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宝祥:胡耀邦是改革开放事业卓越的开拓者和推进者
作者:本站编辑      阅读量:433      时间:2017-09-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中形成和发展的。当年曾说,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像我这样年龄的人,作为过来人,回顾中国这三四十年的历史,确有这样的感受。

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伟大的事业。正如邓小平所说,一个人、几个人,干不出这么大的事情[1] 1350。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人民的事业;在领导层,是集体的努力。在领导层中,胡耀邦同志对改革开放的贡献是很突出的。

一、早就思考中国农村的改革

对中国农民和农村问题,胡耀邦早就关注。他在任川北领导人期间,以后任团中央书记,以后到湖南、到陕西省工作,都十分关注农民和农村问题。他早就对苏联模式,或明确、或婉转地表达过自己的看法。

胡耀邦曾对我们理论动态组同志说过,“文革”期间,他曾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对国家的发展战略提出建议,表示出他的观点。胡德平在他的《中国为什么要改革》一书中,对这封信的内容作了介绍。胡耀邦将苏联的经济模式称之为“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老框框”,胡耀邦认为,中国经济“完全缩回到或者基本上缩回到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的老框框中去,这是很可悲的”。他设想,中国应走一条适合自己情况的经济发展新路。他将这条道路概括为“亦工亦农、农工结合”,其基本点就是,突破当时社会结构的狭隘模板,放手让农民干,让农民办中小型工业[2] 16-19。这是胡耀邦早期的改革思想和主张。

粉碎“四人帮”以后,胡耀邦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极尽精力考虑农村的改革问题。

1977年11月29日,胡耀邦在同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全体人员谈教学问题时指出,政治经济学教学要联系实际,要把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系列问题都拿出来引导大家思考、讨论、研究。他列举了我国现实社会中存在的许多问题,重点是农民和农村问题,如自留地、自由市场、家庭副业等等。他说,从(19)58年就考虑这个问题。(19)61年在安徽宿县、阜阳就这一问题还进行过辩论。他认为,在我国,自留地还有某种进步作用,自由市场,20年、30年,取消不了。他提出,对这些问题,要大胆地从理论上解析清楚。

胡耀邦的思路很开阔。他在同我们理论动态组同志谈话时,一再讲饮食结构问题,这使我及我的同事感到十分新鲜,留下深刻印象。1978年1月15日的理论动态组会上,他说,饮食结构,这是一个大问题。一说到吃饭,就是大米、面粉,多少年来,单打一。他从这里讲了以粮为纲,多种经营的辩证关系,指出以后以粮为纲、多种经营的口号必须一起提,不能单独提以粮为纲,要允许和鼓励农民搞多种经营。胡耀邦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多次尖锐批判农业和农村工作中“左”的思想。以下是摘录本人的记录:

集市贸易,怎么会产生资本主义?

我们现在的反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反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概念还是前几年的概念。

什么堵资本主义的路,资本主义的路当然要堵,但你堵的是什么东西。

现在不是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是割了社会主义的一条腿。多种经营是两条腿之一。

经济问题很多,如农业,理论上没有搞清楚,把个体农民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是个很大的错误。

为什么1955年后一直喊割资本主义尾巴呢?剥夺农民,我们可厉害!现在还有这个问题。

什么割资本主义尾巴,二十几年来,基层干部,县委干部,怕得要死,不怕穷,就怕资本主义尾巴。

以上这些论点,是胡耀邦后来倡导改革的思想基础。

《理论动态》创办后,在胡耀邦的指导下撰写了《农村集市贸易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吗?》《怎样看待正当的家庭副业?》《必须从思想上坚决、彻底地解决不能剥夺农民的问题》等文章,拨乱反正,批判农村工作中“左”的倾向。这些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以后,引起了很大反响。这是我国农村改革的重要酝酿。

我国的农村改革,无论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社队企业(以后称之为乡镇企业),都是由农民和基层干部自发搞起来的。安徽、四川等地的领导积极支持,当年见成效。党中央肯定这些地区的改革并加以推广,胡耀邦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胡耀邦的倡导下,从1982年到1986年,党中央连续5年的一号文件,都是有关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问题。“五个一号文件”,成为佳话,这在当时便有力度地推动了农村改革。

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纲领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中央派出一批又一批中央至地方领导到发达国家考察,打开了眼界,看到了什么是现代化,深感关起门来搞现代化建设是不行的,决定引进外资、设备和技术,同时也努力发展对外经济关系。

从封闭转到开放,改变长期关起门来搞建设的状态后,就要同外界打交道。如何发展对外经济关系,这涉及许多思想认识和理论问题,需要明确一系列原则和方针,对此,胡耀邦作了深入的调查和认真的研究。1982年1月14日,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对外经济关系问题》的长篇讲话。

