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给中国带来光明的前景 ——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选集》出版感言
作者:肖甡      阅读量:304      时间:2018-11-28

在中国共产党隆重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田子渝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选集》(以下简称《选集》)第一编(共3卷)影印本,共计180万字,由湖北人民出版社于2018年4月展示在公众面前。这部作品的推出意义非凡,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以下简称“早期传播”)经典著作的第一次亮相,也是对深刻改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怀念,还是为即将来临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献上的一份厚礼。翻阅《选集》第一编影印本,受益良多,浅谈以下几点初步认识。

 

一、影印原始文本第一次展示出“早期传播”的原始面貌

 

据编纂者介绍,《选集》包括4编:第一编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共3卷14种;第二编为马列主义的中文诠释本,共35种;第三编为国内外研究者对马列主义的诠释本,共20种;第四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作,共23种。4编本的《选集》,是从1919年8月至1927年7月出版的174种马克思主义著作文本中精选出来的,共计24卷92种。《选集》之所以采用影印本形式出版,旨在“展现中共创建至大革命时期比较完整、准确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原始面貌”[1] 31,把握“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容和精神”[1] 35,为了帮助读者更准确地理解和研究文本原貌,每种影印本都附有“说明”和“注释”。“说明”是题解文本产生的时代背景、理论要旨、历史地位和传播动态等;“注释”是注明文本的作者、译者、主要人物、重要事件、专有名词等,足见编纂者一丝不苟的治学功力和严谨务实的学术素养。

对于“早期传播”原始文本的搜集,本来就很不容易,何况是原本影印,更是难上加难。为开展本课题的搜集、整理工作,《选集》编纂者经过30多年的努力,涉足海内外,穷搜到210种“早期传播”著作文本,大约28000页,1300多万字[1] 6。《选集》第一编无疑是编纂者锲而不舍的艰辛努力和从一而终的刻苦精神的结晶。现在,《选集》第一编影印的马克思主义原始著作终于出齐了,为公众展示了难得一见的珍贵原始文本,为学术界更加系统地、完整地、准确地、深入地研究“早期传播”提供了原始文本和可靠资料。

《选集》编纂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中文本著作的出版,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引进马克思主义的初心,就是非常明确地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思想武器”[1] 28。《选集》第一编印证了从“早期传播”到中共成立,再到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再到国民革命运动兴起的这一历史进程。

 

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早期传播”信心满满、不遗余力

 

五四运动前后,随着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输入中国的破产,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进步团体和刊物、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用唯物史观重新考察和选择中国的出路,通过对各种新思潮的比较、鉴别,最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思想武器。这样,“一面因为受了国际资本主义的压迫和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一面因为先驱者的努力宣传,竟使马克思主义能在最短期间发达起来,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日益增加起来”[2] 27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早期传播”信心满满,不遗余力。因为他们坚信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会改变中国,会使中国强大,会给中国人民带来福音,会让中国的明天更美好。李达指出:“要干这种革命事业,必定要具有一种能够作战的新势力方能办到。说到这里,我要推荐马克思主义了。”[3]陈独秀指出:“一种学说有没有输入我们社会底价值,应该看我们的社会有没有用他来救济弊害的需要。”[4]毛泽东认定:“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5] 23当时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说:“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5] 147

建党前,“早期传播”从未停止过,且声势越来越大。上海的《新青年》《共产党》《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北京的《每周评论》《少年中国》《晨报》副刊等,都不时登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译文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译著。同时,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撰写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章,如陈独秀的《劳动者底觉悟》《社会主义批评》,李达的《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社会革命底商榷》《马克思还原》,恽代英的《论社会主义》,李大钊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汉俊的《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等,都不同程度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若干观点和基本原理。此外,在湖南,毛泽东等创办《湘江评论》,组织新民学会,开办文化书社;在武汉,恽代英等创立利群书社,创办《武汉星期评论》,努力翻译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著作;在天津,周恩来等创办觉悟社,出版《觉悟》,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为了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工人中去,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主要通过两条渠道:一是创办工人通俗刊物,如上海的《劳动界》,北京的《劳动音》和《工人周刊》,广东的《劳动者》和《劳动与妇女》,湖北的《武汉星期评论》,山东的《劳动周刊》等。二是开办工人学校和组织工会,如北京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上海小沙渡工人半日学校等。他们采取多种方式,更多地接近工人群众,启发工人的政治觉悟。促进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作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

