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湖文化与武汉城市文化之关系探论
作者:周德钧 朱声媛      阅读量:480      时间:2019-03-06

[摘 要] “东湖文化”指围绕着东湖自然景观而形成的建筑、园林、考古遗址、历史传说、民间故事,以及由它们所表达的价值观念、精神气质与审美趣味之总和。作为武汉城市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东湖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形式与内涵都受到武汉文化的深刻影响,它传载着武汉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与精神个性,表现了武汉城市文化鲜明的地域特色与精神气质。而作为一种旅游景区文化,它又具有自身独特的文化个性,呈现出相对独立的文化面貌,这种既联系又区别的关系是两者互为补充、协同发展的内在基础。东湖文化与武汉文化的双向互动为创造具有时代气息、地域特色与个性魅力的武汉城市文化体系,提供了无比广阔的前景。

[关键词] 城市文化;东湖文化;景观;人文精神;武汉

 

[中图分类号] G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9)03-0010-10 

如果说长江、汉水是武汉的母亲河,那么东湖可称为武汉的母亲湖。这不仅是自然意义上的,也是文化意义上的。武汉因水而兴,因湖而秀。襟江带湖的武汉不仅可以称为江城,也可称为水都。长久以来,江河湖泊与武汉这座城市相生相伴,两相激荡,交相辉映,共同组成一幅江城水都的绚丽画卷。

 

一、湖因城而兴:从历史维度看武汉城市文化与东湖文化的关系

(一)东湖文化界说

所谓“东湖文化”,是围绕着东湖这一自然湖泊景观而形成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总和。具体而言,就是围绕着东湖自然地貌而形成的建筑、景观、园林、考古遗址、历史传说、民间故事等等,以及由它们所传载、表达出来的价值观念、精神气质与审美趣味。

作为自然景观的湖泊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进入人们的文化视野,并因此具有某种人文属性的,只有当它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发生紧密的联系,人类创造性的活动不断加诸其上,赋予其人文的意义,自然景观湖泊的文化形态才能逐步形成。东湖文化的形成过程就是如此,它是在武汉城市文明不断发展进步的影响与带动下,从一种原生状态的自然湖泊逐步演变为与人们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渔业湖区,进而发展成具有旅游观光价值的人文景区。

从“自然东湖”到“渔区东湖”再到“人文东湖”的演变过程,就是东湖文化孕育生成的过程,而推动这一过程的基本动力就是武汉城市的兴起、演变与发展。城市的发展推动了东湖文化的创造。城市的发展使东湖及其周边形成了一系列物质文化景观与精神文化要素,进而形成东湖文化体系。

(二)武汉城市的发展演变与东湖文化的积累生成

东湖景区的发展和兴盛是与武汉城市的兴起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武汉有着悠久的城市文明史。据“盘龙城”遗址的考古发掘证明,早在3500多年前,这里已经兴起了城市。后来由于商朝势力收缩,楚国势力的发展,盘龙城的发展陷于中绝。然而,长江中游、江汉交汇这一独特的地理区位以及该地区优异的自然禀赋,使这里具备了城市兴起的各种潜质,当机缘成熟、风云际会之时,城市文明就会随之而兴。于是,在盘龙城消失1000多年后,武汉地区城市发展的进程重新启动,大江两岸兴起了一系列城堡军港,却月城、鲁山城、夏口城相继兴建,鹦鹉洲、黄军浦等港埠也一时俱兴。两晋南北朝时期,武汉地区的“双城”已显露雏形,江北的鲁山城、江南的夏口城作为城堡军港的地位得以强化,特别是夏口城经过东吴的长期经营,已成为长江中游最重要的军事重镇,其行政地位也不断提升,先是作为县治,尔后成为郢州的州治所在地[1] 132-278。夏口城成为南北交争、东西竟胜的极为重要的战略据点。发生在夏口城周围频繁的军事活动在东湖留下了一处处历史痕迹,刘备郊天台、鲁肃白马冢、关羽卓刀泉、吴主庙、曹操庙等三国军事文化遗址掩隐在东湖的山水之间。

