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和广泛共识。其深刻内涵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以和为贵”是国际交往合作的前提基础，“和而不同”是国际交往合作的根本原则，“和实生物”是国际交往合作的重要目标，“天人合一”是国际交往合作的生态取向。习总书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体现了宏大叙事与国际视野，也体现了我国应有的大国担当，对构建国际社会新秩序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合作；国际社会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9)06-0010-11
“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1]。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共识和巨大反响，其蕴含的“和合之道”对国际交往合作、构建国际社会新秩序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国际交往合作的基础：以和为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国际交往合作的顺利进行，其首要之义是提倡“以和为贵”的国际共识。“以和为贵”在我国具有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根基，如《论语·学而》云“礼之用，和为贵”，《孟子·公孙丑下》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对于国际社会而言，有“和”方有“合”。
为什么要坚持“以和为贵”？
从历史来看，“以和为贵”是国际交往合作的前提。近100多年的历史是国际秩序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期，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39年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对于经历了两次大战的人们来说，最值得珍视的就是免于战争、永葆和平。但是血腥的战争结束之后，世界又陷入到冷战之中，地区冲突仍旧不断发生。对此，习总书记总结说：“这100多年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就是和平与发展。然而，这项任务至今远远没有完成。我们要顺应人民呼声，接过历史接力棒，继续在和平与发展的马拉松跑道上奋勇向前。”[1]习总书记进一步主张：“在处理国际和地区事务时，中国坚持平等、公平、正义，倡导以和为贵，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政治解决有关问题。”[2]因此，在国际交往合作中要始终坚持以和为贵，要始终坚持以理为先、以德为先，要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处理争议，“说公道话，办公道事”。
从现实来看，“以和为贵”是构建国际社会新秩序的基础。当今世界处在科技迅猛发展、全球化浪潮席卷一切的时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置身其外。在这个“地球村”中，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休戚与共的紧密联系。这种日益紧密的联系必然会产生各种摩擦和矛盾，虽然，“和平力量的上升远远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1]，但是国际社会新秩序还有待建立，整个国际社会还处在霸权主义阴魂不散、恐怖主义日益猖獗、地区冲突此起彼伏的环境中。而且，与国际交往合作背道而驰的冷战思维、贸易保护主义、种族歧视、强权政治等现象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生态危机、粮食危机、难民危机等仍旧有蔓延之势，“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兵戎相见时有发生”[1]。因此，迫切需要建立一个以和为贵的国际社会新秩序来主持公道，为国际交往合作奠定安全根基。
如何在国际交往合作中实现“以和为贵”？
必须坚持共同安全观。安全是和平的根基，习总书记指出，要想促进国际交往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3]。共同安全观意味着全员参与、全员构建、全员共享，对于国际社会而言，就是所有国家都参与到构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业中，共同抵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共同解决生态危机、粮食危机等。每个国家都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参与国际事务，尽己所能，担其所责。其中，对于威胁国际安全最大的核武器控制来说，要“构建公平、合作、共赢的国际核安全体系”[4]。除此之外，习总书记还强调：“要高度重视互联网发展安全，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5]互联网安全问题正在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2013年美国“斯诺登事件”“棱镜全球网络监控事件”已经凸显了加强互联网安全的迫切性。在这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发达国家有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互联网管理水平，维护国际社会的网络安全。同时，还应当反对任何形式的损人利己的极端行动，只有基于道义、获得广泛共识的行为才是正义之举。“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6]。总之，在构建以和为贵的国际秩序中，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共同安全观，求同存异，共同促进国际社会的持续安全。只有这样，才能为国际交往合作提供和平所需的安全底线。
必须坚持对话协商。“国家和，则世界安；国家斗，则世界乱”[1]。对话协商应当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唯一方式。要反对那种“国与国之间是竞争关系”的陈腐观念，更要反对那种基于强权、霸权的极端观念。习总书记主张：“只要坚持沟通、真诚相处，‘修昔底德陷阱’就可以避免。”[1]“修昔底德陷阱”是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关于国家之间关系的著名论断，时至今日仍旧被西方社会所吹捧。在修昔底德看来，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如古希腊城邦“雅典”的快速崛起）必然会触犯另一个大国的利益（如当时最为强大的“斯巴达”城邦），双方必然产生敌视和相互冲突，这种敌视和冲突无法调和，最终必然导致战争（经过长达30年的战争，雅典和斯巴达均遭到毁灭）。西方国家是这一理论的忠实拥趸，面对曾经崛起的苏联、正在崛起的中国都予以敌视，并千方百计对苏联和中国进行打压、制裁，从而导致国际社会始终处在危险与战乱之中。因此，要想建立国际社会新秩序，就必须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摈弃“修昔底德陷阱”思维，以和平、和谐的理念指导国际关系的开展，将国际社会变成相互合作的安乐园，而不是相互博弈的竞技场。
