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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以华 汪建人:论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变革
作者:本站编辑      阅读量:447      时间:2017-12-19

  [摘   要] 文化是人类在特定环境中因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适应和改造环境,以及在适应和改造时彼此之间相互适应、相互改造的过程中,在自发与自觉的交替中经过创造、尝试、选择、提炼而逐步共同认可并沉淀为心理习惯的、可以通过多种符号来传播和遗传的共同价值观,以及由这种共同价值观决定并反作用于这种共同价值观的群体行为模式(含生活方式)和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等一切人化物。它既是限制人类活动方式的原因,又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和结果。它决定着人在特定群体中的归属感和家园感,决定着人在这一群体之中共同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表达方式以及价值判断标准。我们应该基于文化传统和复杂关系用一种正确的态度支持文化传统,在变革中传承它,在传承中变革它。

  [关键词] 文化;文化传统;文化传承与变革;文化传承与变革的统一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1002-8129(2017)12-0010-09

  在一个民族或国家中,文化传统是生活于这一民族或国家中的人不得不面对并且不得不接受其影响的生活环境,它构成了生活于这一民族或国家中的人的精神家园。正如人们对于自己的物质家园可能满意也可能不满意一样,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自己的精神家园同样可能满意也可能不满意。我们认为,人们若想要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文化传统或精神家园采取正确的态度,就必须排除情绪化的情感,用理性地方式分析文化及其成为传统的原因,以及文化传统对于人的生存的作用,从而提取正能量而提振我们的精神。
        一、文化及其展开

  文化(除了从狭义上将其理解成为“知识”之外)是一个涉及范围极广的概念,它因其涉及范围过广而成了所有学科中最为复杂、最为模糊的概念之一。根据克鲁克和克拉克洪1952年在其合著的著作《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检讨》中所作的统计和归纳,从1871年到1951年的文化研究中共提出过164种文化定义,而这些文化定义大致被归纳为描述性定义、历史性定义、规范性定义、心理性定义、结构性定义、遗传性定义六大类。此后,人们还从其他的角度(例如从符号学的角度)给文化做了一些新的定义。毫无疑问,这些新定义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为后人寻求某种更为适当的定义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何为文化?在中国典籍中,文化概念最早见于《易经》。《易·贲卦》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 181这里的“人文化成”便是最早出现的“文化”概念。具体到“人文化成”,则是指典籍和礼仪风俗。在西方社会中,“文化”概念从辞源上说,主要来源于拉丁文的“cultura”,具有居住、留心、耕种、培养、敬神等含义,指的就是生活方式和礼仪风俗。现代英文、法文和德文中的文化一词都从拉丁文演化而来,并且都保留了拉丁文“文化”的某些含义。文化的专门研究源于19世纪西方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对原始社会形态的探讨,而文化作为一个重要范畴首次被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1871年出版的著作《原始文化》中提了出来。泰勒从民族学的角度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全体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2] 1这里的文化定义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他把几乎所有“人为”的东西都划入了文化领域。这一观点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认同,例如中国的《辞海》就曾这样定义文化:从广义来说,文化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其二,他把显性的或表现在有形知识中的东西和隐形的或潜藏在信仰、民俗、习惯中的东西都纳入到文化之中,体现了文化的层次性。这一观点也得到一些学者的认同,《牛津现代辞典》就认为,文化是人类能力的高度发展,藉训练与经验而促成的身心的发展、锻炼、修养。或曰人类社会智力发展的证据、文明如艺术、科学等。后来,有些学者进一步把文化与人类行为结合起来,并且将其置于动态之中。这就是说,一方面他们把文化与人类行为结合起来,既从人类行为的角度探讨文化的发源,又从人类行为的角度界定文化的内容;另一方面他们又把文化看成是在动态中的发展过程。例如,《美国传统词典》说:文化是人类群体或民族世代相传的行为模式、艺术、宗教信仰、群体组织和其他一切人类生产活动、思维活动的本质的总和。美国学者罗伯特·摩森等认为,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它产生于人类群体,并且被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传给下一代;确切地说,在一种不断寻求的尝试中,观念、习惯、习俗和传统在一群体中被确立并在一定程度上规范化。文化是或明显或隐含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机制,它使得一个民族在适应其环境及不断变化的条件时有别于其他民族。