在这个讲话中,胡耀邦首先阐明,在近代条件下,经济问题决不是一国的现象,必须联系到国际关系来加以考察。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是关系到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战略问题。有基于此,他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要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要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3] 358这个简明扼要的概括,进一步明确了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地位,使人豁然开朗。

胡耀邦还具体分析了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利和不利的条件。他指出,这些有利和不利条件,是我们考虑中国经济问题,包括对外经济关系问题的出发点。

胡耀邦回顾总结了建国以来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的曲折历程和深刻教训,阐明了自力更生和发展对外经济联系的辩证关系。他说:十亿人口大国的现代化建设,应当而且只能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自力更生,独立自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绝对不能困囿于过去的狭小圈子里,把自力更生曲解为闭关自守、孤立奋斗。我们一定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把视野从国内范围扩展到国际范围,不但要放手调动国内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引进来,而且要放手利用国外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因素,以天下之长,补我国之短。

在从思想理论上阐明对外经济关系问题后,胡耀邦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就如何吸引国外资金,如何正确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如何大力开展国际劳务合作,如何更大规模地促进国内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如何正确地支援第三世界等问题,从方针政策的角度,作了深刻的阐述。

胡耀邦同志的这个讲话,是对外开放的纲领性文件。在今天看来,其基本观点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办经济特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举措。邓小平将特区看作是对外开放的基地,称之为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开放的窗口。当时,曾发生过是对外开放还是继续实行封闭,是否关起门来搞建设的激烈争论,焦点就是特区姓“社”还是姓“资”。曾有什么特区是旧中国的租界,是殖民地,什么在特区除了五星红旗,都是资本主义等等说法。这些舆论对特区创办者造成很大的压力。

在这种敏感的形势下,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于1983年2月上旬到深圳特区视察。他对特区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特区建设搞得不错,已经闯开了一个新的局面,我对你们总的评价是:比较出色地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他指出,特区是个新事物,许多问题并不是一开始就清楚,因此,要允许摸索,现在要摸索,以后还要摸索。你们要敢于摸索,大胆创新。耀邦同志提出,特区要新事新办,特事特办。新事新办,就是立场不变、方法全新[3] 555“立场不变”,就是说,办特区,社会主义的立场不变,这就分清了姓“资”姓“社”的大界限,回答了怀疑者、反对者的责难。特事特办,新事新办,方法全新,就是办特区要有高度的灵活性,特别是要大胆创新。胡耀邦对深圳特区的视察和他的题词,是对特区,也是我党对开放政策的有力支持。

1984年1月,邓小平到深圳及珠海特区视察并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的题词更明确地肯定了办经济特区的政策,从此,对特区的种种怀疑和指责,逐渐消声。

三、历史新时期最早的改革宣言书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起步,主要是推行“大包干”(以后正式定名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改革迅速见效,鼓舞并启发了改革者。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确定了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任务,并提出,推进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实现上述历史任务最重要的保证。

1983年1月20日,十二大刚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借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作了关于改革的长篇讲话,题目是《“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这是他担任总书记以后发表的第一个长篇讲话。除了参加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900多人外,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的负责人也出席并聆听了这个报告。

胡耀邦的这个报告以邓小平关于改革的思想为指导,站在全局的高度,结合当时的实际,第一次全面论述了改革问题,内容丰富。

胡耀邦首先阐述了邓小平的改革思想。他说,“这几年,邓小平同志一直在说,要搞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3] 474。他强调,“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见解,提纲挈领,应该成为我党领导四化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3] 474。他指出,不少同志对这个关系我们事业全局成败的问题,还没有足够的认识。

胡耀邦以农村改革的成功来说明改革的重大意义。他说,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都为我国农业的极大好转而欢欣鼓舞,为什么曾经使我们大家最发愁的农业反而走到前头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在农业的政策、体制和经营管理上进行了巨大改革。既然农业的改革使我们争得了胜利,又学到了东西,这就给我们很大的启发,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其他战线的改革,也将会给我们带来新的胜利和新的领导才能。

在这个报告中,胡耀邦第一次提出了全面改革的思想。他说,改革的总方针,应当是:“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3] 478他对这个方针作了精辟的说明。

我们面临的改革是一次全面性的系统改革,除机构和经济方面的改革外,政法、外事、劳动、人事、宣传、科技、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卫生、体育以及各人民团体,总之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只有改革的侧重点不同,没有要不要改革的问题。

所谓全面,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

同时,他又强调,必须坚决而有秩序地改。改革要有步骤地进行,并且经过典型试验,以保证不会来回折腾和产生混乱。

胡耀邦结合当时的实际,阐明了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机构方面的改革,二是经济方面的改革,三是其他方面的改革。