隋唐以至五代,武汉地区的“双城”以其突出的战略地位、日趋完备的城市功能而倍受中央政府的重视,由夏口城发展起来的鄂州城,其政治军事地位再次提升,武汉地区的军事活动日益繁密,人口也日益增多,东湖与鄂州(今武昌区)在功能上的联系更加紧密。此间佛教传入武汉地区,东湖洪山一带兴建了许多寺庙,宝通寺、东岩寺、修净寺、小塔寺等都建于东湖周围。一些寺庙还兼具书院功能,成为文人雅士寄宿读书之所。相传唐初大将尉迟恭、书法家李北海以及宋代抗金名将岳飞都在洪山一带结庐读书,遗址至今犹存。东湖开始显现风景游览区的特征,成为居住在鄂州城的人们外出踏青的心仪之地[2] 165

元代,武昌成为湖广省会,以后历明、清二代,武汉一直保持着行政大区政治中心的地位。伴随着武汉城市地位的上升,东湖得到进一步开发,湖边居民渐多,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渔村。原来远离城镇、相对荒僻的东湖地区被纳入到国家行政管理与赋税征收的范围。东湖地区出现了郭郑湖河泊所、驿站、军屯、灌园等一系列经济与军事管理机构。东湖逐渐地进入人们的视野,许多地方官绅纷纷仿照江南园林样式在东湖周围建起了大大小小的园林,其中较著名的有榛子园、茹英圃、万木园、桃溪小隐、东山小隐等。这些园林“妙极自然,宛若天开”,与东湖的湖光山色交相辉映。相对于汉口的繁华与喧嚣,东湖仿佛是一处世外桃源,厌倦了市廛尘嚣的人们、独善其身的文人雅士们都将东湖视为隐逸遁世的佳所。燕遗民、朱华圉、肖文举等著名隐士曾结庐隐居于此。东湖优美的景致开始广为人知,武昌周边甚至外地的居民往往会在农闲之时、劳作之余来到东湖,休闲冶游、娱乐身心。每当春暖花开、莺飞草长之际,这里便游人如织,东湖作为武汉地区旅游景区的潜质开始全面显现出来[2]

不过,此时的东湖还不是一个完整的风景游览区,它的园林景点还显得较为零散,且常常与渔区混杂在一起。直至近代,东湖的面貌才开始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一个依托现代工商业大都市的风景区即将展现在世人面前。

(三)近代武昌文教发展与东湖人文景区风貌的形成

武汉地区的近代教育是在开埠通商的刺激下,在张之洞洋务运动的推动下逐步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张之洞在湖北的一系列教育兴革举措,使武汉地区的现代新式教育获得了迅猛的发展。而教育的发展直接带动了东湖地区的开发,为东湖地区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

光绪十六年(1890年),张之洞在武昌都司湖畔创设两湖书院。几年后,他对书院进行改革,引进西学内容和西方学制,成为武汉新式教育的发端,也是近代武汉湖滨教育的肇始。1902年,两湖书院改办为两湖文高等学堂,1904年又在其校址上成立了两湖师范学堂。武汉最早的新式书院坐落在湖滨地区,为以后湖滨教育群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经张之洞的苦心经营,武汉地区的近代教育虽然起步较晚,却发展迅速,成为全国闻名的教育重镇。而武汉地区的教育精华几乎都聚集于武昌,诸如算学学堂、矿物学堂、自强学堂、湖北武备学堂、湖北工艺学堂、湖北师范学堂等新式学堂均坐落在毗邻东湖的地带。光绪十九年(1893年),自强学堂创立,1903年改为方言学堂,辛亥革命之后又几经更名,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进一步扩建,更名为国立武汉大学。由于原校址人稠地密,无法适应扩建需要,遂以武昌城外东湖之滨的珞珈山一带为武汉大学的新校址。

