。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周恩来作为当时分管组织工作的重要领导人,以极大的精力和热情“整顿几乎被打散的党组织,恢复并发展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秘密工作”[7] 197,“把党从削弱涣散的现象中挽救出来,得到重新巩固与一致的精神”[8] 147。尤其是他从客观实际出发,在长期的党内生活中,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民主和集中相统一,坚决反对家长制统治和极端民主化两种错误。同时,针对革命失败后许多地方和基层党组织涣散的实情,他反复强调要加强地方党部和基层支部建设,使党的基层组织成为党的基础、群众的核心,使党员成为群众的领导者。周恩来的这些思想,对当时中央苏区进行的布尔什维克化政党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上,周恩来全面科学地阐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坚决批判了党内的家长制领导和极端民主化两种错误。首先,他深刻地论述了扩大党内民主的必要性,坚决反对独断专行的家长制领导。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周恩来在实际领导中央组织工作中便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以坚决的态度和说服教育的方法极力排除陈独秀式家长制统治对党造成不良的影响。他说:“从前组织上有一种‘家长制’的形式,党员群众对于党部,下级机关对于上级,只有机械的服从,而无活泼的党的生活。及到改造党的时候,许多地方又走向极端民主化的方向。”[3] 717当时党内部分人提出了“极端平等”“极端自由”的口号,对于党的决定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甚至有的党员不顾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要求无条件地实行党内民主。这种极不正常的党内民主化,严重损害了党的团结统一,极大地削弱了党的战斗力,造成党组织的严重危机。为了扭转党组织这种涣散的状态,周恩来不仅在实践上做了大量工作,而且还从理论上全面论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严肃批评了组织生活中的家长制统治。他指出:“家长制度的统治,抑制了党的自我批评,打击了为国际路线而斗争的同志,尤其是中央政治局几次反抗国际的决定和指斥,这就使最能保障正确路线执行的国际领导受到障碍,使布尔塞维克党的生活变成了毫无生气的官僚机关,使党的领导走上一错再错的覆辙;——这是目前党内最严重的危机!”[9] 548为此,他强调要扩大党内民主,“必须发展布尔塞维克的自下的自我批评,而反对抑制与恐惧自我批评,必须坚决实行党内民主化而不妨碍秘密条件,……这样,才能冲破家长制度命令主义惩办主义委派制度”[10] 181。作为当时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周恩来能提出扩大党内民主以反对家长制统治,对当时中央苏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建设无疑是极为重要的。

其次,周恩来在强调发展党内民主的同时,也深刻地批判了党内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明确要求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了正确实行党内民主,周恩来认为必须划清党内民主与极端民主的界限,指出:“我们必须提高党内政治水平,加强党员战斗力。使党的领导机关得力,并且通过党的一致努力战胜敌人,因此要扩大党内民主化;然而这种党内民主化的扩大,应该是在民主集中制的指导下,加强无产阶级基础,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这种扩大决不是无条件超越原则,扩展极端化。”[11] 277同时,他还阐述了极端民主化可能对党造成的严重危害,认为在改造党的过程中出现的“这种小资产阶级极端自由的思想,可以把党的组织打得粉碎,以至于消灭”[3] 717。因此,周恩来认为不仅要正确扩大党内民主,同时还要实行高度集中统一领导。没有高度集中,就没有党的意志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1929年9月在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他就明确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2] 40-41在这里,周恩来划清了“家长制”和集中统一领导的界限,前者是不要党内民主,后者是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正确的意见,再作出全党必须执行的决定。周恩来上述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论断,对于我们党克服在这一问题上的两种错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最后,周恩来注重党员质量和干部培养,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左”倾中央领导人曾错误推行“领导机关工人化”,吸收大量工人干部当领导,排斥、打击知识分子干部,使党一时面临着严峻危机。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叛变就表明了“唯成分论”“唯工人化”等言论是极不正确的。周恩来认为虽然阶级出身对党员和党的干部会产生影响,但是反对用“唯成分论”的观点来看待他们;他认为共产党内有大量的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如果不经过改造,是会有很多农民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但经过改造就会逐渐减少,工人阶级思想就会逐渐加多”“经过锻炼是可以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的”[12] 216-217。实践证明,周恩来这一认识是完全正确的,既避免了右的错误,又克服了“左”的偏向。党的基层组织作为党的基本战斗单位,是党在基层组织中团结、组织党员和群众进行战斗的堡垒。周恩来对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也十分重视。他曾明确指出,作为党的基础的支部应当成为群众的核心、群众的领导者,“政治的宣传鼓动,群众的组织,只有支部才能深入;日常的斗争,只有支部才能灵敏的领导”[3] 720-721。在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中,毛泽东把支部建在连上,使红军连队在平日及作战时都有党的指导和帮助,从而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作为当时负责中央军事工作的周恩来当即对这一经验做法予以肯定。1929年3月,他在为中央起草给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中,即向他们介绍了这一好的经验,说:“你们现在在前委之下组织一个支部,管理全军党的组织,只要工作上感觉方便,也不是不可以的。在朱、毛军队中,党的组织是以连为单位,每连建立一个支部,连以下分小组,连以上有营委、团委等组织。”“据朱、毛处来人说,这样组织,感觉还好。将来你们部队建党时,这个经验可以备你们参考。”[2] 16这说明,周恩来不仅指导了中央苏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建设,而且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作出了积极的历史贡献。