建党后,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通过创办刊物、研究会、书社等多种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有组织、有计划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集》“序言”明示,在“早期传播”中,党通过社会主义研究社、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出版了大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中译本、海外诠释马列主义的中译本。新青年社最早出版了“新青年丛书”8种,其中有考茨基的《阶级争斗》,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人民出版社是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编译著述的主要阵地,1921年5月计划出版“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丛书” 11种,其他图书9种[6]。11月,中共中央局要求“宣传部在明年7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7] 10。但由于反动势力迫害和物质条件所限,出版计划未能实现。陈独秀于1922年6月30日向共产国际报告说,人民出版社已印行“马克思全书二种”“列宁全书五种”“康民尼斯特丛书五种”“以上书十二种各印三千份”[7] 28-29。至1922年底,共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各种中文本20多种,这在《选集》第一编得以充分印证。

值得提及的是,在“早期传播”中有两个方面尤为突出:

一是上海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无愧为“早期传播”的中坚力量。《选集》显示,将马克思主义原著最早翻译并介绍到中国的译者,多数是来自上海。在第一编14种经典著作中,有陈望道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合著《共产党宣言》,成则人(沈泽民)译的列宁著《讨论进行计划书》《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李季译的马克思著《价值价格及利润》,以及列宁著《帝国主义浅说》,由沈泽民校阅。从编译的经典译文本看,有李汉俊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妇女之过去与将来》,李达的《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女性中心论》《劳农俄国研究》,施存统的《马克斯学说概要》《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周佛海的《社会问题概观》《马克斯经济学原理》,李季的《社会主义史》等等。而陈望道、李汉俊、李达、施存统、周佛海、李季等,都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几乎占据了全体成员的半壁江山。此外还有一些译著,有的译者生平不详,有的尚不知真实姓名,说不定仍有上海早期组织成员。由此可见,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党的发起者、起到临时中央的作用并非偶然。

二是“早期传播”的主渠道最早是日本。从《选集》不难看出,五四运动前后,社会主义思想开始传入中国,最早是通过日本,由中国留日学生将日文本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译成中文本带回中国。如陈望道、沈泽民、李汉俊、李达、周佛海、施存统等都曾留学日本,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他们从日文本翻译中译著本,顺理成章。除了《共产党宣言》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两种马克思主义中译本的底本源自日文本,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亦多是由日文本编译的。《选集》第一编指明,“前两个阶段的三十七种国外马克思主义诠释本,母本来自日文的有二十一种,占百分之五十七”[1] 22。之后的主渠道才转向了欧洲和苏俄。

 

三、“早期传播”是一个历史的过程

 

《选集》编纂者告诉我们,“早期传播”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从个体到团体,从零散到有组织的过程,并将这一历史过程划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18年11月到1920年8月,为自发、自觉传播阶段。我国最早提到“马克思”名字是1899年2月《万国公报》上的《大同学》一文。20世纪初叶,不少资产阶级的有志之士,从改良派到革命派,陆续发表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译文和文章,但当时的认识是粗浅的、支离破碎的,社会上少有关注,影响甚微,谈不上真正传播马克思主义。

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最早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办《每周评论》,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著述,改组《晨报》副刊,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译载马克思主义原著,从而揭开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序幕,使其开始了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传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通过《新青年》《共产党》《每周评论》等刊物,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著作,势头强劲,锐不可当。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里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新文化运动发展成为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思想运动。如毛泽东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8] 1471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付出了巨大的努力。1919年10月,李大钊发表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体系及基本观点,是我国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论著。同年11、12月,杨匏安在广州《中华新报》上连续19次登载《马克斯主义 —— 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政治经济学原理作了系统阐述,也成为国内较早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力作。在这种政治文化氛围中,上海出版了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合著《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以及恩格斯著《科学的社会主义》(今译《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中译本。