必须建立公平正义的国际法体系。要想实现以和为贵的国际社会新秩序，就必须以法律为保障，因而构建公平正义的国际法体系就成为必需。法律的核心在于公平正义，这既是实在法的要求，更是自然法的要求。目前，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国际社会虽制定了不少相关公约或文书，但这还远远不够。要想解决诸多国际冲突争端，就迫切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推进更多体现公平正义原则的法律制定与实施，并且保证这些法律被所有国家接受（不论强国还是弱国，都应当一视同仁），“真正做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1]。在体现公平正义的国际法体系中，主权平等是最根本的原则。没有主权平等就没有公正可言，因为主权平等是数百年来最重要的国际交往准则，也是尊重每一个国家基本权益的最低要求。主权平等意味着国家不分强弱、大小、贫富，都应当给予平等尊重，意味着每个国家都有权选择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意味着其内政不受其他任何国家的粗暴干涉。主权平等是国际交往合作的必然要求和底线原则，因此，“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主权平等，推动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1]。
在“以和为贵”的国际秩序建设中，如何体现我国的应有担当？
“中国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推动发展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同世界各国建立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7]。正如习总书记所说，中华文明历来有“以和为贵”“以和邦国”的优秀传统，这种传统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始终秉承这一传统，即使在最强盛的汉、唐之际，中国也没有向外扩张侵略。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饱受战乱之苦，对和平的重要性更是有着无比深刻的认识。我们相信，只有和平才能发展，只有和谐才能共荣。即使到了今天，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仍旧保持低调、谦虚、谋求合作共赢的态度，因为我们深深知道，和平来之不易。“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不会改变……无论中国发展到哪一步，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1]。
二、国际交往合作的原则：和而不同
国际交往合作强调“以和为贵”，但这并非是没有原则的一团和气。正如《论语·子路》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国际交往也应当如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的是有原则的和谐，而不是无原则的顺从或等同。
为什么要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
因为这是主权平等原则下反对一元主义（霸权主义）、实现共同发展的必然要求。习总书记说：“‘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1]《三国志·夏侯玄传》云：“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上下之益，在能相济。”之所以有美食佳肴，是因为各种不同滋味的相互调和；之所以有良好关系，是因为彼此之间的互相学习和包容。国际交往合作也应当这样。世界上有2500多个民族、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正是这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孕育了多姿多彩、百花齐放的人类文明，并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源泉。因此，任何反对多元文化的一元主义都背离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那种“唯我独尊”、强迫其他国家接受唯一“普世价值观”的霸权主义更需要坚决抵制。文明不应当有高低、贵贱、优劣之分，文明之间的差异不应当成为国际冲突的根源，更不应当成为霸权主义打压、制裁其他国家的借口。每一种文明都有其深厚内涵和独有特色，都是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文明间的不同不应当成为固步自封的借口，而应当成为促进交流、维护和平的纽带。
只有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才能坚持多元文化、多边主义。多元文化是人类文明在历史发展中天然形成的，在国际交往中坚持多元文化能更好地体现和合之道，多边主义是半个世纪以来被事实证明了的解决国际争端的有效思路，坚持多边主义与坚持多元文化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关系。与多元文化、多边主义完全相反的是近年来西方社会抛出的所谓“文明冲突论”。看起来这种理论似乎不具有明显的强权政治或霸权主义特征，但却是一种防范、拒斥其他文化形式的隐蔽伎俩。在西方一些政治家看来，国际社会尽管存在着多元文化、多边主义，但是坚持自身文化的独立性（优越性、排他性）、坚持自身利益的单边主义仍旧是必需的。这些人甚至认为，现代社会的国际斗争已经从政治、经济、军事领域进入到文化领域的斗争，因此需要防范一切非西方的文化（如中国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入侵。实际上，这种看法仍旧是冷战思维和霸权主义的隐秘体现，也是“西方文化中心论（优越论）”的现代翻版。这种只讲究“同而不和”的企图扼杀多元文化、多边主义的做法与现代国际社会求和平、谋发展的趋势格格不入，因而遭到了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反对。
如何在国际交往合作中做到“和而不同”？
必须坚持正确的文明观。习总书记指出：“人类历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推动文明发展，实现文明和谐，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根本目标。”[8]文化多元的基础是文明的多样性。自人类诞生以来，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孕育了多种多样的文明并一直流传绵延至今。在当今文化多元化的国际社会中，坚持文明的多样性和平等性是和而不同的应有之义，现代文明应当具有兼收并蓄的包容特征，这种包容并不是以某种文明（文化）为独一标准的“齐同”，而是“和而不同”。也就是说，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不同文明（文化）之间虽然“相异”，但不妨碍“共和”，因此，“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9]。
