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百年变迁及展望
作者:敖永春 周晓萍 马 鑫      阅读量:1005      时间:2021-12-21

[摘    要] 在建党百年奋斗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基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先后确立了培养农民革命意识、开展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四个不同时期的乡村文化建设目标导向。透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乡村文化建设变迁历程,厘清其内在逻辑,有利于实现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奋斗目标。要弘扬乡土文化,培养农民文化自信;深化产教融合,提升农民文化水平;加大乡村文化基础设施投入,保障乡村文化服务供给;创新乡村文化建设治理机制,激发乡村文化创造活力。

[关键词] 党的领导;乡村文化建设;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文化强国;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1] 2。乡村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点,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在建党100周年的历史节点,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文化建设的变迁历程,有助于厘清我们党百年来乡村文化建设的内在逻辑,创新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新举措,促进和实现乡村文化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

一、建党百年来乡村文化建设的变迁历程

在中国共产党建设乡村文化的百年伟大实践中,中国乡村文化建设经历了四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特色且内在关联的乡村文化建设目标导向特征。

(一)1921-1949年:通过乡村文化建设培养农民革命意识

从大革命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十分注重农村和农民运动,尤其是大革命失败后,党更加清醒认识到革命重心应转向农村。如何让农民这一中国革命主力军跟上革命的步伐,是中国共产党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关键因素。中国共产党从教育农民开始,不断破除乡村的旧文化和小农意识,引导农民认识到自身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所在,鼓励农民要有革命性和敢于斗争的精神,争取翻身解放。首先,积极发动和教育农民,在农村开办夜校,辅导农民学习文化,灌输革命道理,培养农民的革命意识。1924年到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下,先后在广东、湖北等地开办了多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北伐胜利后,党在湖北、湖南等地继续开办村民夜校、村民书报社等机构,仅在湖南韶山就开设了20所夜校,为消解农民的小农意识及陋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次,大力开展乡村扫盲运动,增强村民的阶级意识。1933年,苏区发布了《消灭文盲决议案》,要求每个乡设立夜学、消灭文盲协会、半日学校等文化机构;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在1940年和1944年都下达专门文件,指示培养知识分子和提出扫除文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最后,积极营造乡村文明,调动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苏区为了破除农村封建迷信的旧文化,分别从制度、休闲文化活动、文明生活方式等方面做出相应规定。如在制度上,苏区政府领导农民剥夺了地主侵占的土地,还规定将庙宇、教会、氏族等非法占有的土地还给农民;在休闲文化活动上,主张文艺下乡,通过文艺作品的渲染帮助农民逐步从宗法观念和封建迷信思想中解脱出来;在文明生活建设上,通过突击性群众运动、立法、榜样教育等方式对烟毒、赌博等恶习进行严厉打击,提倡健康生活方式[2] 55

(二)1949-1978年:通过乡村文化建设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需要涤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另一方面需要启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程。当时的中国乡村一片凋零,农民深陷贫穷,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改革,翻身农民第一次拥有自己的土地,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但是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过程中,在农民阶层产生了不同的反应。特别是将广大农民通过人民公社组织形式整合起来以后,有的地方甚至产生“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的问题[3]。改革开放以后对当年的某些农村组织形式及其组织方法进行了纠正。

在此期间,党中央通过乡村文化建设对农民开展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教育,一是广泛开展农村扫盲运动,提升农民文化素质。比起革命战争时期,此时的扫盲不仅仅是号召,而是更为广泛和更具政策力的运动。扫盲不仅帮助村民识字和算账,还将时事政策教育与生产技术教育融合进来,逐步提升农民的综合素养。二是增强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1952年教育部发布了《冬学运动的通知》,要求向广大农民宣传新中国成立3年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特别是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等内容,大力开展爱国增产、生产合作、劳动互助、工农联盟和社会主义前途教育[4] 307。当时冬学活动还结合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积极培育广大农民的政治认同感和集体主义观念,克服个人主义意识,扬弃乡村旧的传统文化,开始形成了以集体主义为内核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形态。三是以新社会出现的正反典型教育农民。这一时期不仅通过树立时传祥、焦裕禄、王进喜等一批先进楷模代表,还通过惩戒偷奸耍滑者和极端自私自利者,引导农民群众养成艰苦奋斗精神和劳动光荣的品质,坚定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信念。