第二阶段:从1920年9月到1922年6月,为中共有组织的传播阶段。建党前后,更加注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与研究,开始有领导、有计划地译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向导》,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报《先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刊物《劳动周刊》等,都成为指导中国革命运动最有力的宣传舆论工具。各地党组织利用各种纪念节日活动,通过散发传单、发放小册子、开纪念会等方式,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纪念马克思诞辰活动为“早期传播”的重要路径。1922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104周年,这一天,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编辑出版了《马克思纪念册》,北京《晨报》副刊出版了“马克思纪念专号”,北京《今日》杂志出版了“马克斯特号”。

这一时期,出版的经典著作有:列宁著《讨论进行计划书》《共产党礼拜六》,张西曼译《俄国共产党党纲》,沈泽民译《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等。诠释马列主义的中译本有:李汉俊译《马克斯资本论入门》,陈浦泉译《马克思经济学说》,李季译《社会主义史》,周佛海译《社会问题概观》,恽代英译《阶级争斗》等。马列主义的诠释本有:施存统的《劳动运动史》,瞿秋白的《饿乡纪程》等。以上表明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经典在建党前后就来到了中国。

第三阶段:从1922年7月到1927年7月,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阶段。这一时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主要有《向导》《新青年》《前锋》三大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不定期的内部刊物《中国共产党党报》和党内绝密政治刊物《中央政治通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人周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中国青年》,全国总工会的《中国工人》,妇女联合会的《中国妇女》,还有各地方的政治刊物,如北京的《政治生活》,广东的《人民周刊》,河南的《中州评论》,湖南的《战士》等。在海外,有《少年》(后改称《赤光》)等。

5年期间,出版的经典著作有:马克思著《价值价格及利润》《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革命论》,列宁著《帝国主义浅说》等,诠释的经典著作中文本有:李达译《劳农俄国研究》,周佛海译《马克斯经济学原理》,施存统等译《马克思主义与唯物史观》,布哈林著《共产主义ABC》《农民问题》,斯大林著《列宁主义概述》等等。国内马列主义的诠释本有:瞿秋白著《赤都心史》《社会科学概论》,蔡和森著《社会进化论》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除了人民出版社外,有3家出版发行机构,即商务印书馆(上海)、上海书店和长江书店(汉口),为出版和经销马克思主义著作和革命书刊作出了重要贡献。《选集》第一编显示,商务印书馆从1920年9月至1924年9月的4年中,出版发行马列主义著作中译本和诠释本共38种。上海书店除寄销《向导》周报外,从1923年12月至1925年8月,出版发行马列主义著作中译本和诠释中译本共11种。长江书店从1926年11月至1927年7月,共印行、再版、翻印各种马列主义图书35种。

党始终注重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出版物的指导。为了向广大劳动者灌输马克思主义,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宣传教育中,强调要“使用口语,求其通俗化”[7] 150。1926年7月,中共中央第三次扩大执委会决定,由《向导》《新青年》等8家刊物的主任编辑,“设立——编辑委员会”,要求该委员会,“至少每月开会一次,报告中央及各地党的、工会的……机关报状况,加以审查”[9] 124

 

四、早期传播”催生了中国共产党创立,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征程

 

历史雄辩地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产生的思想基础,工人运动是无产阶级政党产生的阶级基础,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有了“早期传播”才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加快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有了“早期传播”,才使中国革命找到了前进的动力和正确的方向。马克思主义如此迅速地传到中国,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救亡图存的需要,是先进知识分子寻求救国道路的历史选择。正如1923年1月天津的青年进步团体“马氏学会”创办的“马氏通信图书馆”成立《宣言》所言:“我们底目标,便是马克斯主义,因为我们相信马氏学说,是改造社会底唯一的工具,所以情愿受了马氏底洗礼,来作马氏底信徒。”[10]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一开始就没有把它当作教条,而是注重其具体运用,在初始还不能完全正确地认识中国国情的情况下,注意国情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加以区别,努力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是难能可贵的。李大钊率先提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11]。李达认为:“中国社会革命究竟采用何种范畴的社会主义,大概也要按照国情和国民性决定的。”[2] 320恽代英也指出:“我们的任务,在寻求一个适合国情,而又合于共产主义的方针来。”[12] 258