 

三、正确开展党内两条战线斗争,坚决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

 

党的团结统一和党内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原理,是党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问题。无产阶级政党和其他事物一样,都是矛盾的统一体。党就是在矛盾运动中不断发展、巩固起来的。因此,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必须坚决进行反对“左”右错误倾向的两条战线斗争。把党内的错误思想分为“左”右两种倾向,是列宁第一次提出来的,并且他把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的斗争明确概括为“两条战线斗争”。周恩来是党内较早提出正确开展两条战线斗争的领导人,他的一系列论述,对于正确进行党内斗争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党内曾出现了“左”右两种错误思想。一方面,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认为革命已经消亡,提出了取消革命的主张;另一方面,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愤慨,以及对中国革命长期性、艰巨性缺乏应有的认识,党内也迅速滋长蔓延“左”倾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

对党内这两种错误倾向,周恩来都作了深刻批判和坚决斗争。首先,周恩来尖锐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他指出,对革命斗争动摇消极,“这完全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悲观主义。其实革命每天都在向前发展,只要我们能够深刻的去了解群众的情绪,便可以引导我们走向积极的道路。”“消极观念,只是一种堕落的倾向”[3] 719。为此,他要求全党对于以陈独秀为首的托洛茨基反对派取消革命的主张和活动,“除了组织上的制裁之外,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是绝对必要的,这是目前巩固党的很重要的武器”[2] 47!其次,周恩来对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也作了深刻批判和坚决斗争。在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统治全党之时,周恩来就明确指出,在反对“剩余的机会主义的遗毒”的同时,也要坚决迅速扫除“表面上革命的盲动主义”[13] 481;并反复强调发动暴动必须考虑到主客观条件是否具备,必须做好周密的准备,不能不顾一切地蛮干,玩弄暴动。最后,周恩来不仅一开始就坚决反对李立三搞“左”倾冒险主义,而且还全面停止和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全力关注中央苏区的斗争。1930年5月,虽然这时周恩来受中央派遣,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但是他在形势分析、党的策略和行动方针等重大问题上都与李立三有过激烈的争论,并被后者指责为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暴露了“右倾的危险”。他在尖锐批判李立三的“群众只要大干,不要小干”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时指出:“在猛烈地为准备武装暴动而发展党与团的组织时,将助长一些机会主义分子接受‘左’倾的空谈武装暴动,而不去领导群众实际斗争的危险倾向。”“必须知道,在只谈武装暴动只要枪来训练而不去领导群众日常斗争,说只有大干不要小干的动员之下,也同样会聚集一些机会主义分子在‘左’倾的形式上表现出来。”[2] 51-52同时,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致使北伐遭受失败,血的教训使人们对右倾错误的危害有了深切体会,而“左”倾则以彻底革命的面貌出现,再加上此时“左”倾中央又以强硬的组织手段推行其错误主张,因此党内一时又存在着宁“左”勿右的思想——认为“左”倾会比右倾好些,在现时只怕右倾不怕“左”倾。对此,周恩来在与李立三错误路线作斗争的同时,还深刻地批判了党内这种浓厚存在的“左”比右好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指出:“应坚决反对这一观念,‘左’倾会比右倾好些,在现时只怕右倾不怕‘左’倾。要知右倾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而‘左’倾也同样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的。”[2] 52同年8月周恩来回到上海后,不仅全力停止和纠正“立三路线”带来的不良影响,而且还更加关注中央苏区党的建设。这期间,他对中央苏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建设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提议并组建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从而统一了全国苏维埃区域党组织的领导。他自己也欣然受命亲自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后因工作繁忙,一时不能赴中央苏区就任,便暂由项英同志代替他就任。