(三)1978-2012年: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10年“文革”使得乡村文化建设一度受挫。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定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路线,为乡村文化建设指引新的方向。1980年,邓小平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还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5] 367。精神文明不仅仅是指教育、文化、科学、卫生等方面,还包含共产主义信念、革命的立场、道德等内容,这为当时中国乡村文化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成为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乡村文化建设的重点任务。具体包括:一是加强乡村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农民摆脱落后封建思想和腐朽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1983年起,党中央发布多项文件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乡村各项改革和生产生活中,提升农民的思想觉悟。二是开展“燎原计划”,大力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养。1991年,党中央开展教育综合改革的“燎原计划”,统筹发展基础教育、成人教育以及职业技术教育,同时要求县乡办好各种技术学校和培训班,全方位提高农民的文化素养[6] 129。三是加强乡村公共文化的顶层设计,营造良好的乡村文化发展空间。各级党委政府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加强乡镇文化站建设,增设戏剧院和电影院,改善乡村网络条件等惠民工程,不断拓展乡村公共文化发展的空间。四是以制度化推进乡村民众健康生活方式。1982年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1986年开展移风易俗活动,1991年开展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娱活动,2008年开展树立社会新风尚活动,等等,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乡村民众养成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基本遵循。

(四)2012年至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升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高度,以乡村振兴为主导,建设乡村文化,提升农民素质,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第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推进乡村思想道德建设。不仅以正乡风、淳民风、兴家风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水平和村民思想道德素养,还依托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和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传播主流价值观,不断提升村民的文明素养。第二,完善公共文化建设,逐步实现农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规范化、均等化、城乡发展一体化。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大力增加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供给,实施数字乡村文化、广播电视村村通、户户通等工程,采取培育和引进相结合的乡村文化人才战略以及改善乡村文化建设管理机制、协调机制、监督机制,保障乡村公共文化的服务供给。第三,以推行乡村振兴战略统筹乡村文化建设。2018年党中央着力解决“三农”问题,发布中央一号文件,开展一系列乡村振兴战略工作部署,优化乡村文化建设的制度环境和教育环境,加强乡村产业建设,为乡村文化建设提供经济支持和人才储备。第四,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助推乡村文化建设。完善“三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既是化解“三农”问题的基本保障,也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自治需要农民主体首先具有自觉性,要求乡村文化建设培养一种独立、自律的精神;法治是为了破除传统人治中的人情世故,营造学法、懂法、用法、守法的浓厚氛围;德治立足于现代社会公德意识和公共精神的培养,树立乡村社会新风尚。

二、建党百年来乡村文化建设的内在逻辑

建党百年来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进程是变与不变的统一。变的是乡村文化建设在不同时期具有的不同任务特点,不变的是我们党坚定推进乡村文化建设和提升农民精神风貌的初心。通过把握“变”与“不变”的深层逻辑,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百年来领导乡村文化建设一直遵循了四个内在逻辑。

(一)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根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有效指导乡村文化建设,不断解决乡村文化建设出现的实际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通过开办讲习所、夜校、忆苦思甜等形式启迪村民认识到自己是乡村文化的创造者和拥有者,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力量,从而培养农民的革命意识。新中国建立后,党利用自身掌握的国家政权优势,革除旧的文化体制,肃清落后愚昧的封建恶习,让广大农民自觉接受社会主义文化的熏陶,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党中央颁布专门规定加强各级各类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开设唯物史观、实践论、社会发展史等课程,培养出一大批具备一定政治素养的工农干部和积极分子。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要求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广大乡村干部和群众,通过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取缔法轮功、社会主义教育等活动,推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入新时代,党中央一方面通过建设文明实践中心、举办群众性精神文明活动、开办农家书屋等渠道,组织农民群众学习政策、学习文化、学习科普知识;另一方面突出强调在乡村文化建设中既要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能动性,又要满足农民群众的多元文化需求。

(二)始终坚持党对乡村文化建设的领导

乡村文化建设是一项牵涉全局、立足长远的系统工程,坚持党对乡村文化建设的领导是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始终意识到乡村文化建设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毛泽东同志曾指出:“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中国。”[7] 72 从特定意义上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建立在农民思想政治文化素养不断提升的基础之上的。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通过发布一系列重要指示,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举办一系列学习教育活动,领导农民摈弃旧式文化,克服旧的陋习,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活动,使社会主义思想和文化占据农村主导地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的领导集体继续发扬党领导乡村文化建设的优良传统。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5] 39。江泽民同志要求各级党组织坚持在农村工作中抓好农村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8] 276。胡锦涛同志强调党的领导是做好乡村文化建设的关键原则。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视乡村文化建设,进一步完善党领导下的乡村文化建设体制机制,确保党在乡村文化建设中总揽全局的地位。从1982年到2021年期间,党中央相继颁布23个指导乡村建设的一号文件,均将坚持党对乡村文化建设的领导作为重要内容。