从此,在风景秀丽的湖光山色之中矗立起一座人文荟萃的大学校园,“白墙绿瓦映碧波,书声琅琅伴涛声”。武大的兴办,为韵味天成的东湖平添了许多书香文雅之气,教育与科学遂成为东湖景区的一个极具特点的文化要素。莘莘学子徜徉于东湖之畔,弦歌之声回荡在东湖上空,一个风雅东湖、人文东湖的面貌已依稀可见了。

(四)武汉城市的现代转型与东湖现代园林文化的发展

19世纪中叶汉口的开埠以及19世纪末张之洞的湖北新政,给武汉带来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使这座深居内陆的传统的封建商埠向开放的现代工商业大都会转型。现代工商业的发展、现代文教事业的发展使武汉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地方政要、工商实业家、教育家、学者、文化名流等构成了现代武汉的精英阶层,在他们的倡导与推动下,东湖人文景区建设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园林别墅、花园公馆开始在东湖之滨兴建起来。如地方军阀夏斗寅修建的夏家花园,其中的中正亭(后改名湖心亭)至今仍是东湖景区的著名景点。革命志士张难先修建了思旧庵,富商曹琴萱修建了“种因别墅”,银行家周苍柏修建了“海光农圃”。这些花园别墅因地筑景、借景成园,充分体现了东湖自然风光的潜质。尤其是周苍柏的“海光农圃”,其兴建的初衷是为武汉市民提供一个娱乐活动的休闲场所。周氏在园中培植瓜果花卉、圈养各种动物,修建别墅、开办学校,还从事轻工业生产,将农圃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公园——“湖北花园”。经过这些开发建设, 东湖形成了规模可观的景观带,园林景区的面貌较为完整地呈现出来了。

而更大规模的景区建设则是解放以后的事,那时,武汉作为华中重镇,是我国内地最大的工商业中心、科教文化中心、交通运输中心,现代中心城市的发展对城市功能提出许多新的要求,武汉需要建立大型的、多功能的旅游景点,以满足广大市民休闲游憩的需求,东湖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成为武汉城市建设的重点。上世纪50年代初,人民政府将“海光农圃”改名为东湖公园,并将东湖及其四周辟为风景游览区,开始对东湖进行大规模的规划和建设。

建国迄今,东湖风景区经历了3次大规模的规划建设。第一次是50年代,建成了行吟阁、长天楼、九女墩等多个景点,以及湖心亭餐馆、东湖摄影室等景区配套服务设施。第二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务院将东湖风景区审定为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新建了朱碑亭、千帆亭、盆景园、杜鹃园等景点,游览面积扩增到近30平方公里。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新思潮新观念渗入武汉,武汉的旅游经济快速发展,东湖作为武汉市的重点旅游区,依山傍水增添了许多现代化的景点,进入第三个建设高潮。

经过这三次大规模的开发建设,今日的东湖,已成为景区面积81.68平方公里,湖面面积33平方公里,包括听涛、落雁、白马、磨山、吹笛、珞洪6大景区,华亭双月、疑海听涛、泽畔行吟、龙舟竞渡、湖光浮阁、朱碑耸翠等24景,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并存,成为一个以现代园林为特色的风景旅游胜地,也是武汉市唯一的国家级自然风景区。

通过以上所述可知,东湖从“一围烟浪六十里,几队寒鸦千百雏”的自然原生湖泊到帆影桨声、渔舟唱晚的乡村渔区,由乡村渔区到文人泛舟、游客徜徉的旅游景区,再由自然旅游景区到现代山水园林景区,这一系列的演变发展过程,都与武汉城市的发展息息相关,都被武汉城市发展所驱动,都明显地烙上了城市发展的印记。故此,笔者认为,东湖景区、东湖文化是因城而兴、因城而盛的。没有武汉城市的崛兴与发展,就没有东湖文化的积累与生成。