《选集》编纂者重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下简称“中国化”)的研究,认为“原初性质的马克思主义中文文本,是马克思主义文本中国化最初的重要成果”[1] 5。对于“中国化”问题,学界至今认识不一。然而,《选集》编纂者认为,中共二大接受了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理论,改变了一大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标,提出先搞民主革命再搞社会主义革命的“两步走”战略,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成为“早期中国化”起步的理论标志。

建党前后至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努力探索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出版了一大批政治读物,《选集》列出的著作主要有:田诚的《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陈独秀的《社会主义讨论集》《陈独秀先生演讲录》,杨明斋的《评中西文化观》,萧楚女的《显微镜下之醒狮派》《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五年来之政治主张》,恽代英的《国民革命》《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瞿秋白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毛泽东的《湖南农民革命》等等。这些文章无不诠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以编纂者认为,这是“‘中国化’第一批理论成果”[1] 15

进入大革命时期,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民革命关注有加,中共四大以后更加强调列宁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指出“列宁主义就是资本帝国主义专权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只有站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之下,实行列宁主义”[7] 322-323。所以,列宁主义图书数量在1926年以后猛增,居马克思主义著作之首。

近一个世纪过去了,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13]

最后,顺带谈一点关于《选集》主编。

田子渝教授,执教于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是著名中共党史专家。他长期钟情于“早期传播”的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写过多篇颇见功力的“早期传播”相关论文。在此基础上,由他领衔,并与3位武汉教授合作编著了54万字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由学习出版社于2012年3月出版,入选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著作者从资产阶级有志之士,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苏俄、共产国际使节角度,多角度、全方位地诠释“早期传播”的本源,凸显先进知识分子群体在传播中的主导作用,并从传播视角来解读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这部专著标志着当今“早期传播”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和最高水平,入选第四届“三个一百”图书原创工程奖为学术价值使然。接着,田教授马不停蹄地策划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长编(1917-1927)》(3卷本),由长江出版社于2016年5月推出。这部洋洋200多万字的恢弘巨篇,从新闻报道、档案资料、著述文本、图书广告、书信等方面,全面系统地诠释“早期传播”的内容和精神,是迄今为止此类课题最丰富、最有价值的史料汇编用书。如今,田教授又主编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选集(1920-1927)》(第一编)影印本,是对学术界和文化界尤其是党史学界的又一新的建树。田教授在《选集》“序言”中明确提出搜集、整理与研究《选集》的宗旨:“就是从历史的视野进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引导我们自觉地承担新时代的使命,维护党的思想理论根脉,促进我们更加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1] 32以上3部作品的相继问世,填补了这一领域长期以来在研究方面和史料方面的不足,为研究者提供了珍贵的原始文本和史料资源。这3部作品不仅是近年来“早期传播”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是研究“早期传播”不可或缺的参考书。毫无疑问,田教授被誉为我国目前研究“早期传播”的领军人物,实至名归,他付出了艰辛和心血,也赢得了尊敬和赞誉。我们期盼《选集》的第二、三、四编早日面世!

 

[参考文献]

[1]田子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选集:第一编[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8.

[2]“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3]李 达.无政府主义之解剖[J].共产党,第4号,1921,(5).

[4]陈独秀.学说与装饰品[J].新青年,第8卷,第2号.

[5]新民学会资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6]人民出版社通告[J].新青年,第9卷,第5号.

[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10]宣言[N].新民意报·明月,1923-01-05.

[11]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J].每周评论,第35号,1919,(8).

[12]恽代英.恽代英文集:上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3]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5.

编辑:汪智力

[作者简介]肖 甡(1937-),男,天津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专业委员会原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