(三)始终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发展动力

由于不同时期国家建设任务目标不同,乡村文化建设随着时代和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而不断改革创新,促进乡村文化建设深入发展,切实充实农民的精神财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阶级虽然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但由于长期深受地主阶级压迫和封建文化的影响,他们的革命意志受到影响,文化知识不足,文化水平偏低。在动员组织农民阶级参加中国革命斗争中,亟需开启乡村启蒙运动,驱散长期笼罩在中国乡村的旧文化旧意识,增强村民的阶级意识和自主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鉴于农民较低的文化水平和较为浓郁的小农意识,党中央将乡村文化建设的主要方法转变为以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为重点的乡村文化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促进了乡村发展变化,面对诚信缺失、拜金主义、道德滑坡等负面影响,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升农民的精神风貌和整体素质;进入新时代,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尽最大努力消除城乡文化发展失衡、改善农村文化建设相对落后的状况,推进城乡文化服务一体化,推动城乡教育平等化,实现乡村文化全面振兴,使广大农民在文化建设和发展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四)始终坚持以保障人民的利益为落脚点

乡村文化建设的目的是提升村民的综合素养,助推乡村繁荣和振兴,不断提高农民的幸福指数。中华传统文化中并不缺乏重农和民本思想,但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本质上农民的社会地位低下,文化知识指数也极为低下。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采取一系列举措建设乡村文化,惠及广大农民。在革命战争时期,党组织和苏区政府通过开办夜校、识字班、农民运动讲习所等途径,提高农民文化水平,唤醒农民参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意识,并在党的领导下实现农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不仅积极实施全国识字扫盲运动,提升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还通过冬学活动、典型教育、扫除陋俗文化等形式,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开展社会主义教育,逐步引导农民自觉地由小农意识转化为社会主义意识,强化村民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观念。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大力开展教育综合改革的“燎原计划”,免除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学杂费,加强乡村文化惠民工程建设,确保了村民享有受教育权利,提升村民的文化素质、道德修养、法治意识。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将以人民为中心理念贯彻落实到乡村文化建设中,通过大力推进城乡文化一体化建设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三、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实现路径

当前,乡村文化建设如火如荼。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乡村文化建设取得丰富成果的历史进程和内在逻辑,旨在立足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大背景,优化乡村文化振兴路径,实现新时代乡村振兴和乡村文化全面振兴。

(一)弘扬乡土文化,培养农民文化自信

乡土文化繁荣发展是乡村振兴的精神源泉。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工业化发展和城市文化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挤压了乡村社会及其文化空间,使得乡土文化一度沦为落后的代名词,也使得农民的文化自信受挫。乡土文化历来与农民息息相连,只有弘扬乡土文化,才能激发农民的主体性,增强农民文化自信,促进乡村文化发展。具体而言,一是要加强乡土文化教育,帮助农村年轻一代实现文化自觉。农村年轻一代身处“三观”培育期,具有很强的可塑性,要通过乡土文化教育,鼓励他们以理性、科学、自信的态度正确对待自己所处的环境,正确认识乡土文化,坚定建设乡村文化、实现乡村振兴的信念。二是要挖掘乡土文化资源,打造乡土文化品牌,这是激励农民重拾乡村文化自信心的最佳途径。在这个过程中,各级党委政府要组织农民挖掘和展示当地乡土文化资源,充分发挥乡土文化润物细无声的功能,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引导他们热爱家乡、建设家乡。三是要激励乡贤人才发挥正能量作用。乡贤是指品行和学问受人尊重的农村精英。他们不但对乡土文化具有深刻认识,而且能将健康的乡土文化以知识传递或者以身作则的榜样力量传递给农民,具有让村民信服的能力。要切实发挥乡贤在振兴乡村文化中的重要作用。

(二)深化产教融合,提升村民文化素养和技术水平

当前农村部分地方出现老龄化、空心化、乡村萧条的现象。主要原因在于乡村经济发展不够,与农民美好生活的愿望不相适应。推进乡村振兴关键在产业振兴,产业兴旺关键在人才,人才培养的途径在于教育。深化产教融合能在很大程度上起到育人才、引人才、留人才的重要作用,带动乡村经济发展,从而促进乡村文化建设。推进产教融合深化发展需要政府、产业、职业院校等多方协同助力。一是政府要通过奖励机制引入和发展优秀特色产业,围绕当地特色产业需求,加强与相关院校合作,引导各类学校建立对接产业所需的人才培养模式,既为乡村劳动人口创造就业岗位,又在一定程度上留住农村青年,培养出产业所需的专业人才。二是抓住县域职教中心与乡镇学校和社区教育中心的对接。由于较好的职业教育学校主要分布在城市或城镇范围,县域职教中心分布在县城,主要承担农村职业教育重要功能。因此要打破城乡地理空间的限制,促进县域职教中心与乡镇社区教育中心和村民学校有效对接,这有利于层层向下推进互助培训合作,让村民获得一技之长。三是农村职业教育融入到农村产业簇群与产业链中,并在乡村产业上游资产链与下游业务链机制中发挥融合作用,使得在推进乡村经济发展的同时,提升村民素质[9]