  

二、主流与支系:武汉城市文化对东湖文化的制约与影响 

东湖景区文化“因城而兴”,在这一过程中,武汉城市文化的个性也必然或多或少地映现在东湖身上。犹如颐和园之于北京、豫园之于上海、滇池之于昆明、大明湖之于济南一样。没有武汉这个文化主体,便没有东湖这个文化支系。武汉城市文化与东湖文化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主文化与亚文化的关系,主流与支流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从两者拥有共同的文化渊源、共同的文化形态,具有相似或相近的精神气质等方面体现出来。

(一)武汉城市文化形态的演进对东湖文化形态的影响 

早在距今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武汉地区就已有人类聚居。武汉地区的先民们在江汉之滨、东湖之畔生息繁衍,从事着渔猎或农耕,留下了众多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其中1956年发现的放鹰台遗址即位于武昌东湖西岸。放鹰台遗址拉开了东湖文化史的序幕。进入文明时代以后,武汉及东湖长期隶属于楚国,瑰丽璀璨的楚文化成为武汉与东湖共有的文化之源。

上古到中古时期,武汉经历了从军事城堡、地方政治中心,到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演变,东湖文化在武汉城市发展的不同时期分别注入了军事、政治、商业等不同的文化要素,并因此具有厚重的军事文化积淀与人文精神的积累。步入近世,武汉不仅是商业重镇,也是首义之城、红色之都。东湖因此荡漾着革命的精神,这里革命遗迹众多,庚子革命烈士墓、施洋烈士墓、郝梦龄烈士墓等分布周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降大任、舍我其谁”的近代革命精神注入到了东湖的文化血脉之中。

历经千百年风雨的洗礼,伴随着武汉城市的转型发展,东湖的多重文化主题逐渐形成。楚文化的浪漫瑰丽,三国文化的豪放任侠,佛教文化的悲悯博爱,隐逸文化的超脱豁达,革命文化的敢为人先、无私无畏……这些不同的文化因子在历史的流变中积累沉淀,渐渐融入东湖之中,形成今日多姿多彩的东湖文化体系。

可见,东湖文化的主题总是随着武汉城市文化主题的变化而变换的,从而呈现出动态的、多元的文化面貌。以至今日,东湖的文化主题仍在变换整合之中。但不管怎样变换,它总是受到武汉城市文化主题的制约和影响,总是对武汉城市文化的延伸、细化与扩展,总是与武汉城市文化精神保持着一致。

(二)武汉城市特色对东湖文化个性的影响

文化是有地域性的。东湖文化孕育生成于江汉之交的武汉,势必带有鲜明的武汉特色。在武汉这一方水土的滋润哺育下,东湖文化呈现出鲜明的江城特色。楚山楚水传载着楚风汉韵的气质,湖光山色映衬着江城水都的神韵。

1. 楚风汉韵与楚山楚水。楚风汉韵是武汉城市文化的地域特色与个性所在,它反映了武汉特有的自然禀赋、历史传统与社会经济生活,表现在历代传承的民风民俗、岁时时令、居处建筑、方言俚语、戏剧歌舞、民间传说等文化遗产之中。楚风汉韵通过一系列的文化要素反映出来,诸如楚辞汉赋的典型篇章、老庄哲学的精神意象、凤凰浴火的精神意象、崇凤尚赤的艺术趣向、重祭淫祀的民间习俗,以及江汉地区的民居风格、饮食习惯、楚剧汉腔、俚语乡音等等[3]

东湖地处江汉平原,位于武汉之东,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带有荆楚的气质,楚山楚水孕育出东湖的秀美、造就了东湖的韵致。千百年来,楚山楚水的地域特征已深深植根于东湖的生态景观之中。迄今为止,东湖已形成带有浓郁楚文化特征的景观区。如听涛景区兴建的以纪念屈原为主题的行吟阁、沧浪亭、屈原纪念馆等。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在磨山北麓修建的楚城,较为完整地体现了楚文化的特色。可以想见,在未来的发展中,楚风汉韵的地域特色还会在东湖文化体系中得到进一步的彰显。