  在前人为文化研究提供的丰富资源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文化是人类(或特定人类群体,例如民族、国家)在特定环境中因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适应和改造环境,以及在适应和改造环境时彼此之间相互适应、相互改造的过程中,在自发与自觉的交替中经过创造、尝试、选择、提炼而逐渐共同认可并沉淀为心理习惯的、可以通过多种符号来传播和遗传的共同价值观,以及由这种共同价值观决定并反作用于这种共同价值观的群体行为模式(含生活方式)和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等一切人化物。它既是限制人类活动方式的原因,又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和结果。它决定着人在特定群体中的归属感和家园感,决定着人在这一群体之中共同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表达方式,以及价值判断标准。这里,我们实际上是从文化的结构、层次、核心和特征四个方面界定了文化的内涵,即:我们主张一切人化物或说一切打上了人的“烙印”的东西(即通过人的行为创造并且体现了人的价值观的东西)都是文化。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首先,这一文化在结构上大致可以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包含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其次,这一文化在层次上大致可以分为表层的显性文化和深层的隐形文化,前者指显现出来的文化,例如物质文化中的建筑艺术,精神文化中的书籍绘画、民俗文化,以及行为文化中的礼节文化乃至“酒文化”“茶文化”等等,后者则特指隐藏在所有显性文化中的被某个民族或国家一致认可的共同价值观。其三,在这一文化中,共同价值观在整个文化中的地位表明了它是文化的核心,它通过自己逐渐沉淀成的群体精神(例如民族精神)决定着一切显性文化以及隐形文化,从而使得一切或显或隐的文化成其为“文化”。例如,故宫作为单纯的房屋并不构成为文化,它仅仅是某些人的住所或他们从事政治活动的场所,但是,如果联系到这些房屋所体现的某种民族精神,它们就成了某种物质文化。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区别诸如哥特式建筑、罗马式建筑、中国古典建筑等。最后,这一文化的特征在于:在它的核心之处,或说在它的共同价值观以及由共同价值观逐渐沉淀而成的群体精神(例如民族精神)那里,它主要是一种心理习惯,它是人们在行动、思维、语言、价值判断中不自觉地加以贯彻的心理前提。
  除了文化的内涵之外,我们这里对于文化的定义还有两个重点,它们分别构成了我们在后文中将要讨论的“文化作为传统”和(文化的)“传承与变革的统一”的起点。其中一个重点是:我们关于文化的定义指明了文化产生的动力、方式、途径和文化的传播。根据定义,一个民族或国家文化产生的动力就是该民族或国家中的人们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文化产生的方式则是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适应和改造(它为了实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以及人类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适应和改造而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适应和相互改造(以便确立有利于人类适应和改造自然环境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制度);文化产生的途径既包含了人们自觉的提炼和尝试,也包含了人们不自觉地创造和促进,正是在这种自觉和不自觉的交互作用中才最终形成了某一民族或国家中的人们共同认可的沉淀为心理习惯的共同价值观,以及体现了这种共同价值观的一切人为创造物;文化的传播则通过各种符号进行,这种符号作为广义的符号既包含了文字、图画、媒体、戏剧、民俗等各种具有明显的文化内容的符号,也包括了城市、园林、建筑等各种并不具有明显文化内容的符号,还包含了英雄、故事、传奇等各种官方倡导或民间流传的文化符号。第二个重点是:它从人与文化的相互关系出发,指出了人与文化的相互作用,即:一方面,文化是人的活动的产物,它是人在一定的价值观指导下自觉或不自觉创造的结果;另一方面,文化一旦形成,又作为人们的共同价值观、群体精神(例如民族精神)和物质、精神、行为等各种文化形式决定和制约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语言表达方式和价值判断标准。