必须坚定不移地奉行多边主义。《孟子·滕文公上》云：“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正如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一样，事物的千差万别是自然规律的客观体现；体现在国际社会中，就是不应当只允许单一模式的文明（文化）或政治体制的存在。一燕不成夏，一花不是春。文明的多样性、文化的多元化决定了在国际交往中必须坚定不移地奉行多边主义。这正如习总书记所说：“要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建设全球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大国之间相处，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大国与小国相处，要平等相待，践行正确义利观，义利相兼，义重于利。”[9]单边（霸权）主义恰恰是“利重于义”的表现，因为单边主义将某个国家自身的利益凌驾于其他国家及国际法之上，为了自身的“利”而损人利己、见利忘义。如今，这种单边主义在国际社会上仍旧存在。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导下构建国际社会新秩序，必须反对单边主义、坚持多边主义。对此，习总书记坚持“从我做起”：“中国支持多边主义的决心不会改变。多边主义是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有效路径……随着中国持续发展，中国支持多边主义的力度也将越来越大。”[1]
在“和而不同”的国际交往合作中，如何体现我国的应有担当？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一直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和平发展的重要角色，并在坚持多元文化、多边主义上做出了重大贡献。不管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冷战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在国际社会上都一直主张文化多元，不以意识形态为标准来处理国际关系，并在反对单边（霸权）主义上立场坚定。作为最早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联合国初始成员国之一，我国在维护世界和平、调解国际争端、促进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多极化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将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石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1]。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一如既往地积极参与联合国的各项国际事务，积极推进国际法体系的建设，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了不懈努力。
三、国际交往合作的目标：和实生物
《国语·郑语》云：“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在国际交往合作中，要达到的目标就是和实生物。通俗而言，就是在和而不同原则下通过协商合作达到共赢。
为什么国际交往合作的目的是“和实生物”？
坚持和实生物，有助于消除国际贫富差距。国际交往合作要达到的目标不是利己主义式的畸形发展，而是所有成员的共享共赢。虽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的生活水平相对于100年前已经有了巨大提高，但是世界上的贫困人口仍旧很多，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有日益扩大的趋势。贫富差距的悬殊是共同发展的桎梏，为此，习总书记这样说：“世界的长期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只有各国共同发展了，世界才能更好发展。”[10]之所以造成这种一批国家（主要指欧美发达国家）越来越富，而另一批国家（主要指亚非拉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贫穷落后的局面，根本上就在于国际秩序的长期失范。发达国家利用自己的先发优势对发展中国家实施不公平对待，甚至将国内矛盾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如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最终被转移到世界，美国得以渡过难关）。因此，只有“和实生物”才是值得提倡的国际交往模式，那种“目无余子”的模式是必须摈弃的。
只有坚持和实生物，才有助于构建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1]。因此，构建国际社会新秩序的目的是实现共同繁荣，而不是以邻为壑、画地为牢。然而，当前的国际话语权主要被少数西方国家所掌握，从政治上的单边主义、经济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到文化上的普世真理观，这些国家对国际新秩序的构建有着极大的消极影响。正是基于这种国际社会现状，所以更需要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用正确的理论武装自己，通过合理合法的不懈斗争为自己争取应有权益，走公平正义、合作发展之路。
如何在国际交往合作中做到“和实生物”？
必须构建共同利益观。习总书记指出：“世界各国要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不断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12]正如共同安全观的建构一样，共同利益观的构建也势在必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关乎所有国家切身利益的共同体，这里所说的利益不仅包括狭义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安全的需要、主权的尊重、文明的延续等。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联系空前紧密，牵一发而动全身，那种置身事外、独善其身的做法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国际形势的发展。因此，在国际交往中必须坚持合作共赢的理念。《论语·卫灵公》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表现在国际交往中，就是不要以单边主义、损人利己的方式去处理国际事务。《论语·雍也》又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表现在国际交往中，就是习总书记所说的：“一个国家要谋求自身发展，必须也让别人发展；要谋求自身安全，必须也让别人安全；要谋求自身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13]因此，对于国际交往合作而言，要“坚持合作共赢理念和命运共同体意识，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实现共同发展”[14]。
必须坚持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明上交流互鉴、安全上守望相助、国际事务中团结协作。这是习总书记在2015 年12 月4 日中非合作论坛上的倡议[15]，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和实生物”的必然要求。近年来，习总书记在一系列国际讲话中对于共荣共赢进行了深入阐发，如打造中国—巴基斯坦命运共同体，“将中巴命运共同体打造成为中国同周边国家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典范”[16]，中国和越南“不仅仅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更是利益相融、目标相同的命运共同体”[17]，“亚太各经济体利益交融，命运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们要牢固树立亚太命运共同体意识”[18]，“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19]。总之，“我们应该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5] 。