2. “江城水都”与东湖水文化。“江城水都”即武汉城市文化的空间形态特征。武汉以“江城”著称,享有“水都”之誉,江河纵横,湖泊星罗,水域面积广阔,武汉城市水域面积居全国大城市之首,人均占有水面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5倍。长江汉水纵贯全城,大小湖泊散布三镇,多条水系环绕全城,三镇鼎立,隔江相望,构成一幅湖映水绕、云水相间的城市空间景观。水是武汉的血脉,也是武汉的生命。水孕育了这座城市,赋予这座城市以灵动与韵致。水文化也成为武汉城市文化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个性特征。长期以来,不少名家名篇都是从水的角度来认识武汉、欣赏武汉的。《尚书》有“江汉朝宗,其流汤汤”之语,《诗经》有“江汉汤汤,武夫洸洸”之句,诗仙李白更以一句“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让武汉享有了江城的美誉。

东湖作为武汉最大的城中湖,这里水天一色,烟波浩淼,山环水绕,碧波万顷,堪称水的世界,水的王国,更是水的精神家园。水的渊深博大、周流不息有如君子之德;水泽惠万物有如圣人之心;水居柔处下、随遇而安有智者之明。诚所谓“上善若水”。东湖平静清幽的湖水不仅充分展现了水的形态之美,而且极尽水之神韵。如今,东湖景区的水文化主题已得到了初步的发掘和利用,六大景区之一的听涛景区,其景点及其旅游活动均以水上旅游、水上运动为基本内涵,其他景区也都与水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尽管水文化主题的挖掘还有待进一步深化,但东湖作为全面展示水文化品格与风骨的人文景区的角色地位已初步形成。

3. 趋新尚变的城市精神与东湖景区的革命要素。楚文化灵动浪漫的精神滋养,江河交汇、襟江带湖的自然禀赋,加上九省通衢、商贾辐辏的商业活动,使武汉成为一个趋新善变的城市。自古以来,武汉人就不惧权威、敢为人先,敏于时势,趋新求变。这里是慷慨赴难之处,风气开通之地,变革风行之区。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开埠通商,得风气之先;武昌首义,首举共和之旗;新文化运动,传播共产主义思潮;大革命洪流,发出反帝反封建的怒吼;抗战军兴,成为全民族团结御侮的中心。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更成为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重镇,改革开放的热土。

东湖文化秉承了武汉文化的这种品质,山水灵动飘逸,遗迹蕴藏着变革的精神。为反抗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追求“男女平等”新思想而投身反清行列的9名太平军女战士在此壮烈牺牲;为打破封建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而奋勇献身的庚子革命烈士亦长眠于此。这里还有京汉铁路大罢工的领袖施洋烈士墓、北伐中威名远扬的第四军独立团官兵公墓、抗日战争中光荣殉国的首位军长郝梦龄烈士墓等等。这里荡漾着革命精神,凝结着浩然正气。这些精神赋予东湖卓然的文化品格,构成东湖超凡的文化气质。

 

三、依托、超越与反哺:东湖文化与武汉城市文化的深层互动

东湖文化作为武汉城市文化一个分支,它的发展要紧紧依托武汉,然而,作为一个旅游景区文化,它又具有自身独特的文化个性,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它的发展创新应遵循风景旅游文化的内在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文化形态完全可以突破武汉城市文化的限制,得到相对独立的发展。而这种发展的结果最终将反哺于武汉,进一步充实、完善、提升武汉城市文化的内涵,从而共同缔造代表时代精神、具有地域特色、展现独特个性魅力的武汉城市文化体系。这就是东湖文化与武汉城市文化互为补充、协同发展的内在关联。