       二、文化作为传统
       文化何以会成为一种传统?正确地理解文化何以能够成为一种传统,能够为我们理性地对待文化传统打下基础。为了探讨文化何以会成为一种传统,我们有必要先行考察究竟何谓传统。
  第一,我们先行讨论,究竟何谓传统?传统总是奠基于历史的传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也将其称为历史传统),没有历史就无所谓传统,因此,考察传统必须将其与“历史”联系起来。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归纳了“历史”的诸种含义,即:“把历史领会为过去之事”,“‘过去’又等于说:不再现存,甚或:虽还现存,但对‘当前’已无‘效用’”[3] 428;“历史主要不是意指过去之事这一意义上的‘过去’,而是指出自这过去的渊源”[3] 428-29;“历史还意味着‘在时间中’演变的存在者的整体。……也就是说,历史意味着人的、人的组合及其‘文化’的演变和天命”[3] 429;“最后,流传下来的事物本身也被当作历史”[3] 429。海德格尔关于历史的这四种含义都把历史和“生存着”的人联系来起来,并且,就前面三种含义来说,从第一种含义到第三种含义越来越接近于人之生存的本质。第一种含义把历史看成是与现在无关或对现在已无效用的过去之事;第二种含义则把历史看成是其源头出自过去但却是现在的事;第三种含义“……主要指的是存在者的一种领域;人们着眼于人的生存的本质规定性,即通过‘精神’和‘文化’把这一存在者的领域与自然区别开来,虽说如果这样领会历史,即使自然也以某种方式属于历史。”[3] 429从海德格尔本人来看,他历来就反对把“历史”看成是纯粹的“过去之事”,而主张把它与人的生存(源自过去的现在生存)联系起来,从而把它与“精神”和“文化”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使历史区别于自然但又由于给自然打上了人的精神或文化烙印而使自然也在某种程度上进入了历史)。
  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历史是人构成的历史,更为严格地说,是人为了生存和发展所从事的一切活动构成的历史。因此,历史是人的生存史。人的生存是一种连续性的状态,人的生存的连续性决定了历史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意味着“不曾间断”并且“无法间断”,它表明从来就不会有那种“纯粹”“过去的事”,“过去”基于“现在”,它是相对于“现在”的“过去”,“过去的事”一定以某种方式决定着现在的人及其生存,现在的人及其生存方式只有通过“过去”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正是因为如此,“历史”才会表现为“传统”。这里,当我们说“‘历史’才会表现为‘传统’”的时候,其实已在某种意义上把“历史”和“传统”区分了开来。我们认为,可以在宽泛或严格两种意义上来看待“历史”和“传统”的关系。从宽泛的意义上看,“历史”是一种基于“现在”但却源自“过去”的东西,它是从“过去”到“现在”的延续,在它之中,始终同时交融着“过去”和“现在”;“传统”其实也是一种基于“现在”但却源自“过去”、始终同时交融着“过去”和“现在”的东西,所以,在宽泛的意义上“历史”和“传统”具有同等意义,我们可以把它们统一起来称为“历史传统”。从严格的意义上看,尽管“历史”和“传统”在宽泛的意义上具有同等意义,但是,在把它们看成是基于“‘现在’但却源自‘过去’、始终同时交融着‘过去’和‘现在’的东西”时,我们却既可以把侧重点放在“过去”也可以把侧重点放在“现在”,若把侧重点放在“过去”,那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历史”,而若把侧重点放在“现在”,那我们则可以将其称为“传统”。因此,在严格的意义上说,“历史”和“传统”仍然具有细微的区别。在本文中,我们将从严格的意义上来使用“传统”一词。
  第二,我们再来讨论文化何以会成为一种传统。当我们把历史看成是人的生存史的时候,我们就能清楚地解释文化何以会成为一种传统的原因。我们在定义文化的时候,曾经指明了文化产生的动力、方式、途径和传播。正是这种“指明”让我们发现了文化何以会成为一种传统的原因。我们曾说,文化产生的动力是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文化的产生方式则是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适应和改造(它为了实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以及人类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适应和改造而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适应和相互改造(以便确立有利于人类适应和改造自然环境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制度)。这就是说,文化一定是某个民族或国家中的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产物,它通过帮助人与自然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适应和改造服务于人的生存。