(三)加大乡村文化基础设施投入,保障乡村文化服务供给

目前,大部分农村的文化设施趋于完善,但仍存在少部分地区的文化基础设施相对落后,文化设施提档升级滞后,文化活动设施配套不足,缺乏专门文化管理人员等情况。主要原因是对基层乡村文化建设投入有限,相关部门对加大基层文化建设的意识不够强,缺乏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专门队伍,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不均衡,在公共文化供需方面不对称,等等[10]。这需要各级党委、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做出不懈努力,努力补齐短板。首先,要严格落实乡村文化建设负责制,明确各级政府是乡村文化建设责任的主体,尤其是县乡两级政府要肩负起乡村文化建设重担;其次,要出台优惠政策,将企业和个人对乡村文化基础设施的捐赠实行减免或税前扣除,鼓励全社会加大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再次,要建设一支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专门队伍,采取优惠措施引进优秀人才到乡镇文化站工作,加大对公共文化服务人员的教育培训,制定多途径职称评比办法等激励措施。最后,基于许多乡村地区留守儿童、妇女、老人等居多的状况,要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不同人群的精神文化需求,为不同群体农民精心配置文化套餐,如举办讲座、读书会、心理咨询与辅导、文艺表演、影视观摩等活动,不断满足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扎实推进乡村文化建设。

(四)创新乡村文化建设治理机制,激发乡村文化创造活力

乡村文化建设治理机制有着全局性、基础性作用,为文化塑魂育人提供动力。目前,乡村文化治理存在三种机制:一是行政发包机制,即上级政府通过从上到下派发文化资源[11];二是分类控制机制,即乡镇政府通过与社会组织合作,形成乡村文化治理的分类实施与管理[12] 285-289;三是项目机制,即通过国家文化和旅游部门以具体项目将增量文化资源直接下沉到乡镇[13] 113。这三种治理机制都依靠乡镇政府这一主体推进实施。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基层乡镇政府难以有效地运作和协调这三种治理形式,使得乡村文化治理有时只能悬浮在乡镇政府的会议传达、表格填写、工作汇报等文本性表达上,呈现出效率低下、表面文章等形式主义。为此,需要创新乡村文化治理机制,激发乡村文化创造活力。第一,要构建以基层党组织为引领,乡镇政府、村民及其村民组织、社会组织四位一体的乡村文化治理体系。乡村文化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凝聚多方合力,汇集治理智慧,坚持一核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原则,确保乡村文化治理的正确方向,满足农民的文化需求。第二,要构建乡村文化各个主体的权责清单,以制度形式严格划定各个治理主体的权责边界和彼此之间的权责关系,推动各主体协作治理,形成治理合力。第三,要建立系统有效的乡村文化治理激励机制,坚持以精神激励为主、物质激励为辅的原则,注重奖优罚劣激励度量衡,激励干部恪尽职守,党员务实尽责,群众遵规守则,形成良好的乡村文化自治局面。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自信,是国家和民族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也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乡村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乡村振兴的全过程。乡村文化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精神密码,是实现国家整体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加强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对不断化解“三农”问题,提升广大农民的精神风貌,形成乡村文明新风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而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优良的文化环境和强大的精神力量具有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Z].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2]  张世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9.

[3]  张海荣.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文化治理的逻辑演进[J].人民论坛,2021,(10).

[4]  刘立德,谢春风.新中国扫盲教育史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5]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下)[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7]  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8]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9]  徐小容,李炯光,苟淋.产业振兴:职业教育与乡村产业的融合机理及旨归[J].民族教育研究,2020,(3).

[10]  祁述裕.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五个着力点[J].行政管理改革,2019,(5).

[11]  周黎安.行政发包制[J].社会,2014,(6).

[12]  康晓光,韩恒,卢宪英.行政吸纳社会:当代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M].香港:世界科技出版社,2010.

[13]  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J].中国社会科学,2012,(5).

The Hundred Years' Changes and Prospect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AO Yongchun, ZHOU Xiaoping, MA Xin

Abstract: During the centuries-old struggle of the party, based on different historical backgrounds and social environment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successively established four groups: cultivating farmers’ revolutionary consciousness, developing socialist and communist education, building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and building a socialist cultural power. The goal-oriented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different periods. Looking through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culture in the past century and clarifying its internal logic is conducive to achieving the goal of revitalizing rural culture in the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local culture and cultivate the cultural confidence of farmers; deepen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to improve the cultural level of farmers; increase investment in rural cultural infrastructure to ensure the supply of rural cultural services; innovate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 for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to stimulate the creative vitality of rural culture.

Keywords: Party leadership;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cultural power;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作者简介] 敖永春(1977-),男,江西新余人,重庆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周晓萍(1996-),广东揭阳人,重庆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马鑫(1995-),女,重庆长寿人,重庆邮电大学通信学院辅导员。