(一)依托武汉,体现东湖文化的地域特色

东湖孕育生成于武汉这一方水土之中,必然带有鲜明的江城特色。依托武汉发展东湖文化,就是要摆正武汉城市文化与东湖文化这种“源”与“流”的关系,让东湖文化所具有的地域特色充分显示出来,成为带有鲜明“武汉特色”的城市文化品牌,犹如黄鹤楼之于武汉一样。

(二)超越武汉,张扬东湖文化的个性魅力 

超越武汉,意指东湖的文化建设一方面要依托武汉城市文化主体,另一方面则应遵循山水景区文化的内在发展规律,保持自身文化体系的相对独立性与历史连贯性,通过强化自身的结构要素,使自身的文化品格和个性特色进一步张扬。这里的超越既指文化形式摆脱母城文化体系的限制,也指文化内涵拥有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

东湖在营造传统园林艺术、提升景区文化意境等方面还有很大的开发空间。作为自然风景区的东湖说到底要以风光取胜,以山水见长。西湖之所以被世人艳称,誉为山水绝美,主要源自于风景资源本身。谈起西湖,人们必然想到她有开朗明净的湖光,有深涧曲折、竹林夹道的山径,有依山傍水的亭台楼榭,更有基于这些而形成的“十景”。正是“苏堤春晓”“平湖秋月”“雷峰夕照”“柳浪闻莺”“断桥残雪”“曲院风荷”等等景点使西湖引人入胜,游人置身其间,如诗如画,产生无尽的遐想[4] 51。而在这方面,东湖不要说与西湖相比,就是与国内同类大城市的湖泊风景区,例如北京的昆明湖、北海,南京的玄武湖,济南的大明湖相比,也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这说明作为风景名胜区的东湖在挖掘山水资源、开发旅游休闲产品、树立风景旅游文化主题、营造自然山水风光的美学意境等方面还有进一步挖掘的潜力。对东湖自然风光进行深度开发,要充分挖掘东湖的资源禀赋,遵循山水园林构造的内在理路和民族传统,摈弃急功近利的取向,并呼应现代城市生活的休闲趣味与旅游需求,制订系统科学的风景园林规划,从整体上营造出空朦山色、迷离烟水的审美意境,构筑具有传统园林风韵、充满诗情画意、显现一方之胜的景点群落,使东湖的山、水、亭、榭、楼、台、花、草、石、木连缀成篇,处处成景、面面生情,真正成为极尽湖光山色之妙、彰显山水园林之趣的风景旅游胜境。

东湖的文化个性在自然之美、山水之胜、园林之秀。具体而言,在于湖面的开朗宏敞、水波的浩淼无际、山水的若即若离与逶迤曲折、林木的葱茏多姿,只有充分挖掘东湖的这些资源禀赋,做好做足这方面的文章,东湖的文化个性方能尽情展现,东湖的文化品牌才能牢固树立起来。

(三)反哺武汉,提升武汉城市文化的精神气质

东湖文化的积累生成源于武汉,东湖的文化内涵与外在形态要依托于武汉,东湖的文化创新要超越武汉,而超越的结果最终还是要回馈武汉。东湖要以自己的文化品格与个性丰富武汉城市文化的内涵,美化、净化、优化武汉城市文化的空间形态,提升并完善武汉城市文化的精神气质,这就是东湖文化对武汉城市文化的反哺与回馈。