       我们这里可以从中国儒家文化的发源来说明这一观点。人类(或特定人类群体)若要生存,首先必须适应自然环境并在适应自然环境的基础上改造自然环境,向自然环境索取生活资料。中华民族的祖先繁衍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当时,不仅长江流域像我们现在的长江流域一样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阳光和煦、雨量充沛、植被丰富,而且黄河流域也同样如此。我们把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中上游流域与一望无际的黄土、凛冽的寒风结合起来想象,那是现在的黄河流域给我们造成的印象,也是黄河流域经过几千年的改道和水土流失的结果。中国当时的地理环境最适宜于农业生产。因而,立足于当时中华民族祖先生存的地理环境,直接选择农业的生产方式,便是合乎逻辑的结果。选择农业生产是人适应自然环境的方式,人通过农业生产改造自然环境,从而索取生活资料。为了组织农业生产,人和人之间就要发生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的农业生产仅仅需要一种比较稳定的小型劳动群体。家庭,作为天然组合起来、具有较大的稳定性且能自我延续的群体,便成为了最合适的基本农业生产单位。那么,如何通过调节作为生产单位的家庭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便稳定它从而有利于农业生产呢?尽管家庭在这里属于生产单位,但是,它却首先表现为血缘单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家庭之所以会被选为最基本的生产单位,正是因为它是天然组合、比较稳定且能自我延续的群体,也就是说,正是因为它具有的这种血缘单位的特点。此外,家庭所具有的最基本的生产单位和血缘单位的性质,还决定了家庭具有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的性质。这使家庭成了社会的最基本细胞,并且进一步决定了国家政权的宗法性质。家庭的血缘性质以及国家政权的宗法性质决定了中国文化应该首先以伦理的方式来调节家庭中以及国家中的人际关系,在家庭中这种伦理调节以“孝”为主(通过“孝”来维护家长的权威以便达到稳定家庭的目的),在国家中这种伦理调节则以“忠”为主(通过“忠”来维护国君的权威以便达到稳定国家的目的)。因此,在经过长期自觉和不自觉地选择和发展后,中国便经由孔子等人逐渐自觉地创立了一种儒家文化,它把“孝”和“忠”这两个伦理范畴当作自己学说的中心,并在此中心的基础上建立了仁学的思想体系。由此可见,儒学文化其实就是为了适应中国古人在农业社会中的生存和需要而出现的文化,并且它确实能够有效地维护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延续和发展。正是因为如此,它才在汉代被最终被统治者选中,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口号下被尊崇为中国的主流文化,在中国社会的长期发展中得到了不断的传承和壮大,成为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
       因此,尽管某种文化成为某一民族或国家之传统的原因可能很多,但是,它的最为根本的原因是它有助于相关人群(例如民族、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它是服务于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产物;反过来说,某种文化之所以能成为传统而另外一些文化之所以会被淘汰,正是因为后一种文化不能很好地服务于相关人群的生存和发展,而前一种文化能够很好地服务于相关人群的生存和发展,从而被相关人群选择并逐渐沉淀为相关人群的传统。文化传统与人的生存的关系为我们理性地对待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变革提供了客观基础。
        三、传承与变革的统一
        如上所述,我们发现,在文化传统和人的生存的关系上,人的生存是最终的决定性因素,文化传统则是服务于(同时也会影响着)人的生存的东西,它存在的“合理性”在于它能更好地服务于人类或特定人类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当然,两者的这种关系是两者之间的一般关系,在具体的历史发展中,两者的关系则更为复杂。这种复杂性来源于文化传统和人的生存的不同特征。
  文化传统的特征是它的巨大稳定性。文化传统作为“传统”,它是在人类历史中长期形成的并且具有巨大稳定性的东西,人们从诞生之日起就进入了这一传统之中并且终身都生活于这一传统之中(除非移民到另一文化传统之中)。他们无论愿意与否都会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例如童年的家庭生活)和接受系统教育的方式等接受文化传统的影响,他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文化传统的要求去思维、去行动、去表达,去对一切事物进行价值判断。文化传统的稳定性使得文化传统成了生活于这一传统之下的人们的精神家园,而它作为精神家园又进一步巩固了它的稳定地位,这就是说,当人们形成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之后,他们在这种家园之中就有一种安全感、踏实感、满意感,一旦离开了自己的家园,或者一旦自己的家园遭到了质疑、危险,他们就会感到不安、焦虑、恐惧。因此,他们总是希望待在自己的精神家园之中,保护自己的精神家园不受任何侵害。相对于文化传统的巨大稳定性,人的生存则不断变动,处于日新月异之中。