胡耀邦阐明,要通过改革,打破“吃大锅饭”的局面,充分调动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生产力较快地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创造出更多的新的财富,使国家和人民都能较快地富裕起来。他说:“总之,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准。”以这3个“是否有利于”作为衡量各项改革的标准,是一个重要的创造。

胡耀邦鲜明地指出,共产党员必须具有勇于改革的思想。他说,勇于改革是革命者的品格。我们的思想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凡属符合人民利益和时代要求的新思想、新创造、新经验,我们都应当乐于吸收,凡属不符合新的历史任务和革命实践要求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我们都应当敢于抛弃。他提出,在新时期,我们一定要在全党同志中确立社会主义社会还要在各方面进行改革这样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指导思想。

胡耀邦提醒也告诫大家,在改革中要特别注意正确地对待主观世界改造这个问题。他尖锐地批评,某些人对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根本不热心,他们热心的是个人的利害得失,自己有利而国家要蒙受巨大损失的事竟然胆大妄为地干,自己无利而为国家和人民迫切需要的事,竟敢蛮横无理地扯皮到底。把党和人民赋予他们的重任和权力,看作自己称王称霸的资本。这是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是党内存在的为害最大的一种歪风邪气。他明确提出,对待这样的问题,应该是敢碰敢抓,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打开局面要有魄力,就包括对待这种歪风邪气要有鲜明的态度。现在看来,这是很有针对性预见性的正气凛然的一段话。

改革是十二大的重要精神。从实践上看,十二大以后,改革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更加突出了。胡耀邦在1983年初(春节前夕)作这样一个报告,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改革的任务,是很适时的,体现了他总揽全局的工作思路和魄力。胡耀邦同志的这个报告,体现了党的十二大的主要精神,是贯彻十二大路线的有力举措,因此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拥护。

胡耀邦的这个讲话,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论述了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和长期性以及改革的性质,提出了改革的总方针,阐明了当前改革的主要任务、进行改革的依靠力量,很有针对性地指出了共产党人在改革中应有的精神状态。作为我们党的总书记,发表这样的讲话,体现了党中央立志改革、实现四化的坚强决心,其意义非同一般。这是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来我们党的第一个改革宣言书。

胡耀邦的这个重要报告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也引起首都新闻界的重视。1983年1月2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新华社的电讯,大标题是:

胡耀邦同志谈领导四化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

“搞四化建设必须进行一系列改革

改革要贯穿四化建设的整个过程”

这个大标题就是胡耀邦讲话的主要精神,以后在《人民日报》反复出现。这说明,《人民日报》的改革宣传抓住了要领。此后,《人民日报》每天在第一版显著位置报道改革,并于2月2日、9日、17日发表3篇社论,题目分别是:《做改革的促进派》《做改革的卫护者》《坚决而有秩序地改革》。3篇社论比较准确地传达阐释了胡耀邦报告中的重要观点。《光明日报》也作了相应的报道。从此,全国改革的势头很好。

但是,正如胡耀邦在这个报告中所估计的那样,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问题决议》标志着党从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而不是说,在一切实际工作中都完成了这个任务,也不是各行各业的指导思想都已经端正了。实际上,从上到下,“左”还是根深蒂固、不可轻视的。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

对于胡耀邦的这个报告也有不同声音。譬如有人说胡耀邦这个报告“全文与十二大没有联系,还有同十二大精神不相符的地方”。还有人认为,胡耀邦提出搞以承包为中心的经营责任制,对贡献大的知识分子多给报酬,“这就是很大的问题”“已经发生了很大的问题”。他们这样提出质疑,我们究竟宣传的是什么主义?认为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要贯串实践共产主义这条红线,学习宣传十二大文件,一定要突出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等等。

应该说,这是当时我们党内存在的一种思想倾向,也应该是一种政治主张,并在新闻界、政治界引发了一些波动。胡耀邦的这一重要讲话也没有收进《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

但是,改革潮流,势不可挡,曲折是暂时的。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在胡耀邦主持下,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作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重要论断。邓小平对这个《决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国的改革终于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985年3月和5月,在胡耀邦主持下,党中央又相继作出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这3个关于体制改革的决定表明,中国的改革之舟,乘着历史的顺风,破浪前进,已经越过了几重山。

邓小平说:“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4]这是对历史伟大转折的精辟概括。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是历史伟大转折的两个主要内容,也是历史新时期的两个鲜明特点。胡耀邦在这两个方面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2]胡德平.中国为什么要改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3]胡耀邦.胡耀邦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谭晓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