  首先,东湖文化可以促进武汉山水园林城市的建设步伐,优化武汉的城市生态状况。东湖的景区面积达80多平方公里,相当于武汉建成区面积的四分之一。作为一个完整的湖泊生态系统,东湖山清水秀、风景雅致、岸线曲折。磨山、枫多山、吹笛山等多座山峰绵延环绕,这里树木成阴,有雪松、水杉等各种树木近400种、300余万株。这里百花绽放,一年四季香飘不断,梅花、荷花、桂花等特色花卉争奇斗艳,其中梅花建有专门观赏园林,面积800余亩,是中国第一大梅园。东湖还有世界三大樱花园之一的东湖樱花园,以及鸟类的乐园——鸟语林等自然景园100多处。早春鸟语花香,仲夏波光涟漪,深秋红叶满山,冬来候鸟欢唱。四季分明、风情万千。随着东湖自然生态环境的进一步优化,她的生态效益必将更加显著。武汉与东湖融为一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山水园林城市。这是东湖生态效益的放大,也是其山水园林文化对武汉的一种丰厚回馈。

其次,东湖文化可以为武汉营造高雅的文化氛围,从而提升武汉城市文化的精神品位。中国山水园林文化的核心是人文精神,人们寄情山水,为的是追求知识的增进、心灵的净化与道德的完善[5] 281。自来文人骚客流连于东湖,结庐耕读、吟诗作赋、养性怡情,使东湖成为风雅之地。而今这里学府密集,书声琅琅,是武汉最称风雅的地方。著名学府武汉大学在东湖之滨的兴建,更为东湖增添了几分书香风雅。还有省文化厅、省文联、省作协、省社科院、省社科联、省博物馆等一批文化机构齐聚岸边,使东湖显出恢弘的人文气象。中国光谷也与东湖紧紧相依,科技之光与涟漪的湖光交相辉映。

另外,礼赞生命、歌颂爱情、赞美人性也是东湖人文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西湖的人文精神有爱情主题的烘托,以至今天的杭州可以打出“爱情之都”的牌子,西湖因此而美丽迷人。东湖同样可以大做“亲情爱情”的文章,西汉孝子孟宗为母哭竹,一片孝心感天动地;明末郡主、郡马“一梦姻缘”,凄美爱情流传千古;还有“武昌长笛”“金冢桃花”“沙湖唱和”,以及有关洪山菜薹和蝴蝶面的爱情传说等等,无不动人心弦,感人肺腑[2] 268。深入挖掘整合这些资源,系统阐发有关尊老爱幼、寸草春晖;两情相悦、忠贞纯洁、相敬相爱等文化意蕴,从而为东湖的人文精神增添更加生动、更具亲和力的文化因子。

坐拥如此富集的人文资源,东湖应该也必将成为一个高扬科学民主精神、充满人文情怀的地方,它的自然之美、人文之光将润泽江城,届时,东湖对武汉市民而言就不单单是一个休闲冶游、放松心情的乐园,更是一个净化心灵、追求崇高理想的精神家园。

东湖是自然对武汉的恩赐,我们应怀着虔诚而感激的心情去捧回这份赐予。

 

[参考文献]

[1]皮明庥.武汉史稿[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

[2]涂文学.东湖史话[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5.

[3]张正明.楚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4]陈从周.园林清议[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

[5]王毅.中国园林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编辑:朱苗苗

Research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Donghu Culture and Wuhan City Culture

Zhou Dejun, Zhu Shengyuan

Abstract: "Donghu Culture" refers to the architecture, gardens, archaeological sites, historical legends, folktales formed by the natural landscape around the Donghu Lake, as well as the values, spiritual temperament and aesthetic taste expressed thereof.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Wuhan urban culture,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connotation of Donghu culture are deeply influenced by Wuhan culture. It carrie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spiritual features of the urban development of Wuhan, and shows the distinct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spiritual quality of Wuhan urban culture. As a kind of tourism scenic culture, it has its own uniqu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esents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cultural appearance. This relationship of both connection and distinction is the internal basis for the mutual complementarity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 two-way interaction between Donghu culture and Wuhan culture provides an infinitely broad prospect for the creation of Wuhan urban cultural system which is featured 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region and unique charm.

Keywords: Urban Culture; Donghu Culture; Landscape; Humanistic Spirits; Wuhan

 

[作者简介] 周德钧(1962-),男,湖北武汉人,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近现代城市史、湖北地方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