在“和实生物”的实现过程中，如何体现我国的应有担当？
落其实而思其树，饮其流而怀其源。习总书记说：“中国打造伙伴关系的决心不会改变。”“中国促进共同发展的决心不会改变。”[1]从1950年到2016年，我国对外提供援款累计4000多亿元人民币，为消除国际贫富差距、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我国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为社会安定、人权保障做出了重大贡献。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增长贡献率达到了30%，这对于金融危机的解决、推动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以及对外投资、旅游等等都对世界经济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为世界各国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遇。同时，我国以真诚平等的态度不断扩大着自己的“朋友圈”，与世界上90多个国家和区域组织签订了伙伴关系条约，真正实现了和实生物、共同富裕的目标。
四、国际交往合作的生态取向：天人合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仅包括国际社会，还包括国际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谐统一。习总书记曾说：“我们应该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1]“天人合一”是传统中国的核心思想之一，《老子·四十二章》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易经·系辞下》又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道是让一切生命都繁衍不息、绵延不绝，因此人类社会也应当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
为什么在国际交往合作中要追求“天人合一”？
近年来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严重威胁到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如果不提倡“天人合一”的生态文明观，那么人类社会的发展就将走入死胡同。习总书记说：“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霍金先生提出关于‘平行宇宙’的猜想，希望在地球之外找到第二个人类得以安身立命的星球。这个愿望什么时候才能实现还是个未知数。到目前为止，地球是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家园，珍爱和呵护地球是人类的唯一选择。”[1]正是因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12]，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离不开生态文明的建设。从历史上来说，自“文艺复兴”以来现代科学技术取得了飞速发展，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再加上长期以来环保意识的落后，使得生态文明建设在国际上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形成共识，由此导致世界各国无法团结起来应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近30年来，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迫使世界各国都在反思自身的发展道路，从而逐渐形成了保护环境、建设生态文明的共识，“人与自然共生共存，伤害自然最终将伤及人类。……我们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用破坏性方式搞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
如何实现“天人合一”的生态指向？
必须正确处理生态价值与社会价值、经济价值之间的关系。在“自然—人（社会）”这一系统中存在着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三种价值，即生态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经济价值对于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有着重大意义，是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的物质基础。社会价值是经济发展、生态保护的重要保障，尤其是作为意识形态之现实定义的法律制度更是如此。生态价值具有特殊的地位，因为只有生态价值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的安定和谐、人类的繁衍生息才能实现，那种将人与自然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一味掠夺自然、破坏自然的观点及其做法只会带来恶劣的后果。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人与自然的尖锐矛盾，就应当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为生态文明的构建保驾护航，“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9]。中华文明历来强调天人合一、尊重自然，“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20]。其蕴含的深刻智慧有助于世界各国充分认识到保护生态的重要性，主动积极地参与到全球生态文明的建设中。
必须坚持全球治理观。生态环境的保护不是一两个国家所能完成的任务，而需要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共同努力。因此，对于生态文明的建设，必须从“国家治理”或“社会治理”的层面上升到“全球治理”的高度。2015年习总书记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符合世界各国的普遍需求。”[2]之所以要强调全球治理，是因为虽然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性已经基本上形成了共识，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各个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仍旧有可能破坏自然环境。因此，为了生态保护全球化的实现，就必须建立一个具有约束力和可操作性的国际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朝着“天人合一”的目标迈进。因此，习总书记特别强调世界各国的团结和共同努力，“我不认为世界上哪个国家可以使全球治理结构向自己倾斜，也不认为这样做是符合时代潮流的”[2]。全球治理的模式应当由世界各国来共同商定，而不能由少数（西方发达）国家来决定。就这一点而言，2015年全球多个国家达成的“巴黎协议”是一个巨大进步，“作为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领域，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是一面镜子，给我们思考和探索未来全球治理模式、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宝贵启示”[20]。