文化传统形成以后,它对人的生存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生存在这种文化传统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会因自己拥有的文化传统而自豪,这种文化传统也得到更多地完善和发展,但是,随着人的生存的长期变化和发展,特别是在人的生存方式可能出现重大变革的时候,相对不变的文化传统就会逐渐出现阻碍人的生存的现象,并且,随着这种阻碍的日益加强,文化传统便需要变革,变革之后的文化传统又适应了人的新的生存方式,重新推动人的生存和发展。因此,虽然人的生存决定文化传统且文化传统服务于人的生存,但是,由于文化传统的相对稳定性和人的生存的不断变动性,从而使得服务于人的生存的文化传统在服务于人的生存的总体使命下既有可能服务于人的生存也有可能阻碍人的生存,从而使得人的生存和文化传统之间的决定和服务关系呈现出复杂形态。这种复杂形态表明:对于文化传统,人们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是既要传承文化传统也应该在传承的同时根据人的生存的需要变革文化传统。这就是说,对待文化传统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是:根据人的生存的必要,保持传承与变革的统一。
  然而,在对待文化传统的问题上,常常会出现两种带有情绪化的极端观点:即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文化虚无主义观点就是对文化传统所持的全面否定观点,它要通过价值颠倒的方式把人们通常视为具有价值甚至是最高价值的文化传统看成是毫无价值的东西,从而对其全面否定。在中外思想史上,文化虚无主义观点是屡见不鲜的现象。例如,从主流来说,西方文化传统长期以来是一种理性主义传统,包括从希腊开始的理性主义传统、基督教的道德传统和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主义文化传统,尼采则对这一文化传统持虚无主义的态度,在他看来,代表着西方文明的“理性精神”传统的最大代表是上帝。所以“尼采把对虚无主义的解释综括在一个短句中:‘上帝死了!’”[4] 767。因此他提出“重估一切价值”,欲把自己的非理性的强力意志重塑为最高价值。我们用文化保守主义解释对于文化传统的另外一种情绪化的极端观点,即:出于对于文化传统的自豪、热爱和痴迷而在文化需要变革的时候,不去理性地思考文化与人的生存的关系,而只是基于情感去反对对于文化传统的任何变革、甚至任何批判乃至任何反省。根据我们所探讨的文化传统和人的生存之间的复杂关系,上述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观点,它们的共同错误在于:没有充分考虑文化传统和人的生存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不能以理性的态度“合理地”对待文化传统。一方面,文化传统之所以被选择为文化传统乃是因为它至少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服务于人的生存,并且在成为传统之后,即使需要变革,它也只是在变革某些文化内容的同时把新的内容充实到传统之中而不可能彻底地否定传统,因此,任何对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都是错误的,这种态度其实是对文化传统中的一些需要变革的消极因素的一种情绪化反映。另一方面,文化传统作为服务于人的生存的传统,它理应随着人的生存方式的变化而变革,不断地充实新的适应于人的新出现的生存方式的内容,尽管这种变革因文化传统的稳定性需要而不可能是亦步亦趋的变革,但是,这不应该成为文化传统故步自封的理由,因此,任何对待文化传统的故步自封态度也是错误的,它实际上是用情感排斥了理性,同样是一种情绪化的表现。
  总之,我们应该基于文化传统与人的生存的复杂关系用一种正确的态度对待文化传统,我们可以充满情感地热爱文化传统,但更应该理性地热爱它,也就是说,让它跟随人的生存需要而在变革中不断发展和丰富,从而在变革中传承它;我们也可以批判文化传统中的不适应人的生存需要的内容,但要理性地批判它,也就是说,不要把这种批判变成一种情绪化的宣泄从而采取文化虚无主义的态度,而要在捍卫传统的基础上消除它的不合理的或说不适应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内容,从而在传承中变革它。其实,当某个民族或国家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传统之后,无论生活在这一文化传统中的人如何反对自己的文化传统,他们都不可能摆脱这种传统,他们都必须生活在这种传统之中;同样,无论生活在这一文化传统中的人如何反对对这种文化传统的变革,只要人的生存提出了变革的需要,他们最终也不可能抵挡得住这种文化传统的变革。

[参考文献]
[1]金景芳,吕绍刚. 周易全解[M].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
[2]爱德华·泰勒. 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M].连树声,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
[3]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 北京:北京三联书店. 1999.
[4]孙周兴.海德格尔选集(下卷)[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

责任编辑:邹立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