除此以外,周恩来在深刻批判党内“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同时,还对正确进行党内斗争,反对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这一关系到党的战斗力、凝聚力和生命力的重大问题作了科学论述。1928年11月,周恩来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在论及党内组织观念上的错误时,就谈到了这方面的问题。他说:“反对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在政治上何等重要,但是一把对政治变成专门对人,便成了闹不清的意气之争了。因意气而攻击他人,因意气而不接受他人的批评,甚至有不站在党的立场去考查同志的意见与工作,专以意气去推测他的动机,而造成党内无穷的纠纷,这是充分的小资产阶级之意识的表现。”“至于因私人感情而借题发挥,那更是一种政客式的行为,这是与无产阶级的党,绝对不相容的。”[4] 705-706而且“现在党内许多小组织的倾向,都是由私人感情的结合,或部落的观念形成的。少数有领袖欲的人,想造个人地位,利用这些结合,攻击地位较高或地位相等的人,因此资产阶级种种政客官僚的卑污恶浊手段,一例发生了。这是破坏党的最恶劣的倾向。”[3] 718周恩来这些关于正确进行党内斗争,反对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的思想,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必须把革命的坚定性与批判的科学性很好地结合起来。但是,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之时,王明、罗章龙等从各自的派别立场出发来反对“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以后的党中央,使党面临着严重的分裂危机。尽管当时周恩来处境十分困难,但在发言中仍以鲜明的态度反对站在派别观念上来对待党内的反倾向斗争。他说:“如果说凡是过去坚决执行立三路线者、或者指导机关主要负责同志便是立三派,拿他们当派别看待,说他们不堪造就,这依然是立三路线的继续,我们也是要反对的。因为站在派别观念上来解决问题,就一定会离开党的利益而只顾到派别的利益,这不是布尔塞维克党允许的。”[7] 254因此,对于党内两种错误倾向,一方面要坚决从思想上理论上进行斗争,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另一方面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加以分析批判,着重分析犯错误的社会历史根源、思想根源以及阶级根源,从而正确总结经验教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以巩固党的团结统一。这为后来延安时期反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具有很好的启发。

 

四、提出了党对红军、政权和群众组织实行领导的正确原则和方法

 

从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在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中开展政治工作。北伐战争中,我们党在北伐军中的政治工作就是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获得了新的发展。1927年南昌起义后,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直接指挥的新型人民军队诞生了,由此我们党开始创立自己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在起义军中军、师两级设立了党代表,建立了党的政治机关。1927年9月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党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第一次在班、排建立党的小组,营、团建立党的委员会,连以上设立党代表,担任党的支部书记;同时规定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这就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14] 64-66与此同时,他还科学地阐述了党对政权领导的正确原则,指出:“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14] 73但是,当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以后,由于受到小资产阶级意识和旧军队的影响,再加上经验不足,一些同志包括领导干部在内都对毛泽东的这些正确主张缺乏认识,甚至产生了怀疑和抵触的情绪。他们不习惯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重视政治工作,强调“司令部对外”和军官权威,认为“自上而下的民主”就是“家长制”,主张事无巨细均应交下级讨论决定,前委和各级党的领导不应事先提出计划和方案。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严重影响到红军中党的建设。在红四军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因此未能当选前委书记,会后即离开红军领导岗位,留在闽西养病。同年9月,陈毅代表红四军前往上海参加中央军事会议,并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当时中央主管军事工作的是周恩来,他在认真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情况的汇报后,即委托陈毅起草并亲自审定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在这封“九月来信”的指示精神中,周恩来提出了党对红军、苏维埃政权实行领导的正确原则和方法,明确强调要提高领导机关的威信和维护领导核心的团结统一。