在“天人合一”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如何体现我国的应有担当？
一直以来，我国秉持高度的国际责任感，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巴黎协定》的达成是全球气候治理史上的里程碑。……中国将继续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百分之百承担自己的义务”[1]。就国内而言，我国切实履行各项生态保护措施，不断推进生产模式变革，在全国积极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在防止大气污染、水污染、减少自然灾害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就国际而言，多年来我国一直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2015年设立了200亿元的“南南合作基金”以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气候问题，2016年，“在发展中国家开展10个低碳示范区、100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及1000个应对气候变化培训名额的合作项目”[20]。这些都充分展现了我国“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五、结语
正如习总书记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联合国）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1]可以说，在当代纷繁复杂的国际社会中，习总书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蕴含着隽永深邃的和合之道，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犹如一盏驱走（单边主义、霸权主义）雾霾、照亮（国际合作发展）前途的明灯，必将成为构建国际社会新秩序、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富裕和永续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N].人民日报, 2017-01-20.
[2]习近平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EB/OL].新华网，2015-09-22.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9/22/c_11166420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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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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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习近平.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应对世界经济挑战——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5-11-19.
[15]习近平.开启中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时代——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上的致辞[N].人民日报，2015-12-05.
[16]习近平.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 开辟合作共赢新征程——在巴基斯坦议会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5-04-22.
[17]习近平.共同谱写中越友好新篇章——在越南国会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5-11-07.
[18]习近平.深化改革开放共创美好亚太——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3-10-08.
[19]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5-03-29.
[20]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2-01.
编辑：李利林
Path of Harmony: The Four Connotations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f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Xu Jin, Li Do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through of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put forward b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caused great repercussions and broad consensus at home and abroad. Its profound connotation is mainly reflected in four aspects: "Harmony is precious" is the premise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Harmony in diversity" i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Harmony generates and sameness stops" is an important goal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and "Nature-human integration" is the ecological ori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General Secretary Xi’s thought of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not only reflects the grand nar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vision, but also reflects the responsibility of China as a great power, and has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international social order.
Keywords: Xi Jinping;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Society
[作者简介] 徐瑾（1976-），男，湖北蕲春人，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及伦理学研究；李懂（1993-），男，湖北恩施人，湖北大学哲学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