首先,周恩来重申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指出红军由党的前委指挥,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他说:“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前委对于一切问题毫无疑义应先有决定后交下级讨论,绝不能先征求下级同意或者不作决定,俟下级发表意见后再定办法,这样不但削弱上级指导机关的权力,而且也不是下级党部的正确生活。”[15] 641军队中的民主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并且实行的限度必须依据客观条件来决定。其次,周恩来科学地论述了党领导军队和政权的正确原则和方法。在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九月来信”中,他指出:“党管一切这口号,在原则上事实上都是不通,党只能经过党团作用作政治的领导。”“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有政治委员监督,前委应着眼在红军的政治军事经济及群众斗争的领导上。”“党对军队的指挥尽可能实现党团路线,不要直接指挥军队,经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经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以后成立上层政权则组织党团,经过党团指挥之。党的系统,军事系统,政治系统,要弄清楚。”[15] 641-642“红军对于苏维埃政权应帮助群众去建立并扶助其工作之发展,从一切斗争中帮助群众建立自己政权的基础。”[15] 637最后,周恩来严肃批评了党的指导机关脱离群众、命令群众“包办代替”的错误做法。在1928年7月为党的六大起草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提纲》中,他明确指出,党毫无疑问地应该领导红军、苏维埃政权和各种群众团体。但是,党对红军、政权及群众团体实行领导时,不能‘包办代替’,不能强迫命令群众。“党在群众中组织上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城市与乡村最广大的劳动群众于党的周围及党的口号领导之下。——因此党不但要注意非党的工农群众团体中的工作,并且要利用任何机会,不拘任何形式创造非党的工农组织”[4] 458。“凡在非党的劳动群众的组织及其机关中,共产党籍分子必须组织党团以进行积极的党团工作。”党团只有以极大的努力切实了解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才能无微不至的拥护劳动群众本身的利益,才能将目前斗争任务与工农群众斗争最终目的相联贯起来,然后党的影响才能更易获得。”[4] 465此外,周恩来还提出了要坚决维护和充分肯定毛泽东、朱德对红四军的领导,要切实加强党内和军内的团结统一。他代表中央郑重宣布,前委和红四军全体指战员,应该团结一致,“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前委要加强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15] 643。周恩来上述关于正确处理党与红军、党与苏维埃政权、党与群众组织关系的思想,对中央苏区党克服“党管一切”“以党代军”“党政不分”“党群不分”的错误做法,实现党对军队、政权和群众团体的正确领导,加强中央苏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建设,使全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夺取历次反“围剿”战争的伟大胜利,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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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9]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6册[M].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1980.

[11]  张玉荣.周恩来对毛泽东思想的贡献[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7.

[12]  周恩来.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3]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5]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第1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李利林]

Zhou Enlai and the Bolshevik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in the Central Soviet Region

 

Lai Jiqing, Xie Conggao

 

Abstract: In 1925,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ut forward the goal of establishing Bolsevianism proletarian party. As an important member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the Central Leading Collectives, Zhou Enlai had many important discussions on the Bolshevik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in the Central Soviet Region. Firstly, it is emphasized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resolutely eliminate the awareness of the Petty Bourgeoisie within the party and strengthen the ideological leade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Secondl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organizational building of the party and fully implement the principle of democratic centralism. Thirdly, to correctly carry out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two fronts within the party and resolutely oppose the two wrong tendencies of “left” and right. Finally, it put forward the correct principles and methods for the party to exercise leadership over the Red Army, Political Power, and Mass Organizations at the same time. Zhou Enlai's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and practical activities on party building not only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Bolshevik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in the Central Soviet Region, but also greatly enriched the Marxist Theory of party building and became an important part of Mao Zedong's Thought of party building.

Keywords: Zhou Enlai; The Central Soviet Reg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olshevik

 

[作者简介] 赖纪卿(1994-),男,江西赣州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谢从高(1969-),男,湖北洪